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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与中国修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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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28 23:04: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高万云  来源:《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在中国历史上,1978年无疑是一个值得记忆的年份。因为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才真正第一次面对世界,也真正第一次面对自己。虽然带着羞涩,带着胆怯,也带着无奈和恐惧,但她毕竟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并且从踉跄试步到昂首前行,一走就是三十年!回首这三十年,虽然多有曲折甚至逆流,但整体上看还是历史的大进步,中国的门户确实开放了,人们的手脚确实放开了,各行各业确实进步了。在这样的大语境下,作为人文科学的中国修辞学自然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修辞学的发展状况,我在宗廷虎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下卷中用近四万字的篇幅作了描述,[1]这里只作一些概要的介绍,并进而引发延伸式思考。我认为,中国修辞学之所以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年走向繁荣,主要因为有六大历史动因,这就是:自由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科学教育的迫切需求、西方文化的强势涌入、人际交往的强烈要求、大众媒介的迅猛发展、语文体式的多元存在。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必要条件,所以,才逐渐建立了中国修辞学会、各大区和省市修辞学会等学术队伍,才出现了有关修辞学诸问题的学术争鸣,才推动了修辞学各个下位学科如修辞理论、修辞技巧、语体风格、研究方法、发展历史等研究的并行发展。当然,由于基础薄弱、认识偏误等,这三十年中国修辞学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如缺少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如热炒冷饭缺少学术营养,生吞新知引起消化不良等等。

    三十年来,中国修辞学之所以有所发展,除上述之外在因素起作用外,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对修辞学本体的多维审视,人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考察修辞学。以修辞学的学科定位为例,以往多认为属于语言学和美学,而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借鉴西方新知,有认为修辞学属于交叉学科的,有认为属于行为学科的,也有认为属于语用学科的;即使是认为属于语言学的,也分出了属于语言学和属于言语学的。这些认识,虽然为学科定位增加了混乱,但对多角度认识修辞学的本质却有重大作用。同样,对修辞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也是如此,三十年来的讨论、争鸣都大大丰富了修辞学的研究范围。同义形式是否为修辞学惟一研究对象、消极修辞是否为虚拟存在、篇章修辞与语体风格是否为修辞学研究对象等,都在讨论和争鸣中有所深化和升华。另外,对一些旧问题的思考有所深化,如修辞与语法、逻辑等的关系问题,如辞格在修辞学中的地位问题等;而对一些新问题也有所突破,如修辞学与语用学的关系问题,如修辞学的研究方法问题等。特别是修辞史和修辞学史研究的持续深入,更为上述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支持,为其良势发展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 [2]

    让人欣喜的还有两个方面,一是其他相邻学科逐渐认识到修辞与修辞学的重要性,如语法化研究如果离开对修辞化的使用是举步维艰的,而所谓语法的认知研究,又往往剥离不开“修辞思维”的重要影响,所谓隐喻转喻问题,所谓象似问题,说到底还是修辞问题。至于文学、法学、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都在进行着修辞的建构和阐释,都在自觉思考修辞问题。二是修辞学科内部逐渐有了自觉的学派意识。我不敢说中国修辞学界已经形成了多少学派,但我敢说确实存在着观点相同或相近、有纲领、有组织的非实体性学术团体。王希杰在《汉语修辞论》中说:“从某种意思上,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国修辞学中有一个‘复旦派’,或者叫做‘《发凡》派’。其理论纲领是:一、两大分野论:区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二、题旨情境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在陈望道的弟子编著的《修辞新论》(1988年)中,他们提出两条‘修辞研究纲领’:一、修辞研究的纲领——内容决定形式;二、‘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这一共同纲领,他们在许多论文中一再进行阐述的,也贯穿于他们的具体研究之中。”[3]众所周知,1932年陈望道《修辞学发凡》问世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后,不仅是复旦大学,不仅是陈氏的弟子与再传弟子,自觉继承与发展陈氏修辞学学说与思想的学者所在多有,可以说这是一支有明确纲领、庞大队伍、丰硕成果的力量,他们在修辞理论、修辞学史和修辞史、语体风格、修辞手法等各个方面都有较高的建树。再有就是以王希杰为核心、以江苏省为基地、辐射全国的“三一修辞学”团队,虽然这个团队多以评介、解读王氏三一修辞学思想为主,但其确定的思想和研究方向、庞大的队伍和研究成果,在中国修辞学界有着重要的影响。与前两者有所不同的是“广义修辞学”,代表人物谭学纯、刘大为、张宗正因其观点暗合、方法相近,虽无意结“党”却自然成类,而各自的追随者也相并而行,故在中国修辞学界也有较大影响。当然,以某一导师为中心而自觉形成的修辞学研究的“小集团”还有很多,这说明,中国修辞学研究已经进入“群起而攻之”的集体有意识研究阶段。

    回顾历史并不是为了自慰或自责,更重要的是为未来找出合适的路来。那么,我们如何继承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成果,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中国的修辞学研究呢?我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重新思考“修辞”的“双重性格”

    修辞的“双重性格”是几千年来的一个老话题,善人靠修辞行善,故有人认为修辞是善的艺术;恶人借修辞作恶,故另有人认为修辞是恶的艺术。这是因为,相同的修辞资源和修辞技巧,受到了具有不同价值观念和利益目的的使用者的利我化驱使,而人们往往误把修辞者的道德表现当作修辞本身的属性了。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把修辞表述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对立表述,“对同一种行为、德行或其他社会存在,由于不同的修辞者或不同语境中的同一修辞者的视角、利益、情感态度、价值观念等的不同,会作出褒贬根本对立的评价来。”如一些人认为是谦虚、慷慨、精明和单纯等的正面评价,而另一些人则从负面解读为虚伪、挥霍、狡猾和无知;二是矛盾表述,即对同一种行为作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如美国评价朝鲜发展核武器是威胁世界和平,而朝鲜则说恰恰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三是变量表述,即对同一修辞对象进行强化或弱化,如把优秀说成良好,把爱说成喜欢,把悲哀说成心理有点难受;四是换角表述,即截取同一事件的不同时段来表述,如有人把中国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说成是政府有能力惩治腐败等等。[4]

    以往对于这种情况只局限在应不应该把修辞的工具性与使用者的主体性混为一谈,然而世界上的问题并不如此简单,譬如欧美不允许伊朗、朝鲜有核武器,他们认为这两个国家是“邪恶轴心国”,会用这些武器去干坏事;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是核武器本身不好,主张彻底废弃。而修辞这个言语交际的“核武器”更为复杂,一方面它是公器,谁都有使用它的权力;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对使用者进行道德约束,正因为如此,才有学者提出要以“修辞立其诚”作为总原则。这样就给我们未来的修辞学研究提出了两大要求,就是既要研究修辞本身的内在规律,诸如修辞过程、修辞机制、修辞策略、修辞方法等;也要研究修辞与使用者的复杂关系,诸如修辞与人所具有的道德、政治、文化、法律、经济等各方面的关系,建立修辞学与其他各门学科的交叉学科。这自然进入下一个问题。

    二、整合所有学科对修辞的认识

    修辞本是所有人都赖以生存的重要工具或技巧,各行各业的人们在修辞的时候自然也在思考修辞问题。修辞学就是从朝廷应对、外交接触、政治演讲、法庭辩论、宗教布道、文学创作等各方面建立与发展起来的,到了现代,行业越来越多,学科越来越细,传播媒介也越来越先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各行业各学科中对修辞学的认识进行整合。且不说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法律修辞学已经非常完善,就是其他学科也有很多对修辞学的思考,如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经济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外交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等等,都有不少精到的见解,有的虽然不成体系,但都对中国修辞学的建设有重大贡献,其实,我们现在修辞学著作中的大部分都在这方面,只是没有冠以修辞学的名称罢了,如好多谈交际技巧、人际关系、政治说服、外交谈判、公关艺术、大众传播、文化对接、网络语言的书,有的已深入到修辞学的纵深处,如言语交际研究;有的切入到修辞学的新领地,如网络语言研究。另外,我们还须借鉴其他各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符号学、逻辑学、心理学、认知科学、哲学等,这样才能取得重大突破。

    三、构建健康的研究环境

    毋庸讳言,现在中国的学术研究环境已被严重污染,学术体制政治化,学术机构官僚化,学术资源垄断化,学术研究功利化,学术考评程式化,学术成果泡沫化,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逐渐边缘化。在这样的学术生态下,中国修辞学的发展自然不可能独善其身,也不可能独自担当净化环境的重任。然而,就一个学科,一个学者而言,我们还是有努力的空间的。至少我们可以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自觉遵守学术规范,提倡原创研究,避免重复劳作,禁绝剽窃“注水”,让修辞学研究自身就成为“良表达”;二是尽可能构建客观的评价机制,避免出现亲朋好友、先生弟子之间的臭吹恶捧,尤其要建立相应的学术争鸣气氛。事实证明,学术问题往往在互相吹捧中萎缩,而又往往在互相挑剔中茂盛。三是强化集体攻关意识,因为不少系统工程、巨大工程都不是一人独力可以完成的,比如上面提到的整合各学科对修辞学的认识、比如修辞史与修辞学史研究等等都是如此,即使是小课题,统筹配置、分头突破、互补互助,也可以避免重复耕作带来的资源浪费和泡沫效应。
当然,中国修辞学还有很多工作要作,限于篇幅,建议参照宗廷虎先生主编、由我撰著的《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下卷和我近年撰写的有关论文。

注释:
[1] 宗廷虎主编、高万云著《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2] 系统的中国修辞学史和中国修辞史都是改革开放以来问世的,如郑奠、谭全基《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80)、易蒲、李金苓《汉语修辞学史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宗廷虎《中国现代修辞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袁晖、宗廷虎主编《汉语修辞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商务印书馆1991)、李运富、林定川《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2)、王培基《修辞学专题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吴礼权《中国修辞哲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郑子瑜、宗廷虎主编《中国修辞学通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袁晖《二十世纪的中国修辞学》(书海出版社2000),宗廷虎主编《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宗廷虎、陈光磊主编《中国修辞史》(吉林教育出版社2007)。
[3] 王希杰《汉语修辞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479页。
[4] 高万云、鹿晓燕《关于修辞学理论与方法的再思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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