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光：记录，一个动词

湘里妹子

作者：北京青年报
来源：纪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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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光：中国第一代独立纪录片工作者，同时致力于艺术家访谈和跨文本民间调查记录；纪录片作品有《流浪北京》、《四海为家》、《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江湖》等，文字作品有《革命现场1966》、《江湖报告》等，主编艺术档案《现场》（第一卷于2000年12月出版），参与策划、主编艺术文化杂志《新浪潮》（
2001年7月创刊）。青年电影实践社DV小组指导老师，DV电影运动的推动者。

Y（颜峻）、W（吴文光），2001年6月8日，吴文光住所。

Y：在七八年前，我和我身边的人都信奉这样一句话———“不要相信30岁以上的人”，那么，你今年多大？

W：40多。

Y：你觉得还可以让年轻人来相信你吗？

W：比较难。现在的年轻人出现的东西，摇滚乐也好，“下半身”也好，都是我们这一代人非常难以接受的，这是我七八年前的心态。现在我稍微好一点，我要我自己学会看这些东西。如果我不这样的话，就很难被现在的年轻人相信。

Y：从你开始拍纪录片到现在，你做了很多事情，包括编书，还有现在办杂志，你已经是一个知名人士了，但是你还是给所有人一个普通人的形象，而且在很多新事物中也能看到你的影子，你总是能够参与到其中去。你是怎么把握下一代人的文化？怎么让它们跟你的工作、你的生活发生了关系？

W：我12年前来北京的时候，在北京知道的电话号码只有一两个。三四年以后认识的人就多了一点，随着电话号码本的厚度增加，觉得北京这个地方你好像就有了点根基和关系。做了片子以后，出乎意料地得到别人的反响，有一段时间就觉得，好像自己有点不错啊。在北京这个非常容易掉进名利的地方，无论你是在圈里混、圈外混，都有这样那样的名利的诱惑，这种东西对一个人的改变非常大。一个人的创造力，他的最起码的好奇感和兴趣，它的丧失是一个非常自然和本能的东西，我就要让它靠那样一点挑逗来抓住它，不让它丧失。

Y：事实上很多人是把你当成老大的，纪录片的老大。不管是有求于你、尊敬你喜欢你，还是因此而反对你……

W：现在纪录片在整个艺术里边是一个非常小儿科的东西，它比起视觉艺术、文学还有音乐，无论创造力还是活跃性，都是非常非常小儿科的。在这个里边被称作老大我觉得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我想，我对自己还有点自我夸奖的地方就是，我还能离开这个所谓影视的圈子，去别的地方玩。这个圈里的年轻人比较多，都是刚刚拿起机子的人———而我对他们最大的失望就是，他们都想非常快的让自己的片子被别人知道，然后成功，然后得到更多的机会。

Y：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文字记录的？

W：1996年。在这之前《流浪北京》、《红卫兵》出过书，但只是把影像的东西变成文字，意义不是太大。1996年开始我给艺术家做访问，在做的过程中发现，我在纪录片里面不能实现的，关于人的细节、人的生存方式，可以在文字里面体现出来。

Y：你后来在影像的表达方式之外，又开始用文字来记录，是不是和你早期的文学生涯有关系？

W：非常大的关系。我一直看重文学上的创造力，阅读一本书所带来的快感、好处，是电影所不能有的。我可能天生对影像的东西不是特别着迷的，虽然这个时代已经把影像的东西推上了一个非常显赫的位置。

Y：就是在这样一个“读图时代”，或者“影像的时代”，很多人认为文字的力量就要退位了，可是你却反其道而为之？

W：如果我生活中有一个拍了好片子的导演，和一个写了好作品的作家，我永远都会选择认识这个作家，而不是那个导演。文学在中国，从80年代到现在几乎是处在不停顿的创造过程中，新人几乎是一拨接一拨的；但是电影就比较缓慢。文学它是一个拿起笔想抒发自己的想法就抒发的东西，但是电影呢，对一个云南的年轻人
来说，他必须来北京，或者他必须有资金。所以有了DV之后，我就设想，在甘肃的
一个小县城，有一个年轻人他拿着DV在拍他现实中的东西。

Y：但是也有人对这种观念表示怀疑，说如果谁拿起机器都可以拍，那么拍出来的大多数都是垃圾。

W：这种说法就是所谓的圈里人说的。“拿起机器就可以拍”不是一个观念，它仅仅是一个口号而已，这个口号的意义是：电影不是一种权利，不是某些人——电影学院、和电影圈有关系的人才能拍。这个时代给很多人的机会太少了，而且很多人自己都觉得这个机会跟我没有关系。我就发现了这样一个人，他是山东来的，他对电影有一种奇怪的爱好，但他选择靠近电影的方式就是到北京来，考电影学院，考不上也要和电影有关系———怎么样有关系呢？就是每天到电影厂门口等，当群众演员。他用这个事写了一个电影剧本。但是他还是认为他的剧本必须要在他认识的电影人身上实现，比如说张艺谋或者说谁谁谁，所以他后来的时间都花在找这些人的身上。

Y：你现在有DV也有笔和电脑，那为什么你做的文字工作还是记录，而不是别的，你是不是对记录、直接呈现现实的方式更感兴趣？

W：首先我对虚构缺乏创造力，或者说缺乏那种某个想法想出来让我吓一跳的东西；我也缺乏那种对语言玩弄于股掌的本事。所以现实、真实对我说可能是更重要的，虚构对我来说没有感觉。总之我天生不具备这种对人、对事物的构造能力，我写过小说也写过其他虚构的东西，但我知道自己在这方面非常低能。

Y：你怎么样界定自己的身份？

W：我肯定不是一个艺术家，工作跟艺术有关系，但是它是记录，我可能是一个记录者，这样比较适合我现在做的事，比较实在，也是一个动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