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葛红兵--我不会离开“身体”半步

湘里妹子

作者：朱红军
南方周末
http://www.sina.com.cn 2003/12/08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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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红兵正在新加坡，归期未定，8月份小说《沙床》交稿后，他一直在那里的南洋理工大学做关于“身体和政治”的研究。他没有想到的是，留下的《沙床》会在三个月后，令他陷入一场“情色小说”的风波中。


　　出版该书的长江文艺出版社，近日对外宣称，将以5万册起印力推葛红兵的新作《沙床》，并意欲将其打造成全国首个“美男作家”。一时舆论哗然，争议四起，以学者教授之身份创作“情色小说”成为从文学界到大众视野的焦点。

　　《沙床》已经不属于我

　　记者：最近，《沙床》正在全国陆续上市，长江文艺出版社向你反馈过目前的销售情况吗？

　　葛红兵：前两天出版社和我通过话，他们因为担心这本书出差错，专门为武汉做了一个版本，印了3000册，提前一周上市，据说第一天就全部出去了，现在开始添货。对销售我没有什么预期，这本书5万册全部卖完，稿费也抵不上我一个半月的工资，所以经济上没有什么价值。

　　记者：《沙床》被炒作成“情色小说”，许多读者可能只是冲着“情色”的字眼，而不是葛红兵作者本人去买书的。你怎么看？

　　葛红兵：冲着情色去买书也不错。情色在生活中普遍存在，甚至是小康时代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可以接受它，在文学中就不能接受它呢？写情色不等于这个作家品位低，看情色也不等于这个读者品德差。情色并不低贱，也不堕落。相反，在我看来，对情色的敌视和压抑，才是现代生活堕落的根源。

　　记者：但是，“情色小说”的宣传策略正使你陷入到许多非议之中，当时签约时就没有对宣传尺度作过一些约定吗？

　　葛红兵：我没有同意他们要我“配合宣传”的要求，我划掉了这个附加条款，要求不参加任何出版社组织的宣传活动。他们同意了，但是也要求我不能妨碍宣传，要允许他们有自己对于这本书的理解。我说，我既然不参与，也不会来瞎干预。

　　记者：那你认可《沙床》是“情色小说”的定位吗？对于书中为数不少的情色描写，你是出于什么考虑？

　　葛红兵：关于“情色小说”的说法完全是出于误解，是这个世界对我最大的误解。如果要我说《沙床》的主题的话，它有两个：情色和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说《沙床》是一本情色小说，但更是一本关于“死亡”的小说。而它的核心是身体，存在就是身体。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失败是背叛人的身体，试图从“文化”上“立人”的失败。“文革”就是一个极端，可惜，“文革”后，我们还没有醒悟，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大写的人”，其实路子还是一样。我想做的就是放逐那个“人”，我愿意我的笔触始源于身体，也回到身体，它永远也不要离开身体半步。

　　记者：但是身体写作也是可以多元化的，疾病、创伤都可以直接指涉身体，未必一定需要赤裸裸的情色来表现吧？

　　葛红兵：五四文化首先就从情、性开始，郁达夫、丁玲都曾为此孜孜以求过。其实我已经有所妥协，在任何场合，我都不用“性解放”这个词，我避免用这种在大众心目中带有道德倾向的词，我会用“性实验”。

　　记者：《沙床》里诸葛教授的角色，似乎有许多类似的细节可以在现实中的你身上得到佐证，别人会想，这本情色小说会不会就是葛红兵的自传？

　　葛红兵：每一部作品都会融合作者的人生体验。但是，读者更要相信作者的想象力。这个作品构思是前年冬天我在上海西郊一个朋友的房子里养病时写的，现在回想起来，这部小说怎么会和情色有关联呢？相反，主人公“我”是那么恐惧“性”，他总是在延宕着“性”的来临。这部小说是和“疾病”的暗示和隐喻相连。

　　记者：那么，现在你应该会为自己作品的真正内涵被淹没，或者被部分遮蔽而感到痛苦了？

　　葛红兵：我没有痛苦，我不关心我的小说，它现在已经不是我的了，它的命运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也不会因为世人对这部小说的意见而改变自己的写作。老实说，我不相信语言可以改变什么，我也不相信作者可以和读者对话。人的语言永远是渺小的，言不及义的。

　　记者：有没有想过，你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或许会有学生在下面议论你的《沙床》，会觉得尴尬或是有一丝的不快吗？

　　葛红兵：不会。我想我的学生有能力区分谁是讲台上的葛老师，谁是小说里的“诸葛教授”。很多学生很喜欢我的小说，会在课后拿我的书来要我签名，《我的N种生活》从2000年一直签到今年6月，还有学生不断地拿书来。《我的N种生活》是自传小说，里面几乎每个细节都是真的，那部小说里面，我对自己的解剖更彻底，我把自己的怯懦、颓废、恐惧等等展露开来，让所有的人一览无余，但没有学生因此议论我。

　　最后的我必将受到嘲笑

　　记者：现在许多人都可以从网上看到朱大可对于你及这本小说的批评，言辞苛刻，不乏讽刺之语，你回应了吗？会不会为失去一个朋友而惋惜？

　　葛红兵：朱大可曾经是我的朋友，但这次我觉得他是与我断交了，没有人会对朋友动用那么恶毒的字眼。他说他“看见男人脱裤子了”，他还像市井女人一样捂着眼睛发出了尖叫，更重要的是他的尖叫里还夹杂了那么多的粗俗的“方言”，“性暴露狂”、“露阴癖”等等，这已经完全不是学者的语言了。失去一个原本就并不志同道合的人的友谊，并不算什么代价。但正因为他曾经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愿意回应他的批评。但是，我也知道我和朱大可之间的时代鸿沟——我们不可能获得理解，哪怕是相互的谅解。他在用1980年代的头脑看待今天的问题。他是文化本位主义者，试图用他的文化、道德、话语标准来强暴2003年的作家。他属于1980年代，他缺席了10年，现在突然又出场了，但是实际上只是身体出场而已，他的思想已经永远地缺席了。

　　记者：也许朱大可并不痛恨“身体”，而是痛恨以“身体”为名的性公开化，情色表演呢？

　　葛红兵：身体有自身的道德标准，这个标准比朱大可的文化标准更严酷。身体懂得如何自处：它懂得恶心、颤栗。其实，朱大可也好，其他人也罢，他们都没有看过我的完整小说，可能只是看了网上流传的一份故事梗概，如果这样也能做批评，我应该在3岁的时候就是批评家了，3岁的时候，我已经能读一千多个汉字了。其实事已至此，我已无心恋战，最后的我必将受到嘲笑，我只能从讥谑中领受这个时代对我的奖赏。

　　我诅咒他们的饭碗

　　记者：当年你以两份悼词“宣告”当代文学的死亡，有时不禁困惑，现实是否真的已经这么不堪？还是葛红兵这人“无知者无畏”，或是借这个作秀？

　　葛红兵：当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里摸爬滚打了10年之后，我发现这个领域并不值得我贡献一生，这里没有我需要的真理，这是《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一份悼词》的由来，我是怀着悲痛的心情，怀着和自己曾经的理想告别的心情写那篇文章的。我们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家吗？只要我们这样问一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现代文学是怎么回事情了。

　　后来，我转向了对文学史的反思，我要在理论上思考“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史”，“文学、文学史研究有价值吗？”但是，这依然不能使我满足，文学、文化只是人类历史的衍生物，它和人类、人类史本身相比，非常渺小。它们根本不可能揭示人类世界的本质。这是《为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写一份悼词》的由来。许多人以为我是在作秀，但是有几个人能理解我的真实动机？一些没有什么信念的人，一些对真理没有什么追求的人，用这个做“学术”，做职业吃饭，他们要养家糊口，而我却诅咒他们的饭碗，他们就骂我。事情就这样简单。

　　记者：你曾经说过，繁华盛世最应当引起知识分子注意的是文化在精神上整体性的“娱乐化”，而你似乎正成为这一娱乐化的典型代表，有人说，你总是无意间成为你自己观点的破坏者？

　　葛红兵：我的小说不是娱乐小说。郜元宝说过，我的小说构成了对当下自以为是的严肃文学的挑战。严肃或世俗，不是以是否首印5万本，是否以师生恋为题材来区分的。事实上，托尔斯泰的小说卖得都很好，都有爱情情色内容，但是，他们依然严肃，他的高贵的精神追求依然存在。

　　记者：如果小说内容我们不谈，依然会有人说，“美男作家”的葛红兵，“学术明星”的葛红兵，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这难道不是“娱乐化”的表现吗？

　　葛红兵：“美男作家”的提法，我姑且听之，我不会像小女人一样跳出来说：我不是美男，我是丑男。“学术明星”批评来自武汉大学教授昌切。三年前，我因为《我的N种生活》到武汉做宣传，他在媒体面前批评我，当时刘川鄂也这样说过。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这样说是出于爱护，但是他们还是误解了我。有各种各样的学者，我是这样一种学者：我永远只追随内心的激情。我还是我：我完全可以像萨特那样把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统一起来。

　　向巴金献礼

　　记者：据说此书原定于11月25日上市，是为了向巴金的百岁生日献礼，可是我们都还记得你当年批判鲁迅、钱钟书、巴金这些前辈时的犀利和尖刻，会不会有人说葛红兵的批判面孔是多变的？

　　葛红兵：我们不一定要向完人献礼，人的世界里没有基督。问题是：我们向巴金的什么献礼。我是向巴金的“说真话”献礼，向“巴金的忏悔精神”献礼，向作为“‘文革’纪念碑”的巴金献礼，不是向巴金的职务以及他曾经的错误献礼。

　　可能有人认为我根本没有资格谈论巴金精神，根本没有资格向巴金献礼，但巴金不应该为某些人所独占。

　　记者：你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里说过，巴金“就因为写了随想录，别人都原谅了他”，其背后的潜台词不言自明。现在还坚持这样的观点吗？

　　葛红兵：说得不错。但是，我们也可以对一个百岁老人表示宽容，尤其是他身上有值得我们汲取的精神资源，这样的资源在无神论中国不多。我不愿意在一个老人100岁的时候说他的错误。一个100岁老人的错误，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原谅的。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向这位老人表示我们的祝福和敬意。这是我要反其道而行之，向巴金献礼的动机。我和我的学生们在论坛上曾经讨论这个问题很久。我们都觉得有必要发起一项“把巴金还给民间的活动”，有必要发起一个“民间的向巴金生日表示祝福和献礼”的活动。当然，我们失败了，我们并没有征集到1000个签名。

　　记者：别人的不支持或许会是出于怀疑你们做此项事情的动机。

　　葛红兵：是啊。我已经在一个随笔中写过了：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那种伟大的心灵，他们愿意用伟大的灵魂来理解同时代人的举动。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怀疑，他们宁可表示冷漠，也不愿意参与，他们没有一颗理解伟大事物的心灵。

　　记者：巴金会接受一本被指斥为“情色小说”的书向他致敬吗？

　　葛红兵：我想他会理解并接受的，他的作品，尤其是处女作诞生的时候，也曾经被当时的反动文人批评，巴金应该理解作为青年作家此刻的遭际。而且我以为，《沙床》是忏悔之书，是悲悯之书，是真实之书，我觉得它和巴金在精神上没有冲突。

　　记者：媒体爆炒，可能是基于大众认知中对于教授与情色小说的原本不相干的定位，你不担心这样的宣传会影响到你为人师表的形象？

　　葛红兵：在我的心目中，只有“农民”这个身份是我看重的，我感谢我的父母，让我拥有了这个在常人看来可能代表了苦难和卑贱的“身份”，我将永远永远珍视它。此外，我对其他身份一概都不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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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是我的朋友，但我还是为他感到难受。一个学者，不以思想和文学力量见人，却光着身子跑上大街，还做出害羞的样子捂住了“脸蛋”(注意，不是捂住“羞处”)，这种秀法，虽然捂住了他本人的脸，却难免丢了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的脸。他和长江文艺合演的“欲说还羞”的“双簧”，谁都看出来是自编自导自演的喜剧。由于葛的不懈努力，文学和娱乐、学术和情欲的界线完全消失了。葛是用他的脸在给中国文学续写悼词，而且也顺手为他本人写了一份悼词。———朱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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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红兵

　　1968年生，评论家，作家。文学博士，教授，上海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英国剑桥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级研究员；1991年起从事文学批评和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我的N种生活》等七本、随笔集六本、学术专著四本等，尤以《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和《为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写一份悼词》震惊了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