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上古韵部的结构

湘里妹子

作者：南宫氏（秦之勇）
来源：http://home.xjtu.edu.cn/teacher/language/gyxt.htm
--------------------------------------------------------------------------------------------------　

按：因互联网上不便运行特殊字符，这里权且将本文用到的国际音标中的特殊字符以下列变通方式表示，并加以定义：

e  比/e/舌位略低、口腔半开的音
o  比/o/舌位略低、口腔半开的音
e^  央元音(schwa)
a  后元音a
o^  /o/的展唇音
u^  /u/的展唇音
ae  现代英语add一词的元音
ng  舌根鼻音
?  喉塞音
x /x/的浊音

　
  
  

    首先界定一下，这里所谓“上古韵部”，指的主要是后人从《诗经》韵脚中分析出来的韵母大类，其时代范围就是以《诗经》所涵盖的时代范围为中心。更早的汉语韵母系统（如果对之能系统地发现，并且对之还可以用“韵母”这个词的话）尽管存在于上古，却决不应与这里所主要讨论的“上古韵部”相混淆。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在音韵研究中似乎经常发生，且造成种种不必要的混乱。因此，也许可以不妨将这里讨论的上古韵部名之为“周秦韵部”。

    经过清代顾炎武、江永、段玉裁、王念孙等诸家的开拓性努力，上古（即周秦）韵部的划分基本上已是尘埃落定，剩下的最大问题就是各韵部的音值了。

    目前在周秦韵部音值的构拟上有两个大的派别。一派以高本汉始作俑，而以李方桂为集大成者，认为上古汉语没有开音节，“阴声韵”亦以辅音收尾（当然，高本汉在这一点上并不彻底）。这一派大致认为，如果说“入声韵”的韵尾是一个清辅音，则“阴声韵”的韵尾就是一个浊辅音。这种主张自有其道理在，因为上古汉语在造字谐声与韵文押韵上普遍存在“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之间相互“对转”的现象，为其他时代与其他语言所无，其背后必有奥妙。这一派认为只有对“阴声韵”做如此处理才能解释这种特殊现象。对于许多人提出的一种语言没有开音节不可思议的质疑，这一派举出老Mon语就没有开音节，并指出台湾邵语也没有开音节，元音之后总继以一个固定的塞音（不过这一点颇有问题：既然总以某个塞音结尾，则这是一个音位现象还是一个生理现象？）我们认为实际上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此，因为找得到同样的旁例并不足以证明此例为是；同样，找不到同样的旁例也并不足以证明此例为非。将论证的基础建立在旁例的有无之上是不可取的。问题的关键是，高本汉-李方桂这种全闭音节模式在音位配置上是难以成立的。我们看：首先我们将“阴声韵”（包括平上去三声）与入声韵在统辖字数上的比例设为3:1，这对入声韵不至于有低估的不公平。如此，就意味着浊辅音韵尾/-b/、/-d/、/-g/的出现频率平均高出清辅音韵尾/-p/、/-t/、/-k/三倍！更何况在该派的拟音中一般并不会出现那个浊辅音/-b/（因为没有与/-p/“入声韵”相对应的“阴声韵”），这样该模式在音位分布上就更显失衡了。而且，尚有与声调相关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后面将要涉及）会使这一模式显得苍白乏力。

    第二派主张以王力为代表。如果说第一派在海外构成主流，则在中国大陆基本上是王力的一统天下，几乎每一部音韵学教材都将他的上古韵部音值表奉为圭臬。王氏与高本汉针锋相对，认为上古“阴声韵”皆为开音节。而对阴阳入对转的现象，王力的解释是因为主要元音相同，也就是说主要元音相同就可对转。这可以说是他提出的上古韵部音值构拟的理念基础。为讨论方便，将王力的韵部拟音开列如下：

之/e^/ 职/e^k/ 蒸/e^ng/
幽/u/ 觉/uk/ 冬/ung/
宵/o/ 药/ok/
侯/o/ 屋/ok/ 东/ong/
鱼/a/ 铎/ak/ 阳/ang/
歌/ai/ 月/at/ 元/an/
支/e/ 锡/ek/ 耕/eng/
脂/ei/ 质/et/ 真/en/
微/e^i/ 物/e^t/ 文/e^n/
盍/ap/ 谈/am/
缉/e^p/ 侵/e^m/

    人们马上就会发现这里面的两个严重问题：1. 其中竟然没有/i/音位。当王氏猛烈地抨击全闭音节“阴声韵”模式时，他的质问就是世界上哪会有这种奇怪的语言，不意王氏也同时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样更奇怪的语言（更奇怪，是因为全闭音节的语言人们怀疑或许会有——如原始印欧语，但却无人会想像没有/i/作为主元音的语言的存在）。 2. 既然王力提出主要元音相同就可对转，那么为什么在他的系统中主要元音相同的之-物-文-缉-侵，鱼-月-元-盍-谈，支-质-真诸韵部不循此律呢？当然，任何规律都可能有个别例外，但这里的问题不是个别的问题。从上例人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系统的问题，直接动摇了王力作为自己韵部拟音的理论依据的主要元音相同论的全部根基。

    如此，高本汉模式和王力模式看来都有问题，那么如何逼近上古汉语音值的真实呢？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上古音系的性质。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在音韵学中，所谓上古音系或“古音”一般指的是以《诗经》为主要研究线索的周秦音系。人们经常还将汉字谐声包括在研究线索之中，但谐声总的来说在时代上更早，音系上应有自己独立的面目。但由于上古音可利用资源有限，长期以来人们基本上把谐声和《诗经》的线索混起来研究，这样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可收相辅相成之效，但也容易导致音系和概念上的混乱。这里我们沿用“上古音（系）”、“上古韵部”这类习称，但在时间上把它界定为周秦时代，再古就是谐声的领域了。那么比谐声更古呢？在汉语的范围内就无从下手了，只有进行汉藏诸语的比较研究，而这种研究目前还是相当薄弱的（遗憾的是，尤其是在中国国内）。尽管研究还较薄弱，但通过比较我们还是可以确定以下事实：在一个时间上大大早于谐声和《诗经》音系的时代（与之相比谐声和《诗经》在音系面貌上是十分近似的），原始汉语具有没有音节声调、元音系统相对简单、音节中辅音音缀十分丰富的特点，并且辅音与辅音、辅音与元音之间在音节内部的组合是相当自由的。以上特点构成原始汉语与后世极为不同的音系面貌。与原始音系的音位组合的自由相比，后世，直至今天的汉语音系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音系的“格式化”。就汉语的标准方言而论，《诗经》音系是第一次可考其系统的语音格式化，《切韵》为第二次，《中原音韵》至今为第三次。每一次都有各自非常鲜明的结构上的特征。要清晰地把握《诗经》音系，就要准确地把握其格式化特征是什么。对此，尽管在韵部的音值上各家有不同的认识，但在韵部的分类上各家观点却分歧较小。这些韵部形成了以下不同于原始音系，也不同于后世的《切韵》音系的特征：主要元音与韵尾辅音之间呈明显的捆绑式组合。具体说，三种韵尾辅音——舌根音、舌尖音、双唇音——中以舌根音占压倒优势，并且这三种韵尾辅音分别与特定的主元音固定组合。这里，我们所谈的包括“入声韵”（-k,-t,-p），也包括“阳声韵”（-ng ,-n,-m），那么包不包括“阴声韵”呢？这是问题的一个关键所在。对此，前面我们已经指出，那种认为周秦韵部没有开音节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那么是不是“阴声韵”在上古就都是开音节呢？这是问题的一个进一步的关键所在。

    前面说过，原始汉语是没有音节声调的，这一点为大部分学者所公认。到了《诗经》时代，汉语已经有了四声，这一点也为大部分学者所公认。从原始音系到《诗经》音系，丰富而自由的辅音音缀组合消失了，变成了一个高度格式化的体系，人们有理由认为，音节声调就是从辅音音缀的层层脱落而增生出来的一种补偿手段，或者更精确点说，汉语四声中的上去二声是如此产生的，而固有的开音节形成了平声，与后产生的其他三声构成音位上的对立。如果用高本汉-李方桂的全闭音节韵母说，这一切就无从谈起了。但另一方面，我们所说的这种生成音节声调的辅音韵尾脱落在《诗经》时代是彻底的吗？我们认为不是，这就是造成所谓阴阳入对转现象的语音机制所在。这也是为什么这一现象只存在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之内，后世再也找不到它的原因。如果依王力先生的逻辑，凡是主要元音相同就可以对转，那么何以这一“规律”到了后世就彻底失效了呢？王力在提出主要元音相同论时，为了立论的严谨，本应对此也加以解释。对所有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具体地看一下《诗经》韵部的押韵统计，线索就十分清楚了。据张日升的统计，《诗经》用字中四声之间相互押韵的次数如下：

平-平 2186     平-上 361     平-去 293     平-入 10
  
               上-上 882     上-去 166     上-入 39
  
                             去-去 316     去-入 161

                                           入-入 732

（作者据丁邦新1998年北京商务印书馆《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的转载整理）

    这一统计以定量分析的方式验证了清人江永的观察：“入声与去声最近，《诗》多通为韵，与上声韵者间有之，与平声韵者少，以其远而不谐也”。从这一统计我们可以看出：1. 《诗经》时代四声在类别上已经明确形成，否则不会同调押韵远高于异调押韵；2. 平上去各声与入声的关系极不平衡，这进一步证伪了高本汉-李方桂的闭音节“阴声韵”模式，因为按这种模式“入声韵”与“阴声韵”的区别乃是基于清浊辅音韵尾的对立，就决不应再出现这种极为明显的不平衡。那么平上去三声之间是基于什么因素构成区别的呢？关键也就是说与固有的开音节平声相对，上声和去声有什么音位上的不同特点呢？当时的材料未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具体线索，只有从后世进行回搠，而在这一点上，就上声而言所幸我们有唐代及之前的梵汉对音作为物证。《悉昙藏》所记载的对这一时期佛经译音的标音处理凡明晰处皆清楚地标明梵语短音须读如汉语上声。另外，僧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更概括地指出他所列举的梵语短音的译音汉字“皆须上声读之，不可著其字而为平、去、入也”。这就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当时汉语上声是短音。除梵汉对音外，唐《元和韵谱》亦有“上声者厉而举，去声者清而远”的记载，这同时又告诉人们与“厉而举”的短音上声相对，去声是一个较长的音。从与汉语有历史渊源的语言中所发现的一些旁证也说明古时汉语的上声可能带有一个/?/尾，这似乎又印证了那个“厉而举”的描述。当然，那个/?/尾如果确实有过也未必一定是一个音位上的存在，也有可能是因为上声音短而发音时自然带出的。对于汉语的四声构成，为什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设想从后世进行回搠？因为在单音节的框架内同一个元音音素要构成能区别语义的差别只有通过调整音高和调整音长这两种手段（当然还有口腔的松紧程度，但那多只是伴生性的）。今天所有的汉语方言都主要是通过声音的高低对立来构成音节声调。如果我们能够象这样发现在某一个历史时期汉语曾通过声音的长短对立来构成音节声调，则我们有理由假定在更早的历史时期，如果当时有声调区别，这种区别也应主要是通过声音的长短而不是高低来构成。在世界的语言中，元音的长短对立是远比元音的高低对立更早现和更常见的表现形式。没有理由认为汉语的四声区分起初就是高低对立型，后世变为长短对立型，到今天又回到高低对立型。还是假定上古时期汉语的声调主要为长短对立型更为通顺。

    前面已主要涉及到了上声，这里再进一步看去声。段玉裁在对上古声调细加研究后指出：“去入为一类，去与入一也”。对此我们可以从现代语音学的理念理解为他认为上古去声是带辅音韵尾的。在这一点上后世人们发现的例证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这里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从上面援引的《诗经》押韵统计数字考察，平上去三声中去声与入声关系最为密切，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考虑到对转的现象，如果我们不是象高本汉、李方桂等那样将浊辅音韵尾覆盖到整个“阴声韵”，而是仅将去声设想为包含与“入声韵”的清辅音韵尾相对立的浊辅音韵尾，则一个以去声为枢纽的阴阳入对转机制就呈现在人们面前了。这也就是说，古人提出的所谓“对转”，实际上只基本出现在去声词与入声词之间，而这种现象的语音本源，就是去声韵尾与入声韵尾之间的同部位塞音对应。在去声中，我们与高本汉-李方桂模式一样，将韵尾设想为浊辅音。又因其为浊辅音，根据音理我们进一步推想在《诗经》时代，去声当是比入声更长的音。这样，根据上述考虑，《诗经》音系的四声在内部结构上就可以表述为：平声和去声为长音，上声和入声为短音；“阴声韵”平声和上声为开音节，“阴声韵”去声和“入声韵”为闭音节（在就上古声调达致这一认识之后我们回过头去注意到王力先生亦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只是不十分清楚他的推论脉络）。注意：我们这里的“去声”不涵盖大量后来由其他声调并入去声的词。“阳声韵”去声很可能都属于这种情况（如“看”一词直到唐人诗韵中都是平声）。不过如果周秦时代“阳声韵”确实有去声，则根据这里的模式，这类“阳声韵”去声就应是具有一个鼻音后的同部位的浊塞音韵尾。由于声音长短以及韵尾塞音清浊的差别，当时很可能已经产生了高低不同的声调，但那只是伴生的属性，不构成音位上的意义。到后世这些伴生性的高低声调“喧宾夺主”，挤掉了声音长短等方面的区别特征而成为今天这样的音高型的声调音位。到这里人们也许会很自然地发出这样一个疑问：既然去声与入声同为闭音节，为什么无论当时（一如前面所引《诗经》统计数字所表明的）还是后世，去声却都与平上二声关系更近呢？如果仅从开音节和闭音节这样的纯概念出发，这个问题就无法回答。但如果我们亲身实验一下：继一个有一定长度的元音之后发出一个浊塞音，而这个浊塞音决无爆破（韵尾塞音不爆破是汉语题中应有之义），则这样的音素组合决不会产生促声感。发这样的韵尾浊塞音时甚至可以作出在同一部位的一定的延长，相当于不走鼻腔的/n/、/ng/诸音，而这，应当就是上古音系阴阳对转的中枢所在。

    由于我们认为早期四声的内在结构是把握上古汉语阴阳入对转的关键，因此我们用以上篇幅重点讨论了声调问题。在明确了上古四声的关系之后，下面看上古韵部的音值。开门见山，首先将我们的音值构拟开列如下（圆括号中为去声）：
  

侯部 /u/ (/ug/)     屋部 /uk/     东部 /ung/ (/-ngg/ ——若当时“阳声韵”亦含去声，则拟为此式，以下类推)

幽部 /o/ (/og/)     觉部 /ok/

之部 /o^/ (/o^g/)     职部 /o^k/     蒸部 /o^ng/

宵部 /o/ (/og/)     药部 /ok/

鱼部 /a/ (/ag/)     铎部 /ak/     阳部 /ang/

歌部 /ae/ (/aed/)     月部 /aet/     元部/aen/

支部 /e/ (/eg/)     锡部 /ek/     耕部 /eng/
  
脂部 /i/ (/id/)     质部 /it/     真部 /in/

                 盍部 /aep/     谈部/aem/
  
                 缉部 /ip/     侵部/im/

    以上是我们提出的周秦韵部音值构拟的底本模式。人们注意到与目前被普遍接受的模式相比，这里有几个重要的缺席者。它们是“冬”、“祭”、“微”、“物”、“文”。在这里，其中的某一些作为韵部并不是不存在，而是存在于底本模式之外。我们在前面指出周秦音系的一些主要格式化特征，即主元音和韵尾辅音呈捆绑式结构以及在发音部位的分布上重心后倾。我们认为这种不平衡性必然导致在这类底本结构上的音位演变。我们认为上述“冬”、“祭”等韵部的产生就是一种在这一不平衡基础上的演化结果。下面将音值构拟中我们的主要考虑加以必要的阐释，在这一过程中将涉及上述几个韵部在这一模式中的地位问题。

    可以认为周秦韵部在发音部位分布上的重心后倾是由于韵尾辅音的舌根音优势造成的（这种舌根音优势在汉语中一直延续至今，如普通话中/-ng/之于/-n/，各入声方言中的入声韵尾等），是周秦音系特有的主元音与韵尾辅音的捆绑式构造使得这一韵尾辅音后倾现象传染给了主元音。因此，我们将/-k/系韵部（除溢出到前元音中的“支”、“锡”、“耕”诸部而外）的主元音一律拟为后元音。这样，王力“鱼”部的前元音/a/我们处理为后元音/a/。“之”与“幽”：对这两个韵部如果我们不想过分挑战我们的正常判断力的话，则前者为展唇，后者为圆唇。而这两个韵部事实上存在的众所周知的密切瓜葛使人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找出某种共同点。我们认为，它们处于同一舌位上的展-圆唇对立，就象现代普通话中/i/与/y/，/o^/与/o/这两对音素的关系，它们在同一舌位上是彼此谐韵的。实际上，我们这里正是将“之”部拟为/o^/，将“幽”部拟为/o/。当然，象郑张尚芳先生那样将两者的舌位都同时推高到/u^/-/u/对立的格局也不失为一个好的构想，不过从先秦韵文合韵的角度考察——1.“之”、“鱼”合韵现象不容忽视，如果“之”拟为/u^/，则与“鱼”部主元音相差较远；2.“幽”部分别与“宵”、“侯”二部皆有较多合韵表现，而“宵”、“侯”二部之间却未见这种情况，则“幽”部在舌位上似以居于“宵”、“侯”二部之间为宜；3.“侯”部最好拟为/u/，因为/-k/系“阳声韵”韵部在这一底本上只有“阳”、“东”二部，它们两者之间在舌位上宜有大的距离，而不宜拉得过近，尤其考虑到“阳” 部统辖字数相当多，当是“吞噬”了早期音系中与其舌位较近的音组的结果，而仅有“东”部与之并立，推想“东”部在舌位上应该距“阳”部较远。这样，“侯”、“屋”、“东”诸部主元音拟为/u/应是比较合理的。当然，人们不会不注意到这个底本上“阳声韵”在/-k/系诸部有两个刺眼的空档。正象人们所知道的那样，其中的一个终于被填补了，那就是源自“侵”部的一些词形成了这一底本之外的“冬”部（/ong/）。“宵”部：从该部的“号”、“嚣”、“号鸟（单字）”等象声词发音的角度判断，将其主元音拟为/o/音应当是一个比其他的音更合适的选择。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设定上古音系有短元音（包括入声中的短元音）的存在，所以我们只能设想所有韵部的主元音都是单元音，因为双元音置于入声或开音节短元音中是难以成立的。

    在说明了基于后元音形成的韵部之后，再来看基于前元音形成的韵部。显然，我们将“歌”部拟为/ae/而不是/a/乃是出于拉大其与“鱼”部距离的考虑，并且当然/ae/较之/a/前元音色彩更为突出，而/-t/系诸部在这个格式化模式中出于结构上的要求必然具有突出的前元音色彩。我们在观察/-t/系韵部时会发觉一个极为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与/-k/系韵部不同，/-t/系韵部的“阴声韵”和“入声韵”之间（具体地说就是“歌”部与“月”部、“脂”部与“质”部之间）几乎不存在“对转”的关联。我们认为，这一不容忽视的情况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放在周秦韵部格式化及其不平衡状态的背景下得到解释。根据这里的拟音，设周秦韵部的后元音为/u/、/o/、/o^/、/o/、/a/，前元音为/ae/、/e/、/i/，则其中出现了极为明显的失衡现象，根据音理应当呈现的前后元音的对应关系在这里出现了空位，具体地说，与后元音的/o/对应，前元音中应当有一个/e/。我们推测，由于这种音系结构上的要求，“质”部与其底本模式中的/it/不同，在实际发音中成为了/et/。这样，“脂”、“质”、“真”的关系在实际发音中就变成了“脂”：/i/ (/id/)、“质”：/et/、“真”：/in/。相应地，捆绑式构造的开始动摇使得“月”部从底本模式的/aet/演变为实际发音的/et/，从而打破了由于/-k/系韵部（“支”、“锡”、“耕”）插入/-t/系韵部占优势的前元音区域而造成的格式化的不平衡。这样，“歌”、“月”、“元”的关系在实际发音中就变成了“歌”：/ae/ (/aed/)、“月”：/et/、“元”：/aen/。很自然地，不平衡造成的/ed/空档也被填补了，这就是由“月”部分化出来的“祭”部，而/ed/这样的结构亦足以解释为什么“祭”部只有去声。

    对于“盍”-“谈”、“缉”-“侵”这两对韵部的主元音，或许也可以从后元音中考虑（如/a/与/o^/），但象我们现在这样将它们的主元音拟成在底本模式中同样只具两类主元音的/-t/系那样的主元音（/ae/与/i/）似乎接榫性更强。这样做还有一层考量，就是先秦文章（实际上应是当时口语的折射）中“盍”字常借指“何不”，如果将“盍”理解为“何不”省略了后一个字的韵母后的连音，则“歌”部（/ae/）的“何”字后接“不”字的声母（/p/）构成的“盍”音，其韵母正是/aep/。因此，我们现在这样的拟音应该说比其他选择更具起码能使自己信服的力量。至于“缉”-“侵”，其主元音为/i/，这种格局的可能性当然只能出现在“冬”部已分化出去之后，因为无法想像/im/这样的构造会形成分化出“冬”部的条件（从《诗经》用韵看，它们的分化相当晚出，之前可能是/o^m/）；从另一方面看，这一对韵部其主元音拟作/i/可以极方便地解释何以后世的“深摄”非常孤立地只有三等韵。当然上古的“侵”部不等于《切韵》的“侵”部，前者的分化条件也许可以设想从/em/这个空档被填补所形成的/im/-/em/对立上去找，另一个可能的分化条件就是介音。

    在我们的底本模式之外而被广泛地承认为独立韵部的还有“微”、“物”、“文”。这三者究其来历都与“脂”、“质”、“真”纠缠在一起（说“纠缠”，是因为它们在早期研究者那里根本不呈哪怕是潜在的一对一的关系）。分立之端开于段玉裁提出“真”、“文”分部。以他的精深，却并未再分出“微”、“物”二项来。这种分布上的不均衡被戴震抓住作为否定段氏“真”、“文”分部的把柄，不过后人（章炳麟、王力）却拿起戴氏的逻辑加以反用，索性将“微”、“物”也分了出来。我们认为段玉裁从实际出发将“文”分立出来是有道理的，而后人以此为基础，理念先行，将“微”、“物”也分立出来则是极为勉强的。这里根据喻遂生《<老子〉用韵研究》一文涉及的对《诗经》合韵次数的统计，《诗经》中“真”、“文”合韵凡3次，“质”、“物”合韵凡10次，“脂”、“微”合韵凡36次。按《诗》之异部合韵，2、3次当属正常（同理，仅合韵2、3次也不大可能同属一个韵部，应该考虑分韵），而高达36次就决非能够以异部合韵来解释了。事实上，我们在读《诗经》时都会发现，只要有“脂”或“微”韵的出现，则两者的“合韵”可谓比比皆是。实际上，章炳麟在进行了从“脂”部分离出一个能与“文”部平行的韵部（即他的“队”部）的努力之后，面对事实终于还是又倾向于向“脂”部回归。至于王力，人们一向将“脂”、“微”分部视为他平生的重大创建，他本人也旗帜鲜明地加以维护。即使如此，他却又在自己的旗帜下流露出极大的动摇。如在他的被视为经典的《汉语音韵》一书中人们可以发现这样的话：“如果谈古音者……不把脂微分开，我并不反对”。他更有与其“脂”、“微”分部相反的认识裹藏在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断定，脂微在上古，虽也可认为同韵部，却绝不能认为韵母系统相同”。在同一部书中谈到“质”-“物”问题时他说：“质物本是同门异户，合韵是很自然的”。当然，人们会注意到在谈到“脂”-“微”问题时，王力也同样提到两者“同门而异户”。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的话，王力先生所谓“同门”，指的就是同韵部，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也可认为同韵部”；而他的所谓“异户”，指的自然就是“绝不能认为韵母系统相同”。显然，象章炳麟一样，王力由于前人“真”、“文”分部而起念欲在“脂”部及“质”部作出对称反映的巨大努力其最终结果是意识到实际面前不可逾越的障碍；而从“审音”的角度，这种对称似乎又是一种必须。这是一种现实与理念的冲突，对此，我们只能认为是理念出了问题。我们还是来看具体情况。如果承认“微”与“脂”同韵部，则权且按我们的拟音，两者的主元音便都是/i/，这便是所谓“同门”；而两者的差别——也就是“异户”——以最可能的情况论当产生于介音。一个较健全的假定是“微”韵带有一个舌后部位的介音（如/w/），而“脂”部的其他韵母则不带有该类音。推导开来，则“微”、“物”、“文”韵的构成在底本模式内就有类下列态势（以“~”代表舌后介音）：/~i/、/~it/、/~in/。在实际发音上，“微”韵仍维持为/~i/，作为“脂”部的一部分与/i/谐韵；而根据我们这里对“质”部的拟音（/et/），作为“质”部一部分的“物”韵应是/~et/。然后是关键性的肇事者“文”韵。我们认为，“文”韵的主元音由于夹在舌后介音以及韵尾鼻音之间，为发音方便填补了/en/的空档而成为/~en/。这样，“文”与“真”形成了/~en/-/in/的区别（从先秦用韵看，也不排除两者的舌位都平行降低一度的可能，即呈“文”/~en/-“真”/en/之势），不相谐韵，而就此段玉裁作出了“真”、“文”分部的正确判断，不过这种特殊分布也误导人们作出了为求对称而将“微”和“物”也分离出来的节外生枝的努力。我们认为，“文”部的存在与“冬”部、“祭”部一样，都是整体音系以空档形式出现的局部不平衡趋于被打破的表现。另外需要指出，/et/和/en/空档被填补后/e/空档的存在可能会造成某种诱惑，使人们人为地试图去填补它，比如设想“微”韵为/~e/甚至是/e/，但从《诗经》的押韵表现看，这种情况并不存在。这可能是因为不带韵尾的/i/品相相当稳定之故。

    当我们在上面谈到舌后介音时，我们举出了一个/w/。不过从周秦韵部到《切韵》系统的演变路数看，似乎还应设想有一个与/w/同一部位的展唇介音为宜，而所谓展唇的/w/在实际发音上也就等于/x/。这一假设可以很方便地解释中古“群”、“匣”二母十分奇特的互补关系。象许多人那样，我们推测中古“群”、“匣”二母大致上在上古同为/g/音。当展唇舌后介音到后世消溶于新的音系结构时，为填补/x/的空位，从原来的/g/分化出了一个“匣”母：/x/（中古“匣”母很可能还有一个较次要的上古来源，即某些位于音节启始处的上古/x/音本身由介母变成了声母，如在象“矣”和前面所举的“号”、“嚣”等词中，这些词的语义特点决定了将其启始音设想为/x/远比将其设想为/g/更为合理）。除了上述两个舌后介音，/j/介音的存在当然是不在话下的。另外，在周秦音系中某种/r/类介音的存在现在也得到广泛的认同。

    最后，将我们基于前面的底本模式作出的周秦韵部可能的实际发音构拟开列如下（“文”部中的“~”代表舌后介音，放在括号中表示在某些词中介音可能已经脱落）：

侯部 /u/ (/ug/)     屋部 /uk/     东部 /ung/

幽部 /o/ (/og/)     觉部 /ok/   冬部 /ong/

之部 /o^/ (/o^g/)     职部 /o^k/     蒸部 /o^ng/

宵部 /o/ (/og/)     药部 /ok/

鱼部 /a/ (/ag/)     铎部 /ak/     阳部 /ang/

歌部 /ae/ (/aed/)               元部/aen/

         祭部 /ed/   月部 /et/

支部 /e/ (/eg/)     锡部 /ek/     耕部 /eng/

                  质部 /et/    文部 /(~)en/
  
脂部 /i/ (/id/)                   真部 /in/

                   盍部 /aep/     谈部/aem/
  
                   缉部 /ip/     侵部/im/

  
  

  
主要参考资料

丁邦新 1998年 《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北京
王力 1980年 《汉语音韵》中华书局 北京
杨剑桥 1996年 《汉语现代音韵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
殷焕先 董绍克 1990年 《实用音韵学》齐鲁书社 济南
喻遂生 1995年 《<老子〉用韵研究》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01期

[ 本贴由 南海公 于 2004-1-9  22:43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