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知青題材與紅衛兵寫作研究

梦的轻波

------------------------------------------------------------------------------------------------------
作者： 曹惠英
韓國江原道翰林大學中國學系講师
来源:左岸会馆



引　言

　　80年代寫作對「文革」採取全面否定的態度：它批判了高度的專制統治引起的人性的毀滅，以此形成一種人道主義召喚。這種對人性被破壞的控訴和要求恢復的主張主要體現在傷痕、反思等文學思潮中。通過這種文學寫作來否定文革，與11屆3中全會以後的中共將極左路線和個人崇拜文化的弊端主要轉嫁給四人幫，以此整理文革的基本立場，沒有任何矛盾。同樣，80年代中期的尋根以及「文化熱」思潮對文革封建色彩的刻畫也沒有違背當時官方對文革的解釋。

　　但是，進入90年代之後，對文革的敘述展現出與80年代這種官民「合作」不同的面貌。首先，貧富差距的深化和「下崗」大潮引起的對過去安全感的嚮往導致了90年代初風行一時的「毛澤東熱」。還有90年代初興起的「知青文化熱」現象到了98年前後以紀念上山下鄉30周年為由再次在圖書市場形成熱潮。在商業炒作過程中，這種90年代文革題材寫作迎合了大眾的窺秘心理，在文學界則出現了一些作家肯定過去的理想主義和道德風尚的代表性聲音。在學術界，95、96年香港的《二十一世紀》專門安排了文革紅衛兵運動研究，也是值得注意的現象。由此可見，90年代對文革的敘述呈現出與80年代不同的面貌。

　　8、90年代對文革如此相異的見解，顯然反映了時代背景、官方意識形態的介入等因素的影響。不僅如此，由誰來敘述文革這一問題也成為主要變數。在文革時被稱為「右派知識份子」、在文革後恢復名譽的「5．7族」對文革一直採取否定敘述，紅衛兵-知青這一代人對文革的敘述和他們很不一樣，展現出一種矛盾狀態。這很可能與這一代親自參加、推進文革的經歷有關。因此，本論文把重點主要放在文革時期出現的、圍繞紅衛兵和知青運動這類題材的寫作之上，試圖借此重新探討文革。

一　文革時期兩類不同的知青小說

　　對文革時期公開發表的知青題材小說的研究，目前尚未有任何研究，很難找出完整的作品目錄。本論文評述的作品主要是《走出歷史的霧靄》1前言中提到的幾部，以及筆者在北京各大圖書館保存的作品目錄中發現的作品，主要包括《軍隊的女兒》、《邊疆曉歌》、《軍墾戰歌》、《征途》、《劍河浪》、《分界限》、《青春》、《鐵旋風》等。

　　眾所周知，文革時期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從情節構思、人物設置到敘述方式，都依據當時的官方標準，表現出「作品人物的符碼化和情節結構的規格化」2 傾向。所謂符碼化的人物譜系，首先是「高大而完美的主要英雄人物」，第二是「圍繞主要英雄的若干非主要的英雄或正面人物」，第三是，「作為英雄人物的對立面的,通常是階級敵對力量」，即反面人物。在此之外還有「在正面力量與其對立面之間，設置了的各種問題人物(落後人物)」3。情節結構的模式則是，圍繞主要事件(革命事業、生產建設工作等)展開階級衝突。 一般的結局是:「主要英雄人物(和正面人物)在群眾的支持下，教育、爭取問題人物，作好孤立、戰勝敵對勢力」4。

　　這一時期知青題材小說一般都遵守上述文革時期小說規則。首先，在人物安排上，它納入為出身（成分）符號嚴格規定的人物角色秩序。比如「知青英雄」的父母當中，有一位是革命烈士，在世的另一位則屬工人等勞動階級。他（她）非常支持知青運動，並以憶苦教育來堅定知青英雄的信念。「老領導」在舊社會裏一般是雇農出身，具有抗日或解放戰爭經歷，在作品裏擔任黨的書記或軍隊農場的政委、連長等職位。作品中的「貧下中農」也有一些是參加過抗日或解放戰爭的民兵，一般是在舊社會裏受地主壓迫的苦大仇深的窮人，在情節發展高潮中對知青進行憶苦教育。其他知青 「正面人物」的出身在作品中一般很少提及。「落後人物」有落後幹部和落後知青兩類。落後幹部一般擔任實務型工作，如生產隊隊長，工作組組長、廠長、車間主任等職位。落後幹部的最大特點是講究經濟效率。落後知青一般是知識份子階層或者比較富裕人家的子女，他們的問題體現在追求個人名利和生活安逸上。「反面人物」大都是落後幹部的下級，如生產隊會計（相對于生產隊長）、車間主任（相對于廠長）等。反面人物的代表性符號是跟國民黨有關的身份和歷史。榮華富貴的過去使他始終不滿現在的處境，不斷試圖破壞革命工作。英雄人物幫助落後人物，教導他們一起站在革命隊伍裏，以此孤立反面人物。同樣反面人物也努力拉攏落後人物，爭取他們，使他們懷疑革命勢力。

　　正如文革時期公開發表的其他小說一樣，知青小說的情節多依靠英雄人物(知青英雄)在革命事業當中的模範行為，和反面人物(階級敵人)在其中的妨礙、破壞活動展開。當然情節的曲折、發展和高潮缺少不了正面人物(老領導、貧下中農、正面知青)對英雄人物的認同、支持、幫助，和落後人物(落後知青、落後幹部等)的失誤給反面人物提供藉口等因素。知青正面勢力要面對各種反面勢力的攻擊，首先是對知青運動本身的拒絕。比如小說一開始，知青們抱著「廣大天地，大有作為」的熱情上山下鄉時，反面勢力往往以父母的親情,或耽誤年輕人的前途等理由拉後腿。一開始進行革命任務(保衛·建設邊疆、開荒種田、建設水利工程、農業科學研究等)，就遇到很多來自階級敵人和落後人物的破壞和懷疑。反面人物常常抱著以經濟為綱的思想，宣揚「知識青年幹簡單的農家活不合理5」、「他們又不能幹活，白吃咱貧下中農的飯」 、「反正他們待不長」 6 等，以此懷疑、否定知青運動的合法性。作品中的另一情節要素是，知青們進行生產建設時遇到大自然災害和考驗，包括開墾大面積森林、 荒地、鹽鹼地遇到的困難，以及水災或火災、傳染病等。這些災難有時候也被描述為敵對勢力活動的一部分，或由他們引起。7

　　不過，除了這些共同點之外，達400至800頁的每部大作仍有各自的特點；首先，描述50年代後期雲南城市知識青年到邊疆部隊勞動、紮根故事的《邊疆曉歌》8 ，和文革時期出版的知青小說相比，具有更多十七年時期的美學特徵：如較為自然、放鬆的敘述方法，以及很重視學歷等社會風氣。9 而且，作為英雄人物和女主人公為革命事業奮鬥、取得成果的補償，就是他們得到升學的機會。這種結局是文革時期出版的知青小說中看不到的。當然，知青們在紮根邊疆的過程中遇到的障礙，主要來自重要落後人物10強調經濟利潤，或處地太偏僻等，以此對墾荒提出懷疑，以及在當地代代流傳的瘟疫。同時刻畫了高大全的知青英雄人物林志高克服一切困難完成建設邊疆任務的積極作用。

　　66年出版的《軍隊的女兒》11 不是以知青英雄人物為中心的正面力量和階級敵人為主的反面勢力之間進行的鬥爭為主要情節，而是以在自然災害和身體疾病等障礙中考驗知青英雄的主觀意志作為情節發展的主要動力，在其他知青小說裏很少見。由此這部作品成功地完成了不需要現實敵人的抽象反對工作，建立了戰勝身體疾病的知青英雄因素。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老領導和知青英雄之間的關係。海英雖然對革命工作表示近乎偏執症的熱情，可是她拖著瘦弱的身體，請求「讓我做點工作吧」，是個引人同情的少女形象。而在作品中外號 「太陽公公」的老連長對海英的教導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海英當初是想當拖拉機司機才支邊的，後來通過連長的教導覺悟到能夠為革命、為人民服務，所有的職業都是有意義的。海英因失去聽覺而傷心時，老領導告訴她怎么去練「看」話等等。最後海英發揮出超人的精神力量，打開一般正常人也難以打開的水壩閘門，成功阻止了洪水的氾濫，以入黨為結局完成其成長歷程。不過，其中擔當指導角色的確實是老領導，可見知青英雄和老領導之間存在誰擔當核心角色的緊張關係。這種角色衝突在其他文革時期小說中很少見。12

　　稍後的《征途》13可以視為較有份量的文革型知青小說的代表。在人物安排上，除了知青小說的特點；即，描寫知青英雄接受再教育的場景中，英雄人物（知青英雄）「高、大、全」的展示受到一定限制14，而施與再教育者（一般是老領導15）得到重點突出，除之外，其他正面人物和反面勢力的安排以及情節結構等，都十分符合文革時期的嚴格要求。不過，階級鬥爭路線的極度強調導致了一個關鍵性問題；即，起到重要作用的階級敵人（反面人物）「張山」的意圖模糊不清。同樣的問題出現在張長弓《青春》16、《鐵旋風》和《軍墾戰歌》17的反面人物身上。即他們隱藏解放前的身份──國民黨軍官、親日派特務等──小心翼翼地生活，但他們為甚麼不斷破壞知青紮根，卻沒有給予符合起碼的邏輯的暗示。似乎出身本身，即作為反面人物的角色就具有充分的做惡的理由。在作品中起重要作用的反面人物塑造中的這個缺陷，給整個作品的完成帶來了較大的損傷。如果把它們和稍後的《分界線》中反面人物的較成功處理進行比較，問題就顯得更為明顯。

　　《分界線》18也以階級鬥爭為主線。它的較成功之處就是把階級鬥爭的內容現實化、具體化。《征途》、《青春》、《鐵旋風》、《軍墾戰歌》等作品最大缺點是，作為作品關鍵角色的反面人物的刻畫失敗，即反面人物的漫畫化處理。《分界線》減少了由於歷史問題不斷引起階級鬥爭的反面人物的戲份，主要突出描寫落後幹部、落後知青符合情節邏輯、體現當時時代氣息的表現，使作品擁有較合理的階級鬥爭內容。如宋主任在發動群眾積極性的名義下，勸農民搞副業；霍組長為了解決農場的長期虧損，主張在東大窪栽培「不符合毛主席『廣積糧』指示」、但能獲得迅速回報的苧麻。他們不同意在缺乏機械設備的情況下，光憑熱情就開始知青倡導的水壩工程建設。他們這種「經濟為主」的思路，受到來自知青英雄不相信群眾集體力量、沒有正確認識知青主流面貌的批判。

　　這種以知青英雄和落後上級幹部的矛盾為主線的階級鬥爭，仔細查看其性質其實是維護知青權益和待遇問題。這或許和作家的知青身份有關。同屬知青作家的汪雷的《劍河浪》19最大的特點是，將在《分界線》中體現的知青造反精神擴大化，推廣到整部作品中。在作品的開頭提及，知青們下鄉前，曾在紅衛兵大串聯時期與紅霞村所結下了不解之緣，以此強調知青運動在本質上是紅衛兵運動的延續。該作品的知青英雄柳竹慧在下鄉前是紅衛兵領袖，屬於反面勢力的人物則是掌握較高層權力的幹部。這樣一來，正面勢力（知青為主）的立場也無不可看作是繼承了紅衛兵時期反官僚主義的造反精神。第二個特點是，和《分界線》一樣，通過對反面勢力的較成功描寫，相對提高了作品的完成度。《劍河浪》也不能不插入以階級鬥爭為主線所必需的階級敵人形象，就是在其他知青小說中出現的那種隱瞞過去反動身份、為了破壞革命事業孤軍奮戰，耍各種陰謀詭計的反面人物。但在描寫這些動機不明的漫畫式角色時，大大減少了其作用和影響力，取而代之的是落後的領導階層的現實反面作用，即被知青們稱為官僚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因素。由此為階級鬥爭路線追加了實際內容。

　　以上考察了從60年文革前夕到70年代末公開出版的幾部主要知青題材小說。以《征途》為代表的標準文革型知青小說，構造了在老領導指導下、獲得貧下中農支持、進行革命事業的知青英雄模式。大體上老領導比貧下中農表現出更強的指揮能力。從這個模式稍加變形的，有加重刻畫老領導而缺席貧下中農符號的《軍隊的女兒》；有象《青春》那樣由年輕的指導員來分擔老領導的角色的；到了《分界線》和《劍河浪》，可以看到關係和位置模式的變化。整個作品中老領導所占的分量減少了很多，對知青英雄的指導場面刻畫得也不象《軍隊的女兒》、《青春》那樣親切而細緻，反而知青英雄的地位明顯提高。如《分界線》中老領導較長時間出差外地，尤其到《劍河浪》則由知青英雄主導建設水壩的革命事業，老領導相對處於被動狀態。而且，《劍河浪》的知青英雄每次向反面人物或落後的上級幹部宣稱與廣大貧下中農聯合主導革命時，給人一種以知青英雄與貧下中農一起進行造反的印象20。

　　仔細考察上述《征途》型和《劍河浪》型兩類作品，可以看到作品在人物的角色分配、份量和位置秩序上的變化。《劍河浪》、《分界線》所展示的知青英雄在所有人物中佔有突出地位的處理方式，在《征途》型作品裏不可能發現。而在《征途》、《軍隊的女兒》、《青春》、《鐵旋風》、《軍墾戰歌》等作品中寫到的知青英雄憑藉超人意志力克服身體磨難的這種烈士型符號，在前一類作品中卻較少、或沒有出現。本論文將前一部分作品稱為造反紅衛兵型知青小說，將後者稱為革命烈士型知青小說。

二　造反紅衛兵型知青小說的來源

　　把6、70年代的知青小說分為革命烈士型和造反紅衛兵型兩類時，明顯發現，除了知青身份業餘作家張抗抗《分界線》和汪雷《劍河浪》的兩部作品之外，其他知青小說都屬於革命烈士型。這意味著革命烈士型是更普遍的、已經定型的形態，而造反紅衛兵型可能是少數例外。甚至可以認為前者是更主流的、更合法化的，而後者有可能是經過演變的、還沒定型的、出現在某種夾縫中的。如果把文革時期代表性知青題材戲劇《山村新人》21所表現的造反精神，和文革初期紅衛兵詩歌體現的造反精神放在一起談討，可以發現本論文所說的「造反」內涵的演變。

　　如上考察，《分界線》的知青英雄的造反符號，雖然表現為對追求實際利益、重視生產、經濟的上級幹部的抗拒和批判，但是他們的批判始終和知青地位、權益的保障有關；要求改善電影院的環境，對知青大學的構想，對培養青年專業人才的建議等，都是知青的「真正確立知識青年是農場主人的觀念22」的要求。而且，反抗落後的上級幹部時，知青英雄展示出和暴力造反相反的相當冷靜、成熟的技巧。這種「技巧」始終把知青英雄的造反限制在某種基本的框架──作為要求者的知青和作為批准者的上級──之中。 比如，知青英雄耿常炯先得到老領導周朴的支援和認可之後，對霍組長的不服從才能成為合法行為。

　　《劍河浪》描述了知青英雄更加強烈的造反精神，與反面勢力（上級幹部）的直接衝突。例如，馮主任強調上級領導的絕對支配性23，對熱心搞水利工程的知青英雄，表現出官僚主義作風的水利局長也直接表示反對24。當然，知青英雄對這些反面力量的反抗也表現得很激烈。例如，知青們認為「螺絲釘的位置，決不是由某一個領導任意來按的，而是應該由革命事業來確定」 。此外，知青英雄援引毛主席語錄來證明其主張的合法性時似乎在暗示，除了毛主席以外，知青與所有上級領導都是平等的關係。甚至《劍河浪》的知青英雄劉竹慧向老領導建議水利工程時，表現出對老領導的指導面貌。此外，劉竹慧直接援引「進一步發揚『一月革命』精神，發揚紅衛兵的『五敢』精神25」等紅衛兵時期口號，並回顧紅衛兵活動的場面，都暗示著知青在身份上對紅衛兵的延續。

　　這種以知青英雄的造反和反面勢力的壓制為基本模式的衝突在戲劇《山村新人》裏表現最為突出。作品寫知青女主角方華和水電站站長王德山的鬥爭。方華不顧落後幹部張振和的勸阻，揭露王德山等的錯誤。王德山等拿出知青要好好「接受再教育」的藉口，說他們「現在呆的是農村，地位是接受再教育，這不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了」，而知青英雄則更願接受貧下中農的「拿出你們在文化大革命中衝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勁頭來」的鼓勵。當然，方華對「再教育」的解釋是「咱紅衛兵的革命造反精神，應該在貧下中農的帶領下繼續發揚」。不過，所謂「貧下中農的帶領」在作品裏被描述為貧下中農（張二嬸）對知青造反的全面支持。如他們不順從縣趙副主任免去方華的政治隊長職務，仍然堅持由她分派工作26。

　上面考察了三部作品知青英雄對落後上級幹部的批判或反抗，可見各個作品所體現的造反精神的程度不同。但不難發現，知青題材作品所表現的「造反」仍舊體現出一定框架：被限制在紮根農村、建設·生產·保衛邊疆的革命事業、以及消滅因歷史問題而破壞革命工作的階級敵人的任務之中的，不同於「革命性暴力」的造反。 將知青小說這種限制在一定框架之中的「被整理」的「造反」和紅衛兵詩歌鼓吹的「造反」相比的話，更容易明白所謂「被整理」（或被整頓）意味的是甚麼。

　下面試舉例查看文革初期表現造反精神的紅衛兵詩歌的例子：

造反！造反！/ 誰敢反對我們敬愛毛主席，/ 誰敢反對黨中央，/
管他職位多高，資格多老，/我們就大造，特造他的反！/ 就砸他個稀巴爛！27

　　上面援引的詩歌都明顯表述了紅衛兵的奪權意識。即，紅衛兵的「造反」指的是從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裏奪取權力的行為。另外，詩中當權派的範圍不象知青小說那樣要具備一系列反面人物符號，要通過妨礙、破壞革命事業的行為得到確認。紅衛兵詩歌裏的當權派指的是一切掌握權力和財產者：

我們奪了黑省委的，/ 公安局的，/ 廣播電臺的，/ 廣州日報的一切黨政財文大權！28

甚麼頂頭上司，甚麼面子不面子，/ 統統見鬼去吧！我們的骨頭是硬的。/……
我們宣傳毛澤東思想，/ 他們不給廣播，不給油印，/不給交通工具，我們就採取革命行動，/ 接管過來，造反，就是有理。/ 整我們的黑材料不給，/ 我們就搶，搶出來/給那些性「保」的看看，/ 這叫什么──造反派的脾氣 /……

甚麼院長，書記，甚麼部長，市長，/ 誰反對毛澤東思想，/ 我們就造誰的反，/ 罷他娘的官，/ ……天不怕，地不怕，……/ 灑鮮血，同那些混蛋拼到底！/ 這叫什么──造反派的脾氣。29

　　因此，紅衛兵造反奪權的物件包括當時所有處在一定職位上的幹部和領導。此外，以造反為主題的紅衛兵詩歌明確表示奪權本身就是造反目標，奪權本身就是革命事業。可見文革初期在造反精神指導下進行的階級鬥爭具有明顯的權力鬥爭意味。 當然，紅衛兵詩歌裏的這些奪權欲望也要符合絕對準則；對毛主席的信仰。它們千篇一律地標榜著對毛澤東的熱愛。「反毛澤東思想」是紅衛兵詩歌造反的理由。但這個理由有很大的彈性闡釋空間，因而也就不能成為實際的理由。

　　還有此時期因各種罪名，有些甚至喪命的「紅衛兵思想家」們以大字報形式發表的，影響了全國紅衛兵運動的文章，除了喊出造反有理、對毛澤東的忠誠以外，也公開表示對當時社會結構本身的批判；即對階層分化、出身成份化極其嚴重的十七年時期社會制度的不滿。這類紅衛兵大字報文章被劃歸為所謂「異端思潮30」，歷來受到西方文革專家的關注31。他們認為，短時期內文革震撼全中國、引起激烈武鬥的原因，與對社會階層化、出身終身制的不滿和顛覆身份的企圖深刻相關。

　　紅衛兵思想家們的另一種「造反」之所指，首先，針對在十七年時期實施的在階級路線名義下的出身成分制度，最早提出反對言論的是遇羅克的〈出身論〉32。其次，出現了主張打倒特權階級、國家機構徹底崩潰論和階級關係大變動論等 「新思潮」33，認為造反派的任務就是對財產、權力進行再分配。再次，斷定十七年時期的90%的高級幹部已經成為官僚階級、紅色資本家的湖南省無聯34的《中國向何處去》。它主張以武力從紅色資本家手中奪權，以實現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

　　由上可知，紅衛兵思想家的「造反」概念中明顯包含著對社會階層差別的不滿和追求財產和權力再分配的奪取意圖。當然，造反派紅衛兵的武裝暴力奪權行為到了不可控制的局面時，馬上受到黨中央的制裁，此即文革的演變過程35； 針對社會階層之間的差別待遇，以改變現狀為實際目的的造反派的鬥爭開始受到全面控制之後，紅衛兵運動變成知青運動。這樣一來「造反」的涵義同樣在紅衛兵詩歌中出現了如下明確改變：

甚麼 「你們起來造反就是為了自己」！/ 甚麼 「造反派有了資本可以向上爬」！/ 　　
純粹是劉修的黑貨，胡說八道！/ 我們就是堅決到農村去，到邊疆去，/
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這叫甚麼？/ 造反派的脾氣！/……

甚麼家庭阻力， 「老子說了算」！/ 甚麼 「邊疆太遠」， 「邊疆太冷」！/ 　　
都是懦夫的哲學！/ 我們寧願離家一萬里，/ 不願離主席路線半寸分，/ 　　
我們寧願為公字活分秒，/ 不願為私字活一生。/ 這叫甚麼？造反派的脾氣！36

　　這個時候造反派已不再喊反官僚主義，企圖奪當權派的權，而是更突出對毛澤東實施控制的絕對忠誠，尤其強烈辯護造反並不是為了一己的利益，作為其最有力的證據，是表明向最艱苦的邊疆、農村進軍，成為當地的知識青年。換句話說，「造反」的內涵中已經異常敏感地幾乎完全排斥和否定了權力等追求，而突出了忠誠、獻身的新重點。當時公開發表並具有廣泛影響的高紅十等的知青題材詩歌《理想之歌》37，正式表現了要去社會上最貧困的偏僻農村、邊疆，獻出自己的一切，忠誠於革命的「真正」造反的心願。以十七年流行的樓梯詩體式寫的《理想之歌》，是通過回答青年對理想的提問展開的。它控訴劉少奇的修正主義教育帶來的弊端，歌唱在毛澤東的文革路線指導下獻身農村，在階級鬥爭中不斷勝利，成為毛澤東的忠誠戰士的理想。重點強調了青年在追求理想過程中，如何正確處理個人與集體、公與私的原則：

真理在胸旗在手；/收買嗎？/名利地位/視如鴻毛輕。/……
甚麼/「求名不得/ 抑鬱而死」/ 甚麼/ 「飛吧，未來的科學家/ 年輕的鷹」/
有個佃戶的後代/不認自己的親生父母，/有個礦工的兒子/不願再去挖煤下井。/
這就是/ 和平演變呵/──潛移默化，/ 這就是/ 階級鬥爭呵/──你死我生 。

就這樣，追求發展的努力被定義為追求名利的私慾，所以如果遭到它的誘惑而蔑視貧下中農階級親人的話，那就是敗在階級敵人的攻擊面前。可知這裏所說的階級鬥爭，已不是針對現實的具體對象的鬥爭，而是針對不斷毀滅革命意志的、無形的幽靈的鬥爭：繼續不斷地否定與個人欲望有關的一切。詩歌通過獻身於農村的革命表現，更加明確區分個人的和集體的（無產階級的）理想。

文化大革命在我心中/ 埋下了理想的種子：/ 「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
而走與工農兵結合的道路，/ 這才是通向/ 革命理想的/ 唯一途徑！/……

親人們呵，/淳樸、憨厚的/ 貼心話/ 幫著校正著/理想的航線。/…… 　　
是在我們前輩/英勇戰鬥過的陝北高原，/我開始理解/從來就沒有個人的理想之歌，/ 　　
我們革命青年的理想，/只能是無產階級的戰歌！/

詩歌以類似共產主義螺絲釘論的回答，表明所追求的終身理想，達到這首長詩的最高潮。它表達的是戰爭時期革命烈士的徹底獻身精神：

農村/需要我，/ 我，/更需要/ 農村。 /為了共產主義事業，/ 我願在這裏/ 終身奮戰；
這時/ 正是在這時，/我才開始填寫/ 「甚麼是革命青年的理想」/ 這張嚴肅的考卷。/
我要做/ 我們鮮紅的黨旗上/ 一根永不褪色的/ 經緯線！/ 　　

　　綜上所述，此時期的紅衛兵詩歌、被視為與「主流」的文革思想不同的「異端思潮」──後來大部分遭到迫害38的紅衛兵思想家的各種主張、此時期造反紅衛兵型知青小說，它們所表達的「造反」的含義各不相同，各自的關注點並不一樣。通過上述對比明顯發現，造反紅衛兵型知青小說的「造反」，是經過調整的、受到馴化之後的「造反」。上面援引的歌頌奪權的紅衛兵詩歌發表年代主要是在66、67、68年，主張對財富與權力的再分配的紅衛兵造反派思想興起也是在文革初期。考慮到這些情況，可以說長達十年的整個文革期間的主流，是公開發表的知青小說中所表現的調整之後的造反形態。進而，從造反紅衛兵型知青小說比革命烈士型小說的數量少得多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文革的主要要求和任務39是革命烈士型作品提供的知青英雄把自己的身體當作活祭的忠誠與獻身。 　

結　語

　　如上考察表明，文革時期出現的大部分知青題材小說（如《征途》類作品），為了表示緊跟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刻畫了其實不太符合當時「三突出」文學理論的老領導，由他來擔當指導知青英雄人物的角色。這種對「再教育」的必要描寫使文革時期知青題材小說帶有成長小說模式：如知青英雄經過磨難和對磨難的克服，得到階級鬥爭的勝利，並以成功地入黨告終。不過，這種老領導和知青英雄之間出現的中心角色的不和諧，在知青身份作家的少數知青小說（《分界線》、《劍河狼》）中是見不到的。反而，在強調知青英雄對落後上級幹部的批判和反抗中，老領導的角色明顯褪色。這種小說被命名為「造反紅衛兵型」知青小說，雖然通過反面勢力的成功處理，體現了階級鬥爭的現實感並且以此提高了作品的完成度。可是和《征途》等作品相比，在作品數量上仍處於劣勢，這或許說明了「造反紅衛兵型」作品的某種因素不太符合文革的主導思想脈絡。

　　本文第二部分通過分析紅衛兵詩歌和紅衛兵思想所表達的「造反」涵義，更明確地表明瞭：當初紅衛兵思想家所主張的造反精神意味著通過權力和財產的再分配實現社會結構變革，以反對官僚主義。這種造反精神在紅衛兵詩歌裏體現出強烈的奪權意志，不過，隨著文革的演變，在68年後半期的紅衛兵詩歌裏所謂「造反派的脾氣」已經轉變為堅決否定「為自己（的社會地位）造反」，而把重點放在「到邊疆去、向困難前進」。這種「造反」內涵的成功演變到了知青詩歌《理想之歌》中，表現為非常敏感地排斥任何「私人空間」，完全「為公而犧牲」。知青題材發揮的這種對「造反」的改變（演變或某種意義上可稱為社會整合），在知青題材代表性戲劇《山村新人》和知青身份作家的兩部作品《分界線》和《劍河浪》中都有充分體現：即，在表現為實踐紮根的忠誠、獻身框架中，將「造反」的涵義轉變成為保護知青在紮根地的地位、角色，反對講究經濟效益的落後上級。

　　在此有必要重新回顧在本論文引言中提及的8、90年代對文革評價不同。80年代對文革的否定主要體現為控訴極左路線、出身成分制帶來的人性的毀滅以及封建性帶來的弊端，個人崇拜的經歷成為指責封建愚昧的主要理由之一。到了90年代，對文革的記憶或評價出現了改變：批判市場經濟造成的拜金主義等現象，重新肯定文革時期的理想主義、道德風尚、真誠的人際關係等價值主張。可見對於文革，無論是80年代的全面性否定還是90年代的部分肯定，都表露出共同的特點：一律不談當年紅衛兵們通過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進行社會改革的造反精神。而文革時期被打成「異端」思潮的造反派思想，在知青題材小說中只能被馴化（演變、被整合）的造反精神，到了8、90年代出現的文革話題中仍然是不能提及的。這樣，有關文革時期紅衛兵──知青話題的如上研究告訴我們， 當年把「造反」「馴化（整合）」掉的官方的引導，到了8、90年代的語境中仍然地發揮著同樣的作用。



註釋
1 董之林：《走出歷史的霧靄》(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頁7。

2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1999)，頁210。
3 同上，209頁，經過筆者的整理而引用。  
4 同上，210頁，括弧文字為筆者所加。
5 《青春》反面人物「潘彬 」的話。
6 《征途》 反面人物「張山」的話 ，見《征途》（上），頁103-104。  
7 比如《邊疆曉歌》裏出現的傳染病是從舊統治勢力對老百姓的屠殺而屍體處理的過程引起的，《軍墾戰歌》的水災因階級敵人破壞江堵而引起。
8 《邊疆曉歌》(北京：作家出版社，1965)。
9 《邊疆曉歌》在人物初次登場時，作家總要插入相互詢問學歷的對話，始終不忘標記人物的最終學歷。
10 《邊疆曉歌》老領導和反面人物形象缺乏，代替的是年輕指導員和落後人物當中當最重要落後人物，為了區分，把他稱謂重要落後人物。因為反面人物的最大特點就是不應該表現回轉、改善的態度。
11 鄧普：《軍隊的女兒》(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66)。
12 文革時期的小說需要遵守「三突出」理論的嚴格要求。
13 郭先紅：《征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14 正因為如此，知青小說的英雄人物比該時期其他小說的英雄人物在其形象塑造方面具有較少一點理念性，而更多一點「現實性」。因為這一點，該時期的知青題材小說跟其他小說相比，閱讀的障礙似乎有些減少而更容易贏得讀者。楊鼎川：《1967：狂亂的文學年代》(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頁90。
15 毛澤東的最新指示明確制定為：「知識青年需要上山下鄉受到廣大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不過，在知青小說中一般教育、指導知青人物的角色都集中在老領導人物身上。 這一點，很值得深思。 反正「需要接受再教育」的緊跟，使得知青小說的情節帶有經過革命事業的成功和反面人物被訓練，以知青英雄人物的入黨（成長的完成）為結局的成長小說的模式。
16 張長弓：《青春》(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3)。
17 胡楊：《軍墾戰歌》(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77)。
18 張抗抗：《分界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9 汪雷：《劍河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20 此時期知青文學的戲劇代表作《山村新人》明確地將知青英雄放在中心位置，三種人物符號之間的地位秩序表現為；知青英雄的主導作用，貧下中農的積極幫助和支持，而老領導的刻畫相對削弱，全劇六場中，只有兩次出場（第二，第四幕的開頭）。 在第六場最後還有一次出現，但在此，老領導只說出一兩句贊同知青英雄的話之後就退場。
21 趙羽翔、萬捷、李政執筆，吉林省《山村新人》創造組集體改變：《山村新人》(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
22 「電影票的事情為什么要從領導身上找原因呢？ 因為領導根本不重視職工青年的政治文化生活，對放電影時俱樂部的擁擠情況沒當一回事」……「鄭京丹她認為這件事主要還是說明領導對青年的思想工作不夠重視，還沒有真正確立知識青年是農場主人的觀念。」同上，頁171。
23 說「青年嘛，應該當一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這顆螺絲釘按在哪兒，應該由領導來決定嘛，……」《劍河浪》，161。
24 「象年輕娃娃那樣毛頭毛腦，要劈開青山嶺，……這是一年二年能完成的？……縣裏不給經費，不調撥人力，不支援物資設備，看你們有多大能耐」 《劍河浪》，頁271。
25 《劍河浪》頁168。
26 「張振和：方華，老郭讓我把大夥找來，聽從你分派工作來了。 社員：你是我們選出來的可心隊長，我們信得過你！張二嬸：對，方華，你就分派吧！張振和：大家注意，聽從方華隊長分派工作！周爺爺：你就下令吧！」《山村新人》頁，2。
27 高平:《造反！ 造反！》（1967年1月12日北京《紅色造反報》）
28 廣州紅司戰士 全紅：〈一月革命萬歲！〉（1968年1月 廣州《文革評論》第10-12期）
29 中國科學院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造反派的脾氣〉（1967年5月30日北京《紅衛兵報》第21期）
30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異端思潮〉，《二十一世紀》1996年8月，54-64頁。
31 有關的專著如下： Stanly Rosen：廣州紅衛兵派性和文革/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Antia Chen：毛的孩子們/The Children of Mao》； Jonathan Unger：《毛統治下的教育：1960-1980廣州學校的階級和鬥爭/Eucation Under Mao》。 有關文革起因的'社會衝突模式'說法，早在70年代已開始發表；如Hong Yung Lee: 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lss.64(1975), pp645-83；Antia Chen, Stanly Rosen, Jonathan Unger: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hina Quarterly lss.83 (September 1980), pp397-446等。
32 〈出身論〉登於67年1月18日北京4中學生的聚會「家庭問題研究小組」發行的《中學文革報》上。
33 66年10月北京師範大學兵團派的李文博在〈公社早已不是原來意義的國家〉（北師大《井岡山》報1968，3，2）中批判中國的領導機構不過是舊社會資產階級的專政機構，是官僚主義和奴隸根性的溫床。相似見解以〈法西斯黨的危險就在眼前〉，〈大大改善無產階級專政大大革新社會主義制度〉等大字報形式出現。新思潮可整理為1、特權階級打倒論；2、已有國家機器徹底崩潰論；3、階級關係大變動論。
34 楊曦光在《中國向何處去》中認為十七年中90%的高幹已形成了紅色資本家階級，必須推翻這個階級，並且要靠武裝奪權，靠國內革命戰爭。 對此全面的同意表現在湖南省無聯的《我們的綱領》上。  
35 1967年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現在是輪到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緊接著就以「清查五一六分子」的名義對紅衛兵中的活躍分子搞清算。到了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的「最新指示」。  
36 二附中忠於毛主席大軍赴黑龍江戰鬥隊：〈造反派的脾氣〉（1968年7月20日 上海《新師大戰報》）
37 北京大學中文系七二級創作班工農兵學員集體創作：《理想之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4)。
38 遇羅克被判處死刑。 楊曦光被判十年監禁。成立「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創辦《學刊》、發表《甚麼是法西斯主義》的學習小組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集團」，成員全部被捕，其中三處死，一人自殺，一人被虐待致死。李一哲被關押前遭批鬥一百多次。以上可見于徐友漁《異端思潮和紅衛兵的思想轉向》（《二十一世紀》1996年10月號 ，頁52-64。）  
39 文革不能和西方60年代反抗的文化現象簡單同等化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