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及《九歌之九·山鬼》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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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诗人屈原简介】
·【历史故事】
·【屈原的影响】
·【屈原的作品简介】
·【主要著作】
·【离骚】
·【天问】
·【舞剧】
·【屈原的名言】
·屈原纪念馆：


【诗人屈原简介】

约公元前339年-约公元前278年

    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吸收了南方民歌的精华，融合了古代神话和传说，创造出了新体诗──“楚辞”。楚辞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大解放。它打破了《诗经》四字一句的死板格式，采取三言至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形式活泼多样，适宜于抒写复杂的社会生活，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篇幅和容量可根据内容的需要而任意扩充。伟大诗人屈原，是楚辞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
     屈原（约公元前339年～约公元前278年），名平，出身于楚国的贵族。公元前340年诞生于秭归三闾乡乐平里。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26岁就担任楚国左徒兼三闾大夫。起初他颇受楚怀王的信任，曾做到左徒的高官，他主张授贤任能，彰明法度改良内政，联齐抗秦。但是，楚怀王的令尹子椒、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由于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结果楚怀王被秦国诱去，囚死在秦国。顷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思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五日端午节这天投汨罗江自杀。
     屈原是一位具有远旧卓越的政治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大诗人，是三峡里的“第一流才子”。他忧国忧民，最后投汨罗江，以身殉国。屈原的政治生活虽然是个悲剧，但作为诗人，他给后人留下了《离骚》、《天问》等二十多篇不朽的诗篇。这些都是中国文学宝库的珍贵遗产。
     《离骚》是屈原最成熟的作品，是中国古代最宏大的一篇抒情诗。前半部分是现实的叙述，写他改良政治的理想和遭遇。后半部分加入了许多奇特的幻想，他在风、雨、雷、电、云、月以及凤凰和龙的陪伴下，在天空中驰骋，上天下地去追求他所理想的对象，结果是失望了。
     诗人把自然现象、历史人物、传说糅成一体，编织成为瑰丽的浪漫主义艺术形象，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鲁迅称赞屈原：“逸响伟辞，卓绝一世。”
     《天问》是一篇奇特的长诗。这是屈原在放逐以后，忧郁彷徨，精神上起了激烈的动荡，旧信仰完全崩溃，因此对于自然现象、古代遗闻、宗教信仰以及对社会的传统思想都产生了怀疑，从而发出种种疑问。通过提问，诗人尽情宣泄了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和苦闷.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有详细的记载


【历史故事】


        战国时代，称雄的秦、楚、齐、燕、赵、韩、魏七国，争城夺地，互相杀伐，连年不断混战。 那时，楚国的大诗人屈原，正当青年，为楚怀王的左徒官。他见百姓受到战争灾难，十分痛心。 屈原立志报国为民，劝怀王任用贤能，爱护百姓，很得怀王的信任。

        那时西方的秦国最强大，时常攻击六国。因此，屈原亲自到各国去联络，要用联合的力量对付秦国。 怀王十一年，屈原的外交成功了。楚、齐、燕、赵、韩、魏六国君王齐集楚国的京城郢都，结成联盟，怀王成了联盟的领袖。 联盟的力量，制止了强秦的扩张。屈原更加得到了怀王的重用，很多内政、外交大事，都凭屈原作主。

        因而，楚国以公子子兰为首的一班贵族，对屈原非常嫉妒和忌恨，常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说他夺断专权，根本不把怀王放在眼里。挑拨的人多了，怀王对屈原渐渐不满起来。 秦国的间谍把这一情况，报告秦王，秦王早想进攻齐国，只碍着六国联盟，不敢动手，听到这个消息，忙把相国张仪召进宫来商量。 张仪认为六国中间，齐楚两国最有力量，只要离间这两国，联盟也就散了。他愿意趁楚国内部不和的机会，亲自去拆散六国联盟。

        秦王大喜，准备了金银财宝，交给张仪带去。张仪将相印交还秦王，伪装辞去秦国相位，向楚国出发。 张仪到了郢都，先来拜访屈原，说起了秦国的强大和秦楚联合对双方的好处，屈原说："楚国不能改变六国联盟的主张。"
张仪告诉子兰："有了六国联盟，怀王才信任屈原，拆散了联盟，屈原就没有什么可怕了。"子兰听了，十分高兴。 楚国的贵族就和张仪连成一气。子兰又引他拜见了怀王最宠爱的王后郑袖，张仪把一双价值万金的白璧，献给了郑袖。那白璧的宝光，把楚国王后的眼睛都照花了。 郑袖欣然表示，愿意帮助他们促成秦楚联盟。大家认为："要秦楚联合，先要拆散六国联盟；要拆散联盟，先要怀王不信任屈原。

        子兰想了一条计策：就说屈原向张仪索取贿赂，由郑袖在怀王面前透出这个风声。张仪大喜说："王后肯出力，真是秦楚两国的福分了！" 张仪布置停当，就托子兰引见怀王。他劝怀王绝齐联秦，列举了很多好处。最后道："只要大王愿意，秦王已经准备了商于地方的六百里土地献给楚国。 怀王是个贪心的人，听说不费一兵一卒，白得六百里土地。如何不喜。回到宫中，高兴地告诉了郑袖。郑袖向他道喜，可又皱起眉头："听说屈原向张仪要一双白璧未成，怕要反对这事呢！"怀王听了，半信半疑。。

    第二天，怀王摆下酒席，招待张仪。席间讨论起秦楚友好，屈原果然猛烈反对，与子兰、靳尚进行了激烈争论。他认为："放弃了六国联盟，就给秦国以可乘之机，这是楚国生死存亡的事情呵！ 他痛斥张仪、子兰、靳尚，走到怀王面前大声说："大王，不能相信呀！张仪是秦国派来拆散联盟、孤立楚国的，万万相信不得……"。 怀王想起郑袖所说，果然屈原竭力反对秦楚和好；又贪图秦国的土地。不禁怒道："难道楚国的六百里土地抵不上你一双白璧！"就叫武士把他拉出宫门。

    屈原痛心极了，站在宫门外面不忍离开，盼着怀王能醒悟过来，改变主意，以免给国家带来灾难。 他从午站到晚看见张仪、子兰、靳尚等人欢欢喜喜，高高兴兴走出宫门，才绝了望。他叹着气喃喃地说："楚国啊，你又要受难啦……" 屈原回到家中，闷闷不乐，想到亲手结成的联盟一经破坏，楚国就保不住眼前的兴旺，不禁顿脚长叹。

    替他管家的姐姐女媭问明情由，就知他遭到了小人的陷害，劝他不要再发议论了，屈原道："我是楚国人，死也不能看到楚国遇到危险啊！" 他认为怀王会醒悟，定会分清是非的。只要怀王回心转意，楚国就有办法了。但是怀王不再召见他，他越来越忧愁，常常整夜不眠。 他写了一篇名叫《离骚》的长诗，把对楚国的忧愁和自己的怨愤都写了进去。"离骚"就是"离忧"，人在遭遇忧愁的时候，怎不呼叫上天和父母，以抒发自己的怨愤呢！

    这篇诗传到宫中，子兰、靳尚等人又得了攻击的材料，说屈原把怀王比作桀纣。怀王一怒，撤掉了屈原的官职。 郢都的空气快把屈原逼疯了。女媭劝他换个地方去休养一阵，他大声说："我不能带着楚国和百姓一起走呀！" 但在女媭的日夜劝说下，他到底搬出了郢都，准备住到汉北去。他走一阵，又回望一阵，"这雄壮的郢都城啊！"

    他挂念着国事，到一处就歇几天，打听一下消息。有一天，他看到一座古庙里的墙壁上，画着天地神灵和古代圣贤的故事。 圣君贤王的事迹触动了他的心事，他想不通怀王为什么这样糊涂。他对神灵大声喝问："这世界究竟有没有是非！？……"因此写成了《天问》这篇长诗。 神灵没有回答他，可事实却对他作了回答。当怀王和齐国断绝了邦交，拆散了联盟以后，就派人跟张仪到秦国去接收土地。

    将近秦都咸阳，张仪装作喝醉了酒，在下车时跌了一跤，推说跌伤腿，就别了楚使，先进城去了。 楚使住在客馆里，天天去见张仪。张仪总是推腿伤未愈不能接见。 一直过了三个月，张仪得到六国联盟确实已经瓦解了的消息以后，才出来接见楚使。

    当楚使提到交割土地时，张仪赖得一干二净。他说："我说献给楚王的，是自己的六里俸地。秦国的土地怎么能够献给人呢？" 楚使有口难言，只得空手回来报告楚王。这一来，可把怀王气昏了。 他仗着这几年养精蓄锐，兵粮充足，就派了大将屈平，带领十万大军，进攻秦国。

    秦王立刻改变了攻齐的计划，索性联合齐国，分两路迎击楚军。 楚军挡不住两国的夹攻，连打几个败仗，屈平阵亡，秦兵占领了楚的汉中地方。 消息传到汉北，把屈原急坏了。他愤怒、叹气，最后决定赶回郢都，设法去抵抗秦国。

    半路上，他接到了怀王的命令，派他出使齐国，恢复联盟。屈原高兴地想："大王到底回心了！"就立刻奔赴齐国。 怀王违背联盟，齐国十分愤恨。但是屈原是齐王敬重的人，经过一番谈判，就答应撤回助秦攻楚的齐兵。 屈原还未返国，就得到了秦楚议和的消息。他怕怀王再受欺骗，连忙辞了齐王，赶回楚国去。

    他到了楚国云梦地方，看见当地百姓正在追悼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 屈原十分感动，停下车进去参拜。他立在神位面前诵读他所做的《国殇》诗，悼念为国牺牲的战士。念到沉痛的地方，百姓都流下泪来，屈原也放声痛哭。 屈原走了几天，忽听传说：张仪又到郢都来了。他不禁连连跺脚，日夜兼程，向郢都赶去。

    子兰、靳尚听见屈原回来了，连忙来报告王后郑袖。他们都怕屈原再回郢都，让他留在怀王面前，日久总是大患。 这夜，郑袖就向怀王哭诉："屈原在云梦地方对百姓说，那些阵亡的，都是我向大王进言而冤死的。这回他回来，要替冤死的伸冤报仇。"怀王听了大怒："他敢这样？简直是疯了！" 郑袖趁机进谗："是疯了！不是疯了怎会对百姓说这样放肆的话？我怕见他！他要在郢都，就让我到江南去！"

    第二天，怀王下了一道命令：任屈原为三闾大夫，不必进宫，立刻赴任。他派子兰把命令送给屈原。 子兰见了屈原，奸笑着向他道喜，传达了怀王的命令。屈原却呆了，他仰天长叹："大王，你再不能糊涂哟，楚国的江山，楚国的百姓，全在你的身上哟！" 女媭怕他再惹祸殃，劝他赶快离开郢都去上任。屈原说："你是替我担心，我是替楚国担心呢！"但是寻思无计，只得准备上任去。

    屈原走了，楚国满朝文武都投入郑袖、子兰一党，联盟不久又散了。从怀王二十七年起，秦国连连对楚国发动战争。 楚国国势一天不如一天，失掉了对抗秦兵的力量。怀王三十年，秦国占领了楚国北部的八座城池。 怀王正在愁闷，忽然接到秦王的来信，请他到秦国武关地方，商谈秦楚永世友好的办法。怀王左思右想，决不下主意：要不去，只怕秦军向南进攻；要去呢，又怕秦国心怀叵测。

    子兰首先劝怀王："秦王愿意和好，这机会可失不得。"靳尚也说："走一遭儿，至少有几年太平。 怀王回到后宫，又听了郑袖一番劝行的话，这才打定了主意，马上写了回信，同意去武关会谈。 准备了几天，他和靳尚带了五百人马动身，才离郢都，途中只见有一匹马飞一般奔来。

    奔到跟前，马上的人跳下，伏在车前，大声恸哭。怀王一看，原来是三闾大夫屈原，他听到了怀王要去武关的消息，连夜飞马而来。 只听他悲声说道："大王啊！秦国如虎口，这危险冒不得哟！你要想想楚国的祖宗和百姓，不能单听小人的说话哟！" 十多年不见，屈原憔悴了。怀王见了他，想起这十多年来国势，一天天走下坡，心里也涌起了一阵感伤。

    他正在沈思，靳尚站出来狠狠地对屈原说："今天是大王出门的好日子，三闾大夫说这些丧气话什么意思？" 屈原气得嘴唇发抖，颤声说道："上官大夫！你是楚国人，也该替楚国想想，不能把大王送进虎口啊！" 靳尚大怒，迭声叫让开。屈原攀住了车辕不肯放手。靳尚令人把屈原推倒在地，扬鞭催马，簇拥着怀王走了。

    屈原爬起来，一边追，一边叫。靳尚只怕怀王心里动摇，加快一鞭，那车飞一般去了。 屈原喘着气站住了，眼睁睁望着向西而去的人马，等到不见了影子，还呆呆立在那儿。 不到半个月，靳尚只剩下一人一马逃回郢都。果不出屈原所料，怀王和五百人马一到武关，就被秦国扣留，已经送往咸阳。

    噩耗传遍了全国。郑袖为了安定人心，立太子熊横为顷襄王；自己掌握国政；任命子兰做管理全国军政的令尹。 屈原拚死赶到郢都，要求顷襄王恢复六国联盟，用强大的实力，向秦国讨回怀王。 子兰等人是劝怀王去秦国的，怕怀王回来问罪，又怕得罪秦国。因此不但不听屈原主张，而且立刻驱逐他出都。不许他再回郢都。

    这班人赶走了屈原后，醉生梦死一般地过日子，过了三年忽然接到怀王的死讯。 原来，怀王到了咸阳，秦王就大会群臣，然后接见怀王，要他当面立下割让黔中地方的文书。怀王愤怒已极，一口拒绝了。 秦国就把他扣押起来。关了一年多，看守渐渐松了，怀王就把看守人灌醉，换了服装逃出咸阳。

    走了几天，到了赵国地界，怀王说明情由，请求救援，但是赵国人恨他屡次破坏联盟，不许进城。 怀王懊恼地向南走，想投奔魏国去。才到半路，秦兵已经追到，把他捉住了。 怀王重新被押回咸阳，气得吐血，生了一年多病，在顷襄王三年时死了。

    秦国把这副无用的枯骨送还楚国。怀王的灵柩到达郢都的时候，楚国百姓个个感到奇耻大辱，沿路都有人失声痛哭。 这事件把屈原的心击碎了，他本来把复兴楚国的希望寄托在怀王的醒悟上，现在觉得什么都完了。他在怀王灵柩面前哭昏了过去。 他要求顷襄王趁各国都在怨恨秦国的机会，设法联络，一同对付秦国。顷襄王全不听他。

    他就日夜在宫门前痛哭，期望打动顷襄王。这可恼了郑袖，叫子兰来斥骂他："你不听命令，是看不起大王吗？再不回去，就叫人押着你走！" 屈原厉声大骂："是你劝大王到秦国去的！你是楚国的令尹吗？你是秦国的奸细啊！把国家闹成这个样子，楚国的百姓要吃你的肉哩！" 子兰慌忙报告郑袖，郑袖大怒："这是疯子，还能让他做什么官，让他死得远远的，永远不准回来！"

    她立刻叫顷襄王革掉屈原的三闾大夫职位，叫人押送，流放到江南去，永远不准过江。。 屈原被押回家，见了女媭，长叹一声："我吃苦受屈都不要紧，只恨他们把国家断送了！"他把这个家，托女媭搬回故乡去。 又设了灵位，祭奠怀王。他念着招魂的长诗，怀念着当年兴旺的楚国。

    屈原到了流放的陵阳地方，日夜心烦意乱。他知道楚国定有灾难："但是我怎能为了逃避灾难，离开出生的地方，到处乱撞呢？" 屈原考虑了几天，觉得楚国一片黑暗，闷得气也难喘，因此决定出国去走一遭儿。 走了几天，到了楚国的边境，他又踌躇起来。

    他的马悲哀地嘶叫着，马夫也回头望着楚国叹气。屈原不禁激动地说："对，我们是楚国人、楚国马，死也要死在楚国的土地上！" 他回到陵阳住了九年，既没有回郢都的希望，又听到楚国的局面越来越坏。每个传来的消息都使他坐立不安。 他想起怀王是因为拒绝割让黔中才死在秦国的，决意到这块地方去看看，来到黔中郡溆浦地方住了下来。爱国的火焰在他心里燃烧，可自己又无能为力。他只能每天在山边湖旁踱着。

    满腹的忧愁愤恨，他都写成了诗篇。他越来越老了，但是复兴楚国的希望，却一天也没有熄灭过。 顷襄王二十一年，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把他击昏了：秦将白起进攻楚国，占领郢都，楚国的宗庙和陵墓都被毁了。 楚国要亡了！他决定回到郢都去死在出生的土地上。他头也不梳，脸也不洗，昏昏沉沉的走了几天，到了汩罗江边。他在清澈的江水里看见了自己的满头白发，心里像波浪一样翻腾起来。

    联盟给小人破坏了，楚国受到了危险，百姓遭到了灾殃。屈原在江边踱着。他怀念郢都，怀念百姓，憎恨敌人，憎恨奸邪，决心用自己的生命去警告卖国的小人，激发全国百姓的爱国赤诚。 这里的土地没被秦兵践踏过，是干净的。他解下衣服，包着江边的石头，用带子紧紧缚在自己身上。奋力向江心一跳。爱国诗人带了楚国的干净石块，很快沉了下去。这天是五月五日。 屈原死后，百姓敬重他，哀悼他。因为他是和危害楚国的小人奋斗到死的，所以到了他的忌日，百姓们就挂起昌蒲剑，喝着雄黄酒。预防奸邪的侵害。

    百姓相信爱国诗人是不会死的，每年五月五日，他们摇着龙船，到处去寻觅诗人。他的爱国精神，已经在中国人民心中生了根。

   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开创了诗歌从集体歌唱转变为个人独立创作的新纪元,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奠基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另有波兰的哥白尼、英国的莎士比亚、意大利的阿利盖利·但丁)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屈原的影响】


        汉代以来，屈原在中国历史上地位日渐崇高，影响愈加深远。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少不了屈原，灿烂的中国文学史少不了屈原。屈原的伟大，一是他矢志不移的爱国精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不与奸佞小人同流合污的高风亮节。二是他用毕生心血写成的20多首诗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世界文学殿堂的精品。据《汉书·艺文志》，从屈原生活的时代起，至西汉末年的300年间，模仿屈原辞赋创作新篇的有66家，771篇，另有杂赋作者12家，133篇。除《楚辞章句》注释的宋玉、景差、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王逸的作品外，紧随其后者有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大人赋》，扬雄《长杨赋》，张衡《思玄赋》，曹植《九愁赋》，阮籍《东平赋》，左思《三都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江淹《别赋》、《恨赋》，庚信《哀江南赋》等名篇，继承了屈原创作风格，把楚辞创作发展到新的阶段。

        从汉代以来至清朝末年的两千年间，解释《楚辞》的注本虽然很多，但大多亡佚了。流传下来的注本，游国恩认为较有影响者有以下10种，即：东汉王逸《楚辞章句》17卷，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17卷、《楚辞考异》1卷，南宋朱熹《楚辞集注》8卷、《楚辞辩证》2卷，明汪瑗《楚辞集解》8卷、《蒙引》2卷、《考异》1卷，明清之际王夫之《楚辞通释》14卷，钱澄之《楚辞屈诂》不分卷，清林云铭《楚辞灯》4卷，王邦采《离骚汇订》4帙、《屈子杂文笺略》2帙，蒋骥《山带阁注楚辞》6卷、《余记》2卷、《楚辞说韵》l卷，戴震《屈原赋注》10卷、《通释》2卷、附汪梧凤《音义》3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注本和研究论著更多。

        关于屈原作品的评价，王逸说：“屈原之辞，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辞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刘勰说：“故《离骚》、《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利）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李白盛赞“屈平词赋悬日月（屈原的诗歌像高悬在天空的太阳、月亮一样光芒万丈）”。杜甫立志“窃攀屈宋宜方驾（我要努力攀上屈原、宋玉诗词的高峰同他们并驾齐驱）”。北宋邵博说：“《楚辞》文章，屈原一人耳。”苏轼说：“吾文终其身企幕而不能及万一者，推屈子一人耳。”明蒋之翘说：“予读《楚辞》，观其悲壮处，似高渐离击筑，荆卿和歌于市，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凄婉处，似穷旅相思，当西风夜雨之际，哀蛩（穷）叫湿，残灯照愁；幽奇处，似入山径无人，但闻猩啼蛇啸，木魅山鬼习人语来向人拜；艳逸处，似美人走马，玉鞭珠勒，披锦绣，佩琳琅，对春风唱一曲《杨白华》；仙韵处，似王子晋骑白鹤，驻缑（勾）山最高峰，吹玉笙作凤鸣，挥手谢时人，人皆可望不可到。”清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著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且。”王国维说：“大诗歌之出，必须侯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原其人也。”鲁迅先生说：“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于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鲁迅先生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肯定《史记》史学价值的同时肯定了《史记》的文学价值，与《史记》具有同等价值的是《离骚》。郭沫若先生对屈原和屈原作品的评价，本书随处可见，下面的这段话更加耐人寻味，道出了屈原及其作品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楚人是把在政治上统一中国的功名和产生了一位屈原的功名兑换了。……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中国人如果不灭种，中国文如果不消灭，《楚辞》没有毁灭的一天。楚人的功劳是不朽的，屈原是会永远存在的。”

        历代文人歌颂屈原的文艺作品，大量的诗词之外，小说、戏剧、美术作品都有，以沈亚之《屈原外传》，睢景臣《屈原投江》，陈洪绶《屈子行吟图》，萧云从《离骚图》，门应兆《补绘离骚图》较有影响。当代歌颂屈原的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以郭沫若哈姆雷特式史剧《屈原》为最有名，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公演，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投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战争。
        政权回到人民手中以后，屈原研究活动蓬勃兴起，从个体研究到群体研究、专门机构研究，从总体的综合性研究到具体的专题研究，关于屈原的生卒年月、身世根底、思想品格、时代特征、政治生涯、诗歌创作等，无不成为研究课题，其火热程度遍及中国，波及全球，使屈原从一个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东方文明古国走向全面开放的西方世界，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最权威的“使者”。

        1982年端午节，由湖北省社科院、社科联、文联发起，邀请全国18个省市约120多名屈学专家和作家、艺术家在屈原故乡秭归举行第一次全国性“屈原学术讨论会”。1983年8月、1984年5月分别在辽宁大连和四川成都举行两次全国性“屈学研讨会”。1984年端午节在武汉成立全国第一个屈原研究团体——湖北省屈原研究会（后更名学会）。1985年4月在岳阳成立湖南省屈原学会。同年端午节在楚国郢都遗址，今湖北省江陵县召开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著名楚辞研究专家姜亮夫教授被推举为名誉会长，另一位楚辞研究专家汤炳正教授当选为会长。至1998年5月，中国屈原学会先后在浙江富阳、湖南汨罗、贵州贵阳、山西临汾、湖北江陵和广东深圳召开了6次年会。除全国性活动外，各省市屈学研究活动也方兴未艾，仅湖北省屈原学会便先后在武汉、黄石、襄阳、恩施、江陵、宜昌等地召开了多次年会，获得多项研究成果。1999年端午节，中国屈原学会再度回到屈原故里秭归、学会会长褚斌杰教授莅会主持，为20世纪的屈原研究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屈原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前苏联著名汉学家H·T·费德林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全人类性”的重大研究课题，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屈学研究的兴趣。以研究内容为标志区分，国外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大致形成三种趋向：一种以前苏联H·T·费德林、E·A·谢列勃里雅可夫和匈牙利汉学家F·托凯为代表的传统式，着重从屈原作品本身探讨其艺术价值及其在世界文学史的地位；一种以日本藤野岩友、竹治贞夫、稻畑耕一郎教授为代表的学院式，着重对屈原诗歌进行考据和诠释；一种以美国汉学家詹姆土·R·海陶玮、劳伦斯·A·施奈德，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思，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德国汉学家卫德明为首的西方式，着重从屈原身世和作品中研究中国古代政体中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深入探讨屈原的政治生涯和文学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内外条件，施奈德的专著已经反馈到中国。稻畑耕一郎教授专程来华出席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许多日本学者甚至认为古代的楚国“是日本人的故乡”。

        屈原精神作用于古代，也作用于当代。爱国主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检验个人行为的试金石。屈原在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有人劝他离开楚国。凭他的才华和声望，列国君王都求之不得。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人才的流动具有广泛的市场。许多有识之士在本国得不到重用，便去列国谋求发展。特别是那批以游说为业的纵横家，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耿耿丹心的屈原却是“去国不忍”。他报国未遂，远离楚宫，仍“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愿离开生他养他的故土。屈原精神的伟大，在于他可以出走而坚决不走。“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的爱国情怀，在他自身的行为中坚持不渝。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屈原之后，如北宋的杨业，南宋的岳飞、文天祥，明朝的史可法，南明的夏完淳，清朝的林则徐、邓世昌，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林祥谦、施洋、夏明翰、吉鸿昌、江竹筠等，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使站在他们面前的刽子手吓得发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恨不为国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爱国主义的旗帜在他们手里越举越高，使他们成为民族的象征，为理想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真的猛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屈原长眠九泉两千多年，居然在20世纪中叶“活”了过来，登上“波音’飘洋过海，潇洒地走进号称文明国度的西方世界，闯进神圣的高等学府，叩开知名学者的书斋，磁铁般地吸引他们拥抱他、崇拜他、研究他。这是人格的力量，文学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是中华民族5000年灿烂文化的拓展与延伸，超越时空的世界性传播，所有炎黄子孙都引以为荣。
1953年，屈原以诗人身份同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的文学家拉伯雷，古巴的作家和民族运动领袖何塞·马蒂一道，成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屈原的作品简介】


       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 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九歌：东皇太一九歌：云中君九歌：湘君九歌：湘夫人九歌：大司命九歌：少司命九歌：东君九歌：河伯九歌：山鬼九歌：国殇九歌：礼魂离骚天问九章：怀沙九章：惜诵九章：涉江九章：哀郢九章：抽思九章：思美人九章：惜往日九章：橘颂九章：悲回风  招魂大招远游卜居渔父。



【主要著作】


《天问》，《哀郢》，《离骚》
《九歌》：九歌·大司命，九歌·东皇太一，九歌·东君，九歌·国殇，九歌·河伯，九歌·礼魂，九歌·山鬼，九歌·少司命，九歌·湘夫人，九歌·湘君，九歌·云中君

【离骚】


    《楚辞》是战国时楚人屈原的作品。关于篇名，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解释为“离忧”；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为“别愁”；近人或解释为“牢骚”，或解释为“楚国曲名‘劳商’的异写”。关于写作年代，有人认为写于楚怀王当朝，诗人被疏远以后；也有人认为作于顷襄王当朝，诗人再放江南时。迄无定论。《离骚》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
    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诗中大量运用了古代神话传说，以想象和联想的方式构成了瑰丽奇特的幻想世界，又以神游幻想世界的方式表现了诗人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诗中大量地运用了“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将深刻的内容借助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极富艺术魅力。《离骚》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人说明：
    屈原(前304年--前278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作品共有25篇，篇目为：九歌、招魂、天问、离骚、九章、卜居、渔父。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最早的长篇抒情诗。诗中诗人用了许多比喻，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集团的丑恶，抨击了他们的奸邪、纵欲、贪婪、淫荡和强暴。同时，他也塑造了坚持正义、追求真理、不避艰难、不怕迫害、热爱乡土和人民的人物形象。
    《离骚》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浪漫主义抒情诗，诗中无论是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还是一些事物特征的描绘，诗人都大量采用夸张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神话传说的充分运用，展开了多彩的幻想的翅膀，更加强了《离骚》的浪漫主义气韵。比、兴手法的运用，在《离骚》中是非常多见的，如他以香草比喻诗人品质的高洁，以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以驾车马比喻治理国家等。
    《离骚》的形式来源于楚国人民的口头创作，诗人又将之加以改造，构成长篇，使之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它的语言精炼，吸收了楚国的不少方言，造句颇有特色。


【天问】


《天问》艺术上的独创，在中国诗歌史上绝无仅有，这首先表现为深沉的理性思考和热烈的情感相结合。《天问》全诗都由问句组成，表现了诗人对自然、历史、社会的深思熟虑后的见解、质疑，极富哲理，但它同时是一篇满含激情的文学作品，是一首激人情志、感人肺腑的长诗。其次，《天问》通过众多疑问词和虚词的运用，不同句式的变化，使全诗错落有致、疾徐相间，独具风采。句式、问式的错综变化，加上丰富的感情色彩，构成了全诗雄肆活脱、穷极幽渺的风格，取得了奇气袭人的效果。  

《天问》是一篇充满强烈的理性探索精神和深沉的文学情思的经典诗作。郭沫若先生称：“其实《天问》这篇要算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屈原研究》）有学者讲，它集中反映了屈原的学术思想，可谓切中了屈原那蓬勃涌动的理性思想的脉搏。可以说《天问》一篇，是屈原对宇宙自然、人类社会总体认识的总结与升华的一种艺术再现，在那个时代，已不啻构建了一座精神和思想的巨峰。还有学者提出，《天问》是屈原在掌握了楚国巫史文献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一部文学作品，这一点从它涉猎广泛的170余个问题上，是完全可以得到印证的。

《楚辞》篇名。屈原作。关于“天问”的意思，王逸《楚辞章句》说:“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这是一种解释。另一种解释是，即自夏殷以来，天被视作万物之主，是统摄万类群生的，一切高远神异不可知之事，都可用“天”来统称，所以有关万事万物的疑问，也可以统称为“天问”。关于《天问》的写作背景和缘由，王逸《楚辞章句》说是屈原被放逐后，忧心愁惨，彷徨山泽，他走进楚国的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看到壁上画有天地、山川、神灵、古代贤圣、怪物等故事，于是当场题辞，写下此篇，用以排解愤懑、舒泻愁思。此说不一定可靠。至于《天问》的写作时间，也不一定如王逸所说在顷襄王之世屈原被放逐以后，也有可能作于怀王之时。

    《天问》的内容异常丰富,问及天、地、人之事,表达了作者对宇宙、人生、历史、乃至神话传说的看法。全诗凡374句，提出了172个问题（统计标准不一，一说116问)。由于存在错简或脱漏等情况，其中有一些文理不顺的现象。但总的看来，还是有序可循的。王夫之曾经指出：“篇内事虽杂举,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终于以楚先，未尝无次序存焉。”（《楚辞通释》）自篇首至“曜灵安藏”，以天事为主，杂以与天事有关的神话；自“不任汨鸿”至“乌焉解羽”，以地事为主，包括鲧禹治水传说；自“禹之力献功”至篇末，都是史事，夏代事最详，最后以楚国事为主，忧国情绪在这部分里颇为明显，但从文气上看似乎未完，恐是脱漏所致。全诗表现了作者渊博的学识、深沉的思考和丰富的想象，反映了他大胆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其中述及天体及历史传说，多为先秦时期的齐、鲁、三晋北方中原地区产生的诸书所不道，可能出于楚国所传旧史，即《□杌》及左史倚相所传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典籍。《天问》图明代萧云从作《天问》图明代萧云从作

    《天问》在语言运用上与《楚辞》的其他篇章不尽相同，通篇不用“兮”字，也没有“些”、“只”之类的语尾助词。句式以四言为主，间杂以三、五、六、七言，大致上四句一节，每节一韵，节奏、音韵自然协调。有一句一问、二句一问、三句一问、四句一问等多种形式，又用“何”、“胡”、“焉”、“几”、“谁”、“孰”、“安”等疑问词交替变化，因而尽管通篇发问，读来却圆转活脱而不呆板，参差错落而有风致。所以前人评论说：“或长言，或短言，或错综，或对偶，或一事而累累反复,或数事而熔成一片。其文或峭险,或澹宕，或佶倔,或流利,诸法备尽，可谓极文章之变态。”（俞樾《评点楚辞》引孙□语）这构成了《天问》独特的艺术风格。

    《天问》作连续发问,有一问到底之势,体式比较特殊。但先秦书中亦不乏其例。零星数句的如《庄子·逍遥游》:“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全章整节的如《庄子·天运》篇“天其运乎”至“敢问何故”,以及《列子·汤问》篇“汤问于夏革”一段。接近于全篇的如《逸周书·周祝解》“故万物之所生也”至“牝牡之合，孰交之”。又，《庄子·天下》篇也说到：“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可见屈原前后已有好些《天问》体式的文章论著。不但如此，在世界古代经典中，亦可发现与《天问》类似的诗篇。如印度《梨俱吠陀·创造之歌》第一章第六段写道：“孰知其真？孰穷其故？何所自在？何因而作？明神继之，合此造化，是谁知之？孰施行之？”伊斯兰《火教经》（伊朗《波斯古经》）有：“谁分大地，下丽于天，以免于倾？水与植物，谁孽生之？谁役风云，周道是遵？呜呼智人，谁更启我善心？”《旧约全书·约伯记》也说：“是谁定天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他的根基安置在何处？他的路标是谁安放的？……光明从何而至？黑暗原来位于何所？”几个文明古国的哲人不约而同地发出这类问题，并形诸吟咏，颇堪寻味。但作为长篇哲理诗，《天问》可谓独步一时。

    《天问》问世之后，摹拟的作品为数不少。晋傅玄有《拟天问》,梁江淹有《遂古篇》,北齐颜之推有《归心篇·释一》,唐杨炯有《浑天赋》,柳宗元有《天对》，明方孝孺有《杂问》,王廷相有《答天问》95首,黄道周有《续天问》，清李雯也有《天问》。至于用《天问》体写诗词的就更多了。



【舞剧】



中文名称: 屈原
外文名称: Qu Yuan
类别: 传统舞剧

    剧情介绍
    序幕战国末年，秦楚交战，楚国胜，秦策划新的侵略阴谋。
    第一幕
    郢都城畔。碧波粼粼，橘林漫山。妇女们灵巧地编织竹蔑器皿，渔夫们高兴地捕鱼；少女们步履轻盈，欢笑采橘。屈原和他的学生婵娟巡视其间，和百姓共享安居乐业的喜悦。有母子穿着孝服，手捧断戈，追悼烈士亡灵。屈原抚慰母子，感慨万分，挥笔写《橘颂》抒发楚国人民的愿望和节操。
    楚王狩猎归来，为夸耀武功，命武士再现猎虎情景，并骄横地刺伤扮虎的武士，屈原深情抚慰。突然，秦使求见楚王，屈原和百姓们怀疑地注视着这位不速之客。
    第二幕
    在楚宫中。华灯高悬，钟磬齐鸣，夜宴秦使。秦使献礼，其中特为王后献上珍贵的白狐裘，王后欣喜若狂。秦使阿谀备至，赢得楚王的欢心。屈原冷静地观察着秦使的行动。
    楚女挥长袖，婆娑起舞，在金鼓齐鸣中，《九歌》的众神登场，婵娟扮演山鬼，缠绵悱恻……
    秦使唤出足踏木屐、扭捏妖媚的秦女，迷惑楚王，并乘机献上六百里土地的地理图，邀楚王去秦会盟。屈原看穿了秦的阴谋，极力劝谏阻拦。但楚王在王后、众佞臣的怂恿和秦献土地的利诱下，慨然允诺。屈原忍无可忍，愤怒地扯碎地理图。楚王震怒，罢黜屈原。  
    第三幕
    被放逐的屈原住所。他深深地陷入忧国忧民的痛苦之中。婵娟为解脱老师的忧闷，采来兰花、香草献给屈原，花串却从屈原的手中滑落……
    车轮滚滚，秦使陪同楚王前往武关会盟。忠心耿耿的屈原冲破层层金戈，拦车死谏。楚王不睬，驱动战车，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婵娟奋力推开屈原，惨死于车轮之下……极度痛苦的屈原，似觉乾坤颠倒，魔怪横行，吞噬了婵娟……望着倒在花丛中的婵娟，屈原不禁吟出壮丽的诗篇《橘颂》……
    第四幕
    郢都失陷，秦兵大举进犯，火光冲天，宫殿倒塌，楚王被囚，人民涂炭。屈原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狂奔呼号，举手问苍天，秋风瑟瑟，落叶萧萧，面对滔滔江水，望着无限眷恋的土地和人民，屈原投入滚滚的汩罗江。
    九天之上，他听到了楚国百姓的呼唤，看到了人民对他的祭奠……

    责任者
    演出单位: 北京舞蹈学院
    责任描述
    创作者编导指导教师：章民新、孙天路、汪兆雄。助理：陈泽美。编导：北京舞蹈学院编导进修班学生李蔚蔚等。作曲：马剑平。舞美设计：金泰洪、韩春启（布景），刘金玲（服装），郭大庆（灯光），韩春启（道具）。
    演出者主要演员：李恒达、宋林广（饰屈原A、B），胡二冬、李波（饰屈原“幻影”A、B），盖一坤、吴燕来（饰婵娟A、B），盖一坤、郎晓岚（饰婵娟扮演的山鬼A、B），黄明暄（饰楚王），李蔚蔚（饰王后），胡大冬（饰秦使），王平（饰赤豹）。协助排练：赵承勋、张予一。乐队：中国歌剧舞剧院管弦乐队。指挥：王恩悌、史志友。
    演出介绍
    演出大事记
    该剧为纪念建校三十周年，由编导结业班集体创作，并由表演系大专毕业生暨中专应届毕业生全体参加演出。



【屈原的名言】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离骚）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屈原·离骚）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屈原·离骚）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屈原·渔父）
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 （屈原·涉江）
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 （屈原·涉江）
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 （屈原·涉江）
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高爵，何处买青春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衣
沧狼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也.......
    屈原故事是悲惨的，但“屈原精神”永远是伟大的。二十一世纪初，中华民族迎来了复兴的重要时期。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进程中，“屈原精神”无疑是一面不朽的旗帜。高擎“屈原精神”这面旗帜，就可以向崇洋媚外者开火，向随波逐流者开火，向同流合污者开火，焕发爱国报国的热忱，焕发刚正不阿的正气，焕发求索创新的壮志。只要中国人民目标明确，意志坚定，步调一致，不懈奋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屈原纪念馆：
http://www.eelove.cn/memorial/index4.php?id=quyuan
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时楚国人。在其年轻时，曾辅佐出怀王，任过佐徒，三闾答复等要职，很受信任。约在怀王后期，受到政治打击。楚怀王死于秦国后，楚襄王继位，屈原遭贵族子兰等人的谗言，长期流放到今湖南境内。后楚郢都被秦攻破，屈原看到终不受重用，救国无望，乃绝望的投汨罗江而死，以殉其志。  

编辑词条

[/td][/tr][tr][td]开放分类：
战国、人物、历史、政治家、诗人

参考资料：
1.http://weijingdog.lingd.net/
2.http://www.cycnet.com/encyclopedia/history/person/bookman/991102053.htm
3.http://www.chinapoet.net/gudai-jianjie/quyuanjianjie.htm
4.屈原档案http://www.eelove.cn/memorial/index4.php?id=quyuan
5.屈原全集[url=http://www.lingshidao.com/gushi/quyuan.htm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2403454.html?si=1]http://www.lingshidao.com/gushi/quyuan.htm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2403454.html?si=1[/url]
6.屈原纪念馆：http://www.lifeall.com/Memorial/MemorialDefault.aspx?MemorialID=583

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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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词条在以下词条中被提及：
渔父、三峡、梦游天姥吟留别、重阳节、九章、山海经、颠倒黑白、道教、离骚、威海新外滩、中国古代四大美女、涉江、美人、回龙锁水、哀郢、6月27日、屈原碑林、招魂、楚辞、湘夫人、王逸、惜往日、扒龙船、汨罗江、采艾、大招、礼魂、大司命、楚国、郭沫若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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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ywtd.3322.net/shigexinshang/quyuansp.htm

                  屈原的生平与作品

　　屈原的生平资料，比较可信的仅有《史记》中一篇传记。这篇传记似乎存在错乱，有些地方不易读明白。现在加上屈原作品中的自叙，和研究者中较流行的看法，姑且对他的生平描绘大致轮廓。
  
　　屈原（约前３４０—约前２７７）名平，字原，是楚国的同姓贵族。祖先封于屈，遂以屈为氏。屈原年轻时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官为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本传），是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据推算，他当时仅二十多岁，可谓少年得志。后有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进谗，说屈原把他为怀王制定的政令都说成是自己的功劳，于是怀王“怒而疏屈平”（同上）。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

　　这以后，楚国的内政外交发生一系列问题。先是秦使张仪入楚，以财物贿赂佞臣靳尚和怀王宠妃郑袖等人，用欺骗手法破坏了楚齐联盟。怀王发现上当后，大举发兵攻秦。可是，丹阳、蓝田战役相继失败，并丧失汉中之地。此时屈原曾受命使齐修复旧盟，但似乎没有结果。此后由于怀王外交上举措失当，楚国接连遭到秦、齐、韩、魏的围攻，陷入困境。大约在怀王二十五年左右，屈原一度被流放到汉北一带，这是他第一次被放逐。
  
　　怀王三十年，秦人诱骗怀王会于武关。屈原曾极力劝阻，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结果怀王被扣不得返回，三年后死于秦。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断绝。但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时间约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  

　　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预示着楚国前途的危机。次年，秦军又进一步深入。屈原眼看自己的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认真地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不能离开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他自杀的日子，可能是五月五日或距这一天很近。五月五日原来是楚地的传统节日，后来人们就把这一天作为纪念屈原的日子，其本来意义，反而鲜为人知了①。
　　--------
　　①参见闻一多《端午考》。又北朝魏收《五日》诗云：“因想苍梧郡，兹日祀东君。”似乎直到南北朝，南方还保存着端午节祭东君的习俗。  
　　屈原与楚国最高统治集团的冲突，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外交方针上，屈原主张与强秦对抗，具有远大眼光。而怀王贪利受骗，顷襄王畏怯妥协，都不能接受屈原的正确主张，反而因为他坚持己见而加以惩罚。在内政方面，屈原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实行使国家富强的“美政”。他向慕儒家传说中的圣君贤臣，对政治抱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同时他又蔑视那些贪鄙的贵族，主张改革内政，这当然也会使许多人与他为敌。此外，屈原的性格，也是造成他的悲剧的重要原因。从屈原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一个感情激烈、正直袒露而又非常自信的人，这种性格加上少年得志，使他缺乏在高层权力圈中巧妙周旋的能力，因而也就难以在这个圈子里长久立足。还在屈原受到重用的时候，上官大夫就轻而易举地使怀王疏远了他，这不能说完全是由于怀王的昏庸（否则无法解释怀王起初怎么会重用他）；应该说屈原的性格，以及他在政治上的理想主义态度，同实际的政治环境本来是难以协调的，何况当时楚国又正呈现衰乱的状态。在历史上，像这种诗人气质与环境的矛盾，不断地造成人生悲剧，同时也造就优秀的文学。

　　屈原的作品，在《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二十五篇，为《离骚》、《九歌》（计作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是以刘向、刘歆父子《七略》为依据，《楚辞章句》则是为刘向所编《楚辞》作的注释。所以这两种理应是一致的）。可知对这二十五篇中部分作品的归属和真伪，汉代就存在争议。大致说来，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遵从《史记》，视为屈原之作；《远游》、《卜居》、《渔父》，则伪托的可能性为大。


附录：屈原和楚辞  屈原的地位和影响  《离骚》

湘里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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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九歌之九·山鬼》赏析

《九歌之九·山鬼》译注 咀华庐整理 题解：本篇是祭祀山鬼的祭歌。楚国神话中有巫山神女的传说， 本篇所描写的可能就是早期流传的神女形象。她只能在夜间出现，没有神的威仪，和《九歌》中所祀的其他神灵不同。歌辞全篇都是巫扮山鬼的自白。 原    文 译    文 注    释 若有人兮山之阿①， 被薜荔兮带女萝②。 既含睇兮又宜笑③， 子慕予兮善窈窕④。 乘赤豹兮从文狸⑤， 辛夷车兮结桂旗⑥。 被石兰兮带杜衡⑦， 折芳馨兮遗所思⑧。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⑨， 路险难兮独后来⑩。 表独立兮山之上⑾， 云容容兮而在下⑿。 杳冥冥兮羌昼晦⒀， 东风飘兮神灵雨⒁。 留灵修兮憺忘归⒂， 岁既晏兮孰华予⒃？ 采三秀兮于山间⒄， 石磊磊兮葛蔓蔓⒅。 怨公子兮怅忘归⒆， 君思我兮不得闲。 山中人兮芳杜若⒇， 饮石泉兮荫松柏(21)， 君思我兮然疑作(22)。 靁填填兮雨冥冥(23)， 猨啾啾兮又夜鸣(24)。 风飒飒兮木萧萧(25)， 思公子兮徒离忧(26)。 好像有人在那山隈经过， 是我身披薜荔腰束女萝。 含情注视巧笑多么优美， 你会羡慕我的姿态婀娜。 驾乘赤豹后面跟着花狸， 辛夷木车桂花扎起彩旗。 是我身披石兰腰束杜衡， 折枝鲜花赠你聊表相思。 我在幽深竹林不见天日， 道路艰险难行独自来迟。 孤身一人伫立高高山巅， 云雾溶溶脚下浮动舒卷。 白昼昏昏暗暗如同黑夜， 东风飘旋神灵降下雨点。 等待神女怡然忘却归去， 年渐老谁让我永如花艳？ 在山间采摘益寿的芝草， 岩石磊磊葛藤四处盘绕。 抱怨神女怅然忘却归去， 你想我吗难道没空来到。 山中人儿就像芬芳杜若， 石泉口中饮松柏头上遮， 你想我吗心中信疑交错。 雷声滚滚雨势溟溟濛濛， 猿鸣啾啾穿透夜幕沉沉。 风吹飕飕落叶萧萧坠落， 思念女神徒然烦恼横生。 ①山之阿(e1)：山隈，山的弯曲处。 ②被(pi1)：同披。薜荔、女萝：皆蔓生植物。 ③含睇：含情而视。睇（音dì），微视。宜笑：笑得很美。 ④子：与下文的灵修、公子、君都是指山鬼，亦即扮演山鬼的女巫所思念的人。慕：爱慕。 善：美好，是形容窈窕的副词。 ⑤赤豹：皮毛呈褐的豹。从：跟从。文：花纹。狸：狐一类的兽。文狸：毛色有花纹的狸。 ⑥辛夷车：以辛夷木为车。结：编结。桂旗，以桂为旗。 ⑦石兰、杜蘅：皆香草名。 ⑧遗(wei４)：赠。 ⑨余：我。篁：竹。 ⑩来(li2)： ⑾表：独立突出之貌。 ⑿容容：即“溶溶”，水或烟气流动之貌。 ⒀杳冥冥：又幽深又昏暗。羌：语助词。 ⒁神灵雨：神灵降下雨水。 ⒂灵修：指神女。憺(dan4澹)：安乐。 ⒃晏：晚。华予：让我像花一样美丽。华，花。 ⒄三秀：芝草，一年开三次花，传说服食了能延年益寿。 ⒅ ⒆公子：也指神女。 ⒇杜若：香草。 (21) (22)然疑作：信疑交加。然，相信；作，起。 (23)靁：同“雷”。填填：雷声。 (24)猨：同“猿”。 (25) (26)离：遭受。 【赏析】 　　读这首诗先得注意两点：一是“山鬼”究竟是女神还是男神？宋元以前的楚辞家多据《国语》、《左传》所说，定山鬼为“木石之怪”、“魑魅魍魉”，而视之为男性山怪。但元明时期的画家，却依诗中的描摹，颇有绘作“窈窕”动人的女神的。清人顾成天《九歌解》首倡山鬼为“巫山神女”之说，又经游国恩、郭沫若的阐发，“山鬼”当为“女鬼”或“女神”的意见，遂被广泛接受。本文的品赏即以此说为据，想来与诗中所述山鬼的形象也更为接近〖注一〗。苏雪林提出《九歌》表现“人神恋爱”之说以后，大多数研究家均以“山鬼”与“公子”的失恋解说此诗，笔者却以为不妥。按先秦及汉代的祭祀礼俗，巫者降神必须先将自己装扮得与神灵相貌、服饰相似，神灵才肯“附身”受祭〖注二〗。但由于山归属于“山川之神”，古人采取的是“遥望而致其祭品”的“望祀”方式，故山鬼是不降临祭祀现场的。本诗即按照这一特点，以装扮成山鬼模样的女巫，入山接迎神灵而不遇的情状，来表现世人虔诚迎神以求福佑的思恋之情。诗中的“君”、“公子”、“灵修”，均指山鬼；“余”、“我”、“予”等第一人称，则指入山迎神的女巫。说明了这两点，读者对这首轻灵缠绵的诗作，也许可品味到一种不同于“人神恋爱”说的文化内涵和情韵了。 　　你看，此诗一开头，那打扮成山鬼模样的女巫，就正喜孜孜飘行在接迎神灵的山隈间。我们从诗人对巫者装束的精妙描摹，便可知道楚人传说中的山鬼该是怎样倩丽，“若有人兮山之阿”，是一个远镜头。诗人下一“若”字，状貌她在山隈间忽隐忽现的身影，开笔即给人以缥缈神奇之感。镜头拉近，便是一位身披薜荔、腰束女萝、清新鲜翠的女郎，那正是山林神女所独具的风采！此刻，她一双眼波正微微流转，蕴含着脉脉深情；嫣然一笑，齿白唇红，更使笑靥生辉！“既含睇兮又宜笑，着力处只在描摹其眼神和笑意，却比《诗经·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之类铺排，显得更觉轻灵传神。女巫如此装扮，本意在引得神灵附身，故接着便是一句“子(指神灵)慕予兮善窈窕”——我这样美好，可要把你羡慕死了：口吻也是按传说的山鬼性格设计的，开口便是不假掩饰的自夸自赞，一下显露了活泼、爽朗的意态。这是通过女巫的装扮和口吻为山鬼画像，应该说已极精妙了。诗人却还嫌气氛冷清了些，所以又将镜头推开，色彩浓烈地渲染她的车驾随从：“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这真是一次堂皇、欢快的迎神之旅！火红的豹子，毛色斑斓的花狸，还有开着笔尖状花朵的辛夷、芬芳四溢的桂枝，诗人用它们充当迎神女巫的车仗，既切合所迎神灵的环境、身份，又将她手燃花枝、笑吟吟前行的气氛，映衬得格外欢快和热烈。 　　自“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以下，情节出现了曲折，诗情也由此从欢快的顶峰跌落。满怀喜悦的女巫，只因山高路险耽误了时间，竟没能接到山鬼姑娘(这当然是按“望祀”而神灵不临现场的礼俗构思的)！她懊恼、哀愁，同时又怀着一线希冀，开始在山林间寻找。诗中正是运用不断转换的画面，生动地表现了女巫的这一寻找过程及其微妙心理：她忽而登上高山之巅俯瞰深林，但溶溶升腾的山雾，却遮蔽了她焦急顾盼的视野；她忽而行走在幽暗的林丛，但古木森森，昏暗如夜；那山间的飘风、飞洒的阵雨，似乎全为神灵所催发，可山鬼姑娘就是不露面。人们祭祀山灵，无非是想求得她的福佑。现在见不到神灵，还有谁能使我(巫者代表的世人)青春长驻呢？为了宽慰年华不再的失落之感，她便在山间采食灵芝(“三秀”)，以求延年益寿。这些描述，写的虽是巫者寻找神灵时的思虑，表达的则正是世人共有的愿望和人生惆怅。诗人还特别妙于展示巫者迎神的心理：“怨公子兮怅忘归”，分明对神灵生出了哀怨；“君思我兮不得闲”，转眼却又怨意全消，反去为山鬼姑娘的不临辩解起来。“山中人兮芳杜若”，字面上与开头的“子慕予兮善窈窕”相仿，似还在自夸自赞，但放在此处，则又隐隐透露了不遇神灵的自怜和自惜。“君思我兮然疑作”，对山鬼不临既思念、又疑惑的，明明是巫者自己；但开口诉说之时，却又推说是神灵。这些诗句所展示的主人公心理，均表现得复杂而又微妙。 　　到了此诗结尾一节，神灵的不临已成定局，诗中由此出现了哀婉啸叹的变徵之音。“靁填填兮雨冥冥”三句，将雷鸣猿啼、风声雨声交织在一起，展现了一幅极为凄凉的山林夜景。诗人在此处似乎运用了反衬手法：他愈是渲染雷鸣啼猿之夜声，便愈加见出山鬼所处山林的幽深和静寂。正是在这凄风苦雨的无边静寂中，诗人的收笔则是一句突然迸发的哀切呼告之语：“思公子兮徒离忧！”这是发自迎神女巫心头的痛切呼号——她开初曾那样喜悦地拈着花枝，乘着赤豹，沿着曲曲山隈走来；至此，却带着多少哀怨和愁思，在风雨中凄凄离去，终于隐没在一片雷鸣和猿啼声中。大抵古人“以哀音为美”，料想神灵必也喜好悲切的哀音。在祭祀中愈是表现出人生的哀思和悱恻，便愈能引得神灵的垂悯和呵护。不知山鬼姑娘听到这首祭歌，是否也能怦然心动，而赐给世人以企盼的福佑？ 【注释】 　　①以此诗“采三秀兮于(於)山间”，“于”不该与“兮”相重，而断定“于山”为“巫山”，山鬼为“巫山神女”。其实，这种句式在本诗即有，如“云容容兮而在下”，“兮”与“而”亦不妨相重。则“于”不必读作“於（巫）”，此山鬼自是民间传说的女山神，而无证据必为“巫山神女“。 　　②《史记·封禅书》记齐人少翁语日：“上(指武帝)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即环境、装扮)非象神，神物不至。”荆楚民间迎“紫姑”神，亦须“作其形(紫姑形貌)迎之”(《荆楚岁时记》)。都证明了巫风迎神、降神的这一特点。　(潘啸龙) 【寒砧读后】 　　此说无法解答扮神的女巫怎么可能在“山之阿”乘着“辛夷车”的问题，而“乘赤豹兮从文狸”亦非凡人所能办到。联系《山鬼》的上篇《河伯》来看，把此篇作为河伯自白对山鬼女神的爱慕之情，而《河伯》篇作为山鬼女神自白对河伯男神的爱慕之情，即若《湘君》、《湘夫人》两篇的理解法，似乎更加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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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基础：美善统一

　　一位优秀的诗人，未必能同时成为一位自成体系的诗歌理论家——因为诗歌创作的过程，原本是充满感性经验、富于激情和幻想的形象思维过程；它与借助于概念和范畴进行理论建构的逻辑思维过程存在着性质的差异。但诗人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基于特定的审美情趣和思想倾向而形成某种较为自觉的诗学理念，则又是非常普遍和极为自然的。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在其辞赋创作的艺术实践中体现出一种可贵的诗学精神，虽未上升到完备的理论形态，却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值得细致深入的研究探索。

　　自上古时代以来，基于特殊的历史进程，南方荆楚一带就形成了迥异于北方中原一带的文化类型。关于荆楚文化的基本特征，史书中多有记载，如班固《汉书·地理志》云：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由此可以看出其民间巫风之盛行。而北方中原一带，由于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的影响，很早就形成了“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1]的文化传统，明显地富于“实用理性”精神。这是南北文化性质差异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文化的发展和演变，终究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相互融会的过程。到了屈原所生活的战国时代，尽管在社会心理（或大众文化）的层次上，南北之间的差异依然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意识形态（或精英文化）的层次上，两者却已经没有明显的区别，而达于基本一致了。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经指出：“战国时代北方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都达到成熟期，屈原创楚辞作为媒介，在文学上使两种文化合流。”[2]如果能将“史官文化”、“巫官文化”的概念，加以确切的厘定，即注明前者更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层次，后者更侧重于社会心理的层次，那么范氏的论述是符合实际的。而以美善统一的观念为思想基础的屈原诗学精神，也就在南北文化合流的历史背景下得以建立起来。

　　美善统一的观念，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的上古时代，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思想。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说过：凡是从某个观点看来是美的东西，从这同一观点看来也就是善的。亚里斯多德也认为：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是善。他们都强调艺术审美方面的“美”与伦理道德方面的“善”应该具有统一的关系。在中国的春秋时代，伟大思想家孔子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据《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关于这段文字，何晏在注中引述了孔安国的解释：《韶》，舜乐名，谓以圣德受禅，故尽善。《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尽善。显然，在孔子看来，尽管“善”属于伦理道德的领域，“美”属于艺术审美的领域，两者各有不同的特性，但艺术的最高境界还应该是“尽善尽美”，亦即达到美善统一的理想状态。由于南北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性，孔子的这一主张，后来对楚国的屈原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其诗学精神的理论基础。

　　作为一位正直而富有教养的贵族诗人，屈原很自然地认同和接受了孔子继承西周以来统治思想而形成的儒家意识形态，他不仅是“善”的坚定守卫者和“美”的执着追求者，而且也是美善统一审美主张的热忱响应者。屈原在《九章·抽思》中，提出了“善不由外来”的观念，认为只有努力加强道德自律，不断追求自我完善，才能达到“善”的高尚境界。同时，在他的诗歌作品中，“美”字也是一个使用次数颇多的语词。根据语境的不同，这些“美”字的实际含义大致可分两类：一类与“善”字意思相同，可以互训。如《离骚》云：“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选》五臣注：“内美，谓忠贞。”）又云：“既莫足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王逸注：“言时世之君无道，不足于共行美德、施善政者。”）如此等等，多指人的内在品质的高尚纯洁，与“善”相通，所以才会出现“美，一作善”的合乎情理的异文。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曾作出“美与善同意”的解释。他通过文字学的辨析，也同样印证了美善统一观念的悠久历史渊源。另一类则是指能给人带来感官愉快的形体、容貌等外在之“美”，这已经向着真正审美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屈原作品中多次出现的“美人”一词，如《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九歌·少司命》：“满堂兮美人，忽与余兮目成。”《招魂》：“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均是在此含义上使用的。其他如“美好”、“厥美”等词，也属此类。这类外在之“美”，意义相对独立，有时甚至会出现与内在之“善”相分离的情况，如《离骚》在描绘宓妃时写道：“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既坦率地承认其妩媚动人之容貌，也不因此而忽视或掩饰其骄傲无礼的品格。这不禁令人联想起孔子的名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3]外在容貌之“美”与内在品质之“善”之间的分离现象，实际上乃是由于人类审美认识的进一步发展，致使两者逐渐分化独立而形成的自然趋势。孔子、屈原均未忽视其间的复杂关系，显示出他们的思维触角的敏锐性；但他们对失去“善”之依傍的外在“美”，认为“不足观也矣”，表示要“违弃而改求”，说明他们在主张美善统一、注重和强调社会“政治—伦理”功利性的方面，也同样是前后呼应、一脉相承的。

　　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中，有以“善”反“美”者，但居于主流地位的，毕竟还是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主张美善统一的思想观念。屈原作为一位正直的贵族大夫，既然其整体思想富于浓厚的儒家色彩，那么他以美善统一的观念为理论基础而形成其诗学精神，也就显得非常自然了。
　　　　
二、思想核心：发愤抒情

　　尽管屈原的思想带有浓厚的传统的、正统的因素，历史的巨变还是给它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使它在吸收儒家学说、继承历史传统的同时，更带有鲜明的、时代的、地域的、个人的特征。

　　具体说来，屈原心目中的“善”，实际上包含着“美政”社会理想和高尚人格理想两个方面。其社会理想以楚国的富国强兵、统一天下为指归，其人格理想则以诗人的耿介正直、高尚纯洁为依据。当他以这种被赋予着明确“政治—伦理”内涵的“善”为标准，来观照当时的楚国社会现实，来审视当时的上层统治集团，却发现到处充斥着早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政治窳败和品质堕落。他在《离骚》中痛心疾首地写道：“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对屈原而言，真正的悲剧，不仅在于“善”的理想与“恶”的现实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而且在于，前者注定要在后者的暴虐压迫之下趋于毁灭，并且只有经过毁灭才能达到永恒。义无返顾地高举起“善”的标帜，即使完全丧失了实现理想的实际可能，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不能不给屈原带来人生命运的深刻悲剧；而人生的悲剧和由此产生的满腔悲愤之情，也成就了屈原诗歌创作的伟大和辉煌，并促使他在创作实践中形成了“发愤抒情”的思想核心，即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和现实主义色彩的诗学精神。

　　无论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还是从形态学的角度来分析，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都无疑是人类主观情感的抒发。在中国上古时代，由于宗法社会政治和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人们更为自觉强调的，却是怨愤之情的表达。《诗经》大、小《雅》中所载西周末年（厉王、幽王时代）一批正直贵族的作品，已经开创了这一抒情传统的源头，在其影响深远的怨刺诗中，诗人们直言不讳地表白了自己的写作意图，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ｘｉōｎｇ＠①。”《小雅·何人斯》：“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可见，他们怨刺的锋芒，不仅指向贵族阶级中反复无常（“反侧”）的奸佞小人，而且指向最高统治者周王的罪过（“王ｘｉōｎｇ＠①”）；与此同时，他们也抒发出自己内心悲哀愤懑的感情（“告哀”）。对于中国诗歌这一富于民族特色的怨刺传统，孔子曾经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升华。他强调诗歌的政治伦理功能，而兼及其艺术审美特性，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4]关于“可以怨”，孔安国注云：“刺上政。”当然，“怨”的内容决不限于“刺上政”，但结合孔子所据以阐发其诗学思想的《诗经》文本来看，揭露奸邪势力，抨击黑暗政治，亦即所谓“怨”，的确是“怨”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孔子的巨大影响，宣扬怨愤之情的合理性，强调怨愤之情的必要性，也就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国诗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传统。

　　显而易见，屈原在直接继承《诗·雅》贵族怨刺诗的诗歌创作倾向的同时，也理所当然地直接继承了孔子所标举的“（诗）可以怨”的诗学理论观点。他在《九章·惜诵》中写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关于后句，王逸《楚辞章句》注释为“犹发愤懑，作此辞赋，陈列利害，渫己情思，以讽谏君也”；朱熹《楚辞集注》注释为“至于不得已而后发愤懑以抒其情”，二者之说基本一致，也比较恰当。但关于前句，王逸以“贪”释“惜”，朱熹认为“惜者，爱而有忍之意”，都显得非常牵强，不合文意。后世学者诸说纷纭，莫衷一是。金开诚先生参考前人之说，解释为“哀痛地陈诉以表达心中的忧伤”，可谓深得诗人之旨。其实，屈原所谓“惜诵”，与《诗·小雅·节南山》中的“家父作诵”，意思上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这两句诗，属于并列的语法关系和对仗的修辞方法，简而言之，即是“发愤抒情”，虽然原本只是对《惜诵》篇意的说明，却揭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艺术规律，所以堪称是屈原诗学精神的高度概括和准确表达，具有思想核心的性质。

　　所谓“发愤抒情”，具体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抒情”，这是艺术的有别于其他文化形态的基本属性，更是诗歌的最具生命力的审美本质。在中国诗歌创作的传统中，抒情的方式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而在中国诗学理论的传统中，对于抒情方式的强调和论证，也从来都是最引人注意的核心问题之一。由周代史官编撰、春秋时人补订而成的重要文献《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汉代的《诗大序》进一步阐发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可见，“言志”即是“抒情”。近代学者朱自清先生曾把“诗言志”称为中国诗学理论的“开山的纲领”，正是从创作和理论两方面，精辟中肯地揭示了中国诗歌重视主观抒情的根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屈原提出诗歌的本质在于“抒情”，显然构成了中国诗学传统早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其次是“发愤”，这是在“抒情”的前提下，针对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不公平、不合理的黑暗现象，格外突出地强调诗人的哀怨愤懑之情的抒发。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看，怨愤之情既然是人类情感中力度最强的趋向之一，它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诗歌艺术所要表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彼岸性的宗教意识极为薄弱、人伦性的宗法政治统辖一切的中国上古时代，情况更是如此。如果说，西周末年那种“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异俗”的动乱现实，直接引发了《诗·雅》所载大批政治怨刺诗的出现，那么，战国后期楚国那种“蝉翼为重，千斤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5]的黑暗政治，也同样直接激发了屈原的《离骚》、《九章》等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抒情名篇的创作。一般而言，人们的诗学理论，主要是从既往的诗歌创作倾向中总结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身观念的演变与发展，孔子所谓“（诗）可以怨”，就是对《诗·雅》政治怨刺诗的总结和阐发，而屈原以“发愤”作为“抒情”之核心的诗学精神，则从创作倾向和理论主张两方面，对《诗·雅》作品与孔子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弘扬，它强调对社会黑暗的深刻批判，并从这深刻的批判中，很自然地显现出理想的强烈光芒。
　
三、艺术实践：个性鲜明

　　屈原诗歌创作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艺术表现的强烈个性化。由于屈原出身于楚国的同姓贵族，“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6]从客观的家族背景和主观的个人条件两方面，都具备了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在仕途上大展身手的充足条件，他本身也对自己的血缘、品质和才能，感到非常地自信、自豪和自负。他不仅怀抱着远大的政治理想和高尚的道德节操，而且具有丰富细腻的感情，甚至不乏敏感和偏激。因此，当他由于奸臣的谗害，昏君的怒疏，而在政治上饱受磨难，备经坎坷，他那长期郁积而成的满腔怨愤之情，显然就不是单靠孔子“（诗）可以怨”的观念启发出来的，更是源于生活深处的痛切体验的流露，并且烙印着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这种深刻而独特的人生体验，经过诗人审美想象的艺术升华，凝聚到作品的字里行间，就形成了个性化的情感内涵。这里，既有对昏聘君主的满腔怨愤，如《离骚》：“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也有对奸佞党人的尖锐抨击：“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既有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哀怨牢骚，如《九章·涉江》：“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也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定誓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作品的以哀怨愤懑为基调的情感内涵，显示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对此，在后世论者中，褒之者或视为耿介刚烈，贬之者或视为孤傲偏激，都表明他在某种程度上与孔子所标举的“中庸”理想有所出入。但无论如何，其鲜明突出的个性特征的存在，则是对其整个创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其诗学精神所据以形成的深厚的内在心理基础。

　　应该看到，屈原作品对以怨愤为基调的个性化情感内涵的表达，虽然基于当时的整个艺术水平，颇多直抒胸臆的宣泄，甚至难免蕴藉不足的缺憾，但也充分借鉴了《诗经》的“比兴”艺术传统，广泛吸收了荆楚巫教文化所包含的丰富神话传说，从而形成奇幻瑰丽、生动感人的象征体系，具有突破语言表层含义的深厚的思想文化意蕴。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中曾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他这段论述中的个别断语，也许显得有些牵强，但对屈原作品的象征体系的总体把握，则无疑是精辟中肯的。屈原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通过奇谲瑰丽的象征体系，使其丰富复杂、富于个性化的内心情感，得到感人肺腑的审美表现，从而达到了浪漫主义的艺术高峰，这在中国上古诗歌的发展历程中，显然是一个重要的飞跃。

　　屈原的另一个同样不可忽视的历史贡献还在于，他对自己这一创作实践中所蕴涵的诗学精神，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并能够上升到理性自觉的高度。最集中地反映出屈原诗学精神的，当然是《九章·惜诵》中“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这段话，此外，同样的意思还在其作品中反复多次地出现过，如《离骚》：“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九章·抽思》：“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九章·怀沙》：“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九章·思美人》“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而莫达。”如果将这些诗句作为个别的例子，孤立地加以看待，那么不可否认，它们在多数情况下，似乎只是表明了诗人宣泄其内心深处的郁闷痛苦、愤懑绝望之情绪的强烈愿望，也就是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所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但是，如果将这些反复出现的诗句所包含的内在意义有机地联系起来，理清其一脉相承的思路，那么人们就不难发现，实际上屈原已经明确意识到，如何使强烈的现实情绪（或情感）的抒发取得卓异的审美效果，使之由偶然的生活形态上升到必然的艺术形态，是一个值得予以特别关注和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当然，由于屈原所进行的毕竟是诗歌艺术的创作，而不是理论文章的写作，所以他不可能像先秦诸子那样，针对某些具体问题，展开集中的、全面的论述。但是，屈原在作品中反复申明其写作目的就是要“发愤抒情”的事实本身，已经昭示人们，他就此问题所做出的深入探索、所给予的高度重视，是远远超出了这些诗句的单纯的字面意义，而达到更为广泛的思想空间，也就是说，已经涉及诗歌艺术审美特质的根本问题，并且提供了明确而精辟的回答。他的回答就是，诗歌只有紧紧贴合人们的起伏变幻的生活命运，真正表达其内心深处的丰富情感，抒发出最赤诚、最率真的喜怒悲欢，才能取得存在的理由，才能获得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总之，屈原的“发愤抒情”的诗学精神，如前所述，既体现为创作实践方面的感性冲动，也体现为理论主张方面的理性自觉。较之《诗经》中的贵族怨刺诗，它以自我感受为基调，加强了个性化的因素；较之孔子“（诗）可以怨”的观念，它以诗歌创作为依托，增添了实践性的品质。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大大地超越了前人，其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强烈的个人特征的确是显而易见的。
　　　　
四、历史影响：深邃久远

　　在汉代，先秦时本名为《诗》或《诗三百》的作品，已被尊称为《诗经》，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经”的地位，而原来只是诸家学派之一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也受到广泛而真诚的景仰，“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7]儒家思想逐渐登上独尊地位的时代环境，使得人们对屈原“发愤抒情”的诗学精神，自然产生亲切的思想认同。因此，当人们承认屈原在创作实践方面，直接继承了《诗·雅》贵族怨刺诗的抨击社会黑暗的现实主义传统，在理论主张方面，明确张扬了孔子的“（诗）可以怨”的社会功利主义思想的同时，实际上也就确证了屈原诗学精神的历史渊源具有高度的正统性和权威性。可以说，汉代人们对于屈原诗学精神的关注和体认，从始至终都与儒家经学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

　　汉代受楚文化浸润甚深，从汉高祖刘邦开始，楚辞体诗歌的创作在上层社会中就已蔚然成风，屡见不鲜，而诵习战国时代流传下来的屈原等人的楚辞作品，更成为一种广泛的、引人入胜的文化时尚。因此，阐发和论述屈原诗歌所蕴涵的精神价值和历史意义，就不仅是出于思想观念本身发展的理性需要，也是包括鉴赏和创作在内的艺术审美活动的必然结果。从现有资料看来，淮南王刘安曾奉汉武帝的诏命撰成《离骚传》，其中写道：“《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7]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刘安对屈原诗学精神的评价，不是停留在思想或艺术的抽象层面，而是特别着眼于它与《诗经》之间的内在关系，突出强调了它对大、小《雅》贵族怨刺诗的继承性，俨然成为孔子“（诗）可以怨”观念的汉代版本。虽然刘安本人的主导思想属于道家学派，但对历史现象的透彻考察，却使得他与先秦以来的儒家诗学思想，殊途同归地汇合起来了。受到刘安的影响，同样以道家思想为主导的司马迁，也做出了“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样的论断，再次与孔子“（诗）可以怨”的观念遥相呼应。由此可见，在西汉早期儒家思想独尊地位尚未完全确立起来的时候，屈原继承《诗·雅》贵族怨刺诗的文学传统而进行其诗歌创作、形成其诗学精神，已成为人们广泛承认的事实；孔子阐发《诗经》作品而形成的“（诗）可以怨”的观念，也已深入人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那时起，作为儒家经典的《诗经》的文本，和作为儒家宗师的孔子的观念，就一直是人们探讨和评价屈原诗学精神的根本性依据。

　　但是，随着儒家思想独尊地位的确立，它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无可避免地出现了严重的教条化、绝对化的趋向，又不能不反过来影响到对屈原诗学精神的认识和论述。东汉著名的作家和学者扬雄对屈原的命运是悲悯而同情的，但他对屈原投江而死的人生抉择，却感到颇为困惑不解。据《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又怪屈原文过（司马）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之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在汉代，对屈原投江之举产生困惑之“怪”的，扬雄并不是第一人。早在西汉初年，著名辞赋作家贾谊因为群臣嫉妒而招致汉文帝的疏远，在他不得不远离京城、赴任长沙王太傅、途径湘江的时候，曾写下情词痛切的《吊屈原赋》，其中就有“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等诗句，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不同的是，贾谊之“怪”，在痛惜悲悯之余，仅限于困惑不解；而扬雄之“怪”，则于同情哀伤之外，多少包含着一些责备屈原不该自寻绝路的意味。当然，两者之“怪”，毕竟都是以相似的坎坷遭遇为前提、以感情上的强烈共鸣为基调的，尽管外在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异。

　　到了东汉，以正统思想著称的班固，常常把儒家精神加以近乎生硬和偏执的理解与发挥，这不仅影响到他的《汉书》的写作，也影响到他对屈原的评价。从他所留下的《离骚序》一文来看，尽管他并不否认屈原作品“其文宏博丽雅，为辞赋宗”的艺术成就，却基本否定了屈原的人格品质，认为：“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怨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并指出刘安等人对屈原的高度评价“似过其真”。实际上，也就连带否定了屈原的“发愤抒情”的诗学精神。在儒家思想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广泛影响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时代，班固当然不会不知道，“（诗）可以怨”是《诗经》以来的创作传统，也是孔子提出的理论主张，但他既然对儒家思想作出极端化的理想，并以此为准绳，来规范非常富于个性化的屈原作品，那么他对屈原的人品诗风颇多微词，也就不难理解了。美国学者巴腾·威特生曾经指出：“由于儒家思想在传统上憎恶对抗精神的任何表现，班固的指责带有很大的份量，在由此产生的长达数百年的论辩中，出现了大量的非议之词。”[8]然而，儒家思想传统本身并非铁板一块，也不是笼统地“憎恶对抗精神的任何表现”，而包含着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内容，班固这种过度偏狭的观点，在东汉时代已受到严厉的责难和抨击。
　　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就点名道姓地逐条批驳了班固的观点，指出：“班固谓之露才扬己，……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王逸的论述，紧紧围绕一个“怨”字，儒家思想的观念和精神，仍然是他评价屈原的根本标准，是他批驳班固的重要理论武器。在《楚辞章句》中，王逸深入发掘了屈原作品与儒家经典之间的密切内在联系，反复指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这一阐释，当然受到了东汉时代思想氛围的影响，同时也是基本符合屈原作品的文本实际的。

　　显而易见，尽管刘安、司马迁、王逸等人对屈原的褒扬与班固对屈原的贬斥，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但他们依据的思想资源却惊人地一致，都是孔子所开创的正统而权威的儒家传统，只不过各自所选取的角度、所作出的阐发迥然不同罢了。一方面，既然揭露黑暗、抨击现实是《诗·雅》贵族怨刺诗所开创的文学传统，“（诗）可以怨”是孔子所提出的理论主张，那么刘安等人褒扬屈原直承《诗经》和孔子而抒发其强烈的怨愤之情，无疑是既合乎实际、又合乎情理的。另一方面，既然早在西周末年贵族们已经强调“怨而不怒”，汉代经师们又将“温柔敦厚”奉为儒家的“诗教”，那么班固等人贬斥屈原过分显露出个性化的特征，也的确有其客观理由和理论依据。后来，到了南朝梁时，著名学者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总结以上两说，认为屈原的“忠怨之辞”是“同于风雅者也”，而其“狷狭之志”则是“异乎经典者”，同样是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只不过更增添了辩证思维的色彩，表现出追求公允精当的努力。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汉代学者的评价意见，似乎主要着眼于屈原的人格品质，但是，按照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关于作家人格与作品风格内在统一的普遍观点，实际上也很自然地包含着他的诗歌风格，涉及到对其“发愤抒情”诗学精神的整体探讨。总起来说，刘安、司马迁、王逸等人的高度评价，显然不仅仅局限于针对个别诗人的具体作品，它已经上升到关于诗歌艺术的基本原则的体认和创作主张的阐发，从而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国诗学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从孔子的“（诗）可以怨”，到屈原的“发愤抒情”，以及由此开辟的关注社会生活、标举人生理想、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中国诗学传统，正是具有“实用理性”特征的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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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文芳 江西省南康中学  来源：http://www.100txt.com/lunwen/gzlw/gzywlw/200606/20060629085908_55002.html

  　　新人教版教材高中语文第三册收入了屈原的浪漫主义杰作《离骚》。节选的课文主要表现了屈原远大崇高的理想、光辉峻洁的人格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这比较容易掌握；可对于屈原怀石沉江的结局，很多同学则表现出困惑和不理解。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屈原当时除了一死还有可能走别的路吗？
　　众所周知，《离骚》写于屈原第二次被放逐期间。当时，对于历尽艰辛的诗人来说，可能选择的道路主要有：
　　
一、伺机讨楚王欢心，以期重回楚王身边

　　这条路显然是不可行的。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屈原与楚王存在严重的政治分歧：内政上屈原是改革派，而楚王是守旧派；外交上屈原主张联齐，楚王则倾向亲秦。一个代表新兴进步势力，一个代表落后腐朽势力。当初屈原之所以两度被放逐，正是因为他不肯放弃崇高的理想和正直的操守，而想要讨取楚王的欢心就必须放弃原则，出卖灵魂，与那些奸佞小人同流合污，这是屈原最为厌恶和最不能忍受的。所以屈原决不会选择这条路。
　　
二、揭竿而起，推翻腐朽的楚政权

   这是最革命、最进步的道路，却是屈原最不可能选择的道路。且不说屈原出身楚国贵族，就算他是一个普通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也决不会这样做。这是因为，在“家天下”的中国古代社会，君国是一体的，忠君即等同爱国，爱国则必然忠君。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思想品德教育的最核心内容。屈原也深受其影响。在屈原心目中，楚王不仅仅代表个人，更是楚国的象征。当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被楚王流放时，他也怨恨楚王的昏庸，但怨恨归怨恨，他决不会反叛楚王，相反，他内心深处其实仍希望楚王能幡然醒悟，若有机会他甚至还会苦口婆心地劝说楚王效先贤、行正道，只要楚王肯接受他的进谏，他定会不遗余力地辅佐楚王重振楚国。所以这条路也不会是屈原的选择。
　　
三、退隐山林，超然世外

　　如果从弃绝污浊的现实、保持高洁的人格考虑，这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但隐居就意味着诗人的良材美质将被埋没。对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志士来说，人生最大的愿望和幸福就是发挥才干、施展抱负、实现人生的价值，所谓“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晋•左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否则，人生在世又有什么意义？再者，当时楚国外有强敌虎视，内有小人乱政，社稷危在旦夕，人民苦不堪言，在这种关头，作为一个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又怎能不与祖国人民同进退而躲进山林、独善其身？所以，放弃远大理想，他不甘心；抛弃祖国人民，他不忍心。这就注定了屈原不会退隐山林。
　　
四、去国远游，骋志他方

　　既然楚王昏聩，徒留无益，况且“岁月忽其不淹兮”、“恐美人之迟暮”，何不趁春秋年盛之时周游列国，说不定还能碰到知遇之明主，一展怀抱？这也是他在《离骚》中曾经流露的想法。但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离开的那一刻，却看见了祖国的大地，于是“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终于留了下来，因为他舍不得他深情眷恋着的多灾多难的祖国。

　　至此，所有其它的可能都被屈原一一否决了。他眼看祖国日益衰弱却无力挽救，他梦想驰骋伟大抱负却难有作为，他因此而陷入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进退不能、去留两难，只有一死以殉自己的人格、理想和祖国。所以自杀是屈原当时所能选择的唯一道路，也是他对残酷命运的最后的抗争。正因为如此，屈原之死才在每年的五月初五被人们以如此隆重的方式深深地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