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文字起源于生殖崇拜？

道南正脉

我今天在定王台书市买书，见到《汉字的起源》一书，其书认为汉字起源于生殖崇拜。

王显春著，《汉字的起源》一书，学林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菩提明镜

污人耳目罢了！

孙兰荃

第一，仓颉造字说：《淮南子》说：“仓颉造字，鬼神夜哭，天雨粟。”
第二，半坡陶器刻划符号说（郭沫若等）。
第三，八卦符号说。陕师大霍松林老先生为天水市人大所作的韵文中说：伏羲氏“观法于地，观象于天，始画八卦，文字起源”。可见有学者认定“乾、坤、兑、离、震、巽、坎、艮”这八卦是汉字的起源。但数学界一般认为八卦是代表了组合数学体系，以十进制的体制体现了二进制原理，是数学体系，它比文字要严密得多。
第四，汉字起源于图画说。目前，这个说法为学术界所公认。
（孙兰荃根据有关资料回应）

[ 本贴由 孙兰荃 于 2005-11-12  20:12 最后编辑 ]

孙兰荃

作者：葛英会
来源：http://www.lbx777.com/ywfj/ywcs/wz/wz15.htm  /2004-12-26
　　
　　（一）
　　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在战国以来的两千多年中，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归纳起来，前人的研究主要涉及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文字的创始人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战国，秦以至两汉，人们多遵从“仓颉作书”的传说，魏晋以降，学者又提出了“伏牺氏造书契”的见解。有关两者所处的年代，说法并不统一。汉代学者多以仓颉为黄帝史官，汉末以后，学者逐渐把仓颉的时代提前，或说与伏牺同时，或说在伏牺之前。总之，大约相当于传说的五帝时期之初上至三皇时期。二是文字创制的方法或途径。在这个问题上，历代学者各抒己见，缺乏共识，这包括：
　　1，文字源于结绳。认为文字是在上古时期结绳治事的启示下创制而成的[1] 。
　　2，文字始于八卦。认为文字产生于易卦的卦象，如乾卦为天，坤卦为地，坎卦为水，离卦为火等[2]。
　　3，仓颉视龟作书。认为仓颉受到灵龟的启示创制了文字[3] 。
　　4，文字、图画同源。认为书画异名而同体，在文字产生的初期，书亦画，画亦书[4] 。
　　5，文字源于图画。认为二者并不同源，图画在先，文字在后，文字是在图画的基础上产生的[5] 。
　　6，文字源于先民的社会实践。认为文字的产生直接导源于原始的记事方法[6] 。
　　7，中国文字西来说[7]。认为中国的文字是从西亚或埃及传来的。
　　对文字起源的上述见解，在当代学术界仍没有就哪一种说法达成广泛的共识。认为“视龟作书”附会了河图洛书的传说，是把文字的发明看作天意神授，纯属虚妄无稽。而“结绳”原是原始的实物助记手段，“八卦”本为古已通行的巫筮方法，认为两者与文字的创制毫无关联。认为“书画同源”或“文字源于图画”只能说明象形字的由来，而不能涵盖一些指事字，记号字的源起。中国文字由西方传入的说法，已被我国的考古学研究所否定，是“东方两河流域”的华夏先民创制了中国文字。近人提出的原始记事方法是文字产生的本源的见解，由于在实际上就是文字源于结绳说的扩大，在学术界也很少得到响应。

　　（二）
　　二千多年以来，文字起源问题的讨论时续时止，旷日持久而少有进展。今天，当我们老话重提的时候，有必要先跳出“庐山”之外，冷静地观察一下“庐山”的真面，寻觅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能又一头扎进没有结果的争论当中。
　　面对文字起源问题的种种见解，我们曾长期游移徘徊，百思而不得其解。文字源于结绳或始于八卦的说法，真的是诸先贤捕风捉影或无病呻吟吗？所谓“视龟作书”与我国古代确曾流行的龟卜及契龟记卜有无联系？所谓“书画同源”原指书画“异名同体”，但二者异名异体始于何时？怎样加以区分？研究文字起源问题，特别是面临远古陶器符号是不是文字的问题，前人遗留给我们的种种疑问是不能回避的。我们认为，在进入这些问题的讨论之前，有关文字起源的理论认识与研究方法，应当是首当其冲的，其中存在的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科学地确认中国原初文字的标准认识不足。确认文字的标准，是关于文字的界定即什么是文字的问题。讨论文字的起源，弄清什么是文字是必要的前提。长期以来，研究语言文字的人，大都固守着这样的认识，即“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语言的书面表达形式”。在我国原始陶器符号的讨论中，这个问题表现的尤为突出。因为记录语言一般要多个文字符号连续出现，每个符号是一个字，有固定的读音，代表语言中的一个词。基于这样的认识，对远古陶器上大多只有一个的刻、绘符号，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可能对文字的产生有某种影响，但其本身绝不可能是文字。新的研究成果表明，“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个关于文字的定义，不能涵盖世界上的两大文字类型，它只适用于纯表音的拼音文字系统，因为这类文字仅仅与语音发生联系，而与语义则毫不相干。然而，这个定义却不适用于以表义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音义文字系统。关于这一点，饶宗颐先生已经发表了精辟的见解，认为中国文字是不追随语言的、脱离了语言羁绊的，能够控制语言的文字系统[8]。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文字有很强的表意功能。同一个字，同一句话，可以用雅言、雅音读之，也可以用方言、方音读之。如果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们就不会以“记录语言的符号”为标准，断然否定远古陶器符号是原初文字的可能。这些符号如果是具有独立意义的数字或某种名称，即使没有以完整的语言形式出现，似乎也不能排斥已经成为文字的可能。所以，我们不能把它与拼音文字等同起来，一个单独的符号，也可能是所记事项的主干词语，具有特定的记事功能。
　　二、对原初文字的性质不明确。谈文字的起源，说到底是指处于源头的原初文字是怎样产生的，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原初的文字有哪些，一是萌发与形成的途径是什么，就是指原生文字是如何创制而成的，以及为其后文字的创制提供了哪些可以仿效的法则。研究文字的起源，是探索远古先民在何种社会需求之下，其思维或意识受到怎样的冲动，才创制了最初用于记事达意的文字符号。当前，我们讨论文字的起源，往往是站在已经具有成千上万的成熟文字之上，泛泛地谈文字是怎样产生的，忽略了以历史的眼光，客观地去探求为数不多的原初文字是哪些，是在怎样的社会实践中发明的。正因为如此，才对“结绳”、“八卦”、“观龟”与文字之间有无关联不屑一顾。我认为，克服非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努力追求原初文字的性质与社会成因，才能为文字起源的研究找到出路。
　　三、“以后证前”的研究方法尚待完善。五六千年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世代传承，一脉相沿，这已为考古学文化研究与典籍记载证实。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确知的时代最早的文字资料是殷墟甲骨文字，在此之前，中国文字起码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迄至今日，能够说明中国文字发生、发展的资料仍然相当缺乏，特别是在原始陶器符号的性质尚未论定的情况下，一种行之有效的“以后证前”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一些学者已经尝试以甲骨文、金文论证远古陶器符号，这种方法是否可靠常常受到人们的怀疑。因为这种在时间上间隔了千年乃至几千年的文字形体的比附，由于相当长时间中的资料缺环，研究者本身对结论的正确性也不能断言。但是，我们认为，鉴于中国文化毋庸置疑的连续性，只要我们在论证时摒弃单个文字的简单比附，借助古代典籍、考古资料与民族志资料，把文字的产生还原到客观的历史背景之中，然后再去进行早晚文字形体的比较研究，所得结论自然会令人信服。

　　（三）
　　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虽然存在着早期文字资料缺乏的障碍，但我们有保留着浓厚的原始特征的殷商金文与甲骨文字，又有遗存着许多上古史实的历史典籍，不断出土的古代文物提供了文字产生时期的文化背景，多种民族志资料又可以用来作为参照。所以，利用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文字的起源开展多角度综合研究，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或途径。
　　一、哪些是处在源头的原初文字呢？这在我国的古代典籍中是有迹可寻的。《后汉书· 律历志》开宗明义，谓：“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则筭数之事生矣。”这段话的大意是：当天地之间的人事庞杂，庶物蕃盛的时候，就发明了筭数用于管理。《汉书·律历志》曾引据《逸书》的话“先其算命”，说古之王者治理国家，要先立筭数以命百事，即创制筭数统绪天下事物。此《志》文又说：“数者，一、十、百、千、万，所以算数事物”。这里所谓命百事，班固以为即《尚书·虞书》“乃同律、度、量、衡。”关于这一点，《后汉志》说解十分详明：“夫一、十、百、千、万，所用同也；律、度、量、衡、历其用别出。故体有长短，检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轻重，平以权衡；声有清浊，协以律吕；三光运行，纪以历数。”我们认为，无论尧舜时期是否已有完备的度、量、衡及历法制度，但已经能运用筭数治理天下事物是完全可能的。数是适应氏族集团不断扩大，天下事物日渐蕃盛的管理手段。因为，没有数，管理制度不能成立；没有数，管理手段亦无从施行。因此，可以认为，数字应是原始初文的重要组成部分[9] 。
　　数字的产生是适应了人物、庶物蕃盛的需要，但管理诸事、诸物则不仅关涉它们的数量，而且必然还涉及到它们的名称。只有如此，所记的各类经济文书才不会发生混淆。表达诸事、诸物的字就是名物字。这类名物字，首先是与人类维持生计密切相关的衣食品物，当然也会包括人类自身的五体、五官之类以及赖以生存的周围世界如日月山川、草木鸟兽等。这就是《易·系辞》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者，是上古先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创制出来的。名物字是图案、图形，就如同花纹一样，原始名物字所以就叫作文。这应该就是所谓书画同源的书。所以，我们认为，处在起源阶段的原初文字大体有两类，一类是数字，一类是名物字。
　　二、那么，这些原初文字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讨论：
　　1、筹策记数与数字产生。《左传·僖公十五年》载韩简的言论，说：“物生而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象即物象，物象即物名。滋为滋益蕃盛，品物繁多。是说数字是在品物滋蕃日盛的状况下产生的。《后汉书·律历志》也就这个问题说：“人物既著，则筭数之事生。”所谓筭数，不同于今天的算术一词。筭指算筹，数指数字。《说文》云：“筭，长六寸，所以计历数者”，说筭是用来记、计历日、数目的工具。《说文》竹部段注：“筹犹策，策犹筭……故曰筭、曰筹、曰策，一也。”筹策原是人们随手可得的竹木细枝或草茎。《方言》一书有杪字，指树木的枝梢，杪在古燕国的北疆称作策，说明其时其地曾以树木枝梢为策，用作记、计数目的工具。《后汉志》把筭与数并称，正说明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司马彪在该《志》篇末赞语中，提出了“数本杪曶”的看法，认为数字是本于记、计数目的筹策创制而成的。基于此，我们曾提出，中国数字的一至八都由直线组成，一至四是直线的累积，五至八是直线的错置，都是由记、计数目的筹策异引出来的。[10]
　　2、筹策演卦与数字产生。汉代以来，不少阐释易经的人提出八卦成文的说法，最近又有学者称之为卦象文字，认为文字是由八卦演生的各种卦象生成的。但是，借以画成卦象并推断刚柔、阴阳、虚实寓义的卦爻，全都依据了筮数的奇偶，本与物象全无关联，认为文字由卦象而生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八卦最早见于《易·系辞》，据称是伏牺氏王天下创制的。汉人多有相关记述，武梁祠题记：“伏牺苍精……画卦结绳，以理海内。”《礼器碑》：“皇戏统华胥，承天画卦。”八卦本是以筹策求奇偶以象阴阳的巫筮手段，所以八卦与数及计数工具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左传·僖公十五年》云：“筮，数也。”《汉书律历志》云：“自伏牺画八卦，由数起。”颜师古反其道，注云：“万物之数，由八卦而起”。八卦与数字的生成孰先孰后以及两者的因果关系，目前尚难论定，但八卦筮法、卦象都表明了筹策与数字之间的客观联系。在商周以至战国的出土文字资料中，筮占的工具全为竹木、草茎制成的筹策，而八卦卦象无一不是以数字写成。唐兰先生曾说：“八卦的一画（指画成八卦阴阳肴的横画）和一字的一画，很难区别……照我的意见，八卦的起源是用筭筹（卜算子）来布成爻，古文學字也就象两手布爻的形状。”出土资料已证明，八卦卦爻是数字，而不是一长横两短横的阴阳爻，也恰恰说明，一至八这八个用于记录卦象的直线数字，应是受到筹策布爻的启迪创制而成的。由此，我们认为，从这样的角度上谈文字源于八卦，应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3、结绳记事与数字产生。《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记载，不仅指出上古时代曾经流行结绳之法，而且也把结绳与文字联系起来。郑玄在《周易》注中，就古之结绳治事作了如下的解释：“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所作的进一步的诠释认为：“结之多少，随物众寡”。这种说法与晚近的民族志资料可以互证，都是以绳结的大、小、多、少表示所记各类事物的数量。
　　在中国的古文字资料中，凡是字的构形或意义与结绳相关的，或者是数字，或者是与数字相关的字。如学者已经指出的，商周金文中写作的十、（二十）、（三十），“正象一根或几根打结的绳子”，并指出古賣、媵等字的字形与结绳相关，字义与交易，陪嫁物品的数量相关[11]。这是具有历史依据并极富学术意义的创见。如果从这种角度分析结绳治事与文字之间的关系，虽则说文字源于结绳的说法过份夸张，但它与原始初文的产生确有密切的关系。与筹策记数一样，结绳记事在原初文字的创制中，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由以上的讨论可知，历史上有关文字源于结绳记事，筹策记数，八卦筮占的种种见解，虽然不尽相同，但却揭示了一个共同的关于文字起源的历史途径，即文字产生于先民长期使用的记事、记数的方法。正是这些原始的记事方法，使我们的先民产生了创制文字的最初的冲动。当世代使用的记事方法在功用与操作方式上，与管理日渐澎胀的公共事物不相适应的情况下，人们就不得不在管理手段上另谋出路。于是，一种源于原始记事方法，替代原始记事方法的新的管理手段产生了，这种手段就是数字。资料表明，这种原初的数字大多是通过描绘原始记数工具的途径，即后来所谓的象形手段造成的。数字是由万事万物抽绎出来的抽象概念，但数字本身却是记数工具的具象表达。数字生成所采取的象形的方法以及抽象概念具象表达的方法，在此后中国文字的发展中，成为最基本的造字手段。
　　4、原初名物字的产生。见于典籍，关于原初名物字的产生远不如有关数字生成那样具体，我们只见“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等少量笼统描述。《说文解字》叙云：“文者，物象之本”，认为文字是本于物象创制出来的。基于这种认识，不少遵从“书画同源”或“文字源于图画”的学者，将中国原始陶器装饰图案的鸟兽鱼虫等，与商代金文、甲骨的象形文字相比照，或是把商周青铜铭文中风格保守的图画文字与甲骨文象形文字相比照，是当前学界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但是，利用这种方法，我们只能了解某些名物字形体的演变，却难以确知这些字生成的时代以及是否属于原初的文字。如商代铜器铭文中的戈、钺等字，显然是青铜兵器的象形，产生的时代不可能追溯到文字起源的时期。因此，仍需要找到更为切实的研究原始名物字源起的方法。
　　书与画都是线条的艺术，运用线条是两者共同的手段。但是就两者产生的年代而言，绘画艺术远比文字的产生早得多，这在世界的考古资料中已经得到证明。所以，可以这样说，绘画艺术为图形文字的创制提供了基本的手段。所以，有的学者已经把远古陶器的装饰图形，看作中国文字的远祖。我们认为，讲“文字源于图画”主要是强调原始名物字生成的基本途径以及这种途径为尔后文字的发展提出的可以仿效的造字法则，而不必拘泥于每个表意字一定以绘画为前身。
　　目前，在考古界已经尝试的文物比照法，就是以经过科学的考古断代的出土文物，推断一些名物字的生成年代。苏秉琦先生对殷墟甲骨文酉、龙两个字的考证是典型例子。他说：“甲骨文中有小口尖底瓶的形象”，“就是尖底瓶演变到最后形式的象形字”，这个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另外，谈到红山文化多姿多彩的玉雕龙时，又说：“甲骨文中龙字的多种形态以及妇好墓的玉雕龙，可以大致追溯到距今五千至三千年间的龙形变化过程。”以文字起源时期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历史文物推定相关名物字的生成，其结论是可靠的。[12]

　　（四）
　　我们曾在《数字、名物字是中国文字的源头》一文中，提出作为中国文字源头的数字，是由原始记数工具直接导引出来的。与此类似，西亚两河流域古苏美尔人数字的创制，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史途径。考古研究表明，在西亚两河流域，出土所见的一种仿象不同物品的小泥具、早在公元前八千纪，已经成为记数的工具。几千年以后，不知出于何种目的，这种泥具往往被封存于卵形泥球之中。此后，可能是为了便于回忆球内泥具的内容，又有了先用泥具在空心泥球表面压出印痕，然后再行封存的方法。正是在这种压印的启迪下，一种以芦苇为书刻工具，记录封存泥具所代表的品物与数量的文字，不久就出现在泥球的表面。由于压印印痕与继之而起的文字代表了泥球内泥具的内容，泥具本身便成了不再必要的东西而被废弃。泥球由于不封存泥具逐渐由空心而实心，又由实心而成为平整泥板。相关的名物字应是受到压印的启示，圆点状数字普遍认为是仿象一种最常见的圆形泥具而来。鉴于以上研究成果，一位长期从事这项研究的美国学者认为：楔形文字不是起源于图画，而是直接由三维的陶具演变而来。[13]
　　中国、西亚相距遥远，历史与文化传统也各不相同，数字的形体也不一致，但最初的数字却是由同样的途径产生，即都是本于长期使用的原始记数工具创制而成的。这说明，多数学者认为由记号约定俗成的数字，也是通过仿象实物的途径造成的。在我国，数字的创制正是通过筹策记数，八卦筮占与结绳记事实现的。文字源于八卦，文字始于结绳并非虚妄无稽，先贤的论断正是中国文字起源的正确途径。

　　[1] 此说参见《易·系辞》、《说文解字》叙。
　　[2] 此说见《周易·说卦传》，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之《周易音义·说卦》引东汉荀爽《九家集解》、清张惠言《周易虞氏义》等。
　　[3] 见《孝经·援神授》。
　　[4] 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5]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
　　[6]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1期，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1期。
　　[7] 中国文字西来说，是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文化中心论充斥的年代里，首先由欧洲天主徒提出来的，到十九世纪，这种观点又得到了基督徒的支持。其时的西方世俗学者，虽然没有固守中国文明源自欧洲的说法，但仍然认为中国文明是由外部传入的，或认为来自埃及、或认为来自西亚、或认为来自印度，五花八门，完全背离了历史的真实。
　　[8]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下篇之10《汉字图形化持续使用之谜》。
　　[9] 拙作：《数字、名物字是中国文字的源头》，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七期。
　　[10] 拙作：《“数本杪曶”疏证》，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九期。
　　[11]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1期。
　　[12]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
　　[13] 参加拱玉书《楔形文字起源新论》、《世界历史》1997年第四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魏袖鼎

坎卦为水还好理解,其他我就不明白了

孙兰荃

乾为天、为金、为父、为西北方向，兑为泽、为水、为少女、为正西方向，离为火、为正南方向、为中女，震为雷、为正东方向、为木、为长男，巽为风、为木、为东南方向、为长女，坎为水、为正北方向、为中男，艮为山、为东北方向、为少男，坤为地、为土、为母、为西南方向。

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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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几万年前，当人类还不懂得使用语言的时候，人们是如何交流思想的呢？很可能，他们以龇牙、笑、叫、瞪眼、皱眉、撅嘴以及作各种手势来表达思想。其中以做手势能得到的信号最多。所以，在不少的场合，手语依然被人类沿用。在美洲的印第安人中就流行着一整套的手语，各个部落之间的人可能不明白相互说的话，但是，当使用手语时，他们却能相互理解。目前，在运动场上，裁判员用手语来控制局势。某些交通警察用手语来控制车辆运行。手语虽然能够表达很多信息，但是，当手中有工作时，便无法做手势。所以，人们开始发展另一类信号资源－－声音。可以被人类听到的声音的音域并不算窄，但是，要把这些声音分成一个个可以相互区分的信号却经过了一代一代人的尝试。我们知道，信号的个数越多，它的载义能力也就越大而且它的传递信息速度也就越快。否则，按照电脑的原理，只要有0、1两个符号就能表达整个世界了，那么人只要有两个信号－－龇牙、撅嘴就够了。从此也看出，电脑之所以采用两个符号是不得以而为之。

能说话还不够，声音仅能够停留短暂的时间，很难使过去的事情与现在的事情沟通和比较。要想使人类的智慧逐渐的累积和增加就需要有永久保存的记忆，或者说是记忆的符号－－文字。有了它，人类才能成为不受时间与地域限制的，能够相互理解的整体，而别的生物则不能。在石器时代的希腊，非洲，亚洲及美洲都发现人们在彩色的绳子上打结以记住发生过的事情，有的还将这种彩色的绳子系在一个木棒上。这里我们看一看他们增加符号种类的方法，在五条不同颜色的绳子上打结比在一条绳子上打结的符号种类增加了五倍，而把它们系在棒上则又反映了事情的先后秩序，仔细思考，还会发现，每个结在绳上的距离，及每条绳在棒上的距离也可以反映信息。
      
同样的信息在不同人的眼里有不同的含义。比如，英语字母A，在英国人眼里可以是一个表示第一或一等的符号，在数学家眼中它可能是代表任意一个数，而在古代它的发明者眼中，它是一头牛，它的形状像一个倒着放的牛头。同样古代B代表房屋，因为把它旋转九十度后，像两个连在一起的小棚子，而在音乐界，它代表一种曲调。这种没有单一的认同的符号，大大地混淆和拖延了信息的传播。有时候，为了理解一种已经遗弃的简单符号，要花上几代人的努力。例如，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古代人在骨头，动物角及石片上划刻的痕迹。有一位科学家亚历山大、马萨克Alexander、Marshack对一组刻有新月及圆形的骨片发生兴趣。过去人们一直以为这种刻划是以装饰为目的的，但马萨克经过放大分析后发现骨片上的痕迹是由二十四种不同的工具刻划的。如果为了装饰，那么，两三种工具就足够了。因此，他认为这块骨片是经过一个很长时间才完成的，每次只刻了一个符号，它的目的是为了记录月亮的圆缺情况。所以，这片骨片应该是最早的天文学记录。它说明，靠天吃饭的古代人也希望了解四季的运行，以做好各种相应的准备。实际上，正是由于各种符号在人们眼中没有相同的认识造成了历史上成千上万起误解和战争。古今的语言学家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花费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但是没有很大的进展。

远古时代的人们，虽然没有城市，汽车和住房，但是，他们也要了解冬天什么时候来临？几个人才能打败一头野牛？划船到海上某个小岛需要多少时间？最初，他们用图画来记忆这些情况。后来他们发现用图画来记忆很不方便，而且，每幅画的作者都按自己的想法进行，互相之间没有相同的标准。于是便逐渐将图画变成了与图画相似的，并且较为统一的符号，这就是所谓的象形文字pictograph。在阿拉斯加Alaska的一个游牧部落中有一幅非常著名的，以象形符号来完成的故事。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它们不用符号表示，而用真实的图画来完成，两者所花费的时间有多么大的差别。(见书末附图二)
     
从这个的例证中我们看到，每一个图形与当时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第八图，根据什么知道那根棍是渔叉而非长矛呢？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环境是打渔的环境。再比如：第十二图：怎么知道一个草棚代表家而非别人的住房呢？因为根据故事情节，应该回家了。

现代社会中的环境几乎是无边无际的开放型，或者说，任何情况都可能出现。如果，上图出自现代人之手，那么你要考虑更多的事情，比如，手中的棍可能是渔叉、是长矛、还可能是拐杖、渔杆、高尔夫球杆等。还有，有些人可能将图九及图十画成一只海狮身上插了一支箭而不是一个拉弓的小人。所以，如果现代人还要画同样的图，那么他为了注明图八那根棍到底是什么，就要在适当的地方加上一幅渔叉的图形来确定意思。从此看出，越是复杂的社会，要表达同样的事物时，所考虑的问题就要更加复杂。连续的图画有时候像一个句子，开始，有一个主语，然后用其他的图形一幅幅地去完善它的意思，但是，任何人永远不要希望什么事情都能够完全讲清楚。我们需要的仅仅是说话和听话者双方关心的事情而已。如果我们关心的事情越来越多；或者说人类文化越来越发达，那么，为了区别其中某一件事情，就需要有更多的符号供选择。

还有一类意思，不能直观地用图形来表示，这就需要使用者人为地加以引伸，附会。我们称之为表意符号ideogram。比如：在上下文合适的情况下，一根长矛可以代表‘敌人’的意思。一只平放在地上的脚可以代表“脚”也可以代表“走路”。张满的弓上放着一枝箭可以代表‘武器’也可以代表‘狩猎’的意思。一根折断的长矛可以表示‘战败’也可以代表‘和平’的意思。而‘喝’这个概念，如果用图形来表示的话，可以先画一个嘴唇的形状，再在它中间画一条代表水的波纹(见书末附图三)。还有就是目前人们广泛采用的‘爱’的符号是在一个‘心’的图案上插一枝箭。但是表意符号如果没有相互的认同的话，很容易造成误解。比如，在嘴唇上有一条水波纹，就可能被理解为“口水”。
这说明了以图形表示的信息多么容易引起误解。从这里我们看到，无论是语法，还是什么逻辑都无法将两个人对于语言的认识统一起来。在这一点上，理性主义是失败者。唯有对于同样的符号的认同与不断的交流才能够使人类对于同样的语言有相同的认识。

虽然如此，在今天的社会里，人们依然大量地采用图形信号。比如，在牛，马的身上打下的烙印，代表了它们属于谁？店铺的门口挂上一个大钥匙代表“本店修锁配钥匙”。店门口挂着红白条的螺旋灯代表“理发店”等。由于在某些情况下，图形信息直观，简洁，通俗易懂，所以，它们比其他的语言更易被接受。对于人类的大脑来说，图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一座山很难和一条深海的鲨鱼放到一起，但是，如果我们用两幅尺寸大小的图画来表示两者，我们就很容易将它们放到一起进行比较和联想。

自然界中，除了有各种图形外，还有各种声音。比如狼叫，锯木头的声音，水流的声音等。模仿这些声音也可以得到符号，我们称之为像声符号phonogram。比如：owl像猫头鹰的声音所以它代表猫头鹰，saw像锯的声音所以它代表锯等。不难理解，直接从声音反映出的信息远比从图形反映的信息少得多也模糊得多。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几种简单的发音符号来表示，读者无需像汉语那样记忆发音。目前世界公认，拼音文字是菲尼基Phoenician发明的。而菲尼基人又是以什么文字为基础发明了它呢？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基于古埃及文字，另一说法是基于撒马润Sumerian文字。下面分别谈谈这两种文字的情况。
      
有许多学者认为，撒马润人的文字是一种有声音的图形。什么是有声音的图形？上边我们说过，由于锯木头时会发出“嗖，嗖”的声音，所以英语中的锯用saw表示。那么反过来，如果一个英国人看到了一把锯，他立刻会联想到saw的声音，我们就说锯的图形带有声音。同理，英语的眼睛用eye来表示，它的发音与字母I相同，所以当看到眼睛的图形时就联想到所有发这个音的事物。如果我们顺序画三幅图，第一幅是一只眼睛，第二幅是一把锯，第三幅是一个字母U。那么，一个英国人就明白它们的意思是I  saw  you(我见过你) 由于历史资料有限，人们对撒马润人的了解甚少。事实上直到一百多年前，人们才从古巴比伦Babylonian人的笔记中知道地球上的确曾经存在过一个撒马润民族。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大约在5000年前，这个民族曾经居住在波斯湾的顶部底格里斯河Tigeris与幼发拉底河Euphrates两河之间，(现在的伊拉克)那里有一片土地，叫作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当时那里虽处两河之间，却是穷乡僻壤，没有树木，没有矿藏也很少下雨。在那里，撒马润人建造了一个十分先进的人类文明。希伯来人Hebrew的祖先亚伯拉罕Abraham，就出生在那里。所以许多‘圣经’中的事情也发生在那里，仔细研究这些文字往往会发现与‘圣经’不符的记载。

撒马润人已经懂得使用轮子，犁和帆。他们知道如何烧砖并建造装饰美丽的房屋，庙宇和城市。他们知道纺羊毛和加工金属。他们以两河的水灌溉庄稼并建立了法律与政府。

人口的增加，社会活动及商品交易就会增加，各种记录就显得重要了。由于当地缺少木材及石料，撒马润人必须找到别的书写材料。他们很快就懂得了在河底的淤泥上书写非常理想。开始，他们的象形文字中含有许多曲线，所以，在书写时不得不使用许多工具来适应各种线条的需要。不久他们发现一次次地换工具来适应各种线条非常麻烦，于是他们开始采用一种以芦苇制成的硬笔在泥版上划直线。此后的文字则全部改由直线组成。当芦苇笔在下笔时，会留下一个很小的三角坑，因此人们称这种文字为楔形文字Cuneiform以直线代替曲线还有另一个优点，就是可以得到更多的符号，而且更容易区别。举例来讲，一个圆在平面上，无论你怎么改变它的角度它都只能代表一个符号。而一条线段则可以旋转45度角三次得到四个不同的符号(如\－|/类似汉语的横竖撇捺)。所以我们说，直线比圆‘特征’或者‘示符’性能更好。在英语的大写字母中，直线的比例比小写字母多，就是这个道理，正是这个原因，在重大场合字迹需要清楚，英语往往使用大写。此外楔形文字除了利用了直线的特点外，还利用了直线端带有标记的特点。这样，一根直线段可以给出八个符号如：↑/→\↓/←\可以向右七次旋转45度而给出八个符号。楔形文字的小三角还告诉了人们应该从什么地方下笔。进一步研究会发现，如果在一条线段的一端的一侧带有标记，像仿宋体的‘一’那么，它还可以绕着线段自身翻转后，在同一位置上给出两个符号，这样八个位置则给出十六个符号。目前英语小写的字母b、d、p、q实际上就是利用了这个道理。由此，我们可以以符号表现能力从小到大来排列几种文字。他们依次是英语的小写、英语的大写、汉字篆书、汉字仿宋体、楔形文字。把汉字仿宋体放在倒数第二是因为它虽然有比楔形文字更大的“示符”功能，但是，并没有被利用上。
      
当一块楔形文字的泥板写好后，便放到太阳下晒或放在火炉里烧。人们已经和正在出土大量的这种泥板。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泥板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制作的。它们大部份是企业合同，收据和账目。还有一些是法律文件，如遗嘱，领养关系或法庭裁决。还有一些信件及撒马润的语言的语法。某些泥板还刻有叙述诗和寓言故事，它们可说得上是迄今发现的人类最早的有如此数量的文学作品。撒马润的文字，开始时也是竖行，从右向左顺序书写，像中国古代那样，但后来改成了从左向右的横行，从上往下排列。这很容易理解是为了右手书写方便的需要。
      
由曲线变成直线，图形已经不太像实物了，又由于线段给出的符号量非常大，远远大于当时的需要，而且刚刚改成直线的字比较复杂，所以撒马润人又经过了几次简化，这样使得撒马润文字成了不像形的符号。在这些符号中，虽有代表元音的符号，但是它依然不能称为拼音文字，语言学家称它们是辅元音节 Syllabary。
      
楔形文字后来传播到这一地区的许多民族。其中还有古巴比伦及亚述Assyri－an这是当时两个古代世界的超级大国。这种现象，以及后来的，菲尼基语言传播到希腊，希腊语言传播到罗马，都说明在没有人为的干涉情况下语言会按照科学的需要进行传播的。在中国，元朝及清朝都是外族统治中国，但是他们依然懂得以科学的需要来采用汉语。为此世界的语言学家一直相信，终有一天，一种最科学的语言将统一世界，它不用任何军事及经济力量强迫任何人去掌握它而是用一种更强大的力量－－科学使每一个人接受并得益。
      
下面我们要讨论的是古埃及语言。正当撒马润人发展他们的文明时，一千六百公里外的非洲，尼罗河峡谷的西侧，埃及文明也在繁衍。很多学者认为，埃及文明先于撒马润文明，而且直到撒马润灭亡后，埃及文明依然存在。
      
最初的埃及人可能就是居住在尼罗河边的原始部落。他们耕种土地，养殖家畜，甚至种植和纺织亚麻。他们懂得制做工具和铜制的武器，而且还发明了一种日历。大约在5000年前，他们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由被认为是神的法老统治。
      
埃及人最辉煌的成就是他们的土木工程，金子塔就是最好的见证。在作为法老陵墓的金子塔中，考古学家们了解到了埃及文明的许多侧面。
      
金子塔之所以能告诉我们许多埃及文明的内容，是因为当时人相信，法老死后，在另一个世界里，他还会需要他生前所用过的一切。因此人们把他的生活用品都放进墓穴。其中有镶嵌着黄金和珠宝的桌子，椅子，箱子，匕首及其他武器，有华美的衣服，整瓶的油及其他物品。在某些墓穴内，画或写有精美的叙事诗或连续的图画。它们也帮助我们了解埃及人的文明。
      
古埃及文字已经消失了很长时间了。直到16世纪才有人重新注意到它。它的破译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有一次，拿破仑带着法国军队在埃及作战，虽然他打了败仗，但是那场战斗却并非毫无意义。在一个叫做卢瑟塔Rosetta的地方，他的一个手下发现了一块半埋在地下的黑色石版，那上面刻有奇怪的文字。从此便开始了对埃及文字的研究工作。
      
卢瑟塔岩石上的文字被刻成了三个段落。前两段是用两种不同的埃及文字写成的，而第三段则是由希腊文写成的。在假设三段所写的是同一个故事后，考古学家们认为他们可以用希腊文作为钥匙来翻译前两段。看上去，这是一个简单的翻译任务。它却花费了考古学家40年的时间来完成。但是，当我们记起，从16世纪起，人们就梦想破译埃及文字后，这40年并不算长。
      
这位破译了卢瑟塔岩石的主要部份的人是法国的简、法兰斯科、张伯仑Jean Francois  Champolloin。从童年时候起，他就对埃及文字产生了兴趣。开始，他发现许多埃及的符号是被一个长圆框起来的。后来，他又见到一块以希、埃文合写的石碑，那上面也有不少同样的长圆框。张伯仑设想，凡是在长圆框内的，可能是国王或王后的名字。因为，在两个石碑上都有托勒密Ptolemy(一个国王)及克莱欧巴区拉Cleopatra(一位著名的埃及女王)的名字。经过这样的对照分析，张伯仑不久便认出了13个符号。以这些字母为起点，他逐渐认识了其他的长圆框内的名字，并且开始研究其他未在框中的符号。后来从一个字，一个字地破译到了能够掌握整个句子。张伯仑以毕生经历研究卢瑟塔岩石，但他没有见到这个工作的最后完成便去世了。无论如何，破译
埃及文字的工作应归功于张伯仑。
      
我们上面谈的埃及文字主要指其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僧侣文Hieratic，当然这是以使用者的名字来命名的文字，就像中国的隶书。在最早的僧侣文中，动物的图画仅代表动物，如鹰的图案仅代表鹰。后来不少动物图案变成了表意符号，如一只带有人类面孔的鹰就不再表示动物，而是代表灵魂。有些图案，几经简化，变成了仅代表一个声音的，没有意义的符号。例如，同样的鹰的符号经简化后成了一个类似Z形符号，它仅代表一个A的声音。而觜唇的符号简化成枣核形的，仅代表Ro音的符号，这个符号最后变成大写的字母R。水的符号是波纹形，最后成了字母N。
在僧侣文中至少发现了75个，代表双辅音的符号，(僧侣文中没有元音符号)。最后，埃及人选择了24个符号代表24个辅音。但是他们的文字依然没有变成拼音文字，而是部份的沿用过去的书写方法。这也许说明仅24个符号无法取代所有的历史文献吧。
      
语言在菲尼基人手中有了重大变化。大多数考古学家相信，世界上真正的字母是由菲尼基人发明的。他们是闪米特Semittic人的一支。他们生活在地中海东岸，现在的以色列的北面。他们称自己是迦南特Canaanite人；菲尼基这个称呼是后来希腊人给的。菲尼基人的商业及航海很发达。从圣经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城市泰尔Tyre曾经与地中海沿岸所有地区进行贸易。贸易的种类有银、铁、锡、铅、铜、绵羊、山羊，马、骆驼、绿宝石、珊瑚、玉、象牙、亚麻、香料及著名的泰尔紫红染料。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城市，被希腊人称为白布罗Byblos。因为希腊人称埃及纸草为白布罗，而希腊的埃及纸草来自这里。现在英语中的圣经Bible一词，也来自这个城市的名字。菲尼基的船曾经到达过英国。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此外，有些记录还表明，他们的船只替别的民族充当海军。
      
在菲尼基人采用字母的同一时期，虽然也有其他民族采用了字母，但是，只有菲尼基的字母对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正是它们，由希腊传入罗马，最后传遍了当今的整个拼音文字世界。菲尼基人开始时也使用象形文字，但后来，也许受埃及文字的启发，突然改用拼音字母。从菲尼基的白布罗城附近发掘的一块公元前1800年的石板使人们相信，他们的早期使用的是80个字母。在尤格勒特Ugarit公元前500年的另一块刻石板则使用了30个字母。这是人类字母的最早的记录。现在，人们从古希腊及罗马的记录中知道，菲尼基的最后的字母仅有22个，它们都代表辅音，没有元音。人们普遍认为，菲尼基人是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象形文字来代表声音，从而发明了拼音字母。
      
为什么菲基人要简化书写方法呢？很可能，这是由于他们的生活简单，不需要大量的词汇。我们知道，曾经有一位语言学家发现，当今世界，无论哪种语言，百分之五十的日常用语仅需一百个单词或字。试想，菲尼基的生活如果仅为贸易(比现代社会简单得多的贸易)和航行(当时的航行是人力船)，那么他们使用最多的是叫买声和划船的号子，一种只注重辅音而不考虑元音的语言更容易满足这个需要。为什么最先分离出的拼音符号是辅音？这是由于辅音的特征性强(ELLP4233)。我们说菲文中没有元音，并不是说在他们说话时也没有元音。读者可以做一个实验，如果没有元音，根本就发不出音来。所以当时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只辨别辅音而忽略元音。换句话，Ha、He、Hi、Ho、Hu在他们的语言中代表同样的意思。这种情况极像当今的拼音语言，虽然也发各种‘声’，但是，他们只去辨认和理解辅音和元音代表的内容，而不理会声的变化。所以，菲尼基人虽然创造了字母，开创了拼音文字的先河。但是，有其利必有其弊。

古希腊几乎可以说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发源地。3800年以前，他们就定居在地中海的北岸。古今世界上十个大思想家中，古希腊就占有三个。现代学校中的欧几里德几何学，就是当年希腊测量土地总结的经验。希腊人阿几米德，不但发现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浮力定律，还有许多其他物理及数学方面的成就。目前世界上这种一人一票的选举方式，就是从希腊开始的。荷马的史诗被称为西方文学的始祖。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是以奥林匹克山而得名。虽然后来的罗马帝国在地中海有过比希腊世界更大的版图，更严密的组织，和更长久的历史，但是，就人类文明而言，罗马的成就远不及希腊。即使当罗马人征服了希腊后，希腊人当了奴隶，罗马人也是让希腊人教他们孩子的希腊语。

根据C.McIntosh撰写的Magic，亚里士多德认为语言是一种习惯而成的工具，它与现实世界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而柏拉图学派则认为单词与世界有一种神秘或神圣内在联系。比如，约翰福音中就认为先有了词汇或语言，上帝才创造了世界。上帝创造世界时使用的就是希伯莱的22个字母的不同组合来完成的。所以语言与宗教有着不解之缘。中国道教的神符也是一个例证。
      
希腊人刚刚与菲尼基人贸易时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后来，他们采用19个菲尼基字母作为辅音字母，而把其他的字母和几个自己发明的字母作为元音。从此，我们知道，希腊人便懂得使用元音来传递信息。这说明，他们的社会较为复杂，使用的词汇量较大。因为辅音与辅音只是相加的关系，而辅音与元音则是相乘的关系。假设22个音都是辅音，那么，他们永远只能有22种可以区别的声音。如果22个音中有11个辅音，另外11个是元音，那么他们可以组成11×11=121种可以区别的声音。

除此以外，从古希腊的实践中，我们还发现，只有在没有采用拼音文字符号前，一种语言才容易在发音上繁衍、分离和开发出更多的声音。因为使用者没有声音符号的框框来束缚。他们想怎样发音都可以。这就是为什么汉语中‘声’的发展特别迅速，而其他语言却很少使用的原因。有趣的是，发音种类的产生虽然是越没有符号的束缚越好，但发音种类的记忆却是需要记忆符号来维持，两者互相矛盾，互相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