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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新世纪的跨文化思考 ——关于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学术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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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28 21:12: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钱 林 森    王  宁 等
来源:http://sdxk.nttc.edu.cn/sdxk/qkzx/00101.htm
【新世纪学术放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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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探讨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无疑是跨文化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课题,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更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和深层的文化内蕴。新世纪的钟声敲过不久,来自全国比较文学界的有关专家学者汇聚南京,就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多元关系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跨文化思考。与会者就以下问题达成共识,即跨入新世纪的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应该立足于世界文学与世界文化的宏观视野,展现中外文学与文化的双向交流的历程,在跨文化对话、全球一体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的大趋势中,把握中外文化碰撞与交融的精神实质。本文系根据这次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关键词]  外国作家  中国文化  文化形象  影响接受  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I 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JS07-005(2000)01-0001-06

      [收稿日期] 2000-02-28

   

梳理和总结的时机成熟,意义重大

钱  林  森

(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对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国内比较文学界的重要研究课题。值此新世纪之始,我们亟待全面回顾和总结外国作家在不同时期与中国文化交流和碰撞的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规律,进而促使我国文化在与外国文化的平等对话中,实现自己的文化现代转型,并源源不断地向世界提供可资为鉴的文化资源。回溯以往,中国比较文学界对这一课题虽然投入了不少精力,但尚未能做过持久而系统的研究。前辈学者如陈铨、梁宗岱、范存忠、方重、杨周翰、钱钟书等,生前均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研究成果。目前健在的老前辈,如季羡林、贾植芳等也多次呼吁加强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是力争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有新的开拓、新的收获。确实也已经有一批相关的研究成果面世,如乐黛云、钱林森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季羡林、王宁主编的《东学西渐》丛书、王智量主编的《俄国文学与中国》、钱林森的《法国作家与中国》、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卫茂平的《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陈建华的《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汪介之的《选择与失落——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观照》等等。这些都为我们回顾、总结和展望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提供了必要的学术积累和经验铺垫。加之随着中外文学文化交流的迅速发展,国内学者走出国门与国外同行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增多,还有新的思维观念、视野方法的突破,因而可以说,现在来全面梳理和总结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复杂关系,时机已经成熟,其意义也非常巨大。这不仅将是中国比较文学界的重大收获;也对21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也能提供理论和经验的借鉴。

      探讨这一课题时,我们要立足于世界文学与世界文化的宏观视野,展现中外文学与文化的双向交流的历程,在跨文化对话、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大趋势中,把握中外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精神实质。1我们应把外国作家如何接受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如何对外国作家产生冲击与影响,作为重要内容做深层次探讨。具体涉及到外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的受纳与评说,外国作家眼中的中国形象及其误读、误释,中国文化在外国的流布与影响,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题材与异国情调等等。2还可以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展示出中外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对相关的思想命题所进行的同步思考及其所作的不同文化观照,可以结合中外作品参照考析,互识、互证、互补,从而在深层次上探讨出中外文学与文化的各自特质。3还可以从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传播与接受着眼,勾勒出中国读者眼中的外国形象,探析中国读者借鉴外国文学与文化时,在多大程度上、何种层面上受制于本土文化的制约,及其外国文学与文化在中国文化范式中的改塑和重整。以上可以作为我们整理和总结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基本思路。

  

欧洲作家与中国文化之关系的启示

王     宁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对于历史上欧洲作家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偶然接触,比较文学研究者已经作了初步的考察,并对隐于这一表象之背后的内在深层因素予以关注。但一般说来,研究者似乎对欧洲作家以及欧洲文化和文学对中国的影响更为关注,因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例如易卜生在中国五四时代的接受及其对中国现代话剧艺术的影响、列夫·托尔斯泰与中国、《红与黑》在中国的几种译本之比较等影响研究的论文频繁出现在各种刊物上,即使是陶渊明与华兹华斯、中英浪漫主义诗学之比较这类平行研究课题也几乎从未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所忽视。而另一方面,虽时而也有学者探讨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以及欧洲作家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如罗曼·罗兰与中国和东方问题、布莱希特戏剧中的中国文化主题、卡夫卡作品中的中国文化寓意等等。但总的说来,这方面的研究依然很欠缺,留下了一大片空白,等待着我们去努力填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中国文化对欧洲作家的影响和启迪,以及中国文化精神在欧洲文学作品中的表现,不仅可以为我们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同时也可以为国际性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之转移——从狭隘的纯文学的比较研究转向广阔的跨文化语境的阐释和建构,从探讨追踪西方文学在东方的接受和影响到考察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启迪和互动关系——奠定基础。

      新世纪之初,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者任重道远。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更加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要把古老的中华文化精神发扬光大,把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介绍到世界,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正是梳理历史上西方作家与中国文化的接触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利用。此外还要通过这种互动、互相阐发式的比较研究,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并基于跨文化的语境对中国文化精神和美学精神进行发掘和建构。这样看来,探讨欧洲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为研究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独特视角

张     弘

(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  

      世纪之交来考察外国作家和中国文化的关系,有一番特殊的意义,它为研究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也为中国文化的环球化浸润提供了实际的佐证。这里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文化是一个层次丰富、维度多元的场,20世纪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过程表现出多方面的趋势,它向国外的辐射也是经过各种折射的。具体到美国作家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上,既有杜威、白璧德等人对中国自由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影响,也有斯诺、史沫特莱等人对左翼文化的推动;既有惠特曼对五四浪漫主义新文学的启迪,也有德莱塞、路易斯为三十年代写实文学树立的榜样;既有赛珍珠对中国乡村文明的描绘,也有奥尼尔对东方道家思想精髓的吸纳;既有庞德对寒山、拾得的形式上的借鉴,也有爱默生对中华民族的印象上的曲解。另外,旅居中国或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作家,以及华裔美籍作家,他们的创作中也都留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积淀。总之,位于太平洋东西海岸的两个伟大民族,注定了要在现代全球化的进程中遭遇。弄清楚这一遭遇的重大事件和主要特征,同时回顾历史与展望未来,都将证明,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化,它的繁荣与昌盛,都不可能是自我封闭的结果,相反是持续对话和不断加深相互理解的过程。

  

深刻审视中国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互融合

王  晓  平

(天津师大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众所周知,中国与周边国家有长期文化交流的历史,但是这种交流又是非平衡、非全面、非连续的流程。儒道佛虽是汉字文化圈共有的思想体系,不过溶于周边文化的儒道佛各家,经过演变,已经成为周边各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因有共同的源流而使人易见其同而忽略其异。对于溶入周边文化的中国文化,追本溯源,辨同析异,提要探玄,乃是透视周边文化、反观中国文化的一条途径。

      我们的近邻在吸纳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表现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挑战性,是令人惊异的。不论是日本民族,还是朝鲜民族、越南民族,他们对汉文化的吸纳都主要不是屈服于外部压力的结果,而是基于发展民族文化的根本欲求,因而在热衷学习中国文化的仁人之中就有许多 独特民族文化的追求者和创造者。各国历史上的文化先驱,将来自中国的文化产品,当作创造本民族文化的原料,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相化合,创造出新的文化成品,它们又不断影响后来的新文化的创造过程。就是在以中国文学为规范的汉文学领域也出现了不同于中国文化的新现象、新作风。

      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我们周边民族的许多吸纳者,不仅是热心的追随者,更是“不服气”的挑战者。把来自外国的文化行为做得比外国人更好是日本人的传统自信,平安时代《江谈抄》中记载的谴唐使吉备真备借鬼魂之助战胜嫉妒的中国人设置的难题的故事;《今昔物语集》中记述的日本留学僧道昭得到玄奘的赏识使周围的中国人相形见绌的传说都反映了东来学者“不服气”的心态。古代日本人视中国为“西土”,在文化上,向西土推进《西进》与从西土吸纳两种力量历来相互为用,此隐彼显。平安时代流传的日本诗人菅原道真、都良香、淡海三船的作品流传于中国,使中国人自愧不如的传说 是这种民族自尊心与优越感的写照。这种情感在近代变本加厉。江户时代的汉学学者太宰春台、日本学学者本居宣长、外交家雨森芳洲等都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进行犀利的批评,其论真知与曲解并存,灼见与偏见参半。直到今天研究中国文化的许多学者,仍然 以远远超越中国研究者作为自我期待乃至自我评价。遗憾的是,我们对于这些来自近邻的挑战还知之甚少。

      误识有时隐于常识,视觉的盲区即近在咫尺。在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对周边文化的研究反而显得浮泛。从各种意义上说,溶于周边文化的中国文化,也不失为一种“他山之石”。未来世界千变万化,但我们与周边民族在经济竞争中你追赶我赶,在文化竞赛中拉前错后的格局在较长的时间内不会改变,因而更需要认识近邻,了解对手,并以此加深对本国文化的认识。

  

东方是文学文化交流的沃土

孟  昭  毅

(天津师大中文系主任,教授)  

      东方是广袤神奇的天地,植根其上的文学与文化以璀璨辉煌的光焰照亮了人类文明史上的漫漫长夜。至今仍以顽强的生命力和持久不衰的魅力,使人类精神生活得以丰富和完善。多年以来,西方学者对东方的研究已由最初的印度学、中国学(汉学)、日本学、伊朗学等分散独立的研究,形成一门综合、专门研究东方的学科——东方学。一批批学者怀着强烈的开拓欲望,伸出渴望获得新营养、新知识、新技巧的触角,突破自身文学文化形成的封闭之网,殚精竭虑地想破译“东方”这个司芬克斯之谜。他们企图从东方的文学文化中领悟一种更深的哲理,更精醇的人生态度,以及对文学文化本质的更符合人性的理解。同时他们也将西方的人文主义、世界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化与哲学思潮播扬到东方。东方文学文化成了西方学者的又一片新大陆和处女地。

      东方各国之间的文学文化交流激活了自身文学与文化发展的生命力。这种交流表现出这样的规律,即东方各国原来具有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文学文化,在保持既成传统的基础上,接受了外来影响,或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文化圈等三大文化体系内各自交流;或跨文化体系进行交流,如中印、中伊、中国阿拉伯等之间的文学文化交流,并逐渐形成一个以本民族文学文化为主,以外来文学文化为补充的文学或文化的混合体。而一旦生成这样一种新的文学或文化之后,再次的传播、影响、继承、接受、再生即已开始。在这种不断的继承过程中,东方各国的文学或文化会有超越前人的发展。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进行文学文化交流的研究都不能搞西方中心主义,但也不能搞东方中心主义,而是在提倡文学文化多元化的前提下强化各民族文学、文化的认同意识与趋同倾向。

  

弘扬各民族文化,促进双向交流

卫  茂  平

(上海外国语大学西方语学院副院长,德语系主任,教授,博导)  

      1968年的巴黎,当萨特站在大学生游行队伍前头带领人们示威游行时,戴高乐说了这么一句话:“像伏尔泰那样的人是不能抓的。”他影射的是1753年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大帝逮捕伏尔泰的事,原因是伏尔泰借了他的书没还就想离开德国。讲这段轶事是想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以及明智的政治家对文化的重视。在世纪之初,新千年之始,在经济化浪潮席卷中国文化界的今天,我们来梳理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意义尤甚。这是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一种反拨。因为这个课题的宗旨是要发扬光大各民族独特的文化,以及这种独特文化在相互交流和接触中闪现的耀眼火花、灿烂景象。中外文学关系的发端由来已久,但其中不少内容尚未为人耳熟能详。就德语文学来讲,二战以来有四位德语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但我们是否知道,其中两位的主要获奖作品与中国有关?至于中国文化如何被他们接受、消化,那就更是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大题目了。我们要让这些丰富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实得到科学的开拓与发扬、评价与分析,不仅在学术研究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做到雅俗共赏,能为广大读者接受,这于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本身的文化事业,无疑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探寻中俄文学文化双向交往的轨迹

陈  建  华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  

      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因素使然,中俄文化之间曾经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用贾植芳先生的话来说,这种联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19世纪俄国文学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涌现出一大批卓越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实绩使俄国文学很快跻身于世界文学的前列。在这些作家中有不少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产生过浓厚的兴趣。例如,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的普希金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超过他的同时代人,他拥有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多达八十二种,他对中国的兴趣也可以从他的创作中见到。诗体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中,诗人将主人公奥涅金所受的教育与“中国的圣人孔夫子”的教育思想联系起来。冈察洛夫访问过中国,谴责过入侵中国的英人的骄横跋扈,还赞扬上海的美丽,称赞中国人的美德。其他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谢甫琴科、契诃夫等作家都在自己的文章或书信中多次谈到中国,对中国人民表示过友好的感情。

      当然,就精神上的联系而言,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众多俄国作家中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是对于以孔子、老子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哲学,托尔斯泰有着浓厚兴趣。他通过英、法、德等国的文字阅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专著和论文多达32种,还撰写和编辑过近10种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著作和文章。确实,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道、无为、仁爱、克己、兼爱等学说曾激起列夫·托尔斯泰强烈的思想共鸣,他试图从中寻找生活的真理。

     如果说18世纪和19世纪的中俄文学关系主要表现为俄国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接受的话,那么,20世纪则是俄国文学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和中国文学的时期。从清末民初开始,俄国文学在中国文学打破封闭格局,寻找与时代契合点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这些印记有的经过历史风雨的冲刷,已不甚清晰;有的经变形、同化,已成为中国文学本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世纪之交,探寻中俄双方文化交往的轨迹,了解异质文化间相融汇或相碰撞的途径,应该是不无裨益的,它可以为中俄社会的发展进程提供独特的侧影,为新世纪的中俄文化交流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观照

汪  介  之

(南京师大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中俄两国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经济政治状况等方面的相似或相近处,彼此之间的文化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且呈现出一些突出的特点。首先是由于两国文学在整个社会文化、社会精神生活中的特殊位置与作用,彼此之间的文化影响首先是,也主要是通过文学来实现的。一系列重要的俄罗斯作家不仅影响了中国文学(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文学)的进程,也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进程。中国文化也影响了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俄国大作家、大思想家。其次是由于20世纪中俄(苏)两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中俄两国作家的同步思考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如思想启蒙、民族救亡、社会批判、国民性批判等主题,是中俄两国文学共同关心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文学总体进程的相似性。另外,俄罗斯文学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影响是复杂的,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仅就文学理论、文艺政策、文学创作而言,这种负面影响就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有很多现象值得深思。例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曾影响了不止一代中国读者,到八、九十年代却受到新一代读者的排斥;50年代末,中国评论家在没有读过《日瓦戈医生》的情况下,就撰文批判该书,到80年代以后,这部小说又受到中国读书界几乎一致的好评。这些现象都是我们应当深入思索的。

      两国文化的交流向来是一种双向的运动,而不是一方的主动“入侵”和另一方的被动接受。在中外文化和文学的交流中,首先必须有作为“影响源”的外来文化与文学的存在,同时也要有中国文化和文学自身的摄取意识。中俄两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民族文化心理素质,以及文学在社会形态中的地位与作用等方面的相似性,还有20世纪初期两大民族探索社会改造之路的共同需求,决定了作为影响源、“放送者”的俄罗斯文学和作为接受者的中国文学的“期待水平”(期待视野)最为吻合。也就是说,俄罗斯文学,特别是19世纪以来的文学,具备了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影响的客观条件。在接受者这一方,历史文化传统方面的、深刻的、隐形的摄取动因,现实需要方面的直接的、显而易见的接纳愿望,彼此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着重接受俄罗斯文学的主观条件,决定了现代中国作家把摄取目光注向俄罗斯文学的内在必然性。

      当然,选择首先是接受者对客体的主观选择。选择本身隐含了失落的一面,接受的同时就有排拒的可能。那种过于主观、求同的选择,必然会带来许多“被忽视和被遗落的”因素。俄罗斯文学处于东方和西方之间,天然地兼具东、西方的二元色彩,其中的“宗教观念”、“忏悔意识”、“思辩色彩”是俄罗斯文学中对于中国的异己的一面,俄罗斯对理性与信仰的双重指认,对终极的关怀,皆在被排拒之列,这就使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显得片面、单一,进而妨碍了我们对一个民族文学的最有益的吸收和最清明的洞察。因此,我们应该分析中国作出这种选择的历史文化根源,以及这一选择给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所造成的结果,还要挖掘俄罗斯文学被中国文化语境地所排拒的“另一面”,还其本来面目。

  

研究文化误读问题必须注意特定的历史语境

冒     键

(南京大学中文系高访学者)  

      研究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必须注意特定的历史语境,那就是近二百年来美国对中国的妖魔化倾向。19世纪初中期,中国国势衰弱,民不聊生,许多人被逼远走异邦,而美国处于资本主义急速发展时期,迫切需要大批廉价劳动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批华人来到美国,在种族歧视的淫威下成为“苦力”,淘金、筑路、垦荒……什么都得干,但很快他们就使美国人面对一个令他们感到震惊的问题:中国移民迅猛增长,并在铁路建设、矿山、园艺和渔业市场的地位日见显著,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抢夺欧洲移民收入的威胁越来越大。这已不仅仅是个文化冲突的问题,而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了。资本家煽动白人的种族歧视情绪,将劳资矛盾转嫁到华工头上。美国政府还制订法律,规定华人不得入美国籍,华人在法庭无权申诉,甚至连儿童也产生对华人的歧视心理,有的地区流氓们肆意攻击和杀害中国人,中国移民被指责为“黄祸”,连当时的美国总统都说中国移民是“异己”的民族。因此1880年至1904年间所制订的一系列法规与国会方案中,就有排斥中国人的有关法令。在这样一个疯狂排华的时代,关于中国人的故事几乎都成了美国人粗暴的偏执态度的产物,直到今日还象挥之不去的幽灵在美国本土徘徊。因此,如果不了解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我们就无法理解美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关于外国作家眼中的中国形象问题

葛  桂  录

(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副教授)  

      外国作家眼中的中国形象问题,是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课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年来,有关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在国外,特别是在欧陆发展迅速,成就令人瞩目。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界也开始予以重视。这是一片有待开垦的沃土,因为无论是中国文学的异国形象,还是异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国内学者目前尚很少有人广泛涉及。

     “外国作家眼中的中国形象”关注的是异国形象问题。而从特定文化视野中看异国形象,所涉及的是一种文化上的互识现象,即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体察和认知,它离不开异质文化交流这个基本前提。回顾一下外国文化视野内中国形象镜像变形和意义重构的轨迹,有助于我们考察关于中国形象的误读问题。其因素纷繁复杂,涉及到诸如文化背景、思维习惯、社会需求、文化成见、各派观念、个人好恶以及材料来源等多种情况。我们可以把这些因素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

      首先,外国按照自身社会演变和发展需要来认识评价中国文化,构成对中国形象的误读。所以,外国出现的一系列对中国形象的不同看法,无论是神秘传奇的、赞美钦佩的,还是批评否定的、滑稽可笑的、嘲讽指责的,都反映了外国(主要是欧洲)社会自身在不同时期发生的种种变化,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种种需求。其次,文化互识离不开文化交流传输媒介的帮助,构成外国人对中国形象误读的因素之一,也就与中国文化信息的传播者因其客观条件和主体需要,而造成报道与著述方面的某些误差有关。再次,出于构架自己思想理论体系的需要,对中国文化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把中国作为正面或反面的例证,主观上任意取舍,导致中国文化形象本来面目的模糊和变形。人们对任何一种文化的选择、认识和解释,常常同时又是自己观念和立场的展示。外国人从不同时代的思想背景、理论氛围出发,审察他们感兴趣的一切,也把中国文化纳入他们的视域和视角,并用自己的方式重视中国的形象。总之,我们只有把对中国形象的误读放在外国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背景中,找出影响各种不同解释性的多种因素,才能作出相近文化层面上的辩证分析。

      外国作家对中国的认识也好比一面历史的镜子。照一照这面西洋镜,从中领略生活于中国本土意识之外的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了解我们在外国的形象变迁史,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反省和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在现代化建设和国际交往中,增强自我意识,更好地进行自我定位。

      因此,研究“他者”,其目的正是为了最终更好地理解自己。外国作家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我们自身相异的“他者”。同样,借助于“外国作家眼中的中国形象”,也可以总结历代外国作家的中国观及其文化底蕴,以及创作心态、创作个性等内容,进而深化对外国作家作品的认识理解。另外,这一课题对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和文艺创作,都有启迪意义。        (葛桂录整理)  

                              
Transcultural Thinking in the New Century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Writers and Chinese Culture

By Qian Linsen and Wang Ning etc.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of the mu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writers and Chinese culture is undoubtedly a study ques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under transcultural context.Shortly after the sounding of new century’s bell,the experts and scholar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gathered in Nanjing,they made a deep transcultural reflection on pl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writers and Chinese culture.This paper was written according to speeches at the conference,mainly involving in content such as sorting out and summing up the basic thought and important mean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writers and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foreign writers   Chinese culture       influence and acceptance   cultural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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