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之无法承受之重

梦的轻波

文/月满拦江
来源：左岸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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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没什么事干，吵架吵累了，就信口开河吧。
　　以你为首，默念启迪我的一代英灵。

　　无法承受的文化漂泊

　　无可避免地，要提下赤子诗人海子，之所以提他，是因为他是第一个由反文化向泛文化转变的诗人，他对西方的“大师”们的膜拜已经影响了整整一大批诗人。像但丁一样地写作是海子的诗歌理想。海子在《诗学：一份提纲：辩解》中说道：“我写长诗是迫不得已，出于某种巨大的元素对我的召唤，也是因为我有太多的话要说。这些元素和伟大材料的东西总会涨破我的诗歌外壳。”《太阳》是海子试验意象语言的处女地，海子知道，如果做“一个诗人，你必须热爱人类的秘密”，但是《太阳》却让人们生命追寻的激情浮于表情，他要建立的是一种有如但丁长诗、荷马史诗一样的宏大的东西，用西文的精神语言重创东方诗歌的元神，元素般的语言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令海子感到惊讶的是，并不是由于这种语言由他开始，而是由于他认为自己的理想语言无论如何已经在但丁、荷马、荷尔德林等人的诗句中存在已久，无论如何尽力地实验，他始终无法企及。

　　对于诗者，我认为，他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是个知识分子，一个思想者，一个探索者，最后才是一个诗人，一个幻想的诗人。

　　“最终的艺术标准，应该说是致力于复杂的想象在经验结构上的精确和平衡”，北京帮大佬臧棣的话可以明了，经验结构，准确地说知识分子的经验结构是高悬于诗歌的想象力之上的，而知识分子的经验结构则来自于西方的社会理性精神，即西方的良知和道德，而90年代的诗人们的确是将写作由纸上谈兵的经验转向现实的道德承担。

　　沧桑诗人江河的诗《纸上的秋天》如此描写：“秋天和月亮来到纸上。/老去的人们相见如初，重新迷恋日出时的理想，/日落时散步，叹息天空的深邃。”句子中，沉浸出从纸上走出来的生命的沉静与秋天那种冷冷的静，苍苍的白，是一种成熟的冷静和苍白。
　　江河的诗句已经走进回忆，青春的岁月就如太阳一样升起和落下，月亮，冷冷的月亮，把我逼进死亡陷入生命的轮回中，走到如月亮般苍白的生命，如何再现浴火重生的希望？从太阳走进月亮，从升起走到落下，从夏季走到冬季，从肉体走到灵魂，从情绪走到情绪，诗人从生命走来，是对人生的领悟。生命在时间中游走，走进秋天的生命依赖时间无数次的回望和面对死亡的高贵。
　　江河就如一个久历沧桑的老者，生命的轮回中只剩下回光返照的力度。现在的一切均已走向结束，连秋天都已经在结束。人们渐渐老去，一切美丽如风而逝，秋风书写的情绪慢慢地飘向“一个难以反复的下午”，通向“多年前”。
　　多年前，是江河生命之诗全部的时间意识——“许多年前的一串钥匙在阳光中晃动。/我拾起了它，但不知它后面的手/隐匿在何处。星期六之前所有的日子/都上了锁。我不知道该打开哪一把。”过去的时光纷纭，诗人并非想打开一个日子，而是要在时光的流失中捕捉一种美，一种秋风过后的情绪，一种生命的感悟。

　　北京帮的大头领王家新也是，从“朦胧诗”的写作到“后朦胧诗”的追求，再到词语的写作，从湖北漂到北京，飘到欧洲美国，最后再漂回北京，生活和写作经历颇能代表了80年代期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双重流亡及苦闷。寻找精神的家园，文化与精神双重意义上的，让王家新在90年代的诗歌中充满了疑问和痛苦，他不断的质询，“祖国”、“母亲”、“母语”，他是如此地渴望进入，但是时代与语言上的荒诞与诗人开了一个玩笑。
　　“总是奔波、滞留，无助而又无望；总是来到终点后却发现它只不过是个起点；总是在词中上路，又总是永无归宿；总是在本土与异乡之间，在个人与时代之间，甚至在生与死之间来回移动；总是在升起的诗歌陡坡前停下…”其实现在远远不是郁达夫之沉沦后的无奈，当代知识分子在文化反省之后忧惧其文化身份的消失，丧钟为谁而鸣？有什么事情比我们失去最后的精神家园而更加可怕？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我们的文化精神联想就已经没于荒草，在一个古典和诗情不是非常先锋的语言场，诗人们是否都在拒绝它？
　　这就是我们赖以自豪的母语，处于西方话语的边缘，5000年历史后的无书写历史，诗人王家新们的石头放于何地？

　　谢冕说过，“我震惊于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快地把话题转向死亡。回溯十多年前，新诗的潮水向我们涌来，那悲愤而抗议的声音何等激越而充满生机。我们因希望而痛苦，同时，我们因抗议死亡而把握今天。”
　　“我们被告知肉体的死亡是预先的。/一个每天都在死去的人，还剩下什么/能够真正去死？死从来都是一种高傲，/正如我们无力抵达的老年。”
　　精神的死亡超越了我们的肉体，词语中的灵魂业已漂泊他乡，惟一的选择就是转变。但是西川、王家新等人在90年代意识到的转变非寻找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的融合，而是寻找西方文化更加深处的精神移植，这种文化就是关怀现实，当“民间写作”把“知识分子”写作冠以“后殖民主义写作”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警惕新的意识形态会左右我们的写作精神？

　　非非社的另类

　　提示人类生存的秘密，不可否认，是所有诗人们的理想。
　　当韩东说到“诗到语言为止”，当于坚们成立“非非社”时，是想挣脱旧传统的束缚，建立新传统，韩东，朱文于1998年发表的《断裂》宣言中说，以对异已文化的拒斥姿态表达自我的文化主张。于坚在其长诗《0档案》中对“文革”的话语权系消解的方式在“非文化”派的诗歌写作中始终具有积极的向上意义。
　　非非社成员们将自己的情感完全置于文字之外。于坚把自己的诗歌情感转向布局谋篇，场面描写转化，在《0档案》发表后，于坚始终坚称“怀疑它不是诗”，其怀疑的态度表明对创作方法开始产生疑问。
　　词的堆砌首先就是对诗歌的破坏，在同一个意义下，无数个符合的词语可以无节制地随意地加入，特别像《0档案》这样标签过多的情况下。我认为，这种创作实是抹杀了诗人创造痕迹，平面化，缺少节奏感的诗歌，实际上给平庸的诗歌提供了创作陷阱。
　　从《事件》开始，于坚一直在做还原语言的工作，他将词语的形态表述为戏剧式的独特状态，那句著名的“诗到语言为止”就是反映了这么一种创作心理。《0档案》提供了另类的创作舞台，是思想上的零，是情感上的零，是文化上的零。

　　于坚认为“下个世纪开始的中国伟大的文明复兴，它的眼光是朝向过去的。因为我们已经领教过未来。我相信，惟有诗歌，能够引领我们复兴”，他领教的未来在这里无疑是西方的文化精神，任何一个富有生命力的东西，不仅包括文化上的，它都应该是朝向未来的，过去的历史沉淀则是它源源不断的给养。

　　中国的新诗很像是一条断流的大河，昨天的汹涌澎湃已经一去不返，更加可悲的是这是人工的断流。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前，我们在创造新诗的同时，抛弃了中华传统诗歌的血脉，使得新诗和古典诗歌成为不共戴天的仇人。断流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就难怪今天的诗人们对于古典诗词的记忆越加失忆，没有昨天记忆的今天诗歌只能说是贫乏的。
　　“非非社”的另类就在于此，新的写作一旦打破旧的写作轶序，就会以一种声势浩大的姿态标新立异，韩东、于坚、伊沙们一开始就以“非文化”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从叙述的单一性、精确的技艺角度来看，“民间写作”更加接近“知识分子写作”，他们最初的文化策略很明显是成功的，他们拒绝深度，拒绝意象、拒绝中国传统诗歌的表象和印记，这是他们反对意识形态话语的策略。他们认为诗歌止于身体，只有行为才是真正的意识存在，“行动”、“事件”是他们让生命走向纯粹自我的一种方式，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于坚的《尚义街六号》、《事件》等诗都是告诉你这样一种哲理，生命因为凡俗，所以才是真实的。

　　语言苦苦追寻

　　现代诗歌，我大学的老师曾给我讲过，它用新的书写语言尝试创立“人的文学”，诗人们为了确立“自由”、“民主”、“平等”等西方人文精神，从文化的根基语言开始进行革命。而现代诗白话般的语言，是对传统诗歌审美要求的一次反叛，我想说，与其说诗歌中众多白话式的叙事语言是对其他文学语言特点的吸收，不如说是诗人对白话式诗歌语言运用能力的证明。于是，我们小说中的讲事功能，戏剧中的场面描写情形，在诗人们的努力之下，均有其上佳水准的代表作，如冯至的《吹萧人》，再如穆旦的流光溢彩场景等。

　　闻一多曾批评现代诗缺乏韵味，认为“尝谓新体诗——白话诗——之所不及旧诗处，此为大端。”闻推崇律诗，认为律诗尚直觉而轻经验，“此律诗之所以表吾中华民族”。当然，我承认，闻所推崇的诗歌之“建筑美”、“音乐美”都是正确的，它们是诗歌的外在表象，句子长短、音律、千锤百炼的语言的过程。

　　我相信，语言从生命的经验性上升为直觉性，是生命的个人化情感贯穿其中，它在民族文化理想中的一个高度的升华，当生命的经验，心灵的悸动在习惯性的文化经验中感到新鲜、陌生的时候，语言的生命之光便全显现出崭新的文化境界，正是这样的境界才值得一代又一代诗人们为中华古老文化注入一次又一次的新的活力的前提，也正是这样，才令个人诗歌写作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中产生积极向上的意义。

　　牛汉就如一头怒马，不断向前，不断狂奔，用旺盛的生命力来改变自己的诗风，他以一系列的代表物征：枫树、华南虎、鹰、蚯蚓、羽毛等等，虽然这些东西都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但他自己并不甘心生命、诗歌在同一个平面往复，他开始了《梦游》诗的写作。因为，当生命有了可贵的怀疑精神和发现自我灵魂的救赎，是焕发他生命新力量的源泉，其诗《空旷的远方》渴望以一种心灵的旷远境界来达到人生的一个个新的境界。它已经不仅仅是牛汉以往诗中情感的震荡了，“生命的河流在峡谷转弯处和深深的断层处形成了一条适于思索的回流”，这是一种沉默不语的思索，这是一种心灵深处的静听，诗人要听清生命内部的歌声。

　　惠特曼一生向自己的海崖奔走着，距离最远又最近，当他“经受了比从大海登上岩岸千万倍的艰难”之后，他“走向不远的岸和海的接合点”，空旷就在于自身的空灵，眼睛寻找的则是世界最美丽最遥远的尽头，最近处的心灵反而把生命引向最远处的地界，这是一个可以进入的不断延伸的梦幻。而空旷的梦幻让牛汉“人与诗几乎最后仆倒在这个可望不可及的梦境里”，心灵世界永远有新长出来的草地，无人涉足过的大海，反而是诗人们长变长新的心海。

　　探索的空间

　　在这里，有必要重提五四精神，五四运动，让中国人突然面对国力比自己强大的西方的时候，必然产生一种文化的自弃，以一种决绝的姿态毅然舍弃了自己的语言文化，但是我认为，这种“舶来”语要有一种适应本土的过程，新诗的写作虽然是用现代汉语来写，但它不能背离我们民族的审美习惯的，当许多诗人发现语言出现贫乏的时候，同时也陷入了文化的窘境。当然，照猫画虎不仅不能够抵制西方的影响，反而会使我们落入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中去，固步自封，则是违背了五四精神。
　　新诗的写作中，诗人最痛苦的就是诗歌的文化地位。

　　在这儿，诗人任洪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他的诗歌写作是和诗歌思考联系在一起的，他探讨文化的合一性，东方—西方，生命—语言之间的关系，为汉语的不断更新提供了一个思考的空间。他和“后朦胧诗”人们的不同，他不宣称自己进入中年时代，任认为他的诗歌写作是一种“曹雪芹式的运动”，是诗歌的一次次青春的焕发，他认为人在语言中，“语言的运动，在西方理性和逻辑后面，也在东方不立文字、无言的后面，语言运动的轨迹呈现出生命的疆界。”
　　“……词语的曹雪芹运动……/吃尽了胭脂，还是一方方黑色的字/回到石头　　补满天空/天空破了/银河外的星　　　那些石头的文字/越飞越远　　飞成/绯色的空间/红移”，令人十分地震撼，他打破了宇宙空间的断裂和膨胀，词语的空间，产生了永恒的破裂与重补，宇宙和词语是同样生长着的生命状态。

　　用自己的肉身激活古汉语是任为当代诗歌写作提供的一种可能，“生命语言”是其的诗歌体系，他的诗是这一体系最好的预言。生命和语言在互设中存在，相互推动向前，这是他写作的基本核心。语言运动的最终结局是缤纷灿烂的生命，语言方式则印证了人的生命方式，但是，语言并不是非常僵化的，一个新的主语诞生就会将语言重新改写一次，语言和生命的常变常新是真正的运动，任的诗歌写作是寻找文化自救的方式，他认为，只有主体生命的强大，才能实现东西方语言文化的双重超越。
　　诗人注意的是内在的现实，注意意识，注意内省和沉思，所以在诗人的诗句中不泛具有深邃哲理的，类似箴言和警句的精彩诗名，如“然而身后所未被赋予的/恰恰是前方所独具的”（《远山》），“未来最亲近憧憬”（《一段路程和一种抉择》），“一如长长的流水只以流动思考世界/我们的思考也摧动这世界”（《河谷》）等。值得提出的是这样精彩的诗句，是诗人生气愤怒的表现。

　　诗歌的行为方式

　　诗歌决定了它所选择的语言使用方式也不一样。人们以诗的方式使用语言，不是为了对事实做出陈述，也不是寻求某种普遍的认知，主要是延长感知，有时甚至要把认知无限期地悬搁起来。分行的散文并不就是诗，不分行的诗也并非成不了散文，如江河的《悬棺》，廖亦武的《死城》并不分行。语言形式本身的特征看来还不是最主要的，“各种文学体裁不是不同的语言类型，而是不同的期待类型，同样的语句，在不同的文类中，可产生不同的意义。”

　　在这儿很可能要提一下断代的时代——60年代。
　　就60年代说些有意义的话，就是要对其中的仅仅四个层面做一简要的勾勒：哲学史，革命政治理论与实践，文化生产以及经济循环（基本限于美国、法国和第三世界的背景之内）。这种选择似乎不仅是要不加区别地赋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同的历史分量，而且也是要唤起那至少自斯宾格勒以来已被认为是滥用的建立同构关系出的实践幽灵——这种类比平行论（ana－logical　Parallelism）在某种程度上把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歌创作“等同”于切·格瓦拉的政治实践。
　　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像诗歌写作这样特殊且高级的现象就不能像“现实生活”那样同等生动地显现历史的潮流和趋势——也许，由于诗歌创作是在孤立和半自律的状态下进行，近似一种实验室的情状，它或者更具揭示力。不管怎么说，那些对于一个旧式有机历史的叙述是通过在远为不同的社会生活层面间建立起相似和同构关系来求得“表现性的”统一，这与本叙述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前者认为这种种层面在形式上是同一的，而我在此要加以申述的是，在那些形式的断裂（break）和其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富有意义的同构关系。于是问题的关键不是要断言60年代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而是就那基本情境（不同的层次在其间按各自内在的规律而发展）的节奏和推动力提出一个假设。（《60年代断代》作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其实，“我”的自问，已经构成了“我们”的集体思索。“我们”，既然凭借着文化人格互相吸引，那就必须进一步寻找到合适的行为方式而成为实践着、行动着的诗歌文化群落，只有这样，才能求得灵魂的安定。
　　

　　附：参考文献
　　叶维康：《中国诗学》，三联书店1994年版
　　闻一多：《闻一多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卞之琳：《人与诗：忆旧说新》，三联书店1984年版
　　任洪渊：《墨写的黄河——汉语文化诗学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诗探索》1981年第3期
　　《新文学和新文学遗产》，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2卷
　　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刊于1926年《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诗的探险》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
　　《诗与现实》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版
　　《抗战文艺》七卷一期，1941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