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开科传》本事、成书时间及版本考

虎子

作者:文革红撰(江西财经大学副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5，87～90页

【内容提要】本文考证出《女开科传》成书于顺治十三年以后，康熙中期之前。最早的刊本是哈佛本，刊刻于苏州地区。名山聚刊本刊刻于绍兴地区。根据陈洪绶死于顺治九年，而《女开科传》本事发生在顺治十三年的情况，推知江表蠡庵《引》之题署后“章矦”印章并非陈洪绶所钤，而是书坊的伪托，因此，江表蠡庵不是陈洪绶。

《女开科传》不分卷十二回，又名《虎丘花案逸史》，题“岐山左臣编次，蠡庵居士批评”，是清初一部较有特色的才子佳人小说。本文拟就《女开科传》本事、成书时间、各版本的刊刻年代和地点等问题进行考证，力图揭示《女开科传》写作与刊行的真实面貌，使《女开科传》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一、《女开科传》本事考

《女开科传》主要描写了清初南直隶苏州府秀才余丽卿名士风流，与青楼女子倚妆相交，并招集众妓女模仿科举，进行考试，以定高下，结果被告发，逃逸，后发愤读书，终于中举做官，与所选青楼女子团圆的故事。小说所写女子开科考试之事，是古往今来闻所未闻的一件新奇事，但作者却是以当时发生的实事为蓝本进行加工和创作的。

女开科事件确有其事其人。孟森《心史丛刊‧王紫稼考》对女开科事件作了详细的考证，事件发生在苏州，时为顺治十三年。褚人获《坚瓠集》云：

“顺治丙申（十三年）秋，云间沈某来吴，欲定花案，与下堡金又文重华，致两郡名姝五十余人，选虎丘梅花楼为花场，品定高下。以来云为状元，钱端为榜眼，余华为探花，某某等为二十八宿。彩旗锦幡，自胥门迎至虎丘，画舫兰桡，倾城游宴。直指李公森先闻而究治，沈某责放，又文枷责，游示六门，示许被害告理。下堡有严五，于鼎革时取又文饷，已而又文告官，置严五于狱。严妻顾氏，因赴诉，刎于直指前。李公杖毙又文于狱而释严。”[1]96-97

又据孟森考证，娄东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亦记载此事，云：“又有一金姓者，为宰相金之俊宗人，恃势横甚，而家亦豪贵，为暴甚多。前有杀人事，未白。李公既来，复聚全吴名妓，考定上下，为胪传体，约于某日，亲赐出身，自一甲至三甲，诸名妓将次第受赏。虎阜，其唱名处也，将倾城聚观。公廉得之，急收捕，并讯杀人事，决数十，不即死，再鞠，毙之。欢声如雷。”[1]99-100

《女开科传》所记“虎丘花案奇闻”无疑指的就是这件事。云间沈某即沈睿，金又文为明宰相金之俊之宗人，江南巡按李公森字琳枝，或作琳芝。山东掖县籍，平度人。崇祯庚辰进士，曾投降逆闯，任过伪职，入清以后，担任江南御史。此人素有铁面之称。《湛瑶述闻录》记载：“李森先，平度州人。顺治中，巡按江南，置奸胥之十一人于法，民大悦。”[3]98召集妓女开科考试、品定花案一事，本为金又文等文人的游戏行为，余装点太平未必无益，却因此而招来杀身大祸。李森先之所以将金又文等人重处，其性质实际是对苏州地区豪强势力的打击。孟森认为“据褚氏所记，森先之摧折豪士，可谓酷矣。”并认为“从杀风景而论，森先实有此嫌。”[1]99《研堂见闻杂记》则谓此事大快人心，可见，当时人对此事的看法并不一致。此事发生在顺治十三年，褚人获为苏州人，且记录于康熙间，于顺治丙申耳目相接，所记当确实无疑。

《女开科传》将“虎丘花案”写入小说中，将故事悲剧的结局改成了喜剧。主角余丽卿为苏州人，似影射金又文；被巡按杖毙者改成焦姓，其妻子后来前来寻仇，似影射严五。小说中花案的主角逃脱，后还中举做官，与所选青楼女子团圆，和金又文被杖毙狱中的结局大不相同。小说第十二回蠡庵评曰：“生者可死，死者可生，真者可假，假者可真。而奸尻节烈、风流苦恼、奇怪百出，人鬼集投，盖无一不于是说见之。”[2]8即指明了小说内容生死转移、真假颠倒的虚构性质，而作者进行虚构之目的不过是借小说寄予身世之感，反映社会人生，穷尽世态百相。小说认为李森先对花案一事的处理颇为得体，第十回《凭好梦鬼窟全生》云：“一日，偶凑一位过往大官府回京，路从江南苏州府经过。听得父老，歌颂前任巡方德政，遐迩合一，即汉之张炯、唐之李佑、宋之唐介，亦不过是，口碑载道，与论检同。诚当今圣朝之真御史也。这过往官府已是击节称叹，又闻拷问花案一宗，杖死首犯一名，其余都置不问，说道：只这一宗，可谓宽严得体，情法兼尽。雅不欲以书生妓女游戏之事，株累无辜。即此便已见铁面所为，不恶而严之妙政。”[2]8将李公比作清官一类，对森先颇有偏袒之意。作者谅也是一位官场中人物，自称“左臣”足以说明是已经去官的官僚。作者最后将团圆中举的希望寄予处理花案的御史，颇有为此事翻案的意思，只不过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罢了，反映了其世界观的局限性。

小说第五、六两回还提到和尚三茁和王子弥被杀始末，事发于顺治十二年，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王子弥即王紫稼，或作王子嘉，明末清初昆曲名角，与之相交的文人有吴伟业、尤侗、徐轨等。三茁即三折，或作三遮。褚人获《坚瓠集》记载：“顺治甲午（十二年），巡按李森先访拿三拙和尚及优人王子嘉，立枷于阊门，三日而死。”[1]98顾公燮《丹午日记‧哭庙异闻》记载：“国初有三妖：金圣叹儒妖，三茁和尚僧妖，王子嘉戏妖，三人俱不得其死。”[3]王紫稼因为与胥吏勾结，参与不法勾当，所以招来杀身大祸。这件事实际上也是李森先对苏州地区胥吏豪强势力的一种打击。杀死王郎，实在也是一件“煞风景”的事情。丙申（顺治十三年）之后，与王紫稼交好的龚芝麓有挽诗，因此，王紫稼死于顺治十二年的记载是可靠的。

小说对三茁、王子弥之死，似无微词，正如孟森所云：“森先之杀王郎，吴人似无冤词。”[1]99反映了当时一般人的观点，不过，作者对王子弥之死还是有些惋惜之意，对三茁之死则认为罪有应得，并借此对佛教之虚伪、骗人的本质进行了描写和批判。

《女开科传》记载的这两件事，均为实事，然而作者却充分发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围绕“花案”一事，将各种人物串连起来，展示出广阔的社会场景，塑造出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使事件的意义得到大大的深化。

二、《女开科传》成书时间考

《女开科》成书时间究竟是在哪一年，由于书中没有明确的年月记载，所以给我们的判断造成了一定的难度。汪孝海《〈女开科传〉成书时间及版本梓行考略》（载《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3期）认为作于康熙四十四年到四十五年间。这一判断似有滞后的情况。汪氏因书中第四回有“犹忆二十年前，盛作迎神赛会，必要争相搜索，妆扮一个绝奇绝幻的故事，出类拔萃，以惊耳目”之语，而迎神赛会在康熙二十四年汤斌颁布《禁赛会演戏告示》之后，就在江苏一带销声匿迹，遂谓书作于康熙四十四年左右。我认为仅凭这条资料，还不足以证明作品的刊刻究竟是在哪一年。迎神赛会的全盛时期在万历庚寅（三十八年）以后，截止到康熙二十四年为止，万历以降、康熙二十四年前的任何一年都可能有迎神赛会，作者所回忆的究竟是哪一年的迎神赛会，我们无法断定。他之所以描写二十年前的迎神赛会，是因为那时的迎神赛会较为盛行，而现在较为稀少，故有回忆一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种：1.他本来是居住于苏州的，但后来迁移到别的地方去了，而其他地区迎神赛会较为稀少，所以，他只记得苏州地区二十年前的迎神赛会。2.作者没有外迁，但苏州地区清初由于受到战火的影响，二十年间迎神赛会很少举行。所以，作者所回忆的二十年前的迎神赛会有可能是在清初回忆明末的情况。3.迎神赛会在康熙二十四年之后被汤斌禁止之后消失了。究竟是哪种情况我们无法断定，所以，我们无法凭这一段记录来断定小说的刊刻年代。再者，从避讳情况看，小说中“玄”字皆不缺笔，说明小说不可能晚至康熙中期，更不可能晚至康熙四十四年之后。汪孝海在古本小说集成本《女开科传》的前言中修正了这一观点，认为书之出现在康熙中叶以前，这一判断大致接近实际的写作年代。

本人认为，《女开科传》成书时间约在顺治末至康熙初年，考证如下：

第一，森先之杀王郎、三茁在顺治十二年，杀金又文在顺治十三年，则小说之作最早不应早于顺治十三年。

第二，小说第五回云：“近又看《无声戏》中，有一秀才，以千金聘娶一个娈童，花烛合卺，俨然夫妇。后因此童，年纪渐大，欲窦盛开，恐怕相聚不久，又虑红颜衰落，日夜抱持涕泣，此童亦深体他怜爱，已到极处，无可表着自己的贞节，忽然想出一个妙计来，暗地里自加宫刑……”[2]这是李渔《无声戏小说》第六回《男孟母教合三迁》的故事，此处对小说内容叙述颇详细，显然是在看过小说后不久即写作的，所云“近看”也表明了这一点。那么，作者是什么时候看到《无声戏小说》的呢？《无声戏小说》由张缙彦在浙江任浙布时为李渔刊刻，张系顺治十一年始任浙布，十五年二月迁工部右侍郎，此书当刻于离任之前。小说于顺治十七年被禁，作者看到《无声戏小说》必然在被禁之前。作者如此大胆、详细叙述《无声戏小说》的故事内容，如果此时《无声戏小说》已被禁，作者势必不可能在书中大书特书小说的内容。

第三，小说第十回提到袁于令《西楼记》、卢次楩《想当然》：“不料满城尽数晓得花案奇闻，无不盛传新异，既奇其事，又奇其人，殊不知袁令昭之《西楼记》中有品曲，卢次楩之《想当然》内有评花，何往非才人美女之佳致。”[2]《西楼记》流行于崇祯、顺治间，顺治二年袁于令还在家中演出《西楼湖》。《想当然》为周亮工门人王光鲁托名卢次楩作。卢次楩为嘉靖时人，《想当然》为明末作品，因书中卷首有谭元春《批点想当然序》，则此剧当成于天启崇祯间。周亮工《因树屋书影》云：“予门人邗江王汉恭，名光鲁，所作《想当然》……托名卢次楩之名以行，实出汉恭手。”[4]小说将《想当然》仍看作是卢次楩的作品，显然是在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出版之前，也即康熙三年之前，否则，对戏曲颇为熟悉的作者不会犯这样贻笑大方的错误。因此，《女开科传》的写作时间应在顺治末至康熙间，且不会晚于康熙三年。

第四，名山聚刊本《女开科传》“玄”字不避讳，如第二回：“强对管弦收涕泪。”第四回：“管弦中夜几家炉”、第十回“二人听了，泫然不止。”“弘”字亦不避讳，如第九回“公孙弘”，此为书刊刻于顺治、康熙初年之明证。

第五，从刻工来看，此本刻工题“黄顺吉刻”，黄顺吉顺治十七年刻《续金瓶梅》插图，康熙元年刻《赛花铃》插图，康熙十九年刻《后三国石珠演义》插图，明末清初人。因此，其生活年代主要是在顺治末、康熙初年。此书的刊刻时间大致也应在这一时期内。

所以，综合各方面情况看，《女开科传》之成书不应早于顺治十三年，不晚于康熙中期以后，大约成书于顺治末、康熙初年。

三、《女开科传》版本梓行考略

《女开科传》现存版本三个：哈佛本、名山聚刊本和何必居梓行本，分别介绍如下。

1.《新采奇文小说全编万斛泉》，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藏，封面佚，缺第5、6回，评语亦残缺。“晓铃谨按：撰者佚名，署：岐山左臣编次，蠡庵居士批评。序文末署：江表蠡庵，下钤朱文椭圆印章‘章矦’……单叶图六幅，末叶署：古越马云生写。”[5]300齐如山考证：“《万斛泉逸史》考系唐寅托名作此，概在弱冠前后所出，可谓一部烟粉的自述。”[5]299-300唐寅于顺治十三年早已作古，所以，唐寅托名作之说当然是不正确的。刊本内容与名山聚刊本同，实为一书。

2.《女开科传》，名山聚刊本，大连市图书馆藏。半叶八行，行十八字，写刻，图6叶，末叶署：“古越马云生写”。目录题：“岐山左臣编次，蠡庵居士批评”。首《引》，题：“江表蠡庵”，下刻椭圆印章“章矦”。此本版式、序、题署、插图、内容均同于哈佛本，但评语有所不同，书名也不同，可见并非同版。

3.何必居梓行本，日本宝历甲戌（乾隆十九年）《舶载书目》著录，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藏，与名山聚刊本应同属一源，残缺改纂不少，当系晚出。

这三个版本刊刻时间之先后，学界看法颇不一致。辜美高先生认为“应以哈佛本为最早，大连本次之，庆大本最晚。”[6]而汪孝海则认为：“大连本印于前，当在康熙年间；哈佛本印于后，时为雍正年间；庆大本则可能是据大连本梓行，又在哈佛本之后。”[7]

本人趋向于辜美高先生的意见，以哈佛本为最早。哈佛本为原刻本我们可以从小说中找到内证。大连本末回蠡庵跋曰：“读《万斛泉》竟，不觉拍案大叫曰：‘游戏三昧，已成劝惩全书，愤世绝俗，半多诙谐笑话。’”[1]可见，此书原名《万斛泉》，名山聚刊本将书名改换成《女开科》，正文及目录都改了名，跋中则忘记改正，从而留下了书的原名的痕迹。哈佛本序后的图章为朱红色，当即首刊时所钤，亦可以说明哈佛本为原刻本，名山聚刊本有可能是哈佛本的翻刻本。由此可知，《女开科传》原名《万斛泉》，现存三个刊本中，最早的刊本为哈佛本，其次是大连本，最晚是庆应本。哈佛本与大连本“玄”字不避讳，当是在康熙中期之前所刊。何必居刊本则在康熙初期以后了。

至于《女开科传》的刊刻地点，我们从作者可以大致推定哈佛本《万斛泉》刊刻于苏州地区。作者“岐山左臣”，又名“逸史”，苏州人。

首先，小说第十一回《陡题名喜联待诏》中店主人打着苏州乡谈说了一大段的苏州话，这段说话非苏人莫办，说明作者习用苏州方言。

其次，作者“逸史”和评者“江表蠡庵”又分别见于清初刊本《金粉惜》，题“梵香阁逸史搜辑、湖上客蠡庵评润”，《金粉惜》扉页题：“古吴梵香阁”，可见，这位“梵香阁逸史”当是苏州人，“湖上客蠡庵”则是寓居杭州者。《金粉惜》与《女开科传》同时而稍前，同样由“逸史”搜辑、蠡庵评论当不是巧合，显然这两人分别就是作《女开科传》的“岐山左臣”和“蠡庵居士”。因此，“岐山左臣”就是古吴梵香阁逸史，苏州人。也有人认为两人实际上可能就是同一个人，姑置不论。《金粉惜》刊刻于苏州地区，《女开科传》的初刊本哈佛本也有可能是在苏州刊刻的。

《女开科传》第二个刊本为名山聚刊本，名山聚书坊在绍兴地区。名山聚康熙十三年刊《梁昭明文选越裁》，［清］洪若皋辑评，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7册收，首作者自序，末署：“康熙岁次甲寅（十三年）腊月天台洪若皋虞邻氏题于会稽旅舍”，序云：“今岁罹闽寇之变，避地越城，家园邱墟，室庐倾荡……书成，汇为十有一卷，命之曰《梁昭明文选越裁》，裁者何？志删也。越者何？志地也，亦志僭也。”序写于绍兴，序中交代此书是作者在绍兴避兵灾时写作与刊刻的，书名“越裁”，正点明了刊刻地。所以，名山聚显系绍兴书坊，活动于清初。则名山聚刊本《女开科传》当刊刻于绍兴地区，此本最后一叶插图记绘工曰：“古越马云生写”，“古越”指绍兴地区，则马云生为绍兴人，从画工可进一步证明名山聚是绍兴地区书坊。

何必居刊本，现藏日本，究竟为何地书坊，由于缺乏可靠证据，有待于考证。

四、关于“章矦”印章

大连本和哈佛本都有《引》，末署：“江表蠡庵”，下钤椭圆形“章矦”印。章矦即陈洪绶。此印章是陈洪绶的，还是伪作的，有必要进行一番考证。

陈洪绶，字章矦，幼名莲子，一名胥岸，号老莲、小净名。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与崔子忠齐名，世称“南陈北崔”。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清顺治九年病逝。从《引》的字体来看，书法风格与陈洪绶书法《行草手札》颇为一致，使人对《引》出自陈洪绶之手深信不疑。但从《女开科》刊刻时间来看，陈洪绶又不大可能为《女开科》写序和作评。陈洪绶卒于顺治九年，《女开科》之作至少在顺治十三年以后，所以，此印章显然是假冒的，冒用者不仅用了陈洪绶“章矦”印，而且连《引》的字体、版画风格也极为接近陈洪绶，可谓用心良苦。陈洪绶在清初版画界名气颇着，绘有《西厢记》、《娇红记》等戏曲名著版刻插图，醉耕堂刊本《王望如评论水浒传》四十叶插图也由他捉笔，十分生动传神，风靡一时。江表蠡庵冒名陈洪绶，可能是藉以促销吧，这对于书坊来说，是惯用的伎俩，不足为奇。在清初找到一位书法风格类似于陈洪绶的书画家还是颇容易的，因为模仿、师法他的人不在少数。据《陈洪绶年谱》等资料可知其妾胡净缦、女陈道韫、子陈字，均善书画，其子之画绰有父风。其他如来吕禧、陆曾熙、罗坤、弟子严湛、陆薪、司马集、魏湘、沈五集均师法陈洪绶。既然印章是假冒的，那么，为《女开科》作评和写序的江表蠡庵自也不是陈洪绶，而是另有其人。

【参考文献】
[1]孟森.心史丛刊（外一种）[M].长沙：岳麓书社，1986.
[2]古本小说集成委员会.女开科传[M].古本小说集成[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本书据大连图书馆藏名山聚刊本影印.
[3]丹午笔记、吴城日记、五石脂[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163.
[4]周亮工.因树屋书影[M].康熙三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5]齐如山
撰，吴晓铃
辑.哈佛大学所藏高阳齐氏百舍斋善本小说跋尾[A].《明清小说论丛》第一辑[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300.
[6]辜美高
着.明清小说研究集丛[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9.
[7]汪孝海.《女开科传》成书时间及版本梓行考略[J].明清小说研究，19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