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死亡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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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道行 来源：http://uzone.univs.cn/news2_2008_56018.html 09-05-30



摘要:运用精神分析研究屈原的自杀问题,认为深藏于屈原的无意识中有一个死亡情结,彭咸是屈原心中的原始意象。屈原是政治迫害狂。屈原的自杀是有其人格弱点的,自恋、犹豫与对君的钟情使他成了又一个哈姆雷特。而最终,屈原的死亡情结使他成了永生的诗人,屈原的辞赋是生命体验的绝唱。


关键词:死亡情结;　彭咸;　迫害狂;　自恋情结;　白日梦;　生命体验


中图分类号: I 2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219(2004)06-0017-06

屈原的死亡问题与他的婚恋问题,是屈原的两大千古之谜。但前者与后者还不一样。屈原的婚恋在史籍上一无所考,屈赋里也闪烁其词;更由于其圣者之故,后世遂三缄其口,以致成了明明有疑而都不疑,于是愈来愈疑的历史悬疑。屈原的死亡问题,却是自汉代王逸、司马迁和贾谊都认定他是在汩罗江自沉的,屈赋里也明明多次写着;然而,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更引起了后世学者的多疑:这究竟是真,是伪?难道屈原还未死就把他的死写进自己的诗里吗?

屈原的死亡问题历来有三大疑点:一是屈原为什么在他的诗里一再提到彭咸这个人,而且明说他要以彭咸为偶像,并学其去投江?二是屈赋里为什么写了那么多他的死,要去死,九死而不悔?他的死亡意识为什么如此强烈?三是屈原的死亡意识在他的诗里表述得很早,延续了很长时间,成了一个宿愿——他为什么一再未死而终于还是投江而死?

围绕屈原的死亡意识,研究的文章之多,可以说凡屈学论著皆不能绕过(婚恋问题则一概如暗礁似的绕过),而且千百年争论不休,以至宋明以来,连屈原是否投汩罗江自杀,都有怀疑。据游国恩先生述及,日本学者斋藤正谦甚至说屈子自谓“宁赴湘流,葬于江鱼腹中”,是“愤激之言,而非实话”[1]……综观以往对屈原的死亡之争,都离不开考证;考证不了,就拿屈赋的片语只字来佐证。不过愈是这样,愈争论不休。

其实,与屈原的婚恋一样,屈原的死亡意识都写在屈赋里,而且比婚恋写得更明白,更实在。屈原的死亡意识属于他的辞赋。我们也只要通过文本分析,就能够解读他的死亡意识的全部密码。
如同拙作《屈原的女性情结》所述,屈赋离不开“女”和“美人”,构成了他的“女性情结”[2];同样屈赋也离不开了“死”和“亡”,则构成他的“死亡情结”。《离骚》写“死”达5次之多,《惜往日》写到“死”更超过7次。荣格认为,“当个体具有某种情结时,就会沉醉于某种事物而不能自拔,似乎有了一种‘瘾’”。[3]“死亡情结”对于屈原,不仅是写得多,而且构成了一种宿命:“不是人占据了情综(情结),而是情综(情结)占据了人”。[4]

荣格认为,情结是一种无意识。屈原这样“沉醉”于死亡里,也是无意识使然。他并非早已预言和预见于自沉,也并非自觉地以死明志。屈原的死亡意识是他的心理冲突达到极端的无意识积淀,所以才那样丰富、强烈和持久。

弗洛伊德说人有两种本能:生本能与死本能。生本能是爱,死本能是恨。可以看出,“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弗洛伊德认为,正是“这两种本能一开始就相互斗争”,才解开了“生命之谜”。生本能是“生命的保护者”;死本能的核心之“恨”就是“侵犯”,“施虐”,即对生命的破坏。那么,作为与生本能的对抗,“施虐倾向”“转向自我”,也就是施虐对象成了受虐对象。而“服从于一个无情的自然法则,服从于至高无上的必然性,总比屈从于某种本来或许可以避免的偶然遭遇要使人好受些”,这就是自杀。[5]屈原的自沉,正是如此。屈原的婚恋,是他的生本能;屈原的自沉,是他的死本能。屈原研究的两大难解之谜,恰恰关乎两大本能,看来这并不是巧合和偶然。

从考证的疑团与局限里走出来,对屈原的死亡意识进行精神分析,我们才对许多问题豁然开朗,并进而看到屈原死亡的价值与意义。

一、屈原与彭咸

屈原作品提到彭咸其人共有7次。计《抽思》1次,《思美人》1次,《悲回风》3次,《离骚》2次:

1、“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抽思》)
2、“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思美人》)
3、“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悲回风》)
4、“孰能思而不隐兮,昭彭咸之所闻。”(《悲回风》)
5、“凌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所居。”(《悲回风》)
6、“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离骚》)
7、“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

可以看出,在屈原心里,他对彭咸已经到了念念不忘的程度。这是一种萦怀的意念,挥之不去的思绪,更是淤积太厚的无意识。据王逸《楚词章句》介绍:“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又说屈子“言时世之君无道,不足与共行美德,施善政,故我将自沉汩渊,从彭咸而居处也”。后人对此多有不信,认为是附会之词。我以为,对于彭咸的有无,对于屈子到底是念其人还是欲效其事,是不必争来争去的,总之都是一样,而且没有意义。只要看看屈赋里提到他想效法的先贤,就知道并不只彭咸一人,如史籍可考的介子推、伯夷、伍子胥、申徒狄、比干……不也提了多次,也有投江自尽的吗?所以,我们最好把彭咸看做是一个原始意象,祖先传承给屈原的集体无意识。正是因为如此,诗人才每在闭目时“不思量,自难忘”;在下笔时“无处不相逢”;这个意象也才能在诗人心灵里蕴藏得这样深这样久,好象他就是彭咸,彭咸就是他一样。

弗洛伊德在研究死本能时认为,人的心中确实存在一种“超越唯乐原则”的“更原始、更基本、更富于本能的东西”,他叫做“强迫重复原则”。比如,“爱情的丧失和遭到的失败以一种自恋的创伤形式给自尊心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我们发现这样的人,他们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落得同一的结果”……这种“被迫将被压抑的东西当作当下的体验来重复”的无意识,服从的就是“强迫重复原则”。人的心理在强迫重复原则的逼迫下,身不由己地再三重复一些东西,而所有被强迫重复的主题都是不愉快的,“因为它暴露了被压抑的本能冲动”。[5]

在人的心灵里,最痛苦的强迫重复莫过于“死本能”。屈原为什么对于彭咸这样念念不忘呢?“彭咸”不就是“死”的符号吗?“彭咸”意象不就是“死”意象吗?“彭咸”意象的强迫重复,难道不是屈原最痛苦的体验吗?弗洛伊德认为强迫重复是把本能活动引向倒退的原则,因此它的本质是对人的惩罚,压抑,是最不愉快的,这就是“死”。屈原赋对彭咸的7次重复,正是“死本能”对诗人强迫的惩罚、压抑和痛苦。

有学者说是彭咸的做人和自沉影响了屈原,又有学者说是屈原的做人和自沉虚构了彭咸。这样的争论太拘泥。精神分析学让我们看到的却是“死本能”使屈原强迫重复彭咸的体验,“死本能”也使彭咸把他的强迫重复施加于屈原。总之,有了“死本能”,屈原找到彭咸是一种必然。游国恩先生在谈到屈原对彭咸“或言依其道,或言从其踪”时,也说理解起来“不可泥也”。他说:“屈子自再放江南时,而死志始决。其后之沉渊而死者,盖亦先有彭咸之志而又适符其迹者也。”[1]在所有的实证研究中,游国恩先生的持论是较为中肯的。

迪尔凯姆认为人的自杀有一个“纯粹”的心理因素,这就是“仿效”。他说,“当我们谈到仿效时,我们指的是那种感染现象”,即“一种行为有一种类似的、以前由别人完成的行为的表现为直接的先例”。屈原的自沉,我们可以看做是对彭咸的“仿效”。迪尔凯姆还说,“每一名自杀者必定从某一位先人那里接受了自杀的倾向”,“而他则是后者的精神继承者”。这就是“继承自杀”。[6]那么,屈原的自沉,也是对彭咸的“继承自杀”了。这种“精神继承”的问题,与我们说的“死本能”,“强迫重复”,“集体无意识”实是一致的。屈原这样依从于彭咸,是精神归依的惩罚,是精神解脱的压抑,是精神极乐的痛苦。彭咸是屈原的精神祖先。

二、屈原与楚狂

读屈原作品,总有一种深沉的压抑感,似乎我们的心也与屈原一起沉重地埋在字里行间。例如《悲回风》,从开头“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起,心就被摇撼和“冤结”起来;到“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昼夜以泪洗面,承受着悲思的掩埋;以致“心挂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排也排解不开。难怪诗人不得不三次追思彭咸,呼天抢地要“托彭咸之所居”。故而历来有把《悲回风》当做屈原的绝命词的。其实,就是屈原最早的《橘颂》,在朝气里也有一股不平气在。不然,为何要一再申述“深固难徙”、“独立不迁”呢?他为何要说“行比伯夷”呢?伯夷不与彭咸一样是“死”的符号吗?再看《九歌》,系“歌乐鼓舞”之词,似乎“无嫌于燕昵”,但却尽写失恋,诚如王逸所说,仍在“见己之冤结”也。(《楚辞章句》)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里,“压抑”被认为是阻止无意识进入意识的力量。这些无意识为什么被压抑呢?因为它是人的“自然欲望”(力比多),受“快乐原则”的支配,“不问所求的快感是否与社会生活相容”;而社会生活却是受“现实原则”支配的,所以遂发生激烈的冲突。冲突的结果,“往往是社会影响战胜欲望,这就是所谓压抑”。[7]人的欲望(力比多)是本我所在。本我受了压抑,这是一切痛苦之源。

屈原一再申述他的“内美”,追求“美人”和“美政”,这应该看做是他人格中的本我。求女与参政,是本我的欲望;他原是一个极富人情、积极入世的人。可是,他求女屡屡失败,他怀瑾握瑜,反而两被放逐,充分地表现了他的欲望被社会所压抑。压抑与痛苦执著地占据着屈原的心灵,这就使他的作品充斥着压抑与冤结的情绪。弗洛伊德认为,“过去很久的苦痛的事故不仅还牢记在心,并且连那些事故所惹起的情调也还没有消散;他们不能从过去解脱过来”,这乃是精神病症产生的根本原因[7]。他还用一个公式说明:“神经病的原因=力比多执著所产生的倾向+偶然的(创伤性的)经验”[8]。屈原由于长期的精神压抑与痛苦,于是在他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精神病的症候。

《离骚》里的“求女”,很多作品里的思“美人”,以及全部作品的婚恋失败,过去都简单地以为不过是比喻手法;从精神分析看来,何尝不是作者的本我体验即他的“自然欲望”或“力比多执著所产生的倾向”呢?他对“灵修”的失望和对“皇舆之败绩”的痛惜,显然更是牢记在心的“苦痛的事故”。于是,他就有了上下“求索”的妄行,诉诸尧舜,追踪彭咸的疯语。他以龙为马,以凤为车,率云霓,遣雷师,追风伯,的确想象丰富,够浪漫的,但又何尝不是癫狂呢?他穿戴着奇异的服饰,常常用香草打扮自己;他自比凤凰,视人为鸡。这当然是自恋情结,但也未免不是变态的人格。“举世皆浊惟我独清,众人皆醉惟我独醒”。他当然是最清醒的;但极端的清醒,势必导致神经症。

屈原作品向来存在创作时间之争。这是因为在他的作品里有许多叙述的模糊,错杂,甚至于混乱。例如两次被放的路线问题,就忽此忽彼,莫衷一是。许多作品的语言还有重复,穿插,过去总以为这是错简。如《离骚》开头自叙身世之后,突兀插陈“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上下文无以衔接,“内美”更无所指。有人在《招魂》里找到“串简”的文字,那就是首起“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等6句,它与《招魂》全文文意不合,却正符合《离骚》写“内美”的文意。这样的情况还很多。不过我以为,错简、串简只能是后世的揣摩,而更多则应看做作者心灵压抑导致的谵妄。

最大的谵妄与癫狂莫过于《天问》。《天问》一气问了170多个问题,天文、地理、社会、历史、神话,无所不问,大胆怀疑,不可谓不奇诡宏阔;然而它的反传统、反常理、反逻辑却是最明显不过的。胡适说“《天问》文理不通,见解卑陋”,是一种“杂凑”(《读楚辞》);郑振铎说“《天问》是一篇无条理的问语”(《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这些看法未免表面了些,但也正说到了它的谵妄的实际上。《天问》正如我上面说的,它是清醒之极的质疑,却也是神经症后的狂言。《天问》之问者,狂人也。

屈原作品走出了一位“楚狂”。全部屈原作品刻画了一位“楚狂”的形象。

屈原诚然与《论语》里的楚狂接舆有相似的狂放,因为他们都看到了“今之从政者殆而”,从而形成了与社会时尚相乖违的思维与言行。不过,屈原始终放不下入世的人生态度,倍受打击还对从政者心存希望;接舆却采取了遁世的人生态度,他与从政者坚决地不合作。屈原是压抑式的楚狂,接舆是偏执式的楚狂。这两种楚狂,我们还在《渔父》里又见到了。渔父狂到莞尔而歌,屈原则狂到宁赴江流,葬于鱼腹的地步。

弗洛伊德分析有一种“强迫性神经病”,病人常有癫狂的症候,即以某些“耗损精神的强迫思想”为起点,“面对着生死存亡的问题,劳心苦思,不能自己”,他虽然感到内心的冲动是可怕的,荒唐的,但仍无法摆脱这些强迫性的见解与行为。并且,这种强迫性神经病人有些还有奇才异能,爱真理若狂,例如法国大作家左拉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屈原不也是这种的强迫性神经病人吗?
弗洛伊德认为,所有的强迫性神经病人都“执著于其过去的某点”,这“某点”乃是强烈的情绪经验。“一个人如果不能应付一个强烈的情绪经验,结果便造成了神经病,所以神经病的成因约略类似于创伤病”,他把强迫性神经病的癫狂症候称为“创伤的执著”。[8]

屈原“创伤的执著”显然是由于性爱与从政失败的打击。正是这“过去的某点”,“劳心苦思,不能自已”,强迫他“耗损精神”,才导致了他的神经病而成为“楚狂”。

鲁迅在20世纪初写下了《狂人日记》刻画了一个狂人。屈原早在战国时代写了25篇楚辞,也刻画了一个狂人,它们竟奇妙地可以类比。鲁迅笔下的狂人是因为“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便让赵贵翁等“同我作冤对”,“想害我”;屈原不也正是一再踹了楚王朝的“陈年流水簿子”而招致昏君佞臣们“作怨对”和“想害”他吗?狂人翻开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写着“仁义道德”,看到从盘古开天地及易牙都在吃人;屈原不也从《天问》发难,质疑仁义道德和历史,并历数桀纣等的吃人暴虐吗?狂人满心希望大哥等吃人的人“真心改起”;屈原不也到死还希望他心中的“美人”“何不改乎此度”吗?……鲁迅笔下的狂人发现了历史的“吃人”,呼唤“救救孩子”;屈原笔下的狂人则发现历史的“颠倒”:忠奸颠倒,阴阳易位,而呼唤救救“美人”——屈原作品是诗化的《狂人日记》。

鲁迅在《狂人日记》的序言里称狂人是“迫害狂”;屈原死心塌地从政,反被腐朽的政治迫害成狂,他也不早是“迫害狂”吗?

《狂人日记》里写日夜是“黑漆漆的”,吃人者们怀着“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屈原所面对的,也是这样强大的黑暗,如虎,如狼,如蛇,最后,他也只有被逼得“自戕”了。

虽然“自杀只是精神病的一种插曲式的综合症”,但“人只有在发狂的时候才企图自杀,自杀者就是精神错乱者”。尤其是“强迫性自杀”,患者纠缠于“一种固定不变的死的念头”,“忧伤、压抑、心中有一种与日俱增的焦虑感”,以致“突出地表现出一种特定的精神状态”,于是成了“自杀狂”。[6]屈原也曾天真地想过“自疏”,但他不能,死亡情结已经深深陷入他的无意识中,在《悲回风》和《惜往日》里达到了极点,《渔父》里更明显是个“自杀狂”了。
屈原屡述了好多狂人和被杀者,梅柏受醢,箕子佯狂(也是一种精神病态),接舆髡首,桑扈裸行,伍子逢殃,比干菹醢……可是,屈原却有着那个时代最痛苦的灵魂,因为他十余年想死而未死,终于被逼成自杀狂。

“自杀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对正在解体的社会的反应”,因为只有这时“他所体验到的耻辱、忧伤和绝望的情绪就会特别强烈,甚至难以忍受”[9]。尤其对于屈原这样的忧国忧民甚于个人命运的知识分子。屈原是最早的政治迫害狂。

三、屈原与哈姆雷特

然而,外在的政治迫害只有通过内在的人性弱点才能逼其发狂,并实现自戕。屈原是有人格弱点的。

班固最先批评屈原“扬才露己,怨怼沉江”,是符合事实的。屈原的确自恃于出身名贵,对天赐的家世极尽于夸饰。他峨冠奇服,戴花佩玉,自称“美人”,开口闭口张扬“内美”,并“重之以修能”。唯我有才,唯我独醒,唯我独清。特别是在君臣关系上,只有我才“竭忠诚以事君”,自己的一切都是“专惟君而无他”。通过屈赋,诗人达到了自我欣赏的极致,其人格本我已经熔铸了顽强的自恋情结。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的本能指的是自我本身,因此它能在一定程度上从自身中获得自身的满足。这种状态被我们称为‘自恋’,而这种导致满足的潜力则被我们称为‘自身情爱’”。也就是说,自恋情结就是“自我只爱它自己而对外部世界无动于衷”。岂但是无动于衷,而且,当一切快乐都“内向投射”自我而产生“爱”的时候,一切痛苦就会全部投向外部而产生“恨”,从而使爱与恨构成根本的对立。[10]精神分析认为人格本我是受“快乐原则”支配的,而人格面具却受“现实原则”的支配;屈原的自恋与对群小的恨,使他很难屈就于现实。正是这样,他越到后来便越孤单无助,已然是无妻无子,无朋无友,孑然一身;自己也越来越狭隘,越来越孤独。故闻一多说:“我觉得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无宁是孤高与激烈”[11],这就导致了他的人格的尖锐冲突,于是,他对外部的攻击就转向内部,他由“恨”所产生的施虐就会转为受虐,屈原的自杀就成了必然。

屈原的性格还有犹豫不决的弱点。他曾想自强,也曾想自疏,但终不能够。屈赋中多所犹豫、徘徊的言行。“超回志度,行隐进兮。低徊夷犹,宿北姑兮”,徘徊踌躇,进退两难。虽然写《怀沙》时他已有些神经失常,但徘徊也未尝不是一种性格。再像《离骚》里求女,“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则更加表现了主意不定的性格烦恼。

屈原的犹豫性格最见于他的自沉。其实,死亡情结很早就积淀在屈原的无意识之中并写进作品了。《抽思》里写“指彭咸以为仪”的时候,当在他第一次放逐汉北,蒋骥认为是楚怀王18年,游国恩认为是怀王24年,屈原尚在30余岁。而流露死志最多的要推《离骚》。诗中除了两次写他要追随彭咸以外,还屡陈“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伏清白以死直”,“虽体解吾犹未变”,“阽余身而死危”……考《离骚》的写作年代,马茂元说在楚怀王28年(公元前301年)至30年(前299年),屈原当40岁左右,最为成熟,而又不是老声老气[12]。游国恩说写于顷襄王13年(前286年)屈原再放以后,50岁至60岁之间[1]。我们姑且以考证的上限60岁写《离骚》吧,按屈原自沉在襄王22年(前277年),67岁(亦从游国恩说),那么,离其写作《离骚》吐露死志也已7年有余了。

这么长的时间怀着自杀之心,并且还具体明确地选定了投江而死的方式,可是,他却迟迟没有付诸行动。他是怕什么吗?我们从他“九死不悔”的誓言看,深信他并不怕死。那么,屈原为什么这样犹豫?

我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剧中的哈姆雷特本应去刺死杀父娶母的叔父克劳狄斯,替父报仇。他也有很多报仇的机会,可是他就是犹豫痛苦,始终“延宕”着。弗洛伊德在分析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性格时,归结为他的人格本我的“恋母情结”。他的叔父克劳狄斯“所做出的正是他自己已经潜抑良久的童年欲望之实现。于是对仇人的恨意被良心的自谴不安所取代,因为良心告诉他,自己其实比这杀父娶母的凶手并好不了多少”。[13]

我以为,屈原自杀中的犹豫,也象哈姆雷特报仇雪恨的延宕。在精神分析看来,屈原的犹豫,必然也是有其人格根源的——这虽然不是“恋母情结”,却可以称之为“恋君情结”。因为在他的无意识深处,最核心的就是一个字:君,事君,忠君,并且他觉得惟有他才最爱君、忠君。他爱国,就是爱君。怀王去了,襄王来了,他同样爱君。他的“内美”、“修能”、“志”、“正”,都是“惟灵修之故”;他最放不下心的,就是“恐皇舆之败绩”。由于这样的“恋君情结”铸入了他的人格,他怎能够舍君而自杀呢?他多次想到自杀,他又怎能不以心灵的“罪感”而不断地犹豫呢?哈姆雷特对叔父,杀,或不杀,表现了他的人格冲突:屈原对自己,自杀,或不自杀,更表现出了双重的人格冲突——无意识层面的“死亡情结”与“恋君情结”的冲突;以及追求“内美”的本我与应对现实的人格面具的冲突。处于双重人格冲突中的屈原,其犹豫与痛苦怎么不更造成他的人格的扭曲!所以冯川说:“从心理学的角度,屈原的悲剧并非历史悲剧或政治悲剧,而首先是人格的悲剧、存在的悲剧。”“屈原如果不首先败在自己手中,他是不会败在他人手下的。”[14]
于是,屈原成了中国诗歌的哈姆雷特。

四、屈原与白日梦

屈原的悲剧更是由于他太真情,深情,重情,钟情,多情。但是,屈原的丰富、真切的情感体验却成就了他的诗创作。诗缘情。

屈原具有情感型的气质。荣格把人的气质划分为内向型与外向型两种,屈原属于内向型气质。当他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甚至来自强大的打击时,他的心理能(力比多)总是流向主观内部,孤独,多疑,自责,愤懑,压抑,痛苦。荣格还把两种定向与四种机能组合成八种人格类型,也就是具体的气质体现,屈原则属于内在情感丰富的“内向情感型”,不过也兼有“外向情感型”的激烈、狂躁等特点。由于性格、气质的心理原因,屈原本来是想当政治家的,但他终于没有当上,相反地还被政治所欺骗和糟蹋。他太多情,太善良,而政治家却太无情。他博闻强记,娴于辞令,本来也是有条件成为思想家的;但他却一任忧郁、痛苦所煎熬。在受到打击的时候,更没有去独善其身。而思想家总是超越情感,理胜于情。于是,情感把他燃烧成了诗人。愤怒出诗人。

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都和神经病人一样,“为太强烈的本能需要所迫促”,“渴望荣誉,权势,财富,名誉和妇人的爱”,由于不能满足,便压抑到无意识里,故有着太多的痛苦。而本我受到压抑总想得到解脱与满足,于是产生了梦。“梦是现实中得不到满足的欲望改头换面的象征性表现。”艺术创作正如做梦,可以通过幻想使欲望得到满足,这就等于“白日梦”。弗洛伊德把文学创作为解脱压抑,付诸白日梦,使欲望得到满足,叫做“升华”。艺术家有着强大的升华禀赋,既可使幻想得到快乐,又为他人共同欣赏。[8]“升华”是一种宣泄,它使被压抑的欲望成为高尚的情绪,这就成了文艺的实质。[7]司马迁所谓“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以舒其愤”,就是如此。而“屈原放逐,乃赋《离骚》”[15],也是如此。“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介渺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屈原自己就是这样说的。他的愤满淤积太多,没有人可以理解,压抑到了极限,于是只有汩汩滔滔喷泄出来。压抑愈深,宣泄愈烈。

在现实世界里,屈原孑然一身。权势、功名、利禄、爱,统统远离了他。他只有痛苦与愤懑。痛苦与愤懑造成的心理体验,却是诗人的巨大财富。写诗,成了屈原人生的最大满足。冯川说,“现实中的失败”,“成全和保证了屈原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14],屈原的一生只有诗:只有诗才是属于屈原的。可以说,他的每一首诗都是他的心理的宣泄与满足。即使是《九歌》,也是“愁思沸郁”(王逸)的宣泄,那每一篇里失恋的哀怨,无一不是他自己痛苦的呻吟。再如《天问》,更是诗人压抑得发狂的反叛。“天问”者,呼天抢地,呼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也。

弗洛伊德把“被压抑的欲望变成高尚的情绪”,从而“为他人共同欣赏”,看做艺术家的特殊才能。屈原的“特殊才能”则是与他的特殊人格分不开的。这就是他的情感太真诚。王国维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而“楚辞之体,非屈子所创也。《沧浪》《凤兮》之歌已与三百篇异,然至屈子而最工。”[16]屈子何以“最工”呢?岂不正是他“不失其赤子之心”,并“以血”写诗之故吗?屈原在诗里,简直没有什么隐讳,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诗了,包括求女的失败,婚姻的不幸,他对社会人生广泛而具体的爱与恨。王国维说:“屈子之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而“贞”,就是“纯挚之感情”[17]。这更是说到屈原赤子之心的点子上了。

屈原的自杀,并以他的诗赤裸裸地表白自杀,使诗人的情感提升到了生命体验的极致。生命体验是对于人生极限的检验。屈原的全部辞赋,都是生本能与死本能相互对立的情感迸发与宣泄;尤其是反复抒发自杀中的犹豫与延宕,更袒露了灵魂的拷问与搏斗。屈原的全部“生命之谜”都在这里。这样的诗,还不是以血书写的么?还不震撼读者的心灵么?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说:“精神和物质,灵和肉,理想和现实之间,有着不绝的不调和,不断的冲突和纠葛。所以生命力愈旺盛,这冲突这纠葛就该愈激烈。”“除了不耐这苦闷,或者绝望之极,否定了人生,至于自杀的之外,人们总无不想设些什么法,脱离这苦境”,于是,“独有一种绝对无条件地专营纯一不杂的创造的世界。这便是文艺的创作。”故他把文学称为“苦闷的象征”,并强调“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18]由于屈原的孤独、谵妄与绝望,致使审美与现实混淆,他自杀了;幸而他选择了文学来宣泄他的自杀,他的文学就成了“纯然的生命的表现”。

屈原的死亡情结使他成了永生的诗人,屈原的辞赋是生命体验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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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金道行(1937-),男,湖北武汉人,三峡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写作心理学研究。
来源：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文章来自：重庆三峡学院三峡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