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时期的校园文化史——评张者的小说《桃李》

湘里妹子

深圳特区报　王　干
资料来源：深圳特区报
(贴送日期 2002年8月03日 00: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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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用“难受”这个词来概括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张者发表在《大家》杂志第2期的长篇小说《桃李》，就可以用这个词来概括。

　　张者的这篇小说叙述像绸缎一样平滑细致，语言优美，读来好像过了一个语言的狂欢节。可是，就小说内涵来说，他的确写出了当代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校园内的教授和研究生们的那种难受劲。小说是笑着读的，读到最后笑不出来了。这种所谓好看的小说，很容易让人误读。热热闹闹地跟着叙述走，读不出其中的内涵来。

　　把校园内的教授、学生放在商品经济的、大的人文环境中进行考察。考察他们的知识，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人格，他们的道德和意志品质。这与《围城》很不一样。把我们的知识、文明、教育残酷地放在商业和金钱之火上烤。烤出来的是人性，是欲望，是新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变奏。校园已被物欲化了。一个讲授知识、传承文明、言说真理的地方，正被商品经济的洪流冲击得支离破碎。

　　这是我们忧心忡忡的事，也是张者小说的文化价值。

　　张者说，欲望本来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欲望就其本质来说是由感性来控制的。但在知识分子身上，欲望却在理性的指引之下。这是他笔下人物的特色。小说让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欲望的可怕之处。小说中的那位邵教授十分清醒，哪种女人能要，哪种女人不能要，通过理性的分析后他非常清楚。其实我们今天谈的知识分子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当代的知识分子在结构上已有了重大调整。也就是说，大批的文、史、哲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已开始向更实用的学科转移。向经济、法律、计算机方面转移。这种转移是在利益驱使下的。

　　应当说张者的写作是应时的，但也是有了长期准备的。早在几年前，他就背着采访包开始了专访，两年中他先后采访了十几位经济学家、法学家、企业法人，90高龄的文化老人。他发现中国的知识精英分子已逃离了人文学科。而且是一种理性的逃离和选择。很多经济学家、法学家原来的专业是文学、是历史、是哲学。这种逃离的背景的确很复杂。有历史的原因、有社会的原因，也有欲望的驱使。一种知识分子死了，另一种知识分子却活了。

　　《桃李》这部小说可以说是经济转型时期的校园文化史。小说写的不是中文系的学生，但法学恰恰是当今社会结构调整中的受益者。所以每一个人都活得兴高采烈。但是，法学本身能提供给我们多少人文价值呢？能给我们提供多少精神需求呢？张者说，法学是一种实用的学科，是一种法度，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游戏规则。他笔下的知识分子正在新的法则里，参与着新的游戏，是否能展现新人文主义，也未可说。

　　张者说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都反映在这部小说里，其知识分子形象不是神圣化，也不是妖魔化，而是从神坛走下来，失去了光环，失去了传统的自我形象之后的形象。是正在进行时的形象。《桃李》要摆脱的是极端，还知识分子作为人的面貌。知识分子也是人呀，要干人事，也有七情六欲。这没有什么稀奇的。

　　《桃李》揭示了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由于大学教育的误区，出现了一群兴高采烈的学生。再加上大学中近亲繁殖，给我们的教育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中国的师生关系其实也就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个时候老师负担就重了。可是老师也要吃饭，也要生活。老师和学生血缘化了，也复杂化了。

　　作为文学研究者，我提倡一本书主义。所谓一本书主义，是指作者的创作态度。张者说他在写这部书时，就是下决心把它写好，有了那种明天再没有写作机会的假想。如果作者每写一部书都有这种严肃认真，我们的文学就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桃李》写了五年，完稿后又进行了一次大的改动。删了5万字，又写了10万字。相信它在知识分子文学谱系上，增添了让人耳目一新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