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的重要贡献

霜叶红

作者：谢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我院考古所和中华书局等最近联合召开“纪念陈梦家先生学术座谈会”，纪念陈先生诞辰95周年、逝世40周年，这是很有意义的。

陈先生研究领域广、著作多，是现代一位卓越学人。他70万言的《殷墟卜辞综述》，影响很大。现就该书关于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以及此后成为学科前沿的两个问题，评述一些浅见。

关于组、子组、午组卜辞的断代。

董作宾在上世纪30年代创立了甲骨断代学，意义重大。40年代，他提出了“文武丁卜辞时代之谜”的分期说（董说卜辞大致相当陈说、子、午组卜辞），将这批卜辞定为文丁时代，从字体、贞人、文例、祭祀、事类等论证解开了文武丁时代卜辞“复古”之“谜”。

陈先生对此提出异议，从1949年开始著文，论、子、午组卜辞为武丁时代，在1956年的《殷墟卜辞综述》第四章中，作了汇辑和系统论证，现简要摘述。

（1）坑位：指出E16是组与宾组的混合，B119、YH006都是组、宾组、子组的混合，YH127是子组与宾组的混合，又是午组和宾组、子组的混合。（2）称谓：组举出26个，同于宾组的18个，还有同于子组、午组和独有的。指出“组和宾组所同的父甲、父庚、父辛、父乙实即武丁时所以称其父辈阳甲、盘庚、小辛、小乙，都是武丁时代卜辞”。子组举出27个，分别同于宾、、午组和独有。午组举出37个，半数与宾组、子组相同。“而其中下乙一称，尤足证午组属于武丁时代”。（3）前辞形式：组、宾组通常都是“甲子卜某贞”，“甲子卜某”。子组是“甲子卜某贞”，“甲子卜某”，也与宾组同。又从“祭法”、“纪时法”等论证各组与宾组的相同。陈先生的论证构成了组、子组、午组卜辞武丁时代说的坚实基础，做出了重要贡献。

日本学者贝塚茂树先生与陈先生不通信息的情况下，大约同时也研究了这批卜辞，称王族、多子族卜辞，与董、陈先生所论范围大致相同，也定为武丁时代，1953年发表了长篇论文。

许多年来，时有讨论。日本岛邦男、加拿大和台湾一些学者仍坚持董说。同时，也有多人认定和发展陈说，如邹衡从YH16、YH106组、子组与宾组出于和同出于最下层和同出陶器及有关其他坑位研究；姚孝遂从发现贞人“争”与子组卜辞同版研究；谢济从集合称谓，有贞人联系宾组、组卜辞等研究，继续论证为武丁时代。还有重要者：1973年小屯科学发掘，出土组、午组卜辞于早期地层，这有力证明这批卜辞不能晚到文丁时代。

论康丁、武乙、文丁卜辞。

陈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第四章第三节“村中出土的康、武、文卜辞”中说：第一次殷墟发掘所获康、武、文卜辞出自村中。第二次发掘所获牛骨部份（《甲编》490~928）“全是康、武、文卜辞，大约只出村中”。第五次发掘所获康、武、文卜辞，“可能出于村中”。

陈先生又从六个方面比较中期康、武、文卜辞与早期廪辛及以前卜辞（陈定廪辛为早期）的不同。（1）字体：廪辛沿袭祖甲时谨严的作风，武乙文丁时为刚劲的直笔与锐利的转折。（2）卜人：廪辛及以前卜辞有卜人，“康、武、文没有卜人（除武乙卜旬辞有卜人历数见）”。（3）“早期龟甲与牛骨并用，康、武、文多用牛骨，罕用龟甲”。（4）前辞形式：早期作“甲子卜某贞”，“甲子卜贞”，“甲子卜某”为常例；康丁武乙时常作“甲子卜”，“甲子贞”。（5）称谓：廪辛卜辞没有兄辛，康丁卜辞有兄辛。（6）周祭与记月：“康、武、文卜辞没有记月名的，也极少有周祭”；在以前则有之。

陈先生还指出《粹编》、《佚存》、《摭续》、《邺三》、《遗珠》等“皆有一部份系康、武、文卜辞”。所指各书康、武、文卜辞在《甲骨文合集》均编入三期（康丁）四期。

陈先生论这批卜辞的显著特点，一是出自村中，二是“康、武、文卜辞自成一系”。陈论其中的武乙文丁卜辞时代后来成为学科前沿争论很大的问题，有特别意义。

时隔20年，1977年李学勤先生著文提出历组卜辞（相当陈先生定武乙文丁卜辞）应为早期武丁祖庚时代，裘锡圭先生等多人相继著文著书，论历组为早期，陈先生的学说受到严重挑战。反对历组卜辞早期论也有多人，发展成为甲骨文研究以来规模最大、延续时间很长的论辩。肖楠（集体名）是小屯南地甲骨的发掘、整理和著作编辑者，又发表《论武乙文丁卜辞》等多篇文章，反对历组早期论有代表性，现较多说说他们。《小屯南地甲骨》“前言”说：“根据卜辞和陶器的对应关系判断，小屯南地中期大致相当于康丁、武乙、文丁时代。”又分中期地层与灰坑为一、二组，一组时代早于二组，所出卜辞分三类，第一类为康丁，第二类为武乙，第三类为文丁卜辞。说“小屯南地主要出土康、武、文卜辞”。又以新出卜辞与过去著录书从称谓、字体、贞人、文例、事类等多方面并解释如同名问题等深入研究，说“康、武、文卜辞的关系密切”，对陈先生学说深信不疑。大量新出土甲骨及其研究，证明陈先生康、武、文卜辞说很有生命力。

历组卜辞时代的争论在继续，有一点可以指出：新编的大型《甲骨文字典》（1989年），所引用众多的武乙文丁卜辞，定为四期。多部著录书（1980年后），如《东大》、《日天》、《英藏》、《合集补编》等按分期编排，武乙文丁卜辞编在四期；同时的著录书，将历组卜辞编在早期的很少，影响很小。

Artvine

再谈陈梦家以及其他
潜行者 撰 2006-04-17

〈按：昨天我在一塌糊涂和未名转贴了几篇关于陈梦家先生的旧文，引起一些讨论，有一篇回帖写的很真诚，然而其中却有很多错误，引发我撰写此文的念头。没想到一动笔就收不住（这是我的老毛病），而且越写越激动，自己也知道写了很多不该由自己来说的过头话。不过我也不想隐瞒自己的想法，在此也向陈先生学习，和盘托出，希望诸位师友批评指正）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为陈梦家先生写点东西。陈先生是古史和古文字学界我最敬佩的学者之一，不过也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听说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朱德熙先生问夏含夷，国外汉学界对陈梦家和唐兰两人有何评价，夏含夷毫不犹豫的说陈梦家的贡献比唐兰大，朱先生很吃惊的说：“不会吧，唐兰的学问比陈梦家可大多了”。这个掌故实际上说明了中外学术界的巨大观念差异。中国的传统国学强调“根底扎实”，尤其是古文字学界，特别重视文献功底和小学修养，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评价一个学者的学问怎么样，多数时候是看你肚子里装了多少书，而不是看你写了多少东西，张政烺先生文章不多，可谁提到他都伸大拇指。而西方学术界强调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特别重视资料的全面、客观和方法的规范，在他们那里，“学问”不是比“积累”，而是比“成果”，看你给学术界、给后人留下了多少东西，提供了多少方便，造成了多大影响。朱先生是语言学大家，以语言学修养治古文字多有创获，但他的观念深处仍然摆脱不了乾嘉以来的朴学传统。他的看法在国内学术界颇具代表性（据我所知，在朱先生的同辈及上一辈学者中，瞧不上陈梦家的人很多）。

　　陈梦家是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然后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读研究生，其中有家庭背景的影响，他的父亲就是一位新教牧师。他之所以对古史发生兴趣最初是出于对中国上古宗教的关注，他最早发表在《燕京学报》的两篇文章：《商代的神话与巫术》、《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都是围绕这个问题（他之所以与赵萝蕤结为伉俪也与两人的家庭出身有关，赵萝蕤的父亲就是著名基督教活动家、神学家赵紫宸）。由于关注上古宗教而关心古史，进而钻研古文字，从诗人转为学者，在古史和古文字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最终也没能回到他最初关注的古代宗教课题上来，这种歧路亡羊的感觉很多治学者都深有体会。从陈梦家的治学道路看来，他并没有受过多少传统“国学”训练，他的“功底”也并不扎实（在他六十年代研究温县盟书之前，他甚至连《左传》都没有通读过），但正因为如此，他才更少受到传统“国学”的束缚，能够在研究中引入现代西方学术规范。陈梦家学术上的突飞猛进是在50年代初期，这与他抗战后去美国访学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可以说他第一次在古史和古文字领域引入了“现代”学术方法，直到今天仍然显得很“超前”。

　　陈梦家治学的特色可以概括为三点：全面、系统、规范。搜罗材料巨细无遗，而在处理材料时又十分谨慎，不同性质、年代的材料分类整理，各自形成谱系，不相混淆。在论述问题之前将所有材料和盘托出，让人一目了然，有门径可循，其论点是否成立倒在其次。有很好的大局观，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材料，尽量把各方面的线索梳理出来，指出问题所在和今后的生长点。他在一个阶段中往往只集中精力于一个领域甚至一个课题，将所有有关的材料一网打尽、竭泽而渔（据说他的书房里摆着几张大书桌，这一段关心什么问题，摆的都是相关的书籍资料，摊满一桌子，这个课题结束，所有的书都撤掉，转入下一个问题。研究铜器铭文，他才去读《尚书》，研究温县盟书，他才去读《左传》，这种读书方法也跟传统“国学”为读书而读书的原则大相径庭），然后力求在这一领域建立起基本的框架结构，而不以解决个别问题、考释个别文字为标的。从40年代末开始他的注意力先后集中于商周铜器及铭文（西周年代和《尚书》的研究从属于此），甲骨文及殷商史，汉简及汉代西北史地（古代度量衡的研究附属于此），东周盟书及简帛，在前三个领域都留下了代表性著作，《殷墟卜辞综述》、《西周铜器断代》（因为打成右派被迫中止发表）和《汉简缀述》，最后一个领域他才刚刚起步就不幸英年早逝。如果他能赶上七十年代的简帛大发现，其成就不可限量。他的论着能为同行提供可靠的参考，为后学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为初学入门的必读之书，其备受海外汉学界推崇也就不难理解了。

　　陈梦家治古文字不以扎实繁密的考据见长，应该说文献小学是他的弱项，他的长处在于历史眼光和洞察力。李学勤先生私下里曾说过，陈梦家考释文字，论据和论证过程往往错误百出，可他的结论却常常是正确的。这个矛盾正说明陈梦家不是孤立的看待文字，而是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从它的“context”着眼，因此在考虑字形、字音之前，对这个字究竟是什么字已经有一个大致的求证范围，剩下的工作不过是补充证据（正如李零先生所言，字形分析往往是“事后诸葛亮”），因此他能在“错误”的论证之前就得出“正确”的结论，五十年代他将寿县蔡侯墓的墓主推定为蔡昭侯“申”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他的另一个优势是对前沿课题的敏锐嗅觉，这一点是一个优秀学者最重要的素质，能够在恰当的时机提出恰当的问题，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的。他在甲骨、金文、汉简三个领域都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能够将此前众多分散的研究成果整合为一个体系，从而使这些领域的研究水平整体上提升了一个台阶；在东周盟书和简帛的研究中他又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例如在六十年代的大陆他能首先注意到流散海外的楚帛书，最早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成果到八十年代才发表）。

　　我个人认为先秦史领域最大的缺陷在于缺乏系统性。由于经学传统的影响和考古发现的推动，先秦史在20世纪号为显学，大师云集，但是仔细盘点一下，像陈寅恪、唐长孺那样能够建立自己完整体系的学者却寥寥无几，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样开创范式的著作也找不出几部。这一方面是因为材料的局限，另一方面则是考据学传统的阴影在作祟（陈寅恪自称“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与他认为古史研究是经学而非史学有很大关系）。先秦史研究中的成果多表现为单篇论文而非专着，而这些论文又多是就事论事，虽然在各个孤立的“点”上多有深入的研究，但整体上却形不成大的线索，犹如一盘散乱的珍珠（以此标准衡量，“古史辨”派倒是有自己明确的方法论和解释体系，这在“走出疑古时代”的今天看来颇具讽刺意味）。因此直到今天，先秦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考据学水平，没有上升到史学的高度。当然，古史界也有大眼光、大手笔的人物，我认为首推王国维先生，虽然由于时代局限，他的著作仍然多采取传统考据学的形式，但其实质已进入现代史学的范畴；其次是郭沫若，他的人品学风当然有可议之处，但是不可否认他是将罗王之学发扬光大，初步形成体系的一位大师，他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卜辞通纂》等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再次，如董作宾等人，虽然能在一个领域之内形成自己的体系，但毕竟过于专门，难称通人。郭沫若抗战爆发后进入政界，学术上再无大的作为；唐兰先生虽然抱负极大，眼光很高，可惜兴趣过于广泛，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够完成计划中的任何一个课题。由此可见，一个学者要同时具备天赋、眼光、学养、精力、恒心、勤奋这些条件是多么不容易，而自身条件之外，还要有外界机遇、环境的帮助，陈梦家在这些方面可谓得天独厚，这就是他能够成其独一无二之学问，直到今日仍然让许多后辈自愧不如的原因（试问49年后的古史学界，有谁能在三个领域中都做过系统研究、留下经典著作？有几个人能够形成一条完整清晰的治学脉络？）。

　　悲剧人物往往是将所有的极端都集于一身。正因为陈梦家的才情之高、学问之好、人物之风流潇洒（我初见陈先生晚年照片即叹为古史界少有的美男子，后来又见到30年代他在燕京时与赵萝蕤的合影，真是学界绝无仅有的绝配，连梁思成和林徽因也难比），他后来的遭际之坎坷、结局之悲惨才更令豪杰扼腕，为之仰天长叹、忿忿不平。从我目见耳闻的一些零星材料看来，造成他悲剧的根源是他的诗人气质与极权制度的冲突。他不能容忍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又天纵英才、自视甚高，且口无遮拦，恣意讥评时弊，品题人物，另外他的稿费收入很高，生活条件优越，却生性吝啬，不好结交朋友，人缘比较差。这一切即使在今天都很可能断送一个学者的前途，而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更是足以致人于死地（这不仅是陈梦家的悲剧，更是中国的悲剧）。院系调整时他由于言论关系被迫调离清华去社科院考古所，而考古所的官僚作风更让他难以忍受，他批评当时学术界的行政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曾经质问当时的副所长夏鼐“你是否有职无权？”（当时的所长尹达并没有多少学术贡献，因为是30年代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名正言顺的做了一把手，陈梦家的发言就是针对他），反对政治挂帅，甚至反对学习马列，这些可能本是私下里的交谈，但是到57年反右时，每一句话都成为他的“反动罪证”。在1957年的几期《考古通讯》（《考古》杂誌的前身）上登载有批判大右派陈梦家的长篇文章，当时他和向达先生作为北京学术界的两大右派代表在大会上遭到围攻，夏鼐、翦伯赞等人都宣读了长篇批判稿（可笑的还有一篇西北大学历史系学生的来信，说陈梦家在西大讲学期间，“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郭院长”，攻击革命烈士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的要命”）。种种迹象表明，当时对陈梦家的打击得到“敬爱的郭院长”首肯，并且有几位如今在古史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当时曾经落井下石，以明枪暗箭攻击已毫无还手之力的陈梦家，而今在当年的期刊上还能见到这些名为“学术批评”实为人身攻击的文字。打成右派以后，陈梦家被剥夺了发表学术论着的权力，已经在《考古学报》上连载六期的《西周铜器断代》再也没有了下文。此后，由于夏鼐的关照，他得以借调到甘肃整理新出土的武威汉简，有幸未曾中断学术研究。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小阳春”中，他被调回考古所，《汉简缀述》也得以出版；正当他正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革又开始了，这位气性刚烈的才子学人终于没能熬过劫难。陈散原有诗云：“世乱为儒贱尘土，眼高四海命如丝”，用来形容当年的陈梦家和千千万万与他一同受难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再合适不过了。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考古所为陈梦家举行了追悼会，这一年第一期《考古》杂誌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登载了一条简短的消息“黄文弼、陈梦家、颜訚先生追悼会在京举行”，留给陈梦家的有四行字（另外两位只有三行，可见当局对陈先生够优待了），其中提到陈梦家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致死”。生活在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们大概无法理解，世界上竟然有一种叫做“路线”的东西，能够致人死命，还不只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人的生命，都能由一个“路线”承担所有责任（可怜那些被处绞刑的纳粹战犯，他们如果像中国当权者一样聪明，也发明几个“路线”出来，就不必送命了）。当时我的老师有幸作为小字辈参加了这个追悼会，他站在后排，听着台上的领导煞有介事的念悼词，不由得腹诽道“林彪、‘四人帮’知道他陈梦家是谁啊？还不是让你们这帮人整死的？”但是，承担责任的就是那几个“死人”（或者“活死人”），而那些曾经对陈先生口诛笔伐、百般淩辱甚至拳脚相加的人们，则可以继续逍遥自在、飞黄腾达、功成名就，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存在过一个陈梦家，没有人整过他，没有人打骂过他，他也没有上吊自杀。于是我们的天下依旧太平、国泰民安、盛世辉煌，好像千千万万类似陈梦家那样的悲剧根本没有发生过。因为我们中国人从古时候起就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为死人而存在的。

　　现在我们不用花太多唇舌去解释为什么很少有人提起陈梦家了，因为他从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他是戴着右派的帽子死去的，当时他是千夫所指的罪人，没有人同情他。我可以想像他最后十年的生命是一种什么状态，没有朋友，更没有学生，与曾经相濡以沫的妻子之间也产生了裂痕。当然后来给他“平反”了（是不是“昭雪”很难说，至少按照这个词的原意大概不是如此），但是已经过去了多少年，那些迫害过他的人纷纷坐上高位，他们当然不会去挂念死在自己手底下的冤魂。他们只会嗤笑他太脆弱，如果坚强一点咬咬牙挺过来的话，现在不就好了吗？因为大家“都好了”，你陈梦家也可以搞个副所长干干嘛，可以混个政协委员，考古学会、古文字学会、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风风光光的去国外转转；你可以给这个那个后辈的新书做“序”，可以领头搞几个“工程”，当当“首席专家”；你可以收一堆学生，他们会在各种场合颂扬“业师”的学问人品，给你写“学述”，给你庆祝八十、九十大寿，出版厚厚的祝寿论文集；你的《全集》、《自传》、《回忆录》也会精装烫金的摆在各大书店里，说不定能掀起一个“陈梦家热”。可是问题是你死了，而且死的太早、太不体面，你除了几本旧着、一堆遗稿和一位遗孀以外什么都没留下来，你没有学生，没有部下，谁来给你整理遗稿、再版旧着、开纪念会议？还想出《全集》？？别做梦了！！！陈梦家呀陈梦家，人家没想要打死你，可你为什么要寻死呢？好死不如赖活，你怎么就不能学别人那样忍辱偷生？难道不知道“三十年河东变河西”这句老话？

　　在我们这个国家大概很少有人明白世界上有一种东西是不能轻易放弃的，那就是人的尊严（在《忧郁的星期天》那部影片里，创作这首歌曲的音乐家最后无法忍受纳粹的淩辱而自杀了（据说此前听过这首歌的有无数人自杀），他的爱人终于明白这首歌里隐含的神秘意义，那就是人的尊严）。陈梦家为了维护尊严而死（他最后的一句话是“我不能再让人把我当猴耍”），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叹息。

　　他死后，夫人赵萝蕤先生精神分裂，直到文革结束才逐渐恢复，但是这场遭遇给她的心灵留下终身难以愈合的伤口。据说前几年中华书局决定出版陈先生的《西周铜器断代》，与赵先生商量，赵先生先是歇斯底里的狂笑道：“我又能拿稿费了！”过了一会儿又伤心的大哭不止（当我听说这件事情时，只觉得心中一阵阵绞痛）。如今赵先生也已长作古人。漫步在今日的燕园，有谁还会记得这里曾经生活过这样一对神仙眷侣？在今天的中国，又有多少人会记得，在上个世纪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人，一些我们民族历史上最难得、最珍贵的人？他们，连同他们的故事，他们的风姿，他们的遭遇，都已经成为过去，成为历史，被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善于遗忘的民族，渐渐淡忘。

　　谨以此文纪念陈梦家先生
　　零三年圣诞前夜狂风呼啸之际
　　（文中如有与事实不符之处，概由作者本人负责）
　　(12-24-2003 10:56 PM )

晋侯之臣

　　一直在找关于陈梦家先生的帖子，以前“文革受难者”网站有一个，现在转贴过来─

　　

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之死
作者：王友琴

　　陈梦家，男，1911年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1966年文革开始，他遭到“批判”“斗争”，被罚跪，被打，被侮辱，被关押。他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陈梦家在1966年9月3日自杀。

　　1980年代以后，中国的相当一批年轻人重新发现和喜欢徐志摩的诗。在经历了文革的野蛮、粗暴和残酷之后，徐志摩那些表现轻盈精致的情感的诗歌分外吸引人。像徐志摩一样，陈梦家也同属“新月诗人”─一个由他们的文学杂誌《新月》而得名的二三十年代之际的诗人群落。1931年，陈梦家编辑了一本《新月诗集》，收入徐志摩等十多人的诗作。书中也收有他自己的诗，其中一首写道：

　　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
　　小星点亮我的桅杆，
　　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
　　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编《新月诗选》的时候陈梦家20岁。毕业后，他入研究院研究古文字，进而从事古史和考古研究。他是有成就的学者。他的学术著作有《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1936）、《西周年代考》（1940）、《西周铜器断代》（1955－1956）、《尚书通论》（1956）、《殷墟卜辞综述》（1956），等等。

　　1940年代，他和妻子赵萝蕤一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三年。赵萝蕤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研究专题是美国作家亨利詹姆士的小说。他们回到中国后，赵萝蕤在燕京大学英语系任教，陈梦家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

　　1951年，共产党开始了“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全国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揭发批判”别人。“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始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历史上作过的事情。被认为“态度恶劣”的人，还被“隔离反省”。

　　“忠诚老实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所谓“院系调整”。大学重组。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都停办。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猛烈“批判”后，离开学校，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

　　陈梦家夫妇的朋友巫宁坤教授，也曾经在芝加哥大学留学，1951年从美国回到北京时，曾住在他们家中。他在1990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燕园末日》中说，有一天燕京大学校园（即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笔者注）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听到，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1984》是英国作家

　　George Orwell

　　写于1949年的小说，预言了未来的极权社会的情景。但是陈梦家并没有公开批评过共产党及其推行的制度。

　　1957年，在考古研究所，陈梦家被划成“右派份子”。他的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虽然考古和政治斗争相距甚远，考古界也对他进行了大量“批判”。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那一年有上百万知识份子被划成“右派份子”，其中有一大批曾经留学欧美的各种专家。上面写到的巫甯坤教授也被划成“右派份子”，并且被送到中国东北地区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北大荒”“劳动改造”。

　　划成“右派份子”后，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使用”。比起那些被送到“北大荒”的人们来说，他受到的处罚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作踩水车等等。在那期间，发生了数千万人被饿死的大饑饿。

　　文革开始，1966年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斗争”。他的家被抄。他们夫妇的住房被别人占用。他和妻子被赶到一间本来是汽车库的小破屋里住。他的妻子两次发病，但是送不进医院。

　　1966年8月24日傍晚，陈梦家在被“斗争”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到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駡他。然后，这些人把他从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不准陈梦家回家。

　　1966年8月24日，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的日子。红卫兵满城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考古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井大街很近，穿过马路就是中国美术馆。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像杀猪一样。”邻居说。被折磨的人们的淒厉的惨叫在夜空中迴旋。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

　　那天夜里，陈梦家被关在考古所里。他一定也听到了被打死的人死前的哀号。那时候，人被剥夺的已经远远不止是他所热爱的诗歌和学术，也远远不止是人的体面和尊严。那时的人被打被侮辱被剥夺生命，而且受到的对待其实比猪不如。在乡下，猪养大了，请会杀猪的人来，通常一刀就杀死了，猪死以后，才用沸水浇烫以利除毛。但是在1966年红卫兵的八月杀戮中被害的人，不是被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的，是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棍棒以及各种折磨虐杀的，杀害的过程长达数小时甚至数日，于是这种杀害也更为残酷更为痛苦。邻居们用“杀猪一样”来形容东厂胡同1966年8月24日晚上的杀害，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形容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陈梦家在8月24日夜里写下遗书，服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1966年8月24日是阴历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时候。不知道那一夜他是否看到了新月，也不知道他对月思考了什么。他20岁的时候作诗说“新月张开一片风帆”，这是一个美丽的隐喻：新月形如风帆，送他走向理想。但是那时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十天以后，陈梦家又一次自杀。陈梦家自缢，死于1966年9月3日。

　　在陈梦家的两次自杀之间，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打死；有数万人被没收财产并被驱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个工作单位建立的“劳改队”中受侮辱折磨；大批人在受到残酷“斗争”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尸体依然堆积。所有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当局一律不准留下骨灰。

　　在陈梦家死后两天，1966年9月5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据说这份“简报”写道，到8月底止，北京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无法知道其中还有什么内容。但是仅仅这个标题和死亡数字，就告诉我们，文革的所谓“累累”“战果”，是无数和平居民的生命。文革的残忍和恐怖，超过了《1984年》作者的预见。

　　陈梦家，是一个敏感的诗人，一个温和的学者。在1950年代初，他遭到思想方面的攻击并失去选择工作的自由。1957年，他被划成了“右派份子”，一个属于“敌人”范畴的人。到了文革，他遭到的不但有尖利的精神折磨，还有残酷的身体摧残。他已经遭受了两次劫难，这第三次，也是最凶恶的一次，彻底毁灭了他。这是一个人的毁灭，也是一批象他一样的人的群体─文明中一个虽然很小却很重要的群体的毁灭。

梦的轻波

陈梦家为何从新月派诗人变成了甲骨文大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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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是新月派诗人，人生短暂，御风而行，生若夏花，去似流星。

陈梦家是甲骨文大家。很多票友知道郭沫若，其实专业人士看来，陈梦家的甲骨文研究才是真才实学。他以十年心血而成甲骨卜辞研究，洞穿历史的尘埃，重现几千年前古人金戈铁马的岁月。

但很多很多年以前，陈梦家也是新月派诗人，与徐志摩齐名。

陈梦家是如何从新月派诗人变成甲骨文大腕的，一直让我迷惑。这个跨越实在如阴阳两界。杜甫说：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知道曾是新月派诗人陈梦家的人再见到已为甲骨文专家的陈梦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

我20多年前在考古所求学的时候，日日埋头于甲骨、金文以及秦砖、汉瓦，不亦乐乎。我曾在考古所的图书馆借阅陈梦家故后捐赠给考古所的私人藏书，每册书上都龙飞凤舞“不孤书屋”四个大字，依稀当年落拓不羁的诗人风采。

陈梦家是在学术的鼎盛时期含恨而去，据说与政治加学术流氓康生的迫害有关。康生是个流氓，但同样也是有真才实学，政治阴谋之外，对文物史迹独有偏好。他也写得一笔好字，曾讽刺郭沫若的字，他用脚也能写来，绝非浪得虚名。

一个曾经才华横溢的诗人，变成了日日古刹青灯相伴的独孤学者，最后不服强权弃红尘而去，智者的心路谁人知。相信那绝非凤凰涅磐。

吾非智者，但也从治学金石考证变成了体育记者。偶尔蓦然回首，灯火阑珊，自己都觉莫名其妙。

梦的轻波

现代学林点将录——陈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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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榜头领之七十九  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孙  陈梦家

陈梦家（1911—1966），浙江上虞人。

近世以治甲骨文驰誉于世者，前有罗振玉，后有陈梦家，皆祖籍浙江上虞。罗氏晚年参与满洲国政权，学界因人废言，一度盛传其《殷虚书契考释》为剽窃王国维之作，可谓近代学术史上的最大冤案；而陈氏上世纪五十年代购得《考释》手稿，私下告知商承祚：“《殷虚书契考释》的稿本被我买到了，完全是罗的手笔，上有王的签注，印本即根据此稿写定的。”得此最有力的证物，此案终焕然冰释。则罗陈之间又增因缘矣。

陈氏自小聪颖，十六岁考取中央大学法律系，同时师从徐志摩、闻一多，开始新诗写作；大学毕业取得律师执照，但随兴所至，继续耽于诗艺，著有《梦家诗集》、《铁马集》。三十年代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两年后复入燕大研究院，从容庚研治古文字。其早期论文如《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五行之起源》，每多附会想像，可见闻一多式的思路；稍后转趋平实，多作专题综述，则更近乎容庚的作风。

陈氏最有影响的著作，当数《殷虚卜辞综述》一种。其书七十余万言，有条不絮，全面而能深入，集当时甲骨文发现及研究之大成，以个人的理解与判断，于前贤学说或评述，或融贯，或修正，并为后学指示门径。虽历半世纪之久，至今仍不失为甲骨学的最佳总结。

其他撰述尚多，出土文物方面，有《西周铜器断代》两大册，上编以器物为单位作个别考释，下编对器物铭文及纹饰所表现的内容作通贯论述，虽未最后完稿，仍系青铜器系统研究的罕有巨制；又主持编写《武威汉简》，另有论文集《汉简缀述》，于边防制度、职官、地理、年历皆有细致考辨，亦为简牍研究史上的经典。传世文献方面，有《老子今释》、《尚书通论》，后者尤为近人关于《尚书》最有价值的文献学综论之一。另，关于历史年代问题，则据“纸上之材料”作《六国纪年》，据“地下之材料”作《西周年代考》。其余散篇论著，则辑为《陈梦家学术论文集》（未刊）。此外，于流散西洋各处的青铜器极费心力，编有《海外中国铜器图录》第一集、《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亦属不可无的基础性工作。

总而观之，陈氏的研究范围贯通秦汉以前，而以出土文献为中心，始治甲骨（殷），复治铜器（周），再治简牍（汉），于此近世三大古典遗物，各成就第一流的专著，诚不易得。据说他“不但以一种专家自居，而以种种专家自居”，包括“文字学、金石学、古器物学、历史事实考证、地理考证”等等，或非空穴来风乎？以其治学费时少而成果多，效率甚高，故拟为地速星。而论其学风，则闻见广博，论述系统，善作综合，是其所长；然因涉猎极广，考订或有粗疏，亦不精于文字考释，是其所短。按：陈氏1957年中箭落马，与向达、雷海宗、荣孟源合称史学界四大右派。当日唐兰撰《剥去右派分子陈梦家所谓“学者”的画皮》，肆意作人身攻击；后辈李学勤亦撰《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藉学术讨论作政治批判；然二氏皆斯学专家，就学术论学术，亦不无言中之处。

1966年文化革命猝起，陈氏被批斗，并禁锢于工作所在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后人描述其结局有云：“他用西方式自杀未成，十天后，终于用东方最古老最原始的方式结束了生命。”盖始服安眠药，因药量不足而未死，其后终上吊自绝于世。得年仅五十五岁，犹是今日所谓中年学者而已。陈氏业余雅好收藏，所藏有漆器、版画、竹刻，尤以明代家具最多最精。

诗曰：博古声名又上虞，可怜革命是穷途。雪堂遗稿分明在，留与人间好辩诬。

Artvine

盖始服安眠药，因药量不足而未死，其后终上吊自绝于世。

对此原因怀疑。他的乾女儿是我的乾姐。
原书由曾毅公(石刻研究家)所藏。

霜叶红

Artvine斑竹好！

您去问问您的“乾姐”疑惑不就解了？

Artvine

http://wangf.net/data/articles/b00/247.html

173waizhuan

甲骨文 文化很深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