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湖北卫视的《往事》：抒情还是煽情

湘里妹子

作者：刘宏
来源：yinhaiwang
200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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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次看湖北卫视的《往事》节目，很容易让我联想到英国BBC的一个品牌栏目《This is your life》，我指的是他们的节目形态。两个栏目都设立一个主人公，然后由主持人叙述主人公的辉煌经历，中间穿插有主人公多年不见的朋友，这种意想不到的重逢往往是节目的情感高潮点。

    所不同的是，BBC的这个节目选择的主人公都是名人，而《往事》选择的都是“小人物”。《往事》栏目的定位口号是：小人物，大命运。这个栏目是湖北电视台在２０００年１２月份精心策划推出的，每周日在湖北卫视的黄金时间播出。有消息说，这个栏目才播出第二期，北京有线电视台就购买了该栏目在北京全年的播放权，这是湖北电视台的自办节目第一次被外台购买。

     在特殊人物身上寻找平凡，而从平凡人物身上发现特殊，这似乎已经成为了现代媒介人的一种思维定式。不可否认，新闻媒介总是青睐大人物的，所以，写小人物总是有点费力不讨好。在这方面，好像文学比新闻要公平一些，在虚拟的文学世界里，有许多写小人物的书籍成了名著，比如，俄罗斯著名小说家契可夫写了许多小人物，鲁迅写的阿Ｑ，还有京味十足的贫嘴张大民的故事。很多人有这样一种逻辑，人们越是在生活中看不到，就越是会在文学中去幻想。这是许多人对美国好莱坞电影进行批判的一个重要理由。如果这个推理成立，那么新闻媒介描述小人物的难度就更大了。

      自从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中的《生活空间》栏目提出“讲述老百姓的故事”，这句栏目口号几乎成了一种流行术语，《往事》栏目的定位是，从平民的视角，讲述“小人物大命运”的真实故事。从《往事》各集主人公的选择来看，《当英雄已成往事》中的小英雄戴碧蓉、《宣科传奇》中的纳西古乐传人宣科、《洋教头――丁广泉》和《情系狼牙山》中的老英雄葛振林都很难说是小人物；而《赤脚医生之父――覃祥官》和《生死时速》中的司机王凌霄则属于比较典型的小人物。

      如果说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间有什么最直接的连接点，我认为是情感。所以，虽然《往事》栏目把自己定位为纯叙事谈话节目，但我更愿意把《往事》看成是一种情感类谈话节目。纯叙事谈话节目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如果这个概念成立，那么是不是还会有半叙事谈话节目？况且，叙事和谈话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概念又怎么和平共处呢？

      有趣的是，主持人司马南先生在节目中也谈到这个节目的编导告诫他，不要把《往事》做成煽情的节目。而司马南还是止不住流泪，镜头里的观众也在落泪。司马南是以反伪科学著称的，选择他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或许可以提高收视率。如果节目是反映大人物的幕后故事，我猜测上海的叶永烈是一个合适的主持人。而暴露绝对隐私的节目，主持人自然是非安顿女士莫属了，重庆卫视已经请这位《北京青年报》的知名专栏记者去主持节目了。而司马南的情况有点像打假英雄王海，都是隐头埋脸，因为怕遭暗算。而现在司马南的处境要相对好一些，许多观众开始熟悉他的形象。

     这几年，中国的情感类电视节目很走红，比如，以湖南卫视《玫瑰之约》为首的电视红娘节目，还有以湖南经济电视台（现在成立湖南广电集团后可能改名了）《真情对对碰》节目为代表的促妻谈心节目。总之，这也应该视为改革开放的一种成果，因为中国人一向被认为是比较含蓄的民族，但是如今年轻人在谈情说爱的电视节目中大胆展示自己的风采，隐私成为非常畅销的书名。

      说实话，每次我看到类似真情大复活式的电视节目，都觉得很滑稽，那感觉就如同是在看主持人做思想工作，让一对决裂的夫妻或者情侣破镜重圆，然后走过一条界限拥抱在一起。先不说这种方式是否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单就情感而言，我认为它更像是一种人为制造的商业情感，它强调的是收视率，是经过商业包装后的情感故事。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更倾向于看《往事》这样的情感节目。往事这个词汇很容易勾起人们尘封的情感记忆，比如法国名著《追忆似水流年》，又比如现在中央电台的两个晚间情感节目，一个是高洋（音译）小姐主持的《温馨夜话》，另一个是斯文小姐主持的《岁月留情》。

      如果让我来区分抒情和煽情，我想真实是最重要的标准。感情是要自然流露的，而不是靠电视主持人的诱导。在我看过的两集《往事》节目中，主人公的表现还是比较真实的。这似乎也旁证了小人物比大人物朴实，没有那么多的表演才能。比如，在《故事，铭刻在雪山》那一集中，主人公刘连满没有我们想像的登山英雄的那种豪言壮语，相反，倒显得主持人司马南过于追究英雄的失落感了，司马南反复问刘连满，当别的登山同伴都当官了，刘连满却连看门打更的工作都失掉了，心里什么感受？如果刘连满的回答是很失落，那么司马南会怎么说？这不大容易想像。现在，刘连满的回答是都去当官就没有兵了。这回答带有一点中性色彩，因为刘连满并没有完全否认失落，只不过流露出一些小人物常有的无奈。

      又比如，在《生命》那一集中，主人公是一个白血病人，按说这种题材非常容易做成煽情的节目，但是主持人司马南比较好的控制了局面，让事实说话，让真实说情，在这一集里体现得比较突出。司马南的能言善辩和反伪科学的本领似乎在这个节目里都得不到发挥，让司马南来主持这个节目大约剩下两个好处，一个是他的知名度，另一个是他也许能够淡化节目的煽情色彩。

      不妨把倪萍和司马南作个比较，在电视主持人中，央视的倪萍被许多人划入煽情派，如果让倪萍来主持《往事》这样的节目，那么她大概会比司马南更激情。在煽情方面，电视比其它媒介做得更加充分。从电视剧《渴望》开始，到各种各样的电视晚会，尤其是春节电视晚会，中国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似乎颇迷恋煽情，口号是呼唤真情，倪萍的主持风格在那时被不少人接受。到了９０年代，新闻和纪实开始盛行，煽情本身变得有些做作了。

      如今，虽然学术界和主流观点把煽情视为贬义词，但是事实上，煽情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了一种商业化的宣传手段。有许多人认为情感是一种再好不过的非卖品，作为十分特殊的商品，它有极好的卖点。

     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些矛盾，一方面，新闻报道是讲究客观的，言下之意是要排斥或者控制情感的介入；但是另一方面，媒介又在拼命寻找人情味的东西，并且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现象在西方媒介里表现尤为明显。

      不久前，我看到央视周日中午播出的《本周》节目，觉得它像是一个典型的情感类新闻报道栏目。如同人们看到湖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时会说，原来新闻也能这么做！在这种节目中，主持人和记者都不回避情感，但是不去夸大情感，而是去发现情感，用人情味把节目串联起来。

     作为一个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我一向是比较反对在新闻报道中融入情感的，换句话说，应该报道情感，但是不应该感情用事。比如，新闻采访和写作应不应该有情感色彩？这可以说是一个敏感话题。从理论上说，我们今天说的客观公正都是与理性有关，所以我对那种“情感体验式”的采访是有怀疑的。过去，有些人主张采访者和受访者在情感上要合二为一，成为一个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感人的新闻报道。这种观念明显受到文学的影响，我们常常听到有关文学的告诫，如果你写的东西连自己都感动不了，怎么能够打动别人呢？但是，新闻毕竟是要用事实说话，情感是第二位的。

     应当说，在新闻报道中使用情感手段是有些冒险的，因为它可能分化受众，一些人可能深受感动，从而忽略一些事实的因素。另一些人则有可能产生逆反心理，也会忽视一些事实的因素。

     记者毕竟是人，他们有正常的情感，要求他们保持绝对的冷静和客观，无疑是很难的。现在全球许多受众对记者的冷酷形象已经有所非议和反感，因为许多记者或者在市场经济的压力下，或者在追求真实的旗帜下，有些接近于残酷地暴露着许多人们不愿意看到的社会真相。

      今天，煽情作为一种市场手段正在越来越多被媒介拿来瞄准社会情绪，比如，四川成都某些小报的报道方式常常是公关与炒作相结合，让人有时分不清新闻策划和制造新闻之间有什么区别。

     我说这些是因为，当我看到某些非常另类的节目时，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的观念有点陈旧了？是不是新闻也可以换一种方式做？尤其是电视谈话节目还不同于普通的新闻节目，它就更有理由加强自己的情感因素。比如，《往事》这个节目名字，听上去就挺伤感的，经常让许多人联想到怀旧。所以，我写作倒是觉得，像《往事》这样的节目反而可以大张旗鼓地做感情文章，只是需要把握煽情和抒情之间的分寸。

      在这一点上，央视《实话实说》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就把握得比较好。好像很少有人担心崔永元会把节目做得太煽情，这一方面可能因为崔永元以幽默见长，不假正经，不玩深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崔永元是记者出身，懂得把握情感的分寸。所以，我们看到崔永元做的节目大多不是很理性，看上去很轻松，容易让人接受。

    如果把崔永元和司马南做个比较会是挺有意思的。司马南看上去像是反伪科学的冷面杀手，但是，他做起节目来比崔永元还容易动感情。这大约就与职业训练有关，司马南没有做记者的经验。在众多职业中，可以说新闻记者这个职业在感性和理性上是结合得比较好的。而法律上的律师比医生还要排斥情感。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央视又传来一个有趣的消息，《今日说法》节目的制片人肖晓琳又担当起新开办的节目《讲述》的总制片人，这个新节目号称贯穿一个情字，将在央视新开办的第十套节目中播出。乍看上去，《讲述》和《往事》这两个节目的名称和定位都很类似。比起《往事》栏目，《讲述》在定位上不回避情感这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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