榷酒制度与宋词

Artvine

The System of Wine Sale and the Poetry of the Song Dynasty
高峰 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1，29～34页
【内容提要】
        宋词填制多沾酒味，诸多作品乃于都市繁华酒楼之上、经由侑酒歌妓的演唱而流播四方。因而有宋一代的榷酒制度，对造成宋词的创作环境、描写对象、演唱曲调、传播方式等，都具有鲜明的影响。这也形成了与上层士大夫典雅词作迥然异趣的香艳、婉媚、适俗、谐趣等市井创作风味，并且由此直接引导出词的“曲化”倾向。
There was a smell of wine in the poetry of the Song Dynasty. Many works were spread by the singing girl in the urban restaurants. The system of wine sale in the Song Dynasty mad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ircumstance around the poet, writing object, singing melody and style of spreading. And a kind of vulgar flavor,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elegant works writing by scholar -officials came into being and led to a tendency that the poetry was like a song.
一
        榷酒，就是政府严格限制民间私酿自卖酒类，由政府独专其利。它作为增加国库收入的一项较为稳定的经济政策，肇端于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据《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酒部汇考一》记载，“天汉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应劭曰：‘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也。’韦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谓禁民酤酿，独官开置，如道路设木为榷，独取其利也。’”榷酤或酤榷，是古代酒类专卖的专门术语。宋代“承李唐旧制，酒皆有榷”[1]。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的榷酒制度较之前朝更为完善，成为朝廷“穷尽取财之路，莫过于兹”[2]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经济财政制度。宋代的榷酒形式主要有官酿官卖的酒务制、特许经营的买扑制以及官曲民酿的榷曲等形式。
        酒务制就是政府直接经营酒的生产和销售，是宋代榷酒的主要形式。朝廷于各地酒库任命酒务监官，下辖酒匠杂役人造酒，设店肆卖酒。酒务监官替罢，需将任内所受课利，依祖额进行比较，经磨勘决定赏罚。《宋史》卷二七六《孔承恭传》记载，孔承恭于太祖朝放归田里，“太宗即位，以赦复授旧官。时初榷酒，以承恭监西京酒曲，岁增课六千万。迁大理正。”据《宋史》卷一八五《食货下七》统计，仁宗皇佑年间，仅是酒曲税每年即达一千四百九十八万六千一百九十六缗之多。北宋后期，为了增加酒课，更于各地都酒务分立酒务，称“比较务”，用以互相比较竞争，刺激官酒的经营。各地酒务监官为了晋升得赏，想尽办法增加官酒的销售量，同时还出现了近似现代商业活动中的批购零售，即允许私商小贩或特许的酒户在官府设立的酒库、酒楼取酒分销，藉以扩大酒的销售，此类经营者被称为“拍户”。
        宋代官私卖酒的主要场所是酒楼或酒户店，这里成为寻欢买醉之徒神往的地方。北宋都城汴京人口达百万之众，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汴京酒楼最为繁盛，《东京梦华录》记载甚详：“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白矾楼，后改为丰乐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用飞桥栏槛，明暗相通……政和后来，景灵宫东墙下长庆楼尤盛”[3](P71-72)。周密《齐东野语》亦称白矾楼“乃京师酒肆之甲，饮徒常千余人”[4](P5568)。当时类似于这样规模的酒楼多达72家。
        南宋都城临安酒楼林立，华奢过于汴京，高宗绍兴年间，浙江一带的酒税就由北宋时代的四十八万贯猛增为三百余万贯，上升了六倍之多。临安的酒业经营就其性质而言，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官酒库，包括属户部点检所的官酒库和安抚司所管酒库。另一种则是私人开设的酒楼。每个官酒库或即是酒楼，或另设酒楼，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酒肆条分别列述了户部点检所十三酒库所设酒楼的各自名称：大和楼、和乐楼、春风楼、丰乐楼、和丰楼、太平楼等。《淳佑临安志》卷六记载其中丰乐楼的盛况：“楼据西湖之会，千峰连环，一碧万顷，柳汀花坞，历历栏槛间，而游桡画鹢，棹讴堤唱，往往会合于楼下，为游览最。”经过一番精心装修之后，该楼更显瑰丽：“自是上延风月，下隔嚣埃，遂为西湖之壮。旁为花径曲折，亭榭参差，更与兹楼映带云。”私家所设的著名酒楼也有不少，如熙春楼、二元楼、五闲楼、赏心楼、花月楼、日新楼等。临安之外的城镇，也多是“廛闬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5](P226)，陆游《楼上醉书》诗即云：“益州官楼酒如海，我来解旗论日买。”
        宋代酒肆往往通过殷勤的服务来招揽生意。北宋东京城里的酒楼中，“更有街坊妇人，腰系青花布手巾，绾危髻，为酒客换汤斟酒，俗谓之‘焌糟’；更有百姓入酒肆，见子弟少年辈饮酒，近前小心供过使令，买物命妓、取送钱物之类，谓之‘闲汉’。又有向前换汤斟酒歌唱，或献果子香药之类，客散得钱，谓之‘厮波’。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谓之‘札客’，或谓之‘打酒坐’”[3](P73)。南宋临安的酒楼服务更为妥帖周到：“凡下酒羹汤，任意索唤，虽十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过卖、铛头，记忆数十百品，不劳再四传喝，如流便即制造供应，不许少有违误。酒未至，则先设看菜数碟。及举杯，则又换细菜。如此屡易，愈出愈奇，极意奉承。……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虽风雨暑雪，不少减也。”[6](P343)不少酒楼多挂有书画，或专辟一通墙壁、屏风供骚人墨客题诗作画，为广大文士提供了酒酣耳热之际炫示才华的“用武之地”。南宋淳熙年间，太学生俞国宝即因题写在西湖一家酒肆屏风上的醉墨词作《风入松》（一春长费买花钱），幸蒙太上皇宋高宗的称赏，得到即日解褐授官的优待。
        为了进一步刺激消费、扩大销售，进而增加利润、充实国帑，北宋神宗朝熙宁新政以来，各地官办酒肆纷纷利用妓女设法卖酒、襄助经营。对此，王栐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新法既行，悉归于公，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7](P4605)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记载北宋都城酒楼的盛况：“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诗人曹勋有诗咏道：“吴姬年十五，艳色娇阳春。花间开绣户，席上设红茵。含羞留醉客，敛袂送行人。多谢金吾子，衷情讵易陈。”（《当垆》）朝廷对“设法卖酒”的鼓励，引起了一些士大夫文人的反对。南北宋之交的著名理学家杨时指斥道：“朝廷设法卖酒，所在官吏遂张乐，集妓女以来小民，此最为害教。”[8]但是此风一起，即不可抑止，长此以往人们也习以为常了。南宋几乎所有的官营酒肆皆彩旗招展，内饰华靡，妓女纷纷“彩袖殷勤捧玉钟”，令文人酒客为之沉迷，甘愿“拚却醉颜红”。都城临安府户部点检所诸酒库，“诸店俱有厅院廊庑，排列小小稳便阁儿，吊窗之外，花竹掩映，垂帘下幕，随意命妓歌唱，虽饮宴至达旦，亦无厌怠也”[9](P145)，说明这些“包间”的环境相当雅致。酒楼招聘歌妓的要求也比较高：“官妓及私名妓女数内拣择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宛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9](P192)。周密《武林旧事》亦云：“每库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器千两，以供饮客之用”；私家酒楼“每处各有私名妓数十辈，皆时妆祛服，巧笑争妍。夏月茉莉盈头，香满绮陌，凭槛招邀”[6](P342)。江湖诗人刘过曾作《酒楼》诗描摹饮酒听歌的情状：“夜上青楼去，如迷洞府深。妓歌千调曲，客杂五方音。藕白玲珑玉，柑黄磊落金。酣歌恣萧散，无复越中吟。”这里称酒楼为“青楼”，说明当时驻店演唱的妓女毫不见外，已经把襄助经营的酒楼当作自己的“工作场所”，主动积极地履行让顾客喝多喝好的职责，觥筹交错之间充溢着秦楼楚馆一般香艳、妖媚的气息。
二
        宋代酒楼内的妓乐侑酒伴唱，无疑对宋代曲子词的传播和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文人词客听歌赏曲，描摹歌妓动人的容貌、殷勤劝酒的举止、缠绵动人的情意，填制了许多饮酒词作。柳永、晏几道、秦观、周邦彦、吴文英、张炎等，经常流连于酒楼歌馆，偎红依翠，为她们填制新词，供她们在歌楼酒肆中演唱。青年才子柳永冶游于汴梁，渲染出都城喧腾热闹的太平景象：“玉墄金阶舞舜干。朝野多欢。九衢三市风光丽，正万家、急管繁弦。凤楼临绮陌，嘉气非烟。雅俗熙熙物态妍。忍负芳年。笑筵歌席连昏昼。任旗亭、斗酒十千。赏心何处好，惟有尊前。”（《看花回》）他深情地迷恋都城触处生春的繁华，“况佳人、尽天外行云，掌上飞燕。向玳筵、一一皆妙选。长是因酒沉迷，被花萦绊”（《凤归云》）、“帝里疏散，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良景对珍筵恼，佳人自有风流。劝琼瓯。绛唇启、歌发清幽。被举措、艺足才高，在处别得艳姬留”（《如鱼水》）。他绘声绘色地描摹酒肆歌妓声情之美，如“秀香家住桃花径。算神仙、才堪并。层波细剪明眸，腻玉圆搓素颈。爱把歌喉当筵逞。遏天边，乱云愁凝。言语似娇莺，一声声堪听”（《昼夜乐》）、“层波潋滟远山横。一笑一倾城。酒容红嫩，歌喉清丽，百媚坐中生”（《少年游》）。晏几道的描写则显得更加婉转、柔美：“云随绿水歌声转，雪绕红绡舞袖垂”（《鹧鸪天》）、“小杏春声学浪仙。疏梅清唱替哀弦。似花如雪绕琼筵”（《浣溪沙》）、“双纹彩袖。笑捧金船酒。娇妙如花轻似柳。劝客千春长寿”（《清平乐》）。欧阳修的《减字木兰花》也非常形象地展示出酒席之上文人们听歌赏曲的情景：
        歌檀敛袂，缭绕雕梁尘暗起。柔润清圆，百琲明珠一线穿。樱唇玉齿，天上仙音心下事。留住行云。满坐迷魂酒半醺。
        歌妓风情万种，意态娇娆，以其美妙动听的演唱，令满座听众如痴如醉，其结果自然就是“一曲新词酒一杯”了，而且“玉人歌，画楼酒，对此景、骤增高价”（柳永《甘州令》）。
        宋代酒楼“人人歆艳”、“竞致妖靡”的宴饮风尚，促使美貌歌妓竞赌新声，通过与才子词人的亲密合作，纷纷推出拿手的“成名曲”、“代表作”，“唱出新声群艳伏”（柳永《木兰花》），赢得“流行歌星”的美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记载，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他以自己的风流潇洒和才华横溢赢得了无数青楼歌妓的青睐。柳永凭借自己通晓音律的专长，运用新声曲调，配上俚俗浅显的歌词，很讨乐丁歌妓的喜欢，其《玉蝴蝶》词中即描绘出歌妓向他索要新词的情形：“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迭香笺。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他有四首《木兰花》令曲，分别为“心娘”、“佳娘”、“虫娘”、“酥娘”所作，这些歌曲经由柳永的题咏，立刻广为流播，这四位坊曲小姬转眼间蜚声酒馆青楼。
        从曲子新词的创作与传播的角度来看，宋代榷酒制度催生了诸多宋词当中的咏酒词、咏妓词、赠妓词。广大才士词人在酒楼之上，对酒当歌，激发起依曲填词的欲望，得到了听歌与饮酒的双重享受，新声词乐的表演者与创作者（也是欣赏者）之间形成了默契交流的互动关系。词人的创作依赖歌妓的传唱而远播四方，同时也因了美貌歌妓的当场演唱而兴奋异常，在赢得席间听众的同声叫好之时，获得了强烈的成就感。
三
        作为娱宾遣兴、侑酒劝饮的工具，酒肆文化背景下歌妓演唱的“流行歌曲”，自然显示出非常鲜明的市井文化性质。此类词作的审美特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适俗之情。
        宋代酒楼上歌妓曲子词的演唱，服务对象以市民为主，内容定位在“伶下之曲”上面。宋代酒词的创作与唐人酒令非常相似。宋代酒筵的核心人物是歌妓，俗称“录事”。《东京梦华录》卷四“筵会假赁”条云：“凡民间吉凶筵会，椅桌陈设、器皿合盘、酒担动使之类，自有茶酒司管赁。吃食下酒，自有厨司，以至托盘下请书，安排座次，尊前执事，歌说劝酒”，无所不办。因此，“录事”是宋代各乐籍歌妓普遍具有的职责，即唱酒词，劝金尊。它是各类歌妓所必备的一项基本技能，也是流行于两宋各类筵会间的风尚习俗。文士填制词作，完全为了适应歌妓的劝饮活动，具备应歌、“为他”的创作目的，从而缺乏主体情感投入的深刻性。欧阳修的《定风波》四首酒词乃是一组重句联章，代拟席间歌妓的口吻，分别以“把酒花前欲问他”、“把酒花前欲问伊”、“把酒花前欲问公”、“把酒花前欲问君”为起头，最终表达“十分深送一声歌”、“清歌一曲倒金尊”的佐欢侑酒的效果，带有非常明显的唐五代酒令艺术的风味。《全宋词》还从陈元靓《事林广记》癸集卷十二辑得宋无名氏四首酒令词，起首《卜算子令》词序介绍行令规则：“先取花一枝，然后行令，唱其词，逐句指点。举动稍误，即行罚酒，后词准此。”生动展示出当时酒肆内歌妓行酒的情状。其词云：“我有一枝花，斟我些儿酒。唯愿花心似我心，岁岁长相守。满满泛金杯，重把花来嗅。不愿花枝在我旁，付与他人手。”又如无名氏《清平乐破子》：“满庭罗绮流粲。清朝画楼开宴。似初发芙蓉正烂漫。金尊莫惜频劝。近看柳腰似折。更看舞回流雪。是欢乐、宴游时节。又莫催、欢歌声阕。”作品只就眼前景，突出欢乐气氛，强调劝酒之意，没有更多的情绪内涵。
        根据酒筵席上歌唱的需要，此类作品往往必须选择通俗易懂、清新明快的词调，以求迎合听者的欣赏口味，令其击节应和，畅饮美酒。南唐词人冯延巳曾经填制了一首《长命女》词：“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长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该词饶有民间词风味，表达爱情的誓言，富有形象性；词内大量数字词的运用，给人以眼花缭乱、诙谐幽默的表达效果。到了宋代，有人改动冯延巳的词意，填制了《雨中花》同：“我有五重深深愿。第一愿且图久远。二愿恰如雕梁双燕。岁岁得长相见。三愿薄情相顾恋。第四愿永不分散。五愿奴哥收因结果，做个大宅院。”对此尊前劝酒的跟风创作，宋人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十七中发出感慨：“味冯公之词，典雅丰容，虽置在古乐府，可以无愧。一遭俗子窜易，不惟句意重复，而鄙恶甚矣。”这些作品都流露出非常鲜明的世俗情调。
        北宋才子柳永为酒肆歌妓创作了大量词作，后来的许多士大夫词人都对柳词的俚俗风味加以指斥，李清照说：“（柳词）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辞语尘下。”[10](P202)王灼也评论道：“（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11](P84)柳永的词虽然遭受许多文人的贬责，却能以其大胆露骨的内容和生动通俗的形式，更加收到了“骫骳从俗，天下咏之”[12](P311)的效果。徐度《却扫编》称柳永的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复称于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他的词流传极广，远播四方，真正达到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地步。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适俗歌词具有广阔的“消费市场”以及长远的影响力。
二、艳媚之调。
        词人在酒楼之上，面对美貌歌妓的围绕，内心充满着莫大的兴奋感、荣耀感。他们依曲填词，以歌妓的柔媚演唱为主要传播方式，以女子的容貌、情态为主要描摹对象。欧阳修《玉楼春》云：“金花盏面红烟透。舞急香茵随步皱。青春才子有新词，红粉佳人重劝酒”、“美人争劝梨花盏。舞困玉腰裙缕慢。”晏几道《清平乐》也写道：“劝人满酌金钟。清歌唱彻还重。”黄庭坚《木兰花令》亦曰：“尊前见在不饶人，欧舞梅歌君更酌（自注：欧、梅，当时二妓也）。”这些酒词通过对美貌歌妓的着意描摹，渲染出浓郁的享乐气氛。撩人心魄的娇姿媚态、清脆甜软的美妙歌喉、柔情蜜意的曲子歌词，三者有机结合，最能满足男性欣赏者的审美需求，也为三百余年的宋朝酒肆文化涂抹上格外令人歆羡的旖旎之声色、香艳之情味。
        北宋以来，新声曲调日新月异，为广大通晓音律的词人、色艺俱佳的歌妓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遇，并且形成了宋词“独重女音”的倾向。歌词的演唱，本不限男女；而到了宋朝，则都归于浓妆丽质、语娇声颤、风情旖旎的女歌手。王灼在《碧鸡漫志》中感叹：“古人善歌得名，不择男女。……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古意尽矣！”士大夫文人酒楼宴集，都有乐工歌妓侑酒佐欢，所歌小词必定以儿女柔情为主，由“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呈绮罗香泽之态，吐莺娇燕呢之声，唱“杨柳岸、晓风残月”，更增其妩媚动人之姿，造成特殊的美感，满足欣赏者的声色之乐。苏轼的门客李庶在其《品令》一词中形象地表达了宋人对“女音”的偏嗜：“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须。大家且道，是伊模样，怎如念奴。”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亦称唱词必须“声音软美”，“清细轻雅”，“歌喉宛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为了要适合女音演唱的特点，文人学士纷纷“男子而作闺音”，以女性之口吻，写女性之生活，抒儿女之柔情，表达出软媚婉曲的审美情趣，进而从内容、意境到外在的结构、文字，都烙上了歌妓所代表的阴柔之美的印记，也构成了词体“缘情而绮靡”的体性特征。王炎《双溪诗余自序》云：“今之长短句，盖乐府曲之苗裔也。……长短句宜歌而不宜诵，非朱唇皓齿无以发其要眇之声。”刘克庄《翁应星乐府序》又称：“长短句当使雪儿啭春莺辈可歌，方为本色。”张炎《词源‧赋情》也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
三、俳谐之趣。
        在适俗风气的影响下，酒肆歌曲的演唱为了满足听者享乐的需要，经常别具匠心地填制出插科打诨、游戏调笑的俳谐词作，收入大量俚俗口语，引导出宋代著名的民间俳谐词的涌现。沈作哲《寓简》卷十记述邢俊臣被贬越州，太守王嶷置宴席招待，“席间有妓，秀美而肌白如玉雪，颇有腋气难近”。邢俊臣即席赋词曰：“酥胸露出白皑皑。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另有善歌舞而体肥者，他又赋词道：“只愁歌舞罢，化作彩云飞。”如此对于诗歌名句的“恶搞”，极尽调侃戏谑之趣。宋代酒肆歌妓演唱的词作与诸多雅士文人宴集之作相比，显得更为通俗明畅，展现出市井文化的鲜明特色。
        词体自从五代以来，即开始了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的转化，宋代词坛更呈现出雅俗分流的明显态势。一复雅”的主张。此一主张经历了靖康之难，愈益彰着。张炎等士大夫文人要求以骚雅的立意、脱俗的情致、精当的词法，表达词体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品格节操。不过，雅文化引导下的文人案头创作日益精致而缺乏生气，走上了词体自足发展、自我封闭的创作道路。
        另一方面，适应市井文化需求的酒肆俚词却依然风行天下，广为传唱。正如宋人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序》所描述的那样：“温李之徒，率然抒一时情致，流为淫艳猥亵不可闻之语。吾宋之兴，宗工巨儒，文力妙天下者，犹祖其遗风，荡而不知所止。脱于芒端，而四方传唱，敏若风雨，人人歆艳咀味于朋游尊俎间，以是为相乐也。其韫骚雅之趣者，百一二而已。”这类词作显示出浅显近俗的情趣风味。南渡之后，词体创作愈加显示出三个创作群体：以辛弃疾等人为代表的英雄豪气之词，以姜夔、张炎等人为代表的骚雅音乐家之词，以及流传于青楼酒肆之间的佐欢歌词。文人词坛与市井歌场之间的雅俗隔阂越发明显，词作的流传也由此分化为文本化与演唱化的两种趋向。适合歌场佐欢之用的俚俗轻艳之制没有受到骚雅文人案头创作的影响，与之形成了迥然相异的两个审美范畴。文人雅词重在下字造语精深华妙，能够满足阅读的愉悦；市井青楼酒肆之词则首重“易唱”，求其音律不差，获致听觉上的快乐。南宋词坛雅俗分流的态势愈益明显，俗人听俗曲，雅人吟雅词，彼此之间互相不屑和排斥。早在北宋末年的陈师道即已感叹道：“（余）词自谓不减秦七、黄九，……而乡妓无欲余之词者。”[13]南宋初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亦介绍“晁次膺《绿头鸭》一词，殊清婉。但樽俎间歌喉，以其篇长惮唱，故湮没无闻焉。”表现文士清婉格调、富有才情学问的长调词作，因其过于高雅“正经”、篇制嫌长而被腔调轻浅甜俗、偏嗜小令短制的“流行女歌星”们所拒绝。刘克庄也说“放翁长短句，……而世歌之者绝少。”[14]也是因为其屏除纤艳，故而不能符合歌场消费的口味。
        伴随着民间曲子词演唱的时尚演进，歌妓的小唱越来越显示出“曲化”的趋势。近人夏敬观《映庵词评》评价柳永多样化的词风：“耆卿词当分雅、俚二类。雅词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兼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俚词袭五代淫诐之风气，开金元曲子之先声，比于里巷歌谣，亦复自成一格。”宋代市井酒词近乎缠令、嘌唱，风调浅俗，其“曲尽人情、轻巧尖新”的艺术品性，对于元代散曲“爽朗轻佻”风格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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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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