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修辞学的界点聚焦

独立寒秋

陈兆福
【摘　要】漢語修辭學的演化過程漫長而積澱厚重。傳統修辭理論呈現潜科學的形態，體現了鮮明的歷史性和民族性文化特點，本文歸納了這種形態的基本特徵，進而對漢語修辭理論由潜科學向顯科學裂變的界點躍升期特徵作了描述。漢語修辭學有著自身的發展軌迹，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也體現了學科發展的內在規律。
【關鍵詞】潜科學形態　特徵　界點裂變　聚焦
從史學的角度看，修辭學史具有科學史共有的發展軌迹，學者一般將其化分爲兩大科學形態：潜科學形態，顯科學形態。前者，科學理論形態尚未成熟，規律尚未被嚴格證實，具有不確定性，社會認知程度較低，此階段的科學是隱性的。後者，科學理論形態日趨成熟，理論內容及規律已被證實，具有確定性，社會認知程度高，此階段的科學是顯性的。潜科學和顯科學之間有一個厚重的量的積澱和質的躍升的短暫裂變期，形成了特殊的界點。
漢語修辭學思想源自先秦兩漢，歷魏晋南北朝，經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在2000多年的孕育發展中雖經歷了階段性演進，日趨成型，但就科學發展的一般形態看，仍處于潜科學狀態。至20世紀初葉，伴隨西學東漸的潮流，修辭學研究活躍起來，新的科學理念給漢語修辭學研究以啓迪。隨之，一批帶有明顯模仿西方修辭學體系幷與對漢語傳統修辭理論拓展深化相融合的漢語修辭學論著問世，標志著漢語傳統修辭學理論已由潜科學後期形態開始向顯科學形態躍升，進入了特殊的界點裂變期。界點裂變期的過程是短暫的，又是迅猛的，一經裂變，便婉若水决龍門汹涌澎湃。這個裂變期由龍伯純的《文字發凡》和湯振常的《修詞學教科書》（1905年）爲起點，經「科學先聲」的唐鉞的《修辭格》（1923年）、至陳望道《修辭學發凡》（1932年，以下簡稱《發凡》）的誕生爲止點，短短的二十餘年的孕育，具有鮮明的顯科學意義的現代修辭學便脫胎而出。《發凡》作爲奠基之作，使漢語修辭學躋入了語言學科之林，宣告了其現代科學的地位。
修辭學史的整個演化過程是漫長而厚重的，本文試圖對傳統修辭學理論作出潜科學形態評價，對漢語修辭學科學由潜而顯的界點躍升特徵進行透視聚焦。
一、傳統漢語修辭學思想的潜科學形態特徵
修辭學作爲一門科學，是在修辭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發展幷不斷加强的。人類自從有了語言，伴隨著語言的修辭實踐活動就開始了。初期的修辭是不自覺的，隨著時代的發展、言語活動的頻繁、思想表達日趨精密的需要，修辭實踐越來越豐富。揉合在文論、詩論乃至美學、文化等各個領域的修辭理論，以片斷和語錄方式的表述，閃爍出零珠碎玉般的真知灼見，經人們從修辭的角度主動總結歸納，修辭思想逐漸系統和成熟起來。
早在周秦之前，我國就有關于修辭研究的記載了，各時期的修辭學思想都有承繼性拓研和創造性開發。縱觀整個潜科學時期，不難發現漢語修辭學理論在諸多方面都已有闡述，透視出漢語修辭學的深厚底蘊。但是，傳統修辭學思想及研究雖源源流長，却遲遲未能建立起嚴整的體系。究其原因，「這是由于向來未將修辭當作一種專科學術來研究的緣故，而且這也是一切學術萌芽時代的常態，幷非修辭一科如此」。（陈望道，1979）此外，也與傳統思維模式的局限有密切關係，我國傳統思維模式的基本特徵是整體直觀體驗，體現在古代漢語修辭研究上的「辭達論」、「工拙論」、「六觀說」、「三表法」等等莫不如此。大都習慣于整體感悟、經驗直觀，以靜態欣賞爲出發點和歸宿，無論闡述爲文作詩之法，還是批注佳句妙詞、贅語冗句，多采用評點式靈空談論，幷與文藝評論、哲學、文獻學、音韵訓詁之學等諸多學科揉合一體。總之，傳統修辭學「關于修辭的論述向來無一定範圍。或偏重思想事實的傳達，特別注意在邏輯和文法等等各個可使文章明白清晰的條項；或偏重聽讀者的感動領受，特別注意在有力量有光彩有趣味的語句的搜集、分析、鑒賞。」（陈望道，1979）在抽象歸納、理性概括方面「飄飄無定，每每偶爾涉及，忽然又揚開了……」（陈望道，1979）因而未能深入探討修辭的動態過程、內部機制及其系統結構，未能形成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
鑒于以上原因，中國傳統修辭論（1905以前）長期處于潜科學狀態，其形態特徵主要表現于以下方面：
㈠修辞论带有明显的附庸性，修辞学的学科意识尚未觉醒
這可從「修辭」一詞最初的提出窺見一斑。「修辭」一詞源出《易經·乾·文言》：「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這裏的「修辭」幷非學科概念，其思想是建立在「進德修業」的儒家道德和功業基礎之上的，內涵在政治人倫方面。唐孔穎達疏證：「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辭爲文教，誠爲誠實也；外則修理文教，內則立其誠，內外相成，則有功業可居，故雲居業也」。「修辭」最初以儒家道德和功業爲基礎，泛指「修理文教」，與修身立教和應對四方相應，才與語言運用發生聯繫。可見，「修辭」的提出本身就帶有明顯的附庸性，它不是一個獨立的學科概念。秦漢以降，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修辭學始終沒能形成完整獨立的體系。尤其前期，未有一部有關修辭探討的專論産生。我們在《古漢語修辭簡論》（梁宗奎、陈兆福，1998）一書中曾對古代修辭理論進行過歸納，這些理論多是從零珠碎玉中焠取而來的，雖涉及諸多方面，但大都比附蘊含于詩論、文論、詞論、曲論之中，與文學理論、文藝批評等摻雜一起，成爲探討藝術欣賞和文章作法的附屬。後來，劉勰的《文心雕龍》、陳騤的《文則》、王構的《修辭鑒衡》等著作雖論及修辭理論較多，但也不能視爲修辭學專著。例如，《文心雕龍》凡10卷50篇，卷六至卷十中的24篇在論及到文思、風格、辭格、聲律批評時才較多地涉及到修辭問題。《文則》全書凡10項62條，從第二項起論述到具體的修辭手法。《修辭鑒衡》是我國古代最早以「修辭」命名的論著，但該書在《序》中明確表述：論衡者「所以教爲文與詩之術也」主要談論詩文作法，修辭內容涉及甚少。這些論著的共同特點仍然顯示出修辭理論突出的附庸性，而缺乏獨立性、系統性和科學性的學科意識。
㈡传统修辞论以整体直观体验为基本
特征，是一种经验知识形态的修辞论
傳統修辭論內容豐富，涉及到調音、煉字、錘句、設格、謀篇、語體、風格等諸多方面，積累了豐厚的經驗知識，但這些經驗知識雖然比較發達，却缺少理論思辯，那種由材料抽象生髮，采用演繹推理、邏輯思辯的理論研究顯得十分薄弱。如歷代文人在分析煉字佳話，「身輕一鳥過」的「過」、「春風又綠江南岸」的「綠」字時，都注意了「過」、「綠」的詞義與具體詩意的匹配鑒賞，高度評價其用得工巧，但基本上停留在直觀體驗的層面上，未能上升到語言運用的一般規律，作出深入一步的歸納抽象。另外，就知識內部結構而言，其依賴于經驗知識小體的修辭論積累雖厚但知識內部缺乏有機聯繫，小體之間缺乏邏輯關係。諸多的詩話、詞話、曲論等多爲隨感式的文學評論樣式，有的論著則基本屬于修辭論的資料彙編，被譽爲古代修辭論重要里程碑的《文心雕龍》和《文則》、《藝概》等等也僅僅類似于今天的論文集，書中所論篇幅小，關聯不明確，缺少系統的理論網絡。由經驗知識累積而形成的散點式知識小體結構的修辭論缺少常規科學應有的理論自覺和邏輯聯繫，處于人類知識的較低層次，只能說是一種帶有經驗知識形態的潜在修辭學。
㈢传统修辞论在表述和阐释上具有原始模糊性
和游移性特征，其论述带有明显的主观随意性
分析古代修辭論其突出的特徵是：基本術語缺少明確定型的界說，評說修辭效果重體驗重意會，帶有整體感知帶有不可分析的主觀觀照色彩。以「風格」論述爲例，東晋葛洪《抱樸子·行品》：「士有行已高簡，風格峻峭」，這裏指的是士大夫的風度、品格。梁劉勰《文心雕龍·議對》：「及陸機斷議，亦有峰穎……亦各有美，風格存焉」，指的是作家的創作個性和作品的藝術特色。《李群玉詩集·同鄭相幷歌姬小飲戲贈》：「風格只應天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郑远汉，1990），說的則是「儀容」、「風度」了，至于語言風格的妙處，則意會言傳各不統一。又如，在文質（內容與形式）關係上，傳統修辭對這對矛盾長期以來存在模糊認識。先秦諸子或重質、或尚文、或主張文質兼備，甚至同一論家，時而重質，時而重文。《淮南子》將道家推崇的天然之美放在首位，强調「質」自身就具有不待修辭的美好的「文」，天地在「化生萬物」時，已表現出「大巧」，大巧所呈現出來的「質」是「久而不渝」的，無需人爲地加工修飾。在《詮言訓》中認爲：「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認爲文質無法兼美，兩者只能存其一。撇開內容就形式討論修辭現象的也有，如杜甫的一句「霜皮溜雨四十周，黛色參天兩千尺」，沈括在《夢溪筆談》卷二十三譏之「無乃太細太長乎？」黃朝英則認爲沈括計算有誤，應用古制計算，陳正敏則從「仰視高遠」的角度爲杜甫辯護，這種就形式談形式的爭論，自然無法真正理解杜甫運用的誇張修辭方式的真意精髓。劉大櫆《論文偶記》則主張「文貴簡」，「凡文筆老則簡，意真則簡，辭切則簡，理當則簡，味淡則簡，品貴則簡，神遠而含藏不盡則簡，故簡爲文章盡境。」劉氏所說的「簡」與神、意、理、氣、味、境等有關，也與風格、文辭及藝術格調有關，兼及內容和形式諸方面，但不重劃清其中的界綫，空間相當大，無論于主觀還是客觀上都是模糊的。這種文質模糊性早在孔子的著述中就已經顯示，孔子一方面主張「情欲信，辭欲巧」，一方面主張「辭達而已矣」。「辭達」二字後人解釋莫衷一是。司馬光以爲「辭達」是「明其足以通意」。蘇軾的理解却與之針鋒相對：「夫言止于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章學誠一面論「溺于文辭者不足與言文」，一面又說「經傳聖賢之言，未嘗不以文爲貴」，顯然是自相矛盾。修辭論基本概念、基本原則闡述上的「游移性」和「多重態」現象緣于經驗直覺，憑眼前的言語事實，就事生論，不能從理論高度出發，對經驗知識加以抽象概括，這樣的結論必然帶有模糊性和易變性的特徵，表現出十分明顯的潜科學形態。
另外，傳統修辭論的潜科學狀態是與我國的傳統文化密切相關的。在我國儒家思想被奉爲傳統文化的正宗，傳統小學承擔著闡發儒家經典的任務。修辭論也往往在闡發經義中産生幷爲解經習文服務，其經驗形態的知識特別發達。我們還注意到儒學本身以道德人本主義爲核心，重現實人生、輕理性思辯，這也决定了傳統修辭論務求實用，注重修辭術的總結而缺乏反思精神的基本特點。另外，我國古典文學的繁榮造就了多姿多彩的文學樣式，這些文學樣式在各個歷史時期，備受推崇，爲博取功名論詩爲文風盛，造就了鑒賞性隨感式的修辭論特別發達，但不重視理論建樹。在經驗形態的修辭論足以滿足這種社會需要的條件下，古代修辭論家也就不可能以强烈願望去推動修辭論發展爲具有獨立學術地位的顯科學。
分析可見，一方面，傳統修辭論缺乏科學的理論結構，另一方面，社會沒有使修辭論顯化的客觀需要，因而我國古代修辭論始終處于潜科學狀態。
二、漢語修辭學由潜而顯的界點特徵聚焦
漢語修辭學理論的潜科學形態經過了漫長而廣泛的積澱，基礎是十分深厚的，這個孕育過程中由純經驗認識到不斷的邏輯歸納驗證方法的吸收，理論內部系統朝合目的性和合規律性完善發展，具備了常規科學的一般結構原則，趨于成熟。同時，理論體系的外部條件——社會認可度不斷加强，顯科學形態日漸突現。
從漢語修辭學潜科學形態到顯科學理論形態，是科學理論由量變到質變的躍升，這個躍升的實現有兩個條件：理論體系內部條件——理論成熟度和理論體系的外部條件——社會認同度。當縱向發展的理論成熟度和橫向發展的社會認同度同時達到一定的指標形成交點時，潜顯的轉化才得以實現。
進入本世紀來，中國現代修辭學實現躍升的前提有二：一是部分修辭學者在繼承古代傳統修辭理論的同時，努力進行開拓和深化，在調音、煉字、鍛句、設格、組段、謀篇，語體風格等諸多內容方面，進行了系統整理重組，闡發成一個個具體實在的理論單元，爲現代修辭學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二是部分學者吸納國外先進的修辭理論和研究方法，有選擇地運用我國古代修辭研究的成果，著力從構建系統方面來研究修辭，形成了現代修辭學的最初的框架。在上述兩個前提的促成之下，修辭學理論由潜而顯的裂變轉化開始了，由原來經驗知識形態內部結構的發散性、模糊性、游移性的「准系統」狀態向序列化、層次化、整體化的「系統」狀態過渡。與此同時，現代理性的自覺以及社會發展對語言活動提出的要求也大大地提升了修辭學的地位，現代修辭學正是從內外兩個方面的發展融合中，初步完成了由潜科學向顯科學的躍升，下面對這個界點躍升期特徵作簡要描述：
㈠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吸收
提高了现代修辞学理论的清晰度
新理論和方法引入最早來自日本，1905年龍伯純《文字發凡》和湯振常的《修詞學教科書》問世，兩書分別以日本學者島村瀧太郎的《新美辭學》和武島又次的《修辭學》爲粉本，參以他書而成，兩書的出版喚醒了修辭學的學科意識。與此同時，來裕恂的《漢文典》（1906年版）、劉金第的《文法通會》（1909年版）等則進一步開拓深化了傳統修辭的理論，在修辭的諸多方面試圖闡發成具體實在的系統，爲現代修辭學建立提供了系統材料基礎。「五四」後，歐美修辭學理論也開始引入我國，1923年唐鉞的《修辭格》問世，該書吸收了中外辭格研究傳統的成果，是我國第一部完整而系統的修辭學專著。「是科學論的先聲」，「從這本小書出版以後，修辭學便又換了一個新局面」（陈望道，1979）。標志著中西融合的修辭學在中國「已經獨立門戶，開拓基業，進入了中外修辭學說競爭的新時期」（袁晖，2000）。修辭理論的清晰度和反映對象邊界的明晰度的提高，是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徵之一。這體現在：
⒈著重構建漢語修辭學體系，基本理論趨向邏輯化、精密化
該時期的論著以國外修辭理論體系爲拐棍，注重構建漢語修辭學體系，在修辭學的基本理論問題的表述上趨于邏輯化和精密化，如湯振常的《修詞學教科書》在「總論」中闡述了修辭學的定義、性質、功用和範圍，認爲修辭學是「教人能用適當之言語，以表白思想感情之學科」，其性質是「屬于應用的方面，故爲技術而非學門」，範圍是「法在明其言語之使用，與句節章段之配例」，「法在明其結構與潤飾」，作用是能够別文章的巧拙，內容的好壞，講求句節的配置、段落的順序、篇章的構造以及不同文體的表達規則。這些理論雖然顯得簡單，也未必精當，却是「現代修辭學史上，對修辭理論最早作出的有一定科學性的論述」（宗廷虎，1990：33），雖然這些理論未完全脫離文章作法這一中心，却是「最早從構建系統方面來研究修辭，形成了現代修辭學的最初的框架」（袁晖，2000）。書中對研究對象的本質、學科屬性範圍的闡釋，顯示出了作者已在用理性的思維改造原直觀的思維方式，在明晰地反映對象方面作出了努力和探索。
⒉融合相關學科原理和研究方法提升修辭學科學理論的層次
現代修辭學理論的清晰度及品位層次的提升與鄰近學科原理、方法的移植與融合密切相關，尤其是心理學、美學等相關學科以及語言學其他分支學科的有關理論方法融入，爲表述闡釋修辭現象提供了科學依托。相關成熟的常規學科的理論形態的介入，加速了中國修辭學由潜而顯的轉化進程，提升了修辭學理論的層次和品位。如20年代初劉金第、陸殿揚、雲六、何爵三等學者的論著中已經廣泛攝取心理學成果作修辭研究的理論依據，如雲六在「詞態」的分類方面，從各種不同的分類原則比較中，贊成用心理學的法則分出：「類似的詞態」、「對照的詞態」、「聯想的詞態」。唐鉞《修辭格》一書則從心理學角度系統研究辭格，在論述修辭格的成因時指出：「因爲人人語言的心理作用都含有使用修辭格的潜隱能力」，在給辭格的分類時，根據心理因素分出根于比較、聯想、想象等類型，在論述具體辭格時，利用反襯心理論相形格，利用聯想講述伴名格等等。陳望道在他的多篇論文中將美學、心理學理論運用于修辭研究，如《文章的美質》把「美質」分爲三類。美學和心理學理論的吸收借用，較好地揭示了修辭理論的美學心理基礎。在方法論上，學者們廣泛運用比較、歸納、層級等方法研究修辭現象。相關學科理論的吸收和先進方法的運用，大大提升了修辭理論的科學層次和品位。
⒊用科學的方法探討修辭規律、分析修辭效果，修辭理論的清晰度實現飛躍
探討修辭現象，分析修辭效果，傳統的修辭理論始終采用整體感悟、經驗認知的方法，一直處于混沌莫測的潜科學狀態，如論「洗煉」，司空圖釋之爲「猶礦出金，如鉛出銀……」。又如論「陽剛」，姚鼐釋之爲「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穀，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騏驥。」論「陰柔」則釋爲「如日初升，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澗，如滄，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這些論述用形象化語言靠聯想比况而附會感悟，很難從規律上作出界說，不能落到實處。20世紀前期何爵三、董魯安、汪震、宋文等研究者比較注重修辭物質手段的研究和先進方法的運用，廣泛運用比較、歸納、層級等方法，如董魯安《修辭學》（1926年出版）中談「選字」則從「認定字義」、「適應讀者」、「注意慣例」、「慎守格律」等四個不同側面進行分析，談詞義的程度則指出「不能過强或過弱」，談委婉詞語主張「把程度强的改爲和平的」，叠詞則是把程度弱的「加重，使得語氣變强」。在談風格時，注意從語言形式入手充分利用語言要素和非語言要素等物質材料進行研究，可以說是一個突破，如談「和諧」風格，認爲「第一，詞句格外舒適勻稱，跳脫恣縱。第二，聲調格外條暢冼煉，妥協自然，雖有長句，幷不覺得拗口」。這種用邏輯精化的語言歸納比司空圖「神而明之」的比况要具體得多，也益于把握，而「選字」規律的總結，在當時實屬可貴的發現，「實現了從點悟方法向科學歸納方法的飛躍」（宗廷虎，1990：33）。
㈡经验知识形态准系统程度强化，
提高了现代修辞学理论的系统性
經驗知識形態的傳統修辭論具有發散性、模糊性、游移性特點，知識內部的聚合是不完整不成系統的，其間的聯繫不是有機的統一的，帶有明顯的理論材料的准系統性，准系統性特點是：組成要素缺乏明晰界定，聯繫程度不高，內部缺少層次性、統一性，是理論材料集合體，不具有系統性整體功能。隨著准系統程度和理論清晰程度的强化和提高，漢語修辭論逐漸完成了向系統性的轉化。系統性轉化主要體現在理論結構體的組建、理論網絡的凝聚和理論體系的構築幾個方面。
⒈修辭理論結構體的初步組建
理論結構體是構建理論體系的基本單位，而處于經驗知識形態思維中的認知往往以整體感知表像爲依據，用形象化比擬語言進行表述，缺少理論穿透力，無法成爲理論結構體的成分。例如談「豪放」風格，我們需要對「豪放」作出抽象定義歸納，以便使其成爲科學概念進入理論結構體，以理論結構體的存在形式應用于科學思維，成爲科學系統的硬件。但傳統修辭論無法達到這一層次。司空圖對「豪放」的表述是「天風浪浪，海山蒼蒼」，以圖像的描繪提供人們領悟的寬闊空間，這種不明晰、不確定的感悟式認知意象不能稱作概念，也就不能算作理論結構體的成分。只有在其發展過程中揚弃了直觀模糊，獲得了嚴格定義，才能進入理論結構體。林裕恂《漢文典》對傳統修辭論進行了開拓和深化，在風格的表述上則明顯地脫離了表像依據。如談「莊重」，認爲「莊重之文，必運以渾厚之意，出以謹嚴之筆，其氣魄則閎而大，其豐神則瑩而澈」。談「輕圓」，認爲「輕圓快利之文，貴施以美倩流轉之筆，文無論大小，而能動人興會，沁人肺腑，發人神采。」這些論述中邏輯化的語言明顯加强了，體現了理論清晰程度的提高，具有了進入理論結構體的初步資質。《漢文典》在探討各種表現風格時，則采用層級方法，將表現風格分爲6大類33小類，與同期的傳統修辭論者一起，對諸多修辭內容試圖闡發成一個個具體實在的系統，這種舉措顯示了舊派修辭家們主觀上已經開始了對古漢語修辭精心的重組整理，客觀上爲理論結構體的形成創造了有利條件。可以說傳統修辭論所積累的豐富的感性材料及其梳理奠定了修辭學理論結構體的基礎。
⒉理論結構體的聯繫凝聚性提高
有了豐厚的理論結構體基礎，從理論結構體中提取相關部分，按照一定思路凝聚成定理、定律，于是生成理論網絡。理論網絡反映了理論結構體之間的內在聯繫，如何爵三在《中國修辭學上的幾個根本問題》（發表于1929年《努力學報》1期）一文中提出了研究中國修辭學的步驟和計劃。運用歸納、比較的研究方法提出要從四個方面及各個方面內部聯繫來研究修辭，在《中國修辭學》構想中，提出用嚴格的科學方法對作品抽繹出修辭的格式、法理，整理分類，組成系統。唐鉞的《修辭格》在「總論」和「分述」中除了注重在研究辭格語言規律理論的明晰度以外，還注重了辭格之間、辭格內部和辭格與非辭格之間的聯繫和比較研究，將27種辭格歸入五大類，加强了辭格理論結構體間的聯繫，體現了該書的系統性和科學性。陳望道則以「題旨情境」爲紅綫將修辭理論單元貫串起來，運用唯物辯證法關于內容與形式關係原理建立起一條基本的修辭學原理。上述的歸納、比較、關係原理都構成了基本的理論網絡，充分顯示了理論結構體聯繫的凝聚性。
⒊多因素、多層次的理論體系的構築
理論體系是由三個條件來實現的，即以豐厚的理論結構體爲基礎，以特定方式的理論網絡爲聯繫，以科學的理論方法和科學的視覺爲因子組成多因素、多層次的理論體系。這種理論體系運用于語言實踐對修辭現象有普遍的解釋力，對人們的言語活動具有前瞻性指導，人們的認同度高，由潜而顯實現了質的飛躍。
修辭學理論體系由潜而顯的躍升起點，是以1923年唐鉞的《修辭格》爲標志的，該書的出版表明帶有顯科學色彩的辭格體系正式建立。但辭格體系屬于整個修辭學中的子系統，它不能表明修辭學理論體系已經建成，現代修辭學實現由潜而顯的全面躍升的標志是1932年陳望道《修辭學發凡》體系的創建。《發凡》體系描述，另文專題討論。
總上所述，漢語傳統修辭的潜科學形態爲開發修辭學體系提供了衆多儲量豐富、層次深厚的礦藏，蘊含著豐富的理論潜質，在理論潜質的積澱和新科學理念、方法的作用下，漢語修辭學形成了特殊的裂變界點，聚焦漢語修辭的潜科學特徵和裂變界點，可探視漢語修辭學深厚的歷史底蘊，它體現著漢語鮮明的歷史特點和民族特質，對把握修辭時代性和歷史性的關係極其內在發展規律具有積極的意義。
參考文獻
⒈陈望道 1979 《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
⒉梁宗奎、陈兆福 1998 《古汉语修辞简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⒊郑远汉 1990 《言语风格学》，湖北教育出版社。
⒋袁晖 2000 《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书海出版社。
⒌宗廷虎1990 《中国现代修辞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