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家方言看客家民系的特征

疯狂滴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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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民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内容，但在广义的文化这一宽阔的背景中，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作为客家民系成员使用语言的人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维系民系的重要纽带，而民系又是语言赖以存在的底座。另外，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语言的发展也是同民系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语言在民系构成诸要素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由于它和民系中的每一个成员息息相关，最深刻地反映客家民系的特征，是维系客家民系内部关系的纽带，也是人们区分不同民系的标志。
客家方言之所以是客家民系的重要特征，还在于客家民系的其他特征，一般要通过语言才能得到体现。李如龙先生认为，客家是一个流徙的群体，和其他南方面民系相比，它的地缘有过更多的变动，因此，靠方言来维系民系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客家话到处都有“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谚语，许多播迁远地的客家人，哪怕是几户几十户人家，在极其险恶的条件下也不愿使自己的语言失传，原因就在于此。有人认为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心理是一个民族必不可少的特征，而这些特征离开了共同语言中的特定词义就往往无从体现。例如，在哈萨克语中，表示男孩和女孩的词直译成汉语分别为“牧羊人”和“有马人”。这就显示出该民族生活里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哈萨克族以牧羊为男子的主要生产活动；二是该民族婚姻中有以马匹为聘礼的习俗。

在客家民系诸特征中，客家方言比较稳定也是变化缓慢。地域的改变，客家民系成员的分散，经济生活的变革，甚至文化的变迁，一般都不会立即引起语言的迅速改变。例如，犹太民族早年曾因失去了自己的国家而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星散于世界各地，但其成员却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不约而同地保持着以希伯来语为核心的民族语言──意第绪语（Yiddish）并以此为保持民族感的有力手段。如果某个民系的语言确实发生了变化，其成员采用了其他某种语言，那就意味着该民系与其他民系密切接触的时间已相当久远，而且随着语言的改变，该民系成员的民系意识也必然会发生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相应改变。

当然，客家方言与客家民系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这两者之间关系十分复杂，远非一个对一个的整齐对应。这种复杂性应该从两个角度去认识。虽然客家民系有自己的语言，但这一语言并不一定为客家民系所独有。换言之，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民系讲同一种语言的情况是很常见的。比如客家民系讲客家话，而畲族也操客家语言，就是例证。这种现象主要是长期历史过程的产物。

正因为客家民系和客家方言的关系具有复杂性的一面，所以我们认为共同语言是客家民系的重要特征，但又不是唯一的特征。客家方言和客家民系毕竟是两个概念。它们各有自己内部的发展规律，对于外界的影响也各有不同的反应方式。因此，在确定客家民系地位时，我们既要把握共同语言这一重要标准，又要考虑地域分布、经济生活、文化特点，乃至全体成员的意愿等因素。

总之，客家民系往往已将自己的历史，将自己对于环境做出反应的种种经验即文化都凝聚积淀在自己的语言中。这一事实要求，以研究客家民系发展规律为已任的客家方言学家必须掌握坚实的语言学基础知识，以便使自己的研究工作事半功倍。在这一点上，还是列维－斯特劳斯说得对：“谁要讨论人，谁就要讨论语言，而要讨论语言，就要讨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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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自然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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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是文化产生及其地域分化的基础,可以分为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自然地理环境主要表现在地貌地形结构上，它可以限制人类活动的范围,进而影响文化区域。我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自然环境对于文化的影响作用.《礼记·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这就论述了自然地理环境对于文化区域的发生作用。与客家文化的生成一样，自然地理环境对于客家方言的形成起着很大作用。粤闽赣三角地区是客家文化的大本营，考察客家文化的历史生成也好，探讨客家方言的形成也罢，如果离开大本营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必将无从谈起。

粤闽赣三角地区属于典型的丘陵山地，叠山丛障，是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是这一区域的共同特征，也是客家文化地域特色形成与客家方言形成的空间条件。对此，王东先生在《客家学导论》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地理环境对客家文化的生成的作用分为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其中对客家方言有直接关系的一个方面是：yay06395

在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客家大本营内部，虽然中有南岭之隔，但自古以来，不论是由赣南，还是由闽西出发，进入岭南的通道都有数条。这些通道不仅把赣南、闽西和粤东北地区在地理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为各自人民的相互迁移提供了条件。而大本营地区纵横交错的山脉，却把这一地区从总体上天然地分割开来，从而使这里北与鄱阳湖流域分开，东与闽南相阻，南与珠江流域分割。这一天然独立的地理单元，一方面为客家文化的历史生成提供了空间条件，另一方面又为客家文化保存其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系个性，提供了保证。许多客家民间歌谣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客家文化与这种地理环境的关系。如所谓“乱世好读书，盛世好习武”等等。从一般的角度来讲，这显然是违背常理的。但是，联系到客家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则又是顺理成章的。因为，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使得社会动荡、改朝换代等重大政治事变，很少波及到这里，从而有“乱世好读书”之说；而在天下太平之时，出于健身、防备的需要，则必须习武以自强、自卫。长期以来，以客家方言为代表的客家文化，之所以很发生变化，周边的闽海系文化和广府系文化之所以对客家文化很少发生影响，客家民系之所以在总体上能够持有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并把自己与周边的其它民系迥然地区别开来，正是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的结果。
正是粤闽赣三角地区这广袤的山地丘陵地带，相对与外界隔绝，使之成为客家民系、客家文化乃至客家方言的产生与初步形成的先决条件，同时又因为这片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客家方言受周边的语言文化影响比起其他地区的语言要小得多，客家方言因此进一步发展与定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