浅谈扬雄方言研究后继乏人的原因

霜叶红

作者:邵则遂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来源：光明日报  来源：http://www.gmw.cn/content/2007-10/17/content_681815.htm

       西汉末年，扬雄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全国性的方言调查：调查对象有到京城来的官吏、贡举的孝廉和轮流守卫京城的士兵。调查研究工作持续了二十七年,后写成《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共十五卷,当时的人就誉之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

　　《方言》是第一次用个人力量进行全国性方言词汇调查的书,是中国乃至世界语言学史上第一部以活的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方言词汇专著。欧洲同类著作晚至十八世纪才问世。可惜,能够继承扬雄精神的只有晋代的郭璞,他的《方言注》常常举出晋代的方言和扬雄所记的汉代方言相比较,其后就无来者。究其原因,一般认为,方言俚语被看成是“鄙俗”、“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受到封建统治者和一般文人的歧视和排斥,方言调查研究所以衰微了。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西汉以后皇家不再重视方言调查。我国周代就有调查方言的传统。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序》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常璩《华阳国志》卷十说：“此使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也。”“令人君坐帏幕之中,知绝遐异俗之语”（扬雄语）。那时诸侯林立,周天子通过采风了解民情,以便加强中央政府与地方的联系。秦统一以后,我国的疆域扩大,人口增多,方言的差异也加大了。汉王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力量,化解方言不通,言语阻隔,影响交际的矛盾,有必要采取措施通方国之语,就要研究方言。刘歆《与扬雄书》说：“今圣朝留心典誥,发精于殊语,欲以验考四方之事,不劳戎马高车之使,坐知傜俗。”扬雄的方言调查研究是受到汉成帝的支持的。扬雄四十三岁在长安任黄门侍郎时,上书给汉成帝,要求给他三年薪俸,摆脱公务,能到皇家档案馆查阅周秦留下来的方言资料。汉成帝答应了他的要求,薪俸照旧,还赐钱六万。东汉时儒家独尊,经学成为主流,君主就不大重视方言调查了,方言研究边缘化了。  　　

       扬雄作《方言》,想在方俗习语中寻求五经训诂证验,即“初別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方言·释古今语》）。先秦经书中有些方言成分,后人不易懂得,可以拿汉代活的语言来和古书的词两相对照着寻求可靠解释。东汉末年,古文经定为独尊,郑玄集说解经书之大成,先秦文言成为通用书面语,能够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汉末以后书面语中方言成分越来越少,训诂工作也就不太需要以今释古了。郑玄之后,小学以训诂为中心逐步转到以音韵为中心。六朝时期,也出现过“各有土风”带有方言性质的韵书,但由于隋唐以后对共同语的要求迫切,着重中原正音,排斥方言的风气在音韵研究上非常突出,代表读书音系统的《切韵》一出,这些韵书就都消亡了。  　　

     扬雄是以人们口头的活语言作为研究对象,扬雄当时对口语是有清醒认识的。《方言》记载了近300个“奇字”（传世的先秦两汉文献中没有见到过的字）,着重点在语音,其目的是记录语言,冲破了文字的藩篱。方言口语在不断演变,汉字变化却很慢，有时会掩盖口语的发展。扬雄以降的学者没有认识到语言的发展,就难以把语言当作一个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其中最活跃的方言口语也就不能进入他们的视野,更谈不上系统的研究了。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霜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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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 西汉宣帝甘露元年—新莽天风五年(公元前53年—公元18)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人。因祖上定居郫县，其地有田宅农桑，故又称“郫人”．汉成帝时得荐为郎，给事黄门，直到王莽称帝时才擢为大夫。扬雄生平学问渊博，才识绝伦，著述宏富，他不仅是西汉一位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天文历法家和语言学家，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
  
扬雄据《尔雅》体例编成十三卷《方言》．该书耗时二十七年，集古籍所载与当时调查     所获，汇聚同义词语，分注通行地域，至今仍是语言学上的重要典籍和宝贵资料．此外扬雄曾续众《苍颉》之上古史文字作《训纂》，整理成三十四章，收载二千另四十字，惜早已失传。正史上记载有刘蔡等尚从扬雄学作“奇字”(上古文，可见他又是文字学的大宗师。北魏王愔《古今文字志目》所列秦、汉、吴五 十九人中有扬雄，据此可知子云还长于书法．

《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方言著作。这部书是扬雄在收集       了周代记录的方言资料和实际调查了当时方言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今本十三卷，共六百六十九条，一万一千九百多字，其中一部分为汉、魏学者所增。体例仿《尔雅》，所收词汇虽不标门类，但基本上是按内容分类编排的。 释词一般是先列举一些不同方言的同义词，然后用一个通行地区广泛的词来加以解释，以下大都还要说明某词属于某地方言。 也有时先提出一个通名，然后说明在不同方言中的不同名称。《方言》一书所记方言地域广阔，东起东齐海岱，西至秦陇凉州，北起燕赵，南至沅湘九嶷，另外还涉及了朝鲜半岛北部的一些方言，从这部书中基本上能看出秦、汉时代方言区域的梗概。是我国第一部记载全国性实际方言情况的方言词典。 书中收集并保存了相当的汉代口语词汇，为我们了解汉代普通话的词汇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我们研究古今语音语义的变化规律提供了很好的资料。《方言》最早的注本是晋代郭璞的《方言注》，常常能用晋代的方言和汉代的方言来人作比较，能通古今。清代研究《方言》的也有多家，其中成就较高的是戴震的《方言疏证》和钱绎的《方言笺疏》，都对《方言》作了很好的整理和阐发。《方言疏证》对《方言》一书作了细致的文字校正，并逐条作了疏证，是研究《方言》的重要参考书。《方言笺疏》广片博引，材料比较丰富，而且能从声音上去解释词义，成就较高。

    对于古朝鲜地区的语言,最有权威性的旁证就是扬雄的《 方言》一书。《 方言》中的资料不是西汉扬雄在世时的资料而是自西周以来，经春秋到战国时期积存下来的有关中国远古语言资料。《 方言》中的词汇大部分是单音节的中国语，而不是多音节的朝鲜语（现代或者古代的朝鲜语都是多音节的！！！）连一点朝鲜语的痕迹都没有！！！

例如“鍑，北燕，朝鲜，洌水之间，或谓之錪，或谓之（金边+井）；江淮，陈楚之间，谓之锜，或谓之镂 ，吴，扬之间，谓之鬲”。
又例如“臿，燕之东北，朝鲜，洌水之间谓之钭，宋，魏之间，谓之铧，或谓之（金+韦），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臿，沅湘之间，谓之畚，赵，魏之间，谓之喿，东齐谓之（木+里）”。

又例如“貔，陈楚江淮之间谓之（豹旁+来），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豹旁+否）”。

《 方言》中诸如“北燕，朝鲜，洌水之间”，“燕之东北，朝鲜，洌水之间”“北燕，朝鲜之间”的提法有2 6处之多。可见燕与洌水，古朝鲜一带都属于同一方言区。古朝鲜一带的主要居民是华夏人。

霜叶红

作者：将无同  来源：http://www.wangf.net/02/004/001.htm

　　西汉扬雄所编《方言》，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十几年前曾认真读过几遍。可惜自己不懂语言学，所以一直不敢乱说。只是在一篇讨论汉代政治文化中心转移的文章中略略涉及。我当时写道：“根据《方言》的介绍，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第一，各地方言从战国到西汉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是因为，该书大量使用了诸如秦、楚、赵、魏、周、韩、郑等战国国名来标明区域界限，方言区有着明显的战国痕迹。扬雄编撰此书时，除去查阅典籍外，更多地是向来京城的孝廉、卫卒了解各自地区的方言。孝廉、卫卒不可能通晓久已失传的古代方言。他们所提供的只能是当时正在使用的方言。当时使用的方言表现出战国的区域特征，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即从战国到西汉，方言区基本没有变化。（关于这种现象，可以参阅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第二，《方言》也记载了一些普通语，这些普通语按周祖谟先生的意见，“是以秦晋语为主的”。上述两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一方面，西汉去战国不远，旧有的历史传统依然顽强存在，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对楚地、齐地、河北赵、魏等地的风俗描述也能使我们感受到，他生活的时代还未迈出战国的历史之门。可以说，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从文化上看，战国并未结束。从另一方面看，秦汉统一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已初露端倪。秦晋方言多为普通语，这与该地的政治中心地位是相适应的。”

　　除了这些认识之外，《方言》还能给我们一些其他的启示。《方言》在表述上，多数情况下是先列方言词，最后列出通用语，如《方言》卷一：“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党”、“晓”、“哲”都是方言词，而“知”则是通用语。
但是也有的时候编者却不是这样处理的。卷九舟条：“舟，自关而西谓之船，自关而东或谓之舟，或谓之航。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小舸谓之艖，艖谓之艒●。小 艒 ● 謂 之 艇，艇长而薄者谓之艜，短而深者谓之 ，小而深者謂之……”（许多字打不出来，转引至此。）南方地区关于“舟”的种种称谓在其它地区找不到对应语，更没有通用语，所以编者在此放弃了常用的方式，而是用解释性的文字来说明词意。有些表示心理状态的词汇也是这样处理的。我想，这些需要解释的、在其他地区没有对应语的词汇更值得关注。因为这类词汇更能反映当地文化特征。以前读书时，我的印象是，在识别不同民族语言时，语言学家好像比较关注如山、河、日、月、手、足等基本词汇的同异。不过，在分析同种语言内部的不同方言时，各地在基本词汇上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

　　《方言》呈现出的最大特点是，较大的方言区都在中原四周，如秦晋区、河北赵魏区、北燕朝鲜区、齐区、吴越区、楚区，而中原地区的情况却十分混乱，根据不同的方言词汇可以划出许多不同的区域，如陈楚宋魏区、陈楚宋卫区、宋魏区、陈楚区、周韩郑区、周韩郑卫区等等。严耕望先生在《扬雄所记先秦方言地理区》中将这些混乱的区域合并成一个“中原区”。这恐怕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恰好是流行于这一地区的方言词汇。在我看来，中原地区绝对不构成一个方言区，这是中原地区最大的特点。我的猜测是，中原地区四通八达，战国时期周边大国林立，中原诸小国不仅在政治上被迫“朝秦暮楚”，而且在语言上也被周边大国撕碎了，所以难以形成统一的、排它的方言区。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注意。按严耕望先生的考证，上面提到的“陈楚宋魏”中的“楚”并不是指楚国的全境，而只是“指淮北之陈蔡汝颍地区而言，至多扩及淮水南北，决非指荆楚（郢楚）故地而言也。”严氏此说有可靠的史料依据，完全可以相信。《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索隐：“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属楚，故云楚苦县。”“庄子者，蒙人也，名周。”索隐：“刘向《别录》云宋之蒙人也。”按此，老、庄正在“陈楚宋魏”区域内。“苦”、“蒙”均在今河南境内。过去论及老、庄思想，学者都强调其楚文化的背景。这是不错的，楚国多神话，按民俗学的解释，神话与传说不同，神话偏重于解释。在神话的土壤上容易产生像老、庄那样较为纯粹的哲学。但当我们注意到老、庄生活的具体地域时，上述解释又显得有些不够了。为什么老、庄思想未能产生在更南方的楚国腹地呢？为什么他们恰好出自楚文化圈的最北部呢？要知道，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这里已经不属于南方了，而是属于河、淮平原。

　　我们试着解释一下。《史记·货殖列传》称：“陈在楚、夏之交。”正义云：“言陈南则楚，西及北则夏，故云‘楚、夏之交’。”陈地如此，其实从广义上看，“陈楚宋魏”整个地区（这里所说的“魏”也不是指魏之全境，而是指与陈楚宋连接的部分魏地。）都处在南北文化交汇的位置上。这样的地区是容易产生新思想的。相反，过于闭塞的南楚腹地要落后得多，不易有新思想发生。

　　“边缘地区”是重要的。春秋战国以来，原本落后的秦、楚都在向中原发展，最终到达了“边缘地区”，这对于它们接受新文化、国势趋强是至关重要的。《战国策》说：“凡天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为什么燕最弱？我想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燕远离中原地区，未能到达“边缘地区”，从而难以接受新文化。从方言上看，燕虽然与齐，以及与河北之赵魏有些共同的方言词汇，但更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方言词汇却是在“北燕朝鲜之间”。这说明燕主要的交流对象是比它更为落后的地区。这就制约了它的发展。

　　最后再说说普通语的问题。按前文引周祖谟先生所说，西汉时代“秦晋”语居于普通语的位置。但到后来却有了变化。陈寅恪先生在《东晋南朝之吴语》中分析了“吴语”、“洛生咏”诸问题。他最后说：“永嘉南渡之士族其北方原籍虽各有不同，然大抵操洛阳近傍之方言，似无疑义。故吴人之仿效北语亦当同是洛阳近傍之方言，如洛生咏即是一证也。”陈先生的分析不误。如此，则“洛阳近傍”之方言已经取代了过去秦晋方言的普通语地位。这种转移当是发生在东汉到西晋这一时期。东汉魏晋，政治文化中心都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这当是造成普通语转移的最重要原因。

　　作为历史研究者，应该懂得些语言学的知识。我虽不懂，不过偶尔去串串门也感到有收获，也会受到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