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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陆兴华
来源：新青年>>中国学术城>>当代思潮
2002-04-02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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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罗宾逊公司推出的《上海宝贝》英文版终于打折到一个三明治的价了，我像老练的股民般地想在这一真实价上下手－－原价也是同类产品的本地价的三分之一，可能因为这是来自第三世界的文学产品，该如中国产玩具和服装一样被低卖。
读西文的《上海宝贝》实在很有意思：那是在欧洲背景下读卫慧想照欧洲先锋作家套路写的关于一个上海女青年与一些欧洲青年人的情爱/性爱关系被欧洲人翻译过来的作品。第一印象是，《上》回到了它应该呆的地方，它终于沐浴在作者向往的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被允许的四大境域，或者说来到了它不该来的地方，因为它遇到了先锋文学原产地的残酷的竞争和覆盖。
书中那么多对西方先锋或另类作家的引用又被从中文被译回西文。翻译者Bruce Humes兄在将这一最新版上海洋泾浜往殖民地母国搬时，心头一定别有一番滋味，因为原作者对西方"另类"作家的混身模仿几乎使《上》的西文翻译成了多此一举。因为翻译之前你几乎也已无法断定它是汉语作品。某种程度上说，《上》里没什么东西可回译给西方的，就像其女主人公裙子底下其实也没什么她自己所声称、所倚恃的风景可展览给我们庸俗的中国男人、猎奇的外国男人一样。（纯就语言上讲，在现代文学里，张爱玲和钱钟书的文本也有类似性质，不象老舍和沈从文的文本那样有一种没法穿透的实心的质（巴尔特所说的文本之opacité）。前者的句法和语义场是欧质的，用西文去译它，只觉得水滑，架不住。张和钱的语言好象是一种为中国读者特制的西式结构）。《上》虽用汉语写成，可是其语言和意象的骨架早已是西式的。你不得不承认《上》的很大一部分是西方先锋作家们先已为它写好的，是在上海重新组装的，或者说作者对她个人生存状况的体验或想象是寄生在这些西方作家或艺术明星的某些骇俗的句子上的，或者说是用西方先锋作家的作品因素勾兑出来的。将一个西方文化作秀者的一句话当作"已知"，用一个上海另类女的本地想象来"求解"它。抽掉那些西方先锋同志们的话，《上》就有点象我们在去北京的火车上啃的德州扒鸡了，酥得是过头了。从策略上讲，卫慧的至少这个作品不应该被押回她的写作所要炫耀的语言和文化的西式原基上，它在上海的那莫须有的全球本地化洋泾浜里，在那只有文化精英们才认为有、比宾馆还昂贵、啤酒比茅台还卖得贵的所谓"酒吧文化"里，才有作者所想象的深刻和喝采在。
又比如书名，如将卫慧的洋泾浜汉语译成普通话就成了《上海心肝儿》、《我的上海肉肉》（在上海的小鬼佬们大概一定还会加上"我的"两字）、《我的上海丢丢儿》……卫慧自定的英文名好象也应为《Shanghai Babe》，而不是《Shanghai Baby》，才能出她要的那种意思。再看看封面，用的是原版里就有的作者本人的艺妓照－－它在国内出版时就先已将自己包装成西方男人的stereotpes里的中国女人应该是的样子了，像旅游点里兜售的迎合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的纪念品。西方出版商出于经济利益要这么歪曲也还成一个理由，现在是，作者本人、上海的文学批发商们自己就是主动这么迎合、包装了。这种硬要往自己身上殖民的心态，这种妈妈桑心态，多么直露地象征出这个自认为很开放的城市的一些文化精英们对于西方文化的服贴、献媚和垂涎。
从这些对西方先锋作家－－其实照巴尔特看来，杜拉斯、巴勒斯之类都应算作"后锋作家"，因为否则布列东、金斯伯格的位置哪里放？而且先锋派或另类作家也好像需要自己的传统才能反叛和激进得起来，后锋这才能怪前锋不够先锋？－－的引文的位置看，它们该是对每章节的画龙点睛，作者想让小说中的人物在上海的混杂着西方民工和等待被交换的白领女的高级第三产业中去实验或演示某些西方作家的这些话的意境。是西方先锋作家们教会了她如何去感觉她的生活，她又回头来教我们读者如何去感觉她的生活。这样一个中国先锋作家的全部作用就是让我们读者感到自己的生活真不是生活：你们的生活，这是什么生活？你知道什么叫十里洋场，什么叫租界，那曾经的阔，那洋人对上海的沉迷么？那是比纽约还纽约，比巴黎还巴黎的。你领教过今日上海的开放女么？你体会过像我这么对性交挑三拣四，都懒得撩一下裙子么？外国男人拼命不自重地往我床里钻，他的事，你教我怎么办？你吸过毒吗？没吸过？那就没资格对我的作品说三道四了！作者随便挤出一点她的生活，就想让我们相信这是她的生活，要让我们来叹服－－中国当代作家很多都有这样一份苦处：他们在作品的序言和创作谈里一定要我们相信他们写的是他们个人亲在里真实感觉到的，对情节比对自己的真生活还动情，写作时都忘了在此世还有一份生活在等着他们去继续，情节里是他们的真生活了，好像这样说能给作品增添什么似的。毛泽东号召大伙儿要写文学都得去体验生活，于是谢晋拍女囚真的要吃睡在女子监狱，最终被迷得想用说教的温情去感化女犯，忘了自己拍电影的初衷是商业炒作来挣钱；九丹得真的到新加坡去体验被东南亚男人包住的滋味，才能写作为妇女解放呐喊的惊世之作；卫慧是用手指头点着自己或可可，这就是我呀，你看我在跟这么多男…….怎么爱怎么操我还能不权威？
好了，这样一本书终于被翻译到了每一个文化细胞里都饱蘸着资本的冲动，可以自由吸毒，只要你不累得慌搞多少男人都没人理睬－－性交多，加速的交换中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多，被抽税、受剥削也就多，也就更是资本主义的好孩子－－，每一个报刊亭都有一个角落向男人廉价售卖黄料的颓废文化里了，总算可以出一口对它的扼杀的恶气了。西方读者也终于有幸象查看世界最新环境污染之报告那样，能知道上海是不是终于也像孟马、曼谷、达卡一样染上西方的糜烂，是否已有能力酷一下西方人想酷却酷不出来的东西了。这本译自中国的"国际畅销书"（没有发行，在印刷前就在封面里自称国际畅销，跨国文化资本也就这点水平？）小说第一次被摆放在如此促销的位置，被国际金融资本冲到了全球文化经济的小浪尖。我们也终于有机会比较上海新潮猛女与欧洲先锋土著们谁更玩得起，谁更颓废、嬉皮、更要死要活了。
可在一切的作秀后面，我们仍看到了一个江南女子的小聪明、势利与刻薄，没有颓废、甚至没有沉沦。扉页上不忘献词给她那伟大的复旦大学，用高等教育来担保她的圣洁－－虽然多数读者都会同意受过教育和写文学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可可需要进出的场合和所要消费的东西，看来也得有月薪八千以上的人不吃不喝才可办到，而上海的白领们要攀到此等收入，都得弄个MBA卖命去，且有了这个钱了又都会没功夫花它，得请可可们替他们去花了－－所以她们也在劳动：在进行欲望劳动、交换劳动。这样的经济关系安排里，一个不用上班（或者说不用付出常规劳动）就能享受这一切，而对这用资本和劳动换来的一切又不屑一顾，她的痛苦是一种什么痛苦了？这样一种痛苦说给连买她这本书翻都要心疼得痛苦的人听，会给他造成什么新的痛苦？而这也就是她能势利刻薄与颓废的资本。一个上海小女子为跨国资本的加速流动而贡献的点滴欲望劳动，她所处的精液、汗液、唾液之间的交换关系，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必须被放到马克思所要分析的这些液与风雨、大地的交换关系中的人的劳动中来分析的。换句话说，她的欲望劳动和民工们的流离与被盘剥，与本人这样的吃饱了粉笔灰还养不活一家人的劳动，都受制于同一种生产关系。幻想自己超越了这种关系，有一种超越后的可炫耀的痛苦了，才可把小人物们的这种生产关系下的喘息当作无聊，才会肉麻当有趣－－上海作家里好象从来不缺这样的忘本者。
出奇的是，作者为了卖弄她的生活，居然与作品里的人物抢风头。一个作家可以目空一切，但就没法不尊重自己笔下的人物，如列维纳斯说，作者甚至会愿意为人物去受伤，在人物面前无限地脆弱，被其击垮。一个作家势利到看不起读者、看不起一切其他做文化的人，不把自己的同行、前辈放眼里，甚至看小或看扁自己所造的人物，这样的作家里，南就有卫慧，北就有王朔。作者总是比人物聪明，作品里总是只有一个人物成为作者的代表，围绕他的都是一些符号一样的作者调侃的对象，其存在合理性可由作者像玩木偶那样地来决定。在作品之外，明明无耻地自己包装着自己，聪明地恶炒自己，是体制的聪明伶俐的弄臣，却要装出超越者的姿态。文革的罪恶像有毒的弹片那样还残留在那么多人的身上，王朔就认为他的文革发育期里的革命浪漫主义式手淫就可充一代人的发言。当代都市生活的异化和空虚是个人应被同情的遭遇，在王朔嘴里成了被嘲笑的对象，而他的资本就是军工家庭这种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精神贵族出身，却同时能将北京菜店里大妈们天天在调侃着的那些语言书写为文字的北京话所赋予的象征权力位置。王朔什么都可成为，就是没法成为我们时代和我们的过去比如说文革的反思者。本质上，他难道与媒体里潇洒着的bug有什么两样？我们难道大家真相信他能秀得出痞子的泼洒？
王朔的作品里的男人对女人的懒得一搞，和卫慧的作品里的女人对男人的懒得一睡，如出一辙。这两个人的写作姿态让人想起社会学家舍勒讲到的人里面的两种其实是同一回事的偏类：一类患idiopathy（把世界看成我，把自己看成有两个我，庸俗的我总仰望着那个英雄的我，一切看去都是那个更高明的我的功劳，低我为那个高我喝采、忘情、出神），二类患heteropathy（想站到他者那儿转头来为自己喝采，想自杀给人看但同时仍要活着看观众的对他/她的死的现场反应）〖《同情之性质》，P.Heath英译，1973年，第18－36页〗。作家出于其天赋，经常就这样垂涎自己，甚至自己对自己上了瘾。王朔眼里，天下男人除了自己，都是象葛优王志文演的男人一样的，别人的男女之事最后都就这么凑合了，轰轰烈烈的总只有自己的爱、自己的操。这种心态的底里仍是封建男人的那种我有嫔妃三千，不知从何睡起的阴暗沉渣。这种典型的都市人势利就是把自己所处的生产关系位置、把这个时代的文化里的利比多设计视作当然，只想通过自己的出身或反叛得来的优越感，轻松地来超越既定的男女关系社会范型，漠视我们时代的政治、道德和文化对男女肉体的工业式剥削和交换。明明是男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男人同志对女人同志的阴茎专制，王朔却能把它写得是男人怕被女人诱惑，表面动情其实没真被诱惑，终于没能力被诱惑了－－酷。中国的男女事体被王朔这样的深刻作家写得太伪善了，射精前形而上个没完，这实际上是在封固中国封建男人们本已变异的欲望位置。连卫慧们终于发现与中国男人是没法惊天地惊鬼神地去爱一场了。
再说一遍，《上海宝贝》及王朔之类的另类作品，为了它自己的好，为了成全其命运，该呆在中国，它在那儿才有市场，更容易起价、更能先锋，成为上海文艺战线的排头兵。不知翻译此书的Bruce Humes兄在翻译大量的西方先锋作家的句子时，由于原文里没有引用的页码，他最终是怎样找回原作品，怎么打捞出这些句子来的？还是他只得根据卫慧的中文又回译成了英文？都怀疑译者只是将小说的文本当作一个已在一些世界媒体里引起关注的第三世界国家里的文学事件有关的信息来译的。如果他将《上》当一种语言作品来译，先不去管内容怎样，卫慧的文本和语言是太稀拉太离散了，读者根本不能用她的文本之网打捞住什么。句式中大量的直陈式、神谕式和宣叙调，那种对作者的伟大生活的直播口气，都在叫读者不要光看文本；作者在旁边一个劲地提醒：我就是这样生活的，你应从那个真的不怎么样的文本那儿移神来偷窥我。幸好作者是女的，至少可以向男读者说，我就这是这样洗澡的，我就是这样跟不同的男人作爱的；要作者是个老头老太那怎么是好。既然作者拼命在暗示不要将《上》当文本来读，它不是用来象我们所习惯的那样线性地阅读的，文字只是她那张精彩的大床的一个屏风，那么。我们就成全她，设想我们读者只是一部想浏览所谓上海原租界内新中国成立五十年后要到上海来捞足一把的国际游资润滑下的当代洋泾浜先锋文化里的中英、中美、中德青年男女们的情爱或性爱关系实况的一个专用阅读电脑，将"床－body－×液"、或麦当娜、RMB和复旦大学等等设置为超强关键词组合，来搜索一下《上》里同一页出现这三样东西的文本，来看看《上》期望自己有怎样的精质。现取一个搜索结果来分析：
251页：We lay naked in bed, listening to Suzhou ballads, watching videos and playing chess. When hungry, we cooked noodles or wonton in the kitchen. We rarely slept, and no longer read each other's eyes; it would only have added to our troubles. When semen, saliva and sweet had glued shut every pore in our bodies, w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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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4-1-29 1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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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30 02: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