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表达和接受中的语境参与律

苏鸣

李林蔚
     摘要：词语的异常搭配是为了语言的某种语用修辞效果而刻意创造的，正确地把握这种偏离常规所创造的修辞效果，就必须根据语言的内部语境和外部语境。语言之所以表情达意，是和语境不相分离的。本文就语境方面讨论如何理解在人脑中产生新鲜刺激的异常搭配。

关键词：语境  异常搭配  

      语言作为一个全民的交际工具，具有一套明确一致的规范，使语言使用者在这种共同遵守习惯化的语言规范下，顺利清楚地表达接受，才能交流思想感情达到相互了解，但是说话者或言语的创造者往往故意违反这种语言规范，创造性地损坏习以为常的标准的东西，从而达到某种“陌生化”效应。人往往具有“猎奇”的心理特征，对语言也是如此。常见的，出现频率高的语言形式常会失去“注意价值”和“记忆价值”，很难再引起人们的兴致，而言语的发出者为了吸引接受者的注意力，有意识地采用一些“不合情理”“不合语法规则”而又耐人寻味的新鲜语句，使接受者体验最初表面的模糊不解到思路回转，迁引联系后的“豁然开朗”的过程，使语言取得好的修辞效果，“把我们从语言对我们的感觉所产生的麻醉效力中解脱出来。”（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这种可称为“突出”（foregrounding）语言现象可发生在语言的各个层面，如语音层，字音层，句法层，词汇层，语义层，甚至是在方言，语域中出现。（胡壮麟，《语言学教程》）本篇集中讨论是词汇层面上的词汇的异常搭配现象。这是从词与词之前的横向组合来看。我们知道，词与词之间的搭配是受到语法限制和语义限制的。合乎语法规则和语义规则的是常规搭配，反之，则是异常搭配。在一首经典流行歌曲中有这么一句歌词：“……爱过你的爱，痛过你的痛，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幸福着你的幸福……”乍一看，这样的动宾搭配似乎都不符合常规，违反了选择限制条件，无论从语法上看还是从语义上看。但这样的异常搭配反而给人以陌生感新鲜感，耐人回味，引起人们兴趣，进一步思考“爱过……爱，痛过……痛，快乐着……快乐，幸福着……幸福”的深义，也是这首歌传唱至今的“秘方”之一。
      我们会认为异常搭配是用词不当，会影响到语言交际，但实际上把这种有意冲破搭配规则放在特定的语境中理解，则产生了“别有洞天”的修辞效果。我们知道，语言环境对理解语言至关重要。早在20世纪30年代，波兰人类学家Melinowski首度提出术语“context of situation”，他认为，语言是“行为的方式”即“言有所为”，不是“思想的信号”即“言有所述”。“话语和环境相互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语言环境对于语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后来英国语言学Firth继承和发展了他的观点，把“context”的含义加以引申，认为不仅一句话的上句或下句，一段话的上段或下段是“context”而且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叫“context”。结合语境来诠释语言，这对如何理解词语的异常搭配似乎更为重要。接受者借助语言环境，包括所提供的上下文联系和非语言环境，包括社会场合情景，文化语境等，发挥想象和联想，将这些看似令人费解的组合重新加以诠释。所谓异常组合的“异常修辞效果”也只有建立在语境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认可。反之，它们也只能保持语法或语义的“不合常理”“不合逻辑”而无深义。下面就分别从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来阐释词语的异常搭配是如何做到“无理之妙”的。
      1．语言语境和词语的异常搭配
      语言语境，也可说是对语境的狭义理解，它指言语内部环境，既是口头上的前言后语的关系，书面上的前后文的关系。孤立的词语只有词典意义，不能表示信息的丰富内涵。某些词语，看似文不对题，或某些词语组合搭配看似矛盾，但联系了一定的上下文理解，其深层含义往往比“常规搭配”更具有注意价值和记忆价值。
      （1）I had no outlook, but an uplook rathe. My place in society was at the bottom.
      我没有人生观，倒是有“向上爬观”。我在社会上处于底层地位。
      （Jake London: What Life Means to Me）
      uplook是从前面的outlook仿造而来的，没有outlook，uplook无从理解，这个nonce word 是语言显得非常生动，表现出诙谐幽默的意味，取得了新奇别致的效果。
      （2）I temped all His servitors, but to find my own betrayal in their constancy,
     In faith to Him their fickleness to me.
     Their traitorons trueness, and their loyal deceit.
     (Francis Thompson, The Hound of Heaven)
     我考验了他所有的侍从，结果发现
     他们对我不讲信义而对他一如既往，
     他们对他忠心耿耿而对我反复无常，
     他们奸诈的忠实，忠实的狡诈。
     如果我们单看traitorons trueness 和loyal deceit 是两组语义矛盾的搭配，是异常搭配。但结合上文，便不难看出，侍从对外人不讲信义反复无常，对主人忠心耿耿，一如既往，不正是一种“奸诈的忠实，忠实的狡诈”吗？这样的组合搭配不仅在形式上以超常新颖的面目吸引我们，而且对语言所表达的内容也起了积极作用，使我们在诠释其异常性的同时，更好的理解了作者“如此用心”的深意。
      （3）《中国青年报》（1990年某日）上一篇报导登出“最长寿的青年李亚飞……”“最长寿”和“青年”在没有任何语境的提示下是一组完全不相容的两个词语：既然是“最长寿”的又何来“青年”呢，这就引起读者的好奇心，于是在下文中揭开这个迷：“这个李亚飞……从水中救起了30个人的生命，俗云，救人一命，延年益寿，30个生命的延续，你说李亚飞的寿命有多长呢……”读到这里，我们才恍然大悟。作者用这样不合逻辑的矛盾搭配，使读者对李的英雄事迹记忆更深刻，也更突出文章所要宏扬的舍己为人之崇高品质。
      2．非语言语境与词语的异常搭配
      非语言语境也可称为外部语境，它包括社会历史背景，包括现实社会环境，包括时代、民族、地区，包括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包括地点、场合、对象，还包括使用语言的人物、身份、处境，心情等。在理解词语的异常搭配的过程中，更不能脱离非语言语境。因为异常搭配的创造是一个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发话者或作者不凭空随意将两个毫无关联的词语拼凑在一起，为了“创新”而创新，即使这样的异常搭配也是毫无意义的。它们必将根据具体语言环境，根据某种文化根源的理据，根据他自己当时的心情等“有感而发”，只有将词语的异常搭配结合语境考虑，它才具有讨论的价值。所以特殊语境是词语异常搭配的基础，也是检验其修辞效果的条件。下面我们分别来看几个例子。
      （4） “蜜蜂是在酿蜜，也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
       （《荔枝蜜》）
      “酿造”是“利用发酵作用制造”，按常规搭配，它只能和“蜂蜜，酒，醋，酱油”等搭配，不能和“生活”搭配，而这里为什么能用这样的超常搭配，而不选择“建设生活”这个读者可以直接接受的组合搭配呢？这就要和外部语境联系起来理解。首先，作者和读者都具有这样的常识：他们都知道，蜂蜜和美好生活，酿蜜和建设美好生活有两个共同点：第一，蜜甜，美好生活也甜，都令人舒心。第二，蜂蜜与美好生活的都是长期辛劳创造积累的成果。这是两个相互能联系的客观基础。仅此并不够，还需通过想象和联想将两者联系起来，这是心理基础，所以客观基础和心理基础构成的外部语境，为实现这个异常搭配的特殊修辞效果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性。
       （5） The talk about raising taxes was a red flag to many voters.
        此例中，the talk was a red flag是异常搭配，在语义上是不合逻辑的，red flag是来自西班牙斗牛的民俗，公牛看见红布就处于激动、愤怒的感情状态。该搭配通过文化背景知识让人产生联想，形象地表现出“关于增税的谈论”对选民的刺激，就像red flag 对公牛产生刺激一样。The talk was a red flag 的联想的展开离不开red flag 所出的文化世界，就这个异常搭配的创造来说，它不仅仅服从于具体语境，而且还服从于文化指令，将语义寓于某种形象之中。而就其效果来说，正是文化为我们提供外部语境，使我们把握这个异常搭配的实际意旨。
      所以在非语言语境中文化语境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当今社会中出现的许多新颖的词语异常搭配也是社会文化语境的一种体现。也只有透过社会文化风潮这面透视镜，我们才能揭示出这些新鲜词组隐藏在不合理的字面意义下的合理性。再如：在经历“红色年代”的汉语词汇，如今又步入了一个充满生机的绿色时代：绿色办公，绿色电脑，绿色希望，绿色电视机，绿色冰箱等。这些新鲜的组合搭配在“绿色文化”进入社会主流之前是不能接受或是不合常理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环境文化的影响。高度发达的饿工业文明，让人类的环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资源面临枯竭，污染日益严重，生态严重破坏，人和自然的矛盾空前尖锐。有了这样的文化背景，我们就能正确理解这些异常搭配的真实含义了，同时，它们也在进一步推动所体现文化的充实和发展。

      结语
      孤立地看一个词，一个句子，是看不出好坏，优劣，得失的。语言运用得好不好是对语境而言的。创造者为了达到某种修辞效果，创造某种突出价值，偏离突出语言的常规组合方法和规范，对语言进行创造性的再组合，其过程离不开语言本身的语境和外部语境的参与。同样，在接受者对这些改造后的搭配组合进行意义的重新建构过程中，也必须结合各种语境所提供的信息，将这些看似费解的词语后的语用意义挖掘出来。从中也可看出，异常搭配绝不是胡乱搭配，绝不是脱离语境一时兴起而玩的文字游戏。它的产生和运用只能在特定的语境中，否则那就成了真正的“异常”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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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冠连，　《汉语文化语用学》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郑荣馨，　《语言得体艺术》书海出版社，２００１
彭增安，　《语用　修辞　文化》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８
徐鹏，　　《英语辞格》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
曹京渊，　　异常搭配的语义语用分析，《福建外语》２０００，３　
白健，　　文学语言的“陌生化”与词语的超常搭配　１９９９，９

湘里妹子

作者：丁云亮  
来源：http://www.xslx.com/htm/kjwh/yywx/2003-12-4-15581.htm
200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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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典诗学对诗歌语言的研究，有着优良传统，许多诗论家依据创作实际情况，有过精细的阐述和深刻的见解。特别是对具体诗作的评析，不仅很有说服力，而且有不少卓见，使读者常有豁然开朗之感，由此获得审美的享受。本文试图从本体论的角度，将盈篇累牍的诗论，作一番爬罗剔抉的工作，梳理并阐释古典诗学对如何利用语言创造意境的独特贡献。

    一、“在泉为珠，着壁成绘”

    言明象，象出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周易略例》)，是古人对言、意、象三者内在逻辑关系的一般性认识。诗歌，作为人类复杂的心理状态，特别是情感的反映形式，它的语言既要求准确地传达情意，富有感染别人的客观有效性，又要求由语词、韵律、节奏等形式因素所建构起来的结构世界，具备自足的审美价值功能，即“托物兴词”、“随物宛转”，利用意象符号，通过暗示与象征，“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诗歌整个创造过程，也是艺术符号的物化过程，自始至终伴随着物象的移动、转换，甚至“意象欲出，造化已奇”(司空图《诗品•缜密》)。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默会心目。可以说，意象是构造诗歌的基本元素，诗歌语言正是这些意象群的符号化形式。诗人心合造化，言含万象，“桃杏犹解嫁东风”、“一枝一叶总关情”，天地间日月山川、草木烟云，成为主观情思的象征物，皆随我用，为我所役，形成诗的审美意蕴的感性显现。有些表象性的语词，如“流水”、“落花”、梅兰竹菊等，由于古代诗歌中的长期使用，积淀着中国士人共同的民族情怀，更成为普遍运用的艺术形式和稳定的符号系统。

    唐人殷璠在《河岳英灵集》称赞王维的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意谓王氏诗的语言，象泉水之珠，明亮醒目，又似落壁之绘，神色毕著，词无虚设，秀丽典雅，意境幽美，情韵超常，令人游目骋怀。这确实是中肯之论，道出其诗绘画性的本质特征，它和苏拭所讲“味摩洁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意见相近。诗中画境的品评，是对诗歌语言具象性和鲜明性的突出强调，同时也把诗语从意象经营扩大到境象表达，从整个意境角度来解析。后来的诗论家常说的“工致人画”、“宛然入画”、“大有画意”，都出于一辙，要求好的诗作、诗句，叙述情景，把主观情绪迹化为鲜活的显象结构，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通过具体可感的有限形象，构设出层深的境界，使欣赏者如在深山，如同野壑，畅神卧游。明人胡应麟《诗薮》比较唐代不同历史时期绝句优劣时说：“盛唐绝句，兴象玲珑，句意深婉，无工可见，无迹可寻。中唐遽减风神，晚唐大露筋骨，可并论乎？”盛唐诗多佳境，其琢句之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其物，有兴象风神，形迹俱融。这种取类作譬的方式，不仅出语自然超迈，使语词表达丰富多变，更重要的是提供具有明彻视觉性的可感境象，事物的形貌似乎触手可及，借以传达出象外之意。

    吴乔《围炉诗话》以“米”为喻，指出：“书以道政事，故词宜达；诗以道性情，故词宜婉。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诗之措词，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尽变米形，饮之则醉也。”如果将日常语言比作“米”的话，那么诗语便是“酒”，是变了形的日常语言，或曰超常语言。古代诗歌语言，特别是近体诗，从每一句来看，不过是几个语词的联结缀合而已，实际上每个语词又往往是具象的符号，它对应着一个个负载情感的意象，经意象群的聚合而成诗境。举一较常见又有特征性的例子：“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是温庭筠《商山早行》里的两句诗，诗句全由名词运用排叙法组成。李东阳《麓堂诗话》评论说：“人但知其能道羁愁野况于言意之表，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闲字，止提出紧关物色字样，而音韵铿锵，意象具足，始为难得。”“不用一二闲字，止提出紧关物色字样”，二句中六个名词没有一个虚设，皆关物色；有听觉，有视觉，诗人却巧妙地省去了“闻”、“望”、“见”等动词，以及主语“我”等代词，直接用形象说话。每个语词都代表一个独立自足的意象，它们组合成一幅幅似乎并不紧密相关而又可互相打通的画面，这样的画面是多重视轴，在时间上具有跳跃性，空间上具有模糊性，凭感觉的经验与情绪的流转连接一体，延伸了字面的意象时空，读者可以通过整体的知觉感受，把握作品的深层意蕴。两句诗读后，虽然不能明晰地知道诗中具体的时间概念、空间位置是什么，但语词性质的相似关系，使“羁愁野况于言意之表”，游子客居在外的孤独落寞之感，心领神会，恍若所见。没有联结词，由负载画面的名词性词组直接联缀，是文言文语言超越约定俗成的语法规范和冻结固定的结构系统，在诗歌中的具体运用。这或许就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倡的反常化(又称陌生化)手法，即通过艺术处理方式(主要针对艺术语言)的反常化，将熟悉的对象变得生疏起来。它是一种颠覆习惯化的过程，将习以为常的标准性的东西加以“创造性损坏”。前引两句诗，从语言构造上讲，它既不符合日常语言的习惯，也背离书面语言的规则，名词词组之间省略任何联结词，整个句子失去了主谓的分别、因果的关系，外在的逻辑链条断裂了，人的理智的惯性暂时受到挫折，但真正的欣赏者依据一个个意象内在的情感逻辑，直探言外之意(行旅愁思)。正是利用反常化手法，诗人才能最大限度地遣使语言，又能扭曲、变形日常语言，最大限度地用活语言，一旦表达成功时，就把读者重新“唤醒”，让他看到一个全新的生气盎然的诗的境界。

    二、“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诗歌要传达出诗人的情思意念，完美地创造生气横溢的境界，必须借助具体的艺术形象，召示艺术生命的本真；语言为了尽象，谋求变成生动的现实，即需采用特殊的技巧(如反常化手法)，使结构形式具有最大的含蕴性和启发性。中国古典诗学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它除了个别诗语的变异，更注重整体诗境的拓展，并将其概括为“赋、比、兴”三义。在我看来，赋比兴不只是曲达隐情、探幽发微的艺术方法，也是设立境外之象的有效手段。诗表达的是复杂的个人与人类的情感信息，若用陈述推理性语言，便无法达到目的，惟有采用意象性信息传递，建构特殊的诗境，才能冲破实用指称功能的限制。所谓“比兴寄托”，便是对寄寓深刻于语言之外的申说。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说》里指出赋、比、兴应用的分别，并特别提及“兴”的作用，认为“兴之为义，是诗家大半得力处。无端说一件鸟兽草木，不明指天时而天时恍在其中；不显言地境而地境宛在其中；且不实说人事而人事已隐露其中。故有兴而诗之神理全具也。”鸟兽草木，作为自然界中的客观存在物，无情理可言，然而经过诗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由妙笔化为诗行，这些自然物被拟人化，与人的主观情意相对应，便形成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艺术境界，妙趣横生，引人思发。比兴之外，“直书其事，寓言写物”的“赋”，有时也同样得到这种效果，《岘佣说诗》载《述怀》诗云：“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评曰：“乱景光景如绘，真至极矣，沉痛极矣。”寄书是为收书，以便探听家人消息，现在害怕消息传来，兵荒马乱时代民不聊生的图景见于言外。这也就是司空图所讲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诗品•含蓄》)，诗人没有表白一字，但心中郁积的情结怨愤，倾尽无遗。

    诗歌是语言的一种存在方式，语言即是诗歌的显性形态，诗的价值浸涵于语言的结构系统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并非说不要文字的表达形式；相反，诗人正是借语词所承载的意象群体本身，通过描绘具体的物象、景观，融入个体对宇宙生命、自然机趣的独特感受，含而不露(诸如用赋比兴)，创造富于立体感的，具有多方面启发性的境界。王夫之说得好：“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耶？古人绝唱多景语。”何谓“能作景语”？即诗人要“以写景之心理言情，则身心中独喻之微，轻安拈出。”(《姜斋诗话》卷下)写景本身就是言情，只因景显情隐，似乎“不著一字”，一旦情景不再分离，妙合无垠，情中有景，景中有情，就“尽得风流”了。按照日本学者川野洋的分析，文学作品作为艺术信息的符号形式，具有二重性，即语义信息与审美信息。语义信息是一种有着确定性意义的信息，属表层意义，它解释、说明事物，是理解审美信息的基础，也是步入艺术世界的阶梯；审美信息是一种意象性信息，属深层意义，它融铸了作家主体的情绪、体会，负载情感意味，且具有模棱两可性。对于一首诗来说，语言结构的特殊性、开放性，使得所营构的境象存在多面性，本身即具有“潜在的意义系统”或“信息容量”，它们往往超越一般语言之能指、所指阈限。以语言为媒体的诗歌艺术形象的这种独特性，不同于以色彩、石料、音响为媒体的绘画、雕刻、音乐艺术，它表现的是，读者参加完成的具象化的、又较为糊模的意象聚合世界，看似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即文字所显示的是一层境象，字外暗示的又是一层境象；后种境象是欣赏者以前种境象为契机，以个人经验为前提，借助知觉想象力转换生成的。不同的读者，前种境象相差无几，后种境象因加入自我表现的成分，往往迥异其趣。很显然，前一境象所标示的意义是语义信息，呈现表层意义；后一境象的意义所涵盖的是审美信息，它游离出语言本身的“容量”，指涉范围不确定。正是这种空幻飘忽的佳境，若即若离，不得以字句诠，不可以迹相求，显得语近情遥，语浅情深。若仅从语言表面观照，则无法洞明诗歌语境所蕴含，却又存在于语词之外的深层意味。

    诗歌，要想达到超出语言之外、音节之中的“取类也小，称名也大”的艺术至境，不只在描写的真切不晦，刻划的细腻肖似，还需要经历汇通、体认心灵的艺术抽象的过程。比兴之法，能化物象为浸透情感的诗之境象，但想不流于外表末节，而寄托遥深，有活泼泼的生香活意，把握那超越有限的无限本体，还要抓住外物的本质特征，使诗之境象气韵生动，同宇宙生命一样，呈现出一种生生不息、劲气周流的审美情调。诗歌有神气，才有韵味；没有神气，犹如绘日月而无光彩，黯然失色。同时，形具而神生，形神之间，是辩证统一关系。形是事物精神面貌的物质外壳，又是创作者“胸中逸气”栖息之谛所。形寓于神，神超出形。所以，古典诗学提倡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传神写意。为了词尽意余，不把“所指”直呈出来，凝炼浓缩地遣使语词，下虚字有力，用实字无迹，所表达的境象“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同上)诗句突破单个语词局限性和封闭性，文字所未表达出的意义，通过诗的整体结构的“压强”或“张力”释放出来。总之，诗语提供的境象，是鲜活而富有灵性的，它能超越语言的内部规范，“物外传心，空中造物”，展示多重暗示，为读者留有广阔的自由联想的空间，满足其期待视野，取得余味曲包的美学效果。

    三、“歌吟咏叹，流通动荡”

    从文学发展的起源看，诗、乐、舞是三位一体的。《尚书•尧典》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之说。这是诗歌存在的初级形态。随着时代的递相更换，社会生活的骤然转变，诗歌作为文学艺术而逐渐与音乐、舞蹈分离开来，走上独立的路径。但“比兴互陈，反复唱叹”，诗歌与音乐之间联系没有被割断，伴随诗史的推进，反而得到张扬。“韵协而言顺，言顺而声入”，语言上的文从字顺，同声韵的协调相得益彰，成为诗语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对诗歌音乐性的重视与强调，不仅作为语言艺术性的必需，而且也是汉语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文法构造伸缩性大，容易形成齐整划一的对偶式结构，语音以清响浏亮的元音(母音)占绝大多数，还有平上去入四声的区分，使它特别富有音乐和谐悦耳的美感效应。古典诗学非常重视这一点。不少诗论家对此经过踏实的研究，从调、韵、节奏各个方面，指陈得失，剖析利弊，引导创作。

    较早地把声律论应用于文学的是沈约，他在《谢灵运传论》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沈约自矜声律之学，为其首创。此说是否属实，姑且不论。但他认为“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把声律在文学中提高到如此地位，确属罕见。由于他过分看重声律，将其凌驾于艺术思维之上，矫枉过正，也常常遭到后人的非议。其后，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总结前人的审音和审美经验，指出汉字声音本身有抑有扬，有双声、有叠韵，这些客观因素决定了诗人创作时不能违反其自律性，否则声律配合稍有错乱，便会前后阻碍，往来不顺利。工夫集中在句子的“和”与句末的“韵”上。韵即韵脚，“押得韵来如砥柱，动移不得见功夫”，诗中有韵脚，如大厦之有柱石，此处不牢，就会倾折崩蹋，让句末韵脚里元音的重复，造成声音的迂回宛转之美；“和”即不同字调的适当搭配，句子的谐会有高低抑扬的不同，发展到以后主要包括四声、双声、叠韵诸方面。古汉语四声，常以不同的声调，表现不同的情感态度，象上声舒徐和软，其腔低回，去声激励劲远，其腔高昂，“相配用之，方能抑扬有致”，平仄就由此延续而来，平仄的酌情运用，引起诗句音调起伏顿挫的变化，既符合诗律的要求，又恰到好处地体现情感波动。双声、叠韵词中，两字之间一般有相通的意蕴，清人李重华言：“叠韵如两玉相扣，取其铿锵；双声如贯珠相联，取其宛转。”(《贞一斋诗话》)具有一种音节上的回环重叠之美。总之，避同求异，在错综中求和谐，是其精髓。

    六朝时，已开始认识到声律在诗歌文本中的不可或缺的性质，对中国诗体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不可否认，它明显具有“不完美的缺陷”。中唐诗僧皎然就曾严厉批评过沈约“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把声律看成一种规范化的形式，认为只有“轻重低昂之节，韵合情高”(《诗式》)，才不至于损害诗之整体情境。近体诗的诞生，昭示中国诗歌艺术走到了完全成熟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体诗的成熟，即是汉语音律学在诗歌领域里实践的自觉的标志。这从辨析诗文的区别时就可看出。李东阳在《春雨堂稿序》中指出：“夫文者言之成章，而诗又其成声者也。章之为用，贵乎纪述铺叙，发挥而藻饰；操纵开阖，惟所欲为，而必有一定之准。若歌吟咏叹，流通动荡之用，则存乎声，而高下长短之节，亦截乎不可乱。”诗的“陶写情性，感发志意”的作用，总是比之以声韵，和之以节奏，通过谐和的声律而显示出来。如果没有“歌吟咏叹，流通动荡”，语辞高可讽，长可咏，清便宛转，富于乐感的美声，没有高下长短、悠扬委曲的音节，就不会有诗体的存在。如果诗与乐判而为二，虽有格律，而无音韵，就不过为排偶之文而已，则古之教化，何必诗律一体呢？诗歌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就因为它“别是一教”、“盖六艺中之乐”，藉其独特的价值功能立一门户，其他文体无法取而代之。李氏把诗的音乐性与诗情结为一体，是诗歌语言观念的重大转折。它说明好的诗语具有音乐之美感，但诗的乐感并不独立出来，只作为艺术思维的一个内在因素而存在，是为表达性情生成的。它的音乐美，在于更好地体现诗人或喜或悲、或忧或乐的情绪意念，创造一种声情并茂的境界。

    诗歌语言的音乐性因素与意境的相辅相成关系，我们可以通过王维《山居秋暝》里的两句诗“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予以更具体地说明。这一联乃千古名句，为后人广泛称道。从音节上看，前二字为名词语，中二字为方位语，末字为动词语，属二二一拍，错落有致，迂徐起伏。上句五个字，元音分别为齐齿呼、撮口呼、开口呼、齐齿呼、开口呼，大体上是由敛到放，与月光下泻由聚到散的情景相切；下句“清泉”二字声母同是舌面音，“石上”二字皆为舌尖后音，分别近似双声，音质响亮铿锵，而“流”字则以圆润收结，大致是由脆而圆，与泉流石上清脆而又滑动的情状相应。全联“一气相生，词意浑成”，听觉、视觉意象俱全，音节和诗意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一幅圆满自在、清逸宁静的画境，跃然纸上。正因为诗一方面注重音乐美，乐感是诗语与生俱来的特质，另一方面受诗意所决定，为表达情性提供最佳寓所，才使其语言作为自身的存在方式，有着鲜明的特色。

    质而言之，我国古典诗歌语言，因其使用语种的独特性和限制性，在本体意义上，呈示一种极富于个性化的存在方式。它的语词结构具有极大的伸缩性，迹化的境象涵盖多重意味，在变动不居的时间流衍中，具有空间的延展性。诗之格律，表征了外在自然与内在心灵之生命节律的感应、汇通。字无虚设，语出常境，情性流转其中，意境悠远深邃，体现了中国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葱茏絪緼、充盈生机的人生观念与审美状态。

苏鸣

科学思维的语言语境
----评《论科学与语言的关系》
黄焕金
【摘要】本文从思维的角度，对科学活动中语言语境的形成与作用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语言语境，思维结晶，意义，混沌思维，有序思维，诱导作用，表达作用
　　为了解释人类科学活动与科学知识增长的过程，魏屹东、郭贵春两位教授在《论科学与语言的关系》[以下简称《关系》]一文中提出了“语言语境”的概念[1] 。在他们看来，任何人类的科学活动，都必然在一定的语言之语境下开展，如果没有这个语言背景，科学活动根本不可能产生。在此同时，任何语言语境，也都在人类心智活动（科学活动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中才得以产生，而不是在这些活动之外产生。因此他们说：“语言表达思想，但它同时又是人的心智的创造物”[1]。于是我们就产生一个问题：人类心智与科学活动是如何产生语言语境，并通过这些语境而发展与成长的？在此可分为两方面的问题：1.人类心智是如何产生出语言语境的？2.人类科学又是如何在这些语言语境中得到成长与发展的？
　　这应该是《关系》一文所涉及与着力解决的两个互为关联的问题。其中，文章前一部分更多地强调了问题2的方面，强调人类科学对语言语境的依赖性，指出一切人类科学活动与理解无不在一定的语言语境中进行。文章后一部分则更多地涉及到问题1的方面，指出人类心智与科学活动对语言语境的创造意义，没有这些活动，任何语言语境都不可能存在；它们并非是存在于人类心智与科学活动之先，而让其直接采用的“先天因素”。
一 人类心智是如何产生出语言语境的？
　　《关系》一文中提到：“从语义层面看，首先是主体决定了语言的产生及其意义，因为说到底，语言是人创造的，其意义是人赋予的。问题是人的心智是如何给语言以意义的”[1]。这个观点，特别是所提出的问题非常好，人的心智是如何给语言以意义？语言的意义是如何被人的心智活动赋予上去的呢？《关系》中虽然提到了几位西方学术大师的有关观点，但我相信问题还没有得到理想的解决。
　　首先，人的心智活动是第一位的，任何人类语言，都是在人类心智活动的过程中产生，并反作用于人类心智活动本身的；甚至，语言不过是静止着的人类心智活动本身，是人类心智活动的静止着的状态。人类心智活动，肤浅的是对外界对象的现象感觉，深刻的是对这外界对象的本质思维（实际上，感觉与感性也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形式，它是思维活动还未展开时的思维形式，因此它可以归结到思维中去）。这种对外界客体的感觉与思维活动，就是语言意义得以产生的源泉，也是对外界客体发生理解的基础。人们都知道，当一个人看见（感觉到）某样东西时，他就会用某种口音与符号（比如符号A）表达出来，----但不管这种口音与符合原先是否具有意义；如果一个社会的语言系统已经很发达，其中的语言已经包含着丰富的意义，他就会用现成的众所约成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样，符号A就被他赋予一定的意义，用以表达他所看到的这个东西。因此，作为语言形式的口音与符合原先是可以没有意义的，它由人的感觉与思维赋予意义，同时这种意义赋予也可以改变和发展它原先所具有的意义，《关系》中说：“符号本身没有意义，它只有被赋予指称和意义即加以应用时才有意义”[1]，还应该进一步地说：如果符号本身已经有意义，那么感觉（和思维）的意义赋予使原先这个意义发生了变化，获得了成长和发展。这对于现象感觉是如此，对于深刻抽象的方面，也是如此，人们在进行抽象思维的时候，也会把自己经努力思维（思考）所把握到的某种本质性的思想，通过一个适合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同样也使这个语言的意义发生了变化，语言获得与成长出了新的意义。而这个适合的语言，原先常常是较为形象与感性的，现在它则变成具有抽象意义的语言。因此表达深刻抽象的东西，常常需要将其形象化，同时也常常使原先形象性的语言抽象化深刻化。
　　所谓语言语境也就是如此，是特定群体的人们长期地通过一点一滴的特定感觉与思维的累积而形成的一个语言背景性系统，这个语言系统既从人的感觉与思维中产生，也对人的感觉与思维产生深刻的基础性的作用。而人的感觉与思维始终是首位的。记得爱因斯坦曾说：当我的思维有所发现时，我就寻找适当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这说明，思维是首位的，语言则跟随着思维发展与演化，处于第二位，其意义由思维所赋予。如果没有人类思维的活跃，也就没有任何语言语境的活跃，那怕这些语言语境已经建筑得非常庞大复杂和精致。相反，如果没有现成的语言语境，人类思维也会创造出与自己的过程和结果相适应的一个语言语境系统来。语言语境归根到底是人类心智与思维活动的一种暂时的结果状态，思维通过自己的这个暂时的结果状态，继续进行下去，无穷无尽。
　　进一步探讨人类思维活动如何产生出它自己的结果，如何利用现成的语言语境而形成特定的语言，从而使语言系统得到更新、演化与成长，我们有必要引入一个全新的概念：思维结晶[2]。人类思维活动，以“思维结晶”的方式借助于现有语言系统（语言语境）或者任何有意义的事物，而凝结出自己的结果。首先，人类思维活动具有两种运动状态，一种是还未获得任何规定性的具有很大应激性的混沌运动状态，简称“混沌思维”，另一种是已经获得规定、获得结果的思维运动状态，简称“有序思维”。有序思维表明思维已经获得了它所追求的结果，使思维状态从原先的混沌状态变成了有序状态，变成了一种有向度、有重心、有秩序的状态。科学史上非常著名的“苯环结构”的发现，形象地象征了思维从混沌状态向有序状态突变的情况。化学家凯库勒为寻求苯的分子结构，整日处于沉思默想的状态，在这个思维状态中他的头脑还没有得出（关于苯分子结构的）什么明确的结果，同时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也都处于他的头脑中翻来覆去，甚至睡觉做梦也在进行思考，进行着各种可能性的反复比较。最后，凯库勒居然通过在梦中看见一条蛇口中含着自己的尾巴而构成一个环状，突然间领悟到了自己所苦苦寻求的苯的分子结构，得出了今天著名的苯环结构分子式。在这里，凯库勒的思维通过梦中“环”的“意义”，由混沌无序状态突然间变成获得肯定结果时的有序状态，由混沌思维变成了有序思维。随着有序思维的产生，相应的思维结果也随即产生出来了。这个思维结果，也即是所谓的“思维结晶”。本文作者在其《思维结晶论》中对思维这两种状态的突变转化曾作以下形象描述：“平时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思来想去，绞尽脑汁，进行各种设想和尝试，并努力捕捉思考过程中冒出来的各种闪现，这样的思考状态越来越达到一种饱和程度，达到一种突变的极限。…终于，‘苹果从树上掉落下来’，‘万有引力’从久思的牛顿头脑中跳了出来。这时，紧张的混沌思维状态发生突变，变成了一种有序的规则思维”[2]。
　　之所以说思维结果是一种思维结晶，是因为在思维状态由混沌突变为有序时，有一种“意义”（----比如凯库勒的梦就具有“环”的意义）在混沌思维状态中起到极为关键的启发作用，它使原先散乱无序的思维具有了一个凝结与表达出来的核心。正是通过这个意义的启发作用，充满应激性的充分紧张与“饱和”了的混沌思维便在这个核心意义上突然间发生突变，变得有序，并产生出自己的结果，这个结果，在思维者自己看来就是思维结晶。“一个思想者把自己长期而深刻的思维全部凝结在某一语句（某一概念判断）上，从而使这个语句包含着无穷的含意----因此，了解一句话，特别是那些深刻思想家的话，决不能只从字面上来了解，而要了解它内部包含着什么思维、什么思想，因为它实际上是思维的结晶”[2]，这是《思维结晶论》对“思维结晶”思想的一个阐述。
　　这个过程非常类似“溶解于水中的食盐在溶液充分饱和状态下结晶释出”的化学过程。当我们拿一杯水渐渐不断地放入食盐让其溶解，直至在水中的溶解达到饱和时，它便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此时只要我们再向水中多加一小粒盐，食盐的溶解状态便会发生突变，它从水中结晶释出了，它是以最后一粒盐为核心结晶出来的。与此相类似的事例还有许多，比如“人工降雨”过程。当天上的雨云达到某种饱和的临界状态时，便向其发射相应的诱导剂，于是集结于云中的水分便会以这些诱导剂为核心互相凝结在一起，变成雨水下落地面。人类思维与这些自然过程非常类似，当思维状态达到某种“饱和”的临界点时，向其中“发射”某种“诱导剂”就能促使这个思维产生出相应的结果，----思维结晶出来了。而这个关键性的思维诱导剂也就是某种“意义”，它通常从魏屹东、郭贵春两位教授所说的“语言语境”中来。这即是语言语境的一个基本作用，它实际上是人类思维在混沌状态达到充分饱和的前提下的“思维诱导剂”----或称“意义诱导剂”（它是作为一种“意义”而对思维活动起作用的，因此又可称为“意义诱导剂”）。需要指明的是，这种意义诱导剂并不一定是一种语言，象前面苯环的发现，“一条蛇成为一个环圈”也是一种意义，因为它使人、启发人意识到某种意义。所以作为“意义诱导剂”，它包含广泛，只要能起到启发作用，使人“感到有意义”的语言文字、（客观或主观的）事物现象、有意无意的行为行动、虚幻的梦境或实在的存在，等等，它们都起到语言语境那样的诱导作用。
　　这种思维结晶思想在科学与教育活动中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比如教育活动中的启发式教学，就是这个思想的良好运用。在启发教学中，教师先用适当的问题将学生的头脑调动起来，使其思维得以自由运动，然后，将这个思维由浅入深、由松驰陷入紧张状态。最后，教师利用适当的“意义”指点一下，学生们的思维迅速发生突变，他们会突然间恍然大悟，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与结果。当然这要求教师要有高超的教学本领，能够紧紧抓住学生的心理活动，洞察到学生的思维在不断变化中所处的相应状态。而现在的教育方式，只是要求学生死背硬记书本上现成的东西以应付考试，并不鼓励他们独立自由地思考问题，这样自然就用不到这种高超的启发式教学了。在科学家们的科学研究活动中，科学思维的紧张状态也最容易受到外界“意义”----外界语言语境的诱导与激发，从而使思维发生突变，获得相应的科学成果，因为此时它处于高度的应激状态。比如一个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在进行到紧张而成熟的状态时，如果有别人类似或相关的科学研究成果发表出来，就相当容易感应这个科学家的研究过程，使其很快实现出自己的研究成果。而在政治思潮中，当思潮呈现出争论不休、纷繁复杂的局面时，领袖人物的一句一针见血的话会很快将这个思潮平息，因为这句话能够有充分的理由与权威将思潮中的各种观点统一起来，在此，领袖人物的这句话起到凝聚人们思想的核心作用。
　　人类心智与思维活动，就这样通过自己的思维由混沌状态突变为有序状态，使相应的思维成果凝结在某一个较为原始的“意义”上；同时也使这个意义产生改变，发生增长与发展。这个“意义”，既是语言的意义，也是由语言所表达的知识与理论系统的意义，它们都会因人类思维的进展而获得增长与发展。《关系》一文中提到“科学知识增长与语言的发展”时已经指出“知识增长必然伴随着语义的变化”。并且指出“科学知识的增长引起语义变化的情形有以下三种：一是以新理论代替旧理论引起的科学革命；二是对同一问题或现象不同观点或理论间的协同竞争；三是原创性发现和发明”[1]。实际上，无论是新旧理论的替代，还是不同观点、理论之间的协同竞争，和原创的发现与发明，都以人类思维作为微观基础，因此可以通过以上的思维结晶思想微观地解释知识增长是如何伴随着语义变化的。《关系》中所引海森堡一段话说得特别形象：“在科学知识的增长中，语言也增长了，引入了新的术语，把老的术语应用到更广阔的领域，或者以不同于日常语言中的用法来使用它。‘能量’、‘电’、‘熵’这样的一些术语是明显的例子”[1]。所有术语意义的变化都是在科学思维活动中完成的，并且术语意义变化更新的内容，也完全取决于相应思维的具体情况。一句话，它们实质上是特定思维的思维结晶，通过相应的思维过程与状态而得以完成。比如牛顿根据他的思维而赋予时间以绝对的意义，他把他的绝对时空思想凝结在“时间”这个术语上，而爱因斯坦同样依据他的思维，把他的相对时空思想凝结在“时间”这个术语上，从而赋予时间以相对的意义。于是，“时间”这个术语与意义就得到了成长与发展。
　　由此看来，每个人所使用的术语，其所包含和凝结着的意义与思想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思维活动情况并不相同。当然，每个术语的原始意义是完全可以相同的，并且完全可以保持恒定不变。
二 人类科学是如何在语言语境中得到成长与发展的？
　　 前面所说侧重于人类心智与科学活动是如何产生出语言语境的，其实其中也已包含了另外一个方面，即人类心智与科学活动是如何从一定的语言语境中得到成长和发展的。因为当人类科学的思维活动在（任何一个环节）得出结果的时候，就会寻找适当的语言将这个结果表达出来；并且，后一步思维要在前一步思维已经得出结果的基础上才能进行下去。这样，思维活动在进行思维创造的同时，掌握某种特定的语言语境就相当必要了，没有这个语言语境，思维就不能在思维进程的各个环节表达出自己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继续下去，从而形成一个成长发展的阶梯。《关系》中强调：“语言对于科学具有基底性，科学对于语言具有依赖性。科学借语言而成长，语言借科学而丰富” [1]，这是非常正确的，没有这个语言基底，科学思维就不能在各个环节表达出确定的结果，并在这个结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下去。因此我们说：思维“借助于概念”，在认识世界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进行下去，----而这些概念，只是从前思维的结果形式而已，并不是外在于思维的东西。如一个科学家或思想者在汉语或英语背景之下从事科学思维活动，同时又处在一定的文化习俗与个人精神爱好的氛围中，这些因素自然对其思维产生极大的影响；它们是作为思维的语言语境而起作用的，它使思维不断产生出结果，又不断在这些结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下去。因此，如果某个物理学家是说汉语的科学家，同时又很喜欢文学与诗，那么当他从事物理学研究时就总是用汉语来进行思维，表达思维结果，甚至还以某种诗的语言及风格来进行物理学研究，表达其中所得。毛泽东作为一个具有深厚中国文化积累的思想家，他对现实的思考常常以古词典故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都是一个人所具有的特定语言语境对他的思维活动所产生的作用，使思维在这特定的语言语境中得到成长与发展。
　　按照前面思维结晶的思想，语言语境以两种方式对思维活动产生作用。第一是当思维处于混沌状态时作这个状态发生突变的“意义诱导剂”，使思维由混沌状态突变为有序状态，此时思维会以这个意义诱导剂为核心凝结出来，成为一个思维结晶；因此我们可以把语言语境的这个作用称为“诱导作用”。第二是当思维得出结果后，它要将这个结果表达出来，此时它会寻找最适当的语言意义来将这个结果表达出来。此时思维常常是将自己（在这思维结果中）所已经获得的意义赋在这个语言语境所具有的原先意义中，使语言的意义得到成长与发展。此时我们可以把语言语境的这个作用称为“表达作用”，它是通过思维活动的“意义赋予”而实现这种表达的，因此是思维活动的一种主动行为，而不是语言语境强加给思维活动的行为。比如当某科学家通过思维得出某一结果后，他就会寻求最合适的语言将其表达出来，此时他既仔细考虑这个语言原先所具有的意义，也仔细对比自己思维所获结果的意义与这个语言的意义之间是否具有一致性与发展性，如果具有一致性与发展性，那么他就会将自己思维结果的意义赋予到这个语言的意义上，通过这一意义来表达这个思维结果，在此同时语言的意义便发生变化，获得成长与发展。
　　任何科学活动的成长与发展，总是体现为这种语言语境的意义成长与发展，因为当科学思维活动不断进行时，从中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意义并被赋予到原先具有的语言语境中，使科学活动与语言语境都得到成长与发展。一个丰富的语言语境背景，就是一个丰富珍贵的“意义库”，任何科学思维活动都会越来越容易地从这个意义库中获得使自己结晶释出所需要的意义，同时也为这个意义库增添与成长新的意义。比如现在图书馆越来越大，书籍越来越多，这体现了人类思维活动所积累起来的意义越来越丰富，每个新的思维，都可以从中获得使自己的思维结果结晶释出所需要的适当意义。又如当某个人要进行某项研究时，他总可以从现有书籍所蕴藏着的意义中得到无穷无尽的启发，这种启发，体现了一定的语言语境对思维活动的诱导作用。
　　语言语境的上述诱导作用与表达作用，都是思维活动的主动行为，而不是语言语境强加给思维活动的，这是思维活动对语言语境的自由取舍。只有这样语言语境才获得成长与发展的条件，时时获得“新生”，否则它就会以它当前的意义而变得保守，变成阻碍人类思维向前发展的障碍。比如如果人们以为语言的意义是固定的，每个思想者在语言面前都只能使用语言原先的意义而不能将其改变与扩张，则人类思维就会窒息于这些语言面前。因此一个语言体系是否优越，一个极其重要方面就看它是否具有相当的应变能力，是否能够被复杂的人类思维赋予更多的意义，从而能够承担表达更加复杂多变的人类思想的职能。
　　语言语境在一个思维过程的中间所产生的作用是诱导作用，而在这个思维过程终结时的作用则是表达作用，因此显然，如果没有诱导作用，就没有随后对结果的表达作用。实际上，一个语言，在具有诱导作用的同时，也常常会作为表达作用出现，只要这个诱导作用比较大。比如一个思维者在进行自己的思维研究时，偶然在某一本书上受到其中某个语言概念（意义）的启发，这个启发使其思维得到诱导并获得某个思维结果，于是这个语言概念就很可能作为这个思维结果的表达形式而被这个思维者采用。如近代科学家在研究物质的微观结构时就受到古希腊原子论的启发，于是“原子”这个语言概念也就顺理成章地作为新的思维的结果表达而被采用了。在此同时，“原子”这个语言便从原先并没有多少物理、化学意义，被改造成具有非常丰富之物理、化学意义的一个基础性语言概念；“原子”的意义之所以得到这样的成长与发展，显然是因为近代人对物质世界的探索已经与古希腊时代完全不同了，已经复杂深入得多，可以对“原子”这个语言赋予更丰富具体的意义。
　　作为诱导作用，语言语境还只具有突然性与偶然性，对相应语言还欠充分而成熟的思考，因此它并不一定适合作为思维的最后（或阶段性）结果的表达形式。前面说了，语言作为表达作用的语言，一方面要让思维者对语言原先的意义进行仔细的研究，另一方面要仔细比较所要表达的结果与这个语言的意义是否具有最好、最精确的内在一致性。对于科学来说用语之深刻精确是众所周知的，而这种深刻精确则从这两个“仔细”中来。因此虽然语言的意义不能死板固定于思维者面前，但也并非随随便便，随心所欲。思维者赋予一个语言以什么意义，是通过思维者仔细考量才能作出的。因此在思维者自己看来，一个语言与其说是一个大众化的语言，还不如说是思维者自己的思维之精华性的结晶体，它把自己的精华结论凝结在这个语言中了，同时即要求别人以相应准确的思维理解其中已经固化了的思维精华。
　　人类科学通过思维而在一定的语言语境中得到成长与发展，而所有这些语言语境，也都是人类思维的结果，是人类思维所创造的一个个“意义”的存在及其汇集体，人类思维从最肤浅的感觉到最深刻的本源性抽象，无不创造着深浅不等的种种“意义”，这些意义构成一个个语言的内容。因此，语言语境不是外在于人类思维的东西，而是内在于人类思维中，是人类思维自我成长与发展的内在环节；虽然我们也可以把语言语境设想成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整体”。十分显然，人类每一个思维，都在任何一个阶段与环节创造着自己的意义，而思维本身则在这个意义的基础上，继续追随着无穷演变着的现实，向前成长与发展着。
2002年7月10日
【参考文献】
[1] 魏屹东、郭贵春：《论科学与语言的关系》。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年4月第2期。
[2] 黄焕金：《思维结晶论》。载《天津师大学报》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