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谭学纯
提要:追溯中国修辞学传统,观察西方当代修辞学的前沿态势,不难认定修辞学明显的学科交叉特征。修辞学的交叉学科性质对研究主体的要求与这种要求在目前的学科状态下得不到满足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成为导致修辞学学科萎缩的软肋之一。修辞学学科交叉和部分成果流向及成果进入学术刊物的离散性,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对修辞学研究滞后的学科评价。给出包括修辞学在内的学科真实或接近真实的面貌,需要以价值公正为前提的评价指标。文章强调:重建中国修辞学学科形象,需要考虑学科交叉特质,展示修辞学研究在当代学术背景下的多元并存格局。应该吸纳强势学科的学术智慧,但不可以克隆。
关键词:修辞学 交叉学科 成果流向 学科重建
一、修辞学的学科交叉性质和学科队伍
按照目前国内的学科分类,修辞学的学科定位属于语言学的一个子学科。但是,无论是追溯中国修辞学传统,还是观察西方当代修辞学的前沿态势,都不难感觉出修辞学明显的学科交叉特征。
1.1 两个参照系
1.1.1 纵向参照
在中国,早自先秦时代,修辞学就广泛进入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从个人修言修身,到言语交往、诸侯国之间的外交活动,乃至国家政治,都有修辞的介入。诸子关于修辞问题的丰富论述,一直是中国修辞学重要的理论资源。各种版本的中国修辞学史中很多影响深远的学者,往往同时是文艺学家、美学家、哲学家。《周易》、《毛诗序》、《文心雕龙》以及历代诗话词话等,至今仍是中国修辞学、诗学、文艺美学乃至哲学共同开发的学术富矿。
由陈望道先生奠基的中国现代修辞学,也没有完全限定在语言学的学科框架内,陈望道本人的知识结构就是多学科的。除陈氏《修辞学发凡》,20世纪另有两本在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著作,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本是1923年出版的《修辞格》,作者唐钺是心理学家;另一本是1979年出版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作者郭绍虞是文学批评家。
从《文心雕龙》到《修辞学发凡》,从唐钺到郭绍虞,作为学术史的中国修辞学,始终回响着交叉学科的声音。
1.1.2 横向参照
在西方,一些走出了国界的修辞学著作,研究领域不限于语言学。尼采《古修辞学描述》、瑞恰兹《修辞哲学》、布思《小说修辞学》、德曼《解构之图》、博克《宗教修辞学》、《动机修辞学》,或者有着超越语言学的学科背景,或者在不同的学科有较高的显示度,在不同的学科被引用、被研究。至于福柯《事物的秩序》、《权力/知识》,更是让人们看到,修辞学如何介入多学科的学术前沿。作者的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们介入修辞学研究的路径,往往与语言本体研究的路径不完全相同。
1.2 作为交叉学科的修辞学在中国现行学科结构中的存在形态
作为交叉学科的修辞学,在不同层级,具有理论扩容的可能性:
立足于修辞学归属于语言学的学科事实,修辞学研究需要体现语言学的学术面貌。但修辞学的“语言本位”,不等于不逾语言学的学科之墙,而需要由修辞学所在三级学科向所属二级学科语言学相关领域扩容。
立足于修辞学的交叉学科性质,修辞学需要由所属二级学科向上位层次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相关领域扩容,进而向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相关领域扩容。
尊重坚守“语言本位”的修辞学研究,同时开发理论扩容的修辞学研究,我将后者称作广义修辞学。
修辞学理论扩容是双向互动的过程:
一方面,修辞学研究吸纳相关学科的学术智慧。我给我的研究生开列的跟踪阅读名单,包括修辞学所在三级学科、所属二级学科、一级学科及社会科学其他相关学科优秀作者,涉及我认为值得认真阅读的几十位有着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他们的声音,通常不同程度地代表了各自学科的前沿信息。
另一方面,修辞学展示自己介入相关学科研究的可能性,向相关学科输出本学科研究的智性成果,与相关学科的同类研究对话。
二者相互碰撞,产生新的思想能量,丰富自身的技术含量,彰显修辞学区别于语言学其他学科对社会语言生活的解释力,使修辞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处于符合交叉学科特质的良性运作状态。
1.3 修辞学学科交叉性质与学科队伍知识结构的矛盾
这种良性运作的前提是,修辞学的学科队伍需要本自语言学、又超越语言学的知识结构。陆俭明(2008)强调:
修辞研究要求研究者具有较好的有关语言学、文学、美学、哲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语言学方面又要求具有修辞学、语法学、词汇学、语义学、语用·篇章学、认知语言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这样.修辞研究才能不断向纵深发展,才能对语言学理论作出它应有的贡献。
据此可以理解他对修辞研究的评判:
修辞研究比起语音研究、词汇研究、语法研究来.应该说其难度要大得多。……难,才更具有挑战性。
挑战性的研究,呼唤应战的研究主体——但问题正出在这里: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不尽人意。修辞学的交叉学科性质对研究主体的要求,与这种要求在目前的学科状态下得不到满足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成为导致修辞学学科萎缩的软肋之一。
最近十多年里,曾经有过多次相关学科的学术注意力向修辞学转移或渗透的信号:修辞学理论资源和概念术语越来越多地介入相关学科研究,从西方当代的政治学、管理学、新闻学、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等研究成果,可以读出“修辞学转向”的信息;从中国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艺美学研究、90年代中期以来的哲学研究、21世纪之初的文化批评,也可以不同程度地读出“修辞学转向”的背景。
遗憾的是:中国修辞界不止一次地错过了引导多学科的学术智慧向修辞学学科凝聚的时机。同时,中国修辞界也对一些本可以自我拓展的机会更多地保持了静观。
当外部世界为修辞学学科发展提供可以借鉴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时,具有相应理论准备和实践潜能的研究主体面对新的学术生长空间的敏感可能不同程度地被激活,但由此产出的学术文本有限。(谭学纯2006)这表明:如果学者的个人敏感,不能适时地转化为团队能量、拉动群体攻坚,那么,外部机遇只是上苍对个人的馈赠,学科空间的拓展可能因为缺少学科整体实力的支撑而限于个人行为。
二、修辞学研究成果流向、人才流向及连锁反应
修辞学的交叉学科性质,连带产生了下面的问题:
2.1 部分修辞学研究成果流向
学术成果在学术期刊汇集,并从学术期刊进入公共学术空间,实现研究成果的社会化流通,成为学术人共享的资源。20世纪重要的学术事件,如“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近20年来文学界有影响的学术口号,如“重写文学史”、“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无不通过学术期刊体现话语的权力。学术刊物在何种程度上介入学科理论的建构,不仅是一种前沿引导,而且具有延时效应。(谭学纯2005a)在这个意义上,修辞学研究成果向什么类型的学术刊物流动,反向地投射出修辞学研究的学术气象。
修辞学学科交叉,从几个方面影响了研究成果的流向:
(1)由于学科交叉,修辞学研究成果可能向相关学科学术刊物流动。而且,越是介入相关学科前沿研究的修辞学成果,越是能在较高层次与相关学科研究对话的修辞学成果,流向相关学科学术刊物的可能性越大。
(2)由于学科交叉,修辞学研究成果与同属语言学学科的语音、词汇、语法、语言理论、语言学史等研究在学术面貌方面有较大区别,这使得目前国内有影响的语言学期刊如《中国语文》、《中国语言学报》、《当代语言学》、《方言》、《语言文字应用》、《语言教学与研究》、《世界汉语教学》、《语言研究》、《语文研究》、《语言科学》、《汉语学习》、《古汉语研究》等极少发表修辞学研究成果。上述刊物的选稿用稿机制和盲审专家的学科背景,多为非修辞学科的,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部分修辞学研究成果不得不向其他相关学科刊物流动。
(3)由于学科交叉,修辞学成果需要更多的园地。但事实上,20多年来,国内只有唯一专门化的修辞学刊物《修辞学习》。作为《修辞学习》的读者和作者之一,我对刊物主办单位、主编和编辑人员充满敬意。《修辞学习》不时地刊发高质量论文,刊物改版后尤其明显。但恕我直言:刊物的总体学术面貌,似乎缺少学术看点。如果按目前的刊物格局不变,恐怕难以承受修辞学学科建设之重。《修辞学习》刊发的一些有待提高的文章,可能让人读出作者的无奈和编者的苦涩。刊物发表高质量成果的篇幅远远少于一般成果,而《修辞学习》面对种种现实压力发表的一般成果的学术含量与高质量成果的学术含量差距之大,在同类学术刊物中可能算是突出的。在这样的情形下,部分修辞学研究成果主动选择向其他相关学科刊物流动。
2.2 修辞学研究人才流向及相关思考
与修辞学成果流向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人才流向。
一些早期在修辞界进场的学者,先后离场,他们当中有我尊敬的朋友。他们离场后仍关注修辞学,那是以“华侨”的身份。他们的离场,减少了能拿出高层次成果的学者、包括多产学者为修辞学研究奉献精彩的机会。
面对这一现象,我们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同一位学者,同样的学术水准、同样的写作能力,他们的非修辞学成果,频频见于语言学主流刊物,而同出他们之手的修辞学成果除在《修辞学习》照面外,极少被语言学主流刊物接纳。这是修辞学出了问题?还是其他方面出了问题?抑或,二者互相影响,形成了负面的循环?
这种负面循环,正在加剧修辞学界迷茫的逃亡。在有些情况下,“修辞”二字似乎成了学术避讳符号,“修辞”似乎成了修辞界“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甚至成了需要远离的学术“非典”。
我们注意到,“修辞”正在悄悄地接受“非修辞”的话语包装。研究成果中作为关键词的“修辞”,被相关术语置换,而术语置换的背后,是修辞学科的人才对修辞学无言的告别。
2.1 和2.2,共同产生了另一个后果——
2.3 修辞学研究成果统计及其被掩盖的诸多方面
2.1 之1增加了修辞学成果进入相关学科学术刊物的离散性,同时减少了学术含量较高的修辞学成果进入语言学主流刊物和《修辞学习》的可能性。
2.1 之2减少了修辞学成果进入语言学主流刊物的可能性,同时增加了学术含量较高的修辞学成果进入其他相关学科学术刊物的可能性。
2.1 之3从表面上增加了修辞学成果进人《修辞学习》的集中度,同时加大了《修辞学习》与语言学主流刊物所刊研究成果学术含量的对比度。
2.2 分散了修辞学研究的人才资源,增加了非修辞学成果在语言学主流刊物的显示度,同时减少了修辞学成果在语言学主流刊物的显示度。
由于语言学主流刊物是中国当代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年鉴、lO年综述、20年综述等主要文献来源,2.2所列刊物中,修辞学缺席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语言学的学科发展,与修辞学无关。据此产生一个价值判断:语言学其他学科成果丰硕,惟修辞学成果寥寥或摆不上桌面。
由此导致的更为负面的学科想象,可能拿《中国语文》等与《修辞学习》比较非修辞学科与修辞学科的学术面貌。虽然《中国语文》未必都是一流文章,《修辞学习》未必没有一流作者,但就总体学术面貌而言,二者不是同一个层次。非修辞学界说修辞学论文“小儿科”可能有些夸张。问题是,不一定被归入“小儿科”的修辞学成果,由于学科隔膜,极少在语言学刊物亮相,造成外流成果隐形。而修辞学界又只有《修辞学习》这么一个唯一的话语集散地,拿什么让非修辞学科评价呢?
修辞学研究现状进入语言学统计的结果与学科事实之间的距离,牵涉到另一个重要但较少被关注的问题——
三、学科评价:价值公正和参考指标
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修辞学学科评价环节增加了情况的复杂性,但复杂性不是不可以排除的。观察到修辞学的学科事实和学科评价的距离,可以调整评价思路。
学科评价的前提是学术公正,学术公正的前提是价值公正。有相同的价值标准,才有学科评价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为此,谭学纯(2007:3—24)提出:
(1)如果以学术著作为评价对象,是否可以包括这样一些共同的观测点:
(1a)不同学科的代表性著作,原创性如何?
(1b)不同学科的代表性著作,引领学科发展动向的影响力如何?
(1c)不同学科的代表性著作,创新学科体系的可能性如何?激发学术创新的能量如何?
(1d)不同学科的代表性著作,理论资源的丰富性如何?
(1e)不同学科的代表性著作,介于理论与应用之间的解释力如何?
(1f)不同学科的代表性著作,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如何?
(1g)不同学科的代表性著作,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如何?
(1h)不同学科的代表性著作,在本学科的显示度如何?
(1i)不同学科的代表性著作,在相关学科的显示度如何?
(1j)不同学科的代表性著作,能够在什么样的学术层次与国际同类研究对话?
(2)如果以学者为评价对象,是否可以包括这样一些共同的观测点:
(2a)不同学科的代表性学者,学术视野是否开阔?是否善于在国际学术大背景下为自身定位?
(2b)不同学科的代表性学者,学术思维是否开放?是否能够兼容多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以适应多向交叉的学科发展态势?有无能力将来自相关学科的外源性理论改造成本学科理论?
(2c)不同学科的代表性学者,学术眼光是否敏锐?是否敏于发现有原创价值的问题?
(2d)不同学科的代表性学者,理论建构的创新性如何?
(2e)不同学科的代表性学者,具有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支持他的理论创新?
(2f)不同学科的代表性学者,是否具有创学派的奠基性成果?
(2g)不同学科的代表性学者,是否具有创学派的持续性成果?
(2h)不同学科的代表性学者,学科凝聚力如何?
(2i)不同学科的代表性学者,所依托的学科平台如何?
(2j)不同学科的代表性学者,所依托的学科平台和他的学术产出是什么样的比例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