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语言研究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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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然科学思想方法对语言学的启示

现代语言学经历了三次革命，即：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而每一次语言学革命都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自然科学思想及其方法论的影响。历史比较语言学与生物进化论不仅时代相同，而且其“基本思想、研究方法和发现过程等方面，都惊人的相似。”而２０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创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与当时物理学及心理学等诸多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紧密相关，他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从而把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明确规定为“语言”，开创了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并且将之界定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使语言研究开始走上科学化的道路。乔姆斯基则直接将语言研究延伸到自然科学的领域，以明确的形式化规则与原则来反映语言的本质。

本文拟对现代语言学发展过程进行简要的回顾，从而揭示出自然科学思想方法对语言学研究的巨大影响。

一、从生物学和地质学到历史比较语言学

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就开始了最初的语言研究，这是所谓规定性传统语法的开端。在此后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人们研究语言的方法一直是以拉丁语法为模式，以古代名家的文句为标准，并把此规则强加给其他语言，强加给当时的口语形式。

１８世纪中叶，西方机械制造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一个名叫堪布仑的机械师发明了一架说话机器，这架机器能够模仿欧洲语言里的一般元音、辅音和若干简单的词音。这是机械制造工艺与语言学的结合，可以看作使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语言的开始。到了１８世纪末，解剖学等自然科学因采用比较方法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使不少语言学家着了迷。此后，比较法很快被引入了语言学，使语言学在被禁锢两千多年后第一次冲破规定性语法的樊篱。１８０１年，伐特在《试论普遍语法》中建议创立“比较语法”或“比较语言研究”，即以普遍语言的概念为导引，“对尽可能多的语言进行比较”。１８０８年，史雷格尔在《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中号召语言学家向解剖学家学习，“正像比较解剖学已经充分阐明高等动物的自然史那样，语言内部结构的研究或比较语法将为我们认识语言的亲属关系提供崭新的眼光。”而且史雷格尔自己深受生物学的影响，他的语言阶段论与当时关于上帝造万物的认识暗相契合。洪堡特则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是“有机体”。１８５９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这是一本划时代的巨著，受语言理论家们的普遍欢迎。在拉斯克、格里姆音位研究的基础上，以施莱歇为代表的自然生物主义学派将达尔文对于物种起源的进化论应用于语言的发生学研究，创立了语言谱系分类的理论，为比较语言学的创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施氏是学哲学和生物学的，很早就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他采用生物学对植物的分类方法并结合洪堡特的理论来研究语言的历史亲属关系，并采用瑞典博物学家林耐的命名法（即双名法）。施氏把当时存在的语言按其共有特点（如词汇的一致性、符合音变规律等）分成语系、语族、语支，对每个语系语族都找出一个“母亲”，然后追溯始源语，最后得出的就是我们熟悉的印欧语系的谱系树形图。施氏深信，语言学的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不应有别，语言学应列入自然科学的行列。

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形成过程中，地质学也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这是因为在１９世纪，人们普遍认为语言和地质现象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历史与状态的联系：地质学家若不探明对象的形成和发展史，便难以认识对象的当前状态；而语言学家只有把语言的历史考察清楚，才能真正认识作为系统存在的语言状态。洪堡特谈到，“我们的地球在形成今天的海洋、山脉、河流等地貌之前曾经历一系列巨变，然而在这之后就变化甚微。与此相仿，在各种语言中也有一个完备的组织得以形成的时点，自那一刻起，语言的有机构造和固定形态就不再发生变化。一种语言的形态一旦固化，其基本语法形式就会维持原样不变。”这是关于语言与地质现象的最有名的类比之一。１９世纪中叶，地质学家利用化石确定不同地质年代的形成，进而推断地球的历史。语言学家很快便应用地质学的方法来探索语言的发展史，并最终产生了历史语言学。

地质学与语言学的联系还十分有趣地体现在语言学家身上。洪堡特的弟弟亚历山大是地质地理学家；赫尔德有一个不知名的以地质学为业的儿子；发现清摩擦音与浊摩擦音变化规律的维尔纳原本就是，并且一直是一名卓越的地质学家。

我们看到，１９世纪的语言革命就是在生物学的比较法和地质学的历史法的推动下产生的，结果便是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合称历史比较语言学。

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新语法学派”时期，他们的核心理论之一，即所谓的“类推原则”也来源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他们把“类推”应用到语言材料中，从而认为在语音演变规律中不允许有任何例外。

我们看到，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的研究方法贯穿于１９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各个发展时期。且不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历史比较法终于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在语言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可替代的。

二、科学语言学的创立

２０世纪初，索尔绪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索绪尔不仅对前人的研究有所批判继承，又同当时诸多领域的学术思潮有着广泛深刻的联系，因本文的主题所限，我们就其与自然科学的联系展开论述。（拟作另文阐述语言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

应该说，索氏的思想受哲学、经济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极大，但作为一个伟大的语言思想家，他并没有忘记从自然科学中吸取有生命力的思想成分。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人类存在一个“集体心智”，既“下意识”心理。他认为，正因为有这种“下意识”心理，一个历史事件过去之后，继续深深地影响着人类，并且逐渐形成一个底层心理系统。人们对这种心理系统并没有意识到，但时时受它的支配和控制。据此，索氏认为，既然社会的规范在于“集体心智”，而且能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那么语言行为的规范则在于语言规则，并且也应该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既然语言知识系统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那么它就象自然界一样能够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凡是研究，首先面临的就是认识和确立研究的对象，无论是坚持对象决定观点方法论者还是坚持观点方法决定对象论者，都有一个明确研究对象的过程。为了认识语言学“真正的、唯一的对象”，“建成一门真正的语言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净化”研究对象，这样才能彰显其性质和地位。索氏正是在层层“净化”、逐步提纯的过程中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以及语言学在符号学中的地位。

索氏认识到言语活动是异质的，而在异质中是不能认清研究对象的，必须进行同质化处理，同质才是本质的东西，语言必须在同质的符号系统中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和价值。索氏首先从复杂的言语活动中剥除言语而得到语言，然后从语言中剥除外部语言现象而得到内部语言现象，最后再从内部语言现象中剥除历时语言因素而得到共时语言系统。至此，他认为才得到“语言研究应该采取的合理形式”。

这种将确定对象作为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的思路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是不言而喻的，而在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则是不多见的，因此往往或显或隐地被忽视了。甚至到现在还有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没有明确自身的对象，而将不同层次、不同系统的东西放在一起进行讨论，因此得出的结论往往不那么令人信服。

索氏的这种首先将研究对象同质化、理想化的研究手段，与自然科学如出一辙。虽然我们暂时无力考证索氏作出这种区分的具体思想根源，但他正是依靠这同质化、理想化的方法构建出其宏大的的语言学大厦。

平衡是索氏反复使用的概念。在阐述语言系统的共时态与历时态的独立性及其相互依存关系时，索氏指出“要从一个平衡过渡到另一个平衡，或者用我们的术语说，从一个共时态过渡到另一个共时态，只消把一个棋子移动一下就够了”；在阐述语言价值的概念时，索氏指出“在象语言这样的符号系统中，各个要素是按照一定规则保持平衡的；在从整体来考虑语言符号系统时，索氏又指出“语言的实际情况使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去进行研究，都找不到简单的东西，随时随地都存在多个要素互相制约的复杂平衡”。这个概念其实也源自自然科学，平衡也叫“均衡”，本是物理学中的概念，表示当物体同时受到方向相反、大小相等的两个外力的作用时，该物体因受力均衡而处于的一种静止状态。平衡首先被马歇尔引入经济学研究供求关系，后为瓦尔拉借用阐述“一般均衡”理论，索氏正是受到瓦拉尔的影响才把平衡引入语言学领域。由此，我们看到，不仅是语言学，而是许多社会科学都受自然科学思想方法的影响，许多概念方法都是在自然科学领域首创，然后再逐步引入社会科学，而语言学正是在接受过程中站在最前沿的一门学科。

继索绪尔之后，布龙菲尔德在继承索氏研究的基础上，受到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突出语言研究的“唯物论”，大力倡导自然科学中客观描写的研究方法，以替代法以及二分法中心建立了完事的词汇音位学说和科学的析句方法，使得人类对自己的语言现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仅如此，结构主义的思想方法还超出了语言学的范围，开始对数学、计算机科学等自然科学产生影响。

三、生成语法及学科交叉

如果说传统结构主义语言学开始了科学化的语言研究，乔姆斯基革命更是极大地加快了这一进程。乔氏的解释语言学或称为生成语法理论，无论从其哲学基础、方法论以及理论目标上及理论目标上都与以往语言学有着彻底的不同，从而将语言研究归属到自然科学研究的门下，开拓了语言科学研究的全新视角。

乔氏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２０世纪中期西方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美国，理性主义占了优势，经验主义处于劣势；心理主义占了优势，行为主义处于劣势。在这种形势下，学术界纷纷摆脱逻辑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影响转向探索解释人类和动物行为的抽象认知模式。这种变化突出地反映在自然科学的生物学和心理学领域。乔氏正是从这些自然科学中受到启发，从而以理性主义与心理主义为指导，对语言学中的“柏拉图问题”等基本问题提出了系统完整的解答。

一方面，乔氏肯定了索氏对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另一方面，他从生物学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提出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的区分。索氏的结构主义只承认语言有物理表现，不承认语言有心理表现，因此只能限于研究已经说出来或描写下来的句子，而无法包括人的头脑中可以造出来，但没有说出来或写下来的句子。而乔氏认为，人类的语言能力是有其生物学基础的，因为作为区别人类种属与其它生物种属的重要因素的语言必然有遗传上的原因，只有在遗传基因的水平层次上才能解释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下只有人，而别的生物不能学会语言。基于这一点，乔氏将“语言能力”抽象出来，忽略个体之间、民族之间的差异加以研究。这样做的根据是，人类个体、民族间的差异同人与其它动物间的差异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可以忽略不计。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的研究大多是在这样的抽象化、理想化层面上展开的。乔氏的这种忽略差别抽象化的方法与索氏的二元对立同质化的过程有异曲同共之妙，这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两位伟大的语言学家在方法论上都力图使语言研究向自然科学靠近。

在语言研究中，乔氏还吸收了系统论的思想。乔氏一直把人脑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认知系统和实体语法是其中与语言研究关系最紧密的两个部分，因此生成语法体系表现了很强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各个部分、各条原则不是平等并列的相加，而是组成一个互相制约互为条件的有机整体。

乔氏推崇“伽利略方法”，坚持语言研究要在其它有关学科理论中得到佐证。我们知道，一般人是凭感觉器官认识世界的，物理学家则凭借延伸了的感觉器官――科学仪器和手段来认识和描写世界，因此物理学家所描写的世界比一般人所描写的世界更具有真实性。对物理学家所描写的世界再进行数学建模的方法则被称为“伽利略方法”。乔氏的学说突出地体现了这种科学方法的特色。他曾引用现代遗传理论和人类视觉形成机制来对其理论进行实证性的论证。他还采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术语作为认识语言的概念，如“集合”、“函数”、“输出”、“终端”等。这些概念在乔氏的语法理论中可以在原学科的确定意义上使用，而不像通常的做法那样以其比喻意义来运用，这是因为乔氏的理论本身就是高度形式化的理论。

正如乔氏本人讲述的那样，他是“用近似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目前语言学还处于自然科学在伽利略以前的时代”。我们有理由把乔氏的语言理论看成是正在建立过程的一个自然科学体系。

乔氏的理论直接导致了一门全新语言学的诞生――代数语言学。同时，另外一门受自然科学影响很大的新型语言学――统计语言学也出现了。统计语言学以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为基本方法研究语言，与代数语言学一起统称数理语言学，而数理语言学目前占据着语言学界的统治地位。数理语言学的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它的理论基础根源于索氏的二分法，以数学推导为基本方法，其过程可具体表述为：（索氏的）语言与言语――（乔氏的）语言能力与语言行为――语言模型与统计程序――代数语言学与统计语言学――数理语言学。

在语言学与自然科学形成的其他交叉学科中，自然科学方法是当然的主要研究手段，如心理语言使用了心理测量的方法，计算语言学使用了计算机的方法，神经语言溶合了神经生理和解剖学方法，等等。

本文对现代语言学研究科学化的历程进行了简要的阐述。我们看到，每一次语言学革命都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引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可以这么说，自然科学思想方法已经成为语言学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在自然科学思想方法的推动下，语言学的研究逐步走上科学化的道路，并形成了众多新的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从而成为社会科学中和自然科学的关系最密切、研究方法最精密的学科。

参考书目：
［１］［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
［２］［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
［３］徐烈炯：《生成语法理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
［４］桂诗春、宁春岩：《语言学方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１９９７。
［５］胡明扬：《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６］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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