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音译词

资料员

作者：李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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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共享是一个社会成熟与开放的象征，于是，作为交际、思维和文化传承工具的语言，是否能迅速广泛地借入外来概念也就相应地成了一个社会成熟与开放程度的标志。而由于人类具有共同的发音生理条件，在诸多的借入方式中，音译无疑是最快捷方便的途径。在这一点上，“拼音文字处理借词比较容易，转写就可以。”??［1］?但在全世界多数国家使用拼音文字的条件下，使用表意体系的汉字去音译外语词却有好多不便。?
                                                 一?
    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只能间接表音，但汉字在音译外语词时，却被作为假借表音的符号来使用。且汉字是“代数式音符”（王力语），只能大体表示出一个音的音类，不能表示出其音值。这便难免会产生矛盾。反映到音译词中，汉字只能是近似地标音，根本无法做到译音
的准确性。如：?
toast                吐司?
disco                迪斯科?
bowling              保龄（球）?
bye-bye              拜拜?
    而既然是近似地标音，那么音近的字也可以被选用，所以，一词多形的情况比较常见。如：
salad       色拉/沙拉/沙律?
brandy      白兰地/勃兰地?
serbi       犀比/胥纰/犀毗/师比/私纰/鲜卑?
OsamabinLaden    乌萨马·本·拉丹/乌萨马·本·拉登?
    也有本不是同一个音，却用相同的汉字来表示；本是同一个音，却用不同的汉字来表示的。如：咖啡（coffee）与吗啡（morphia）本不发同一个音，却用同一个啡字，而卡通  (cartoon)与加迭尔（cartel）发同一个［ka:］，却用不同的字。?
    汉字的表意性决定了汉字与语音缺乏特定性的联系，从而使读音呈现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的不同。如：古代Yava被译为耶婆，namo被译为南无，与现代普通话的读音有一定的差距。而上海人把sofa译为沙发，把neno译为霓虹，广东话把pump译为泵，把McDonald译为麦当劳，这也同普通话的读音有出入。正因为如此，不同时代、不同方言的人用字便会有很大不同。比如我们今天音译“namo”，一般不会再选择“南无”二字；在现代这个共时的层面，方言用字混乱的情况比较突出，如：美国总统Reagen上台，中国大陆译为里根，台湾译为雷根，香港译为列根，不仅字形混乱，而且容易令人误解为三个人。?
                                         二?
    表意体系的汉字，字义与语素义密切相关，据尹斌庸先生统计，88%的汉字属于“字义＝语素义”这种类型。??［2］?长久以来，习惯在这种状况下生活的人形成了一种很强的“集体无意识”，产生了意化每一个方块汉字的倾向，所以望文生义的现象在中文环境中特别严重。反映在音译外语词中，译者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选取一些与原词意义有联系的字，尽管这种联系有的清晰，有的模糊，如：幽默（humour）、康乃馨(carnation)、盖世太保(Gestapo)等。也有的译者用造新形声字的方式音译，以求给音译后的词加一个义标，如：硼(Boron)、铵(ammonium)、茉莉(malli)等，所选用的部首有明显地提示语意的作用。还有的音义兼译，如：Utopia               乌托邦?
Esperanto       爱斯不难读?
Vitamine        维他命?
Tips            贴士?
    这些词尽管译得很好，但其中的汉字从性质来说仍然是假借表音的符号，所以只能作为一个整体来使用，如：不能把“乌托邦”分解为“乌托之邦”。尽管我们可以把其中的意译成分
如“贴士”的“贴”等作为义标来帮助理解和记忆，也尽管有好些词分解开来理解很正确，但
不能推而广之。因为毕竟外来词中有很多纯音译的词，如：卡通（cartoon）、巴士（bus）等。而且有的分解开来还会引起误解，如：把“爱滋病（AIDS）”理解为“因爱而滋生的病”，认为戴维(Davy)姓戴、马克思(Marx)姓马等等。?
                                       三?
    汉语同音词虽然相对较少，但同音字特别多，“现代汉语通用字按7000个计算，平均每
个音节有5.8个汉字。”??［3］?而音译词既然是依音而转译的，所以选取同音字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更宽泛一点说，由于外语词没有声调，所以汉字只要音节相同就可以被选用。再者，汉字间接表音的性质又决定了一些音近字也完全可以处在音译用字的备选字库中。这样，便形成了一个音立于众多字形之林的局面。如：?
soda       苏打／苏达　?
syndicate       辛迪加／新迪加／新狄加?
cement       水门汀／士敏土／塞门脱　?
konzern       康载尔／康采恩／康辙恩／康彻恩?
    在众多字形的选择中，我们当然要选用简单易记的常用字。但即使字形固定下来，读音问题却依然棘手。一般说来，考虑到读音，一些比较生僻的字，即使字形不算复杂，也不宜选用，如：堂·吉诃德（Don Quixote）中“诃”（音he）字，即使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人也常因把握不准而读作“ke”。而且，汉字中多音字很多。据龚嘉镇先生统计??［4］?，在7000个通用字范围内，共有多音字625个，而在2500个常用字和1000个次常用字中，却有多音字417个，由此可知，2/3的多音字是常用的字。也就是说，最适合用于音译的字也是读音最复杂的字。这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便产生了，如：疯牛病的致病元凶“二恶英（dioxin）”中的“恶”因为是个多音字，使众多的人在“二è英”还是“二wù英”中徘徊而不知所措，影响交流不说，还引起了较广泛地讨论与争执，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四?
    由以上的论述看，用汉字音译外语词有很多局限。且这些局限不是能够从汉字内部得到解决的，却是由表意文字体系的性质所决定的，是根深蒂固的。这种用表意汉字假借表音的方式尽管也为汉语借入了一部分词，完善了汉语的词汇系统，但其所引起的字音和字形的混乱，以及随之而带来的理解、检索、书写麻烦，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代价。更不用提造新字使本来就庞大的字符群更加臃肿。在这样的情况下，音译根本无法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而且，用不表音的汉字去音译外语词，使汉字成了表音的符号，加大了记录音节的汉字数量，从长远来看，这必定会对人们的认知心理产生影响。王凤阳先生在《汉字学》（第413页）中说：“假借是以音为媒介的，在表意文字系统里，作为写词的一种方法，它即是既有的文字体系的补充物，又是对立物。”?
    现在，信息交流国际化、标准化的呼声越来越响，因为方便快捷，未来音译词数量增大是必然的趋势。既然如此，那么在汉字环境中，怎样更好地利用音译呢？目前学术界有三种观点：?
    一、“规定一个‘音节汉字表’，每一音节以一个汉字为代表，音译的时候，根据这个表，相同的音节统一用相同的汉字。”??［5］?也就是主张设立一个科学、有效的音译词专用字库，使用字标准化。这在目前来说是一个简单易行而且容易为大家所接受的方案，可以免除用汉字音译的大多数弊端，只是“面孔”不太符合国际化。?
    二、用汉语拼音转写。这种方法可以自动免除字形的混乱，而且读音与形体都比较适应世界潮流，应该是一个良好的方案。但在目前的汉字文化圈中，有一种流传很广的“社会心理现
象，”即害怕拼音成为文字。尽管目前在中国，拼音因缺少流通性和法定性不可能成为文字，但这种心理一时难以消除，所以实行起来仍有一定的阻力。?
    三、直接引进外语词，这是纯粹的拿来主义。相对于其他方法，它无疑最快捷方便，省去了转化的过程，避免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消耗，还可以一下子就进入国际化。但在目前来说，这种方法也无疑最难实现，因为这是需要以我们的整体外语水平的提高和开放观念的增强为基础的，而且离民族化最远。?
    至于未来我们到底该选择哪一种方案，我们目前还不能下定论。不过，随着普通话的进一步推广、汉语拼音及其正词法的深入人心和人们开放观念的增强，音译词的形式也必然会发生变化，方块汉字一统音译词天下的局面必然会得到很大改观。所谓“语言与社会结构共变”（布赖特语），不同的语言心理、认知心理是可以改变的，很难说未来是什么样子。随着我们整体外语水平的提高，直接引进外语词都变得非常可能，现在字母词越来越多，如：WTO、APEC、DNA、CEO，更不用提耳熟能详的大量计算机用语，如：WINDOWS、WORD、E－mail等等，受其影响，一些汉语拼音的简写形式也渐渐堂而皇之地挤入汉语的主流词汇，如：GB（国家标准）、HSK（汉语水平考试）等等。不过，尽管我们目前还不能下定论，有一点却要注意，那就是要正确处理国际化和民族化之间的关系。?
附注：
［1］陈原《社会语言学》第293页，商务印书馆，2000?
［2］［3］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第119、1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4］杨润陆《现代汉字学通论》第167页，长城出版社，2000?
［5］周有光《规定音节汉字、统一音译用字》《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通讯》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