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灵人杰的西部纪录片

湘里妹子

文/解　敏　玉　兰
来源：西部电视

　　在２００２年“纪录片论坛２００２——中国电视纪录片２０年回顾展”中，西部纪录片（取狭义：西部电视台编导的作品）济济一堂：《西藏的诱惑》、《闯江湖》、《藏北人家》、《回家》、《沙与海》、《山洞里的村庄》、《最后的马帮》、《三节草》、《婚事》、《阴阳》、《当兵》、《寻找都仁扎那》、《平衡》。这些纪录片约占展映作品总数的四成，由此我们可以窥豹一斑，感受到西部纪录片令人瞩目的强大力量：西部的人文、地理资源丰富；西部电视纪录片创作对中国纪录片创作理念的嬗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西部纪录片在走向国际奖坛的领军作用和冲击力。

产生了一大批纪录片的领军人物

　　西部纪录片的发轫和开端是同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同步进行的。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随着中国纪录片创作在新时期的开展，西部就不断产生纪录片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同时，形成了一批纪录片的领军人物和风格各异、放射着璀璨光耀的作品，在中国纪录片中熠熠生辉。
　　康健宁（宁夏电视台编导）代表作品：《闯江湖》、《沙与海》、《阴阳》；
　　王海兵（四川电视台编导）代表作品：《藏北人家》、《深山船家》、《回家》、《山里的日子》；
　　刘郎（青海电视台编导）代表作品：《西藏的诱惑》、《天驹》、《羯鼓谣》；
　　宋协葆（新疆电视台编导）代表作品：《赤土》、《绿原》；
　　郝跃骏（云南电视台编导）代表作品：《山洞里的村庄》、《最后的马帮》、《关肃霜》；
　　苏敏（内蒙古电视台编导）代表作品：《寻找都仁扎那》；
　　梁碧波（成都电视台经济频道编导）代表作品：《冬天》、《三节草》、《婚事》；
　　彭辉（成都电视台编导）代表作品：《空山》、《平衡》；
　　以及四川的张胜庸、冷杉、郝建、曾维新；新疆的刘湘晨；广西的陈立新、宁业斌；贵州的唐亚平等等，队伍巍巍壮观，作品丰富多彩，琳琅满目。
　　追究西部电视纪录片队伍和作品的形成因素，不能不总结出以下因素：植根于西部丰厚的资源；勤于思索、甘于吃苦的素质；不断向国际市场冲击的勇气。

植根于西部丰厚的资源

　　西部资源丰富，是纪录片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西部幅员辽阔，生态环境优越，动物资源丰富，种类繁多。
　　四川从王海兵的《回家》到孙剑英、赵新民的《传宗接代》、《度过生命的危机》都是以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大熊猫为题材，王石林、赵新民的《袁扁的鹭鸶》、郝建的《峨眉藏猕猴》则以鹭鸶、猕猴为题材。西部是个少数民族众多的地区，不少纪录片以他们的生活为题材。张胜庸的《阿喝姑娘》讲述一名少数民族地区的姑娘的故事，《白马山谷》系列讲述亚者造祖村白马藏族的生活；冷杉的《拖觉的节日》记录了彝族盛大的节日和独特的习俗，《我们的冬》、《桃坪羌寨我的家》则反映了她对羌族人生活的深入探询。
　　宁夏是我国重要的治沙科研基地。康健宁的《沙与海》主要线索之一就是居住在黄河沙坡头沙漠中的一户普通牧民的生活，他将荒凉的沙漠拍得令人叹为观止；《阴阳》取材于宁夏一个长年干旱的山区农村，围绕水及风水先生展开。
　　陕西北处黄土高原，南属秦巴山地，中部号称“八百里秦川”，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陕西的纪录片也以此为依托，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底蕴。《出嫁的新娘》向人们展示当地奇特的婚俗；《中华始祖祭》独取号称天下第一陵的轩辕黄帝的陵墓——黄陵；《陕北说书》记录了陕西北部颇有名气的说书艺人张俊功；《影人儿》记录了陕西华县皮影戏的现状；《古城最后的染房》选择了一个在古城西安即将消失的洗染店。
　　编导刘湘晨这样概括新疆：人类绝不会再有这样的幸运，把最高最低、最冷最热、最荒凉极致又绿意溢透的地方同时置于一方天空之下：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在一个点上如此高密度地集中了多种不同的文化类型，此种情况世所罕见。他把新疆作为关注对象，拍摄了大量的纪录片，如《远离海的桥》、《高原最后的流动教师》、《柯坪纪事》。他还做了带有开创意义的记录工作，第一次完整记录了昆仑山采玉人神秘而传奇的生活；第一次将帕米尔高原深处塔吉克人的生活情景再现荧屏；第一次全程记录了一只塔吉克驼队给外国登山队往乔戈里山地驮运物资的情景。
　　地处西南边陲，拥有汉、白、傣、哈尼族等２６个民族的资源大省云南孕育了《山洞里的村庄》、《最后的马帮》、《关肃霜》等优秀纪录片。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美称的广西也有不少好的纪录片：《漓江渔家》透过漓江最美的景色挖掘漓江渔民生活的内在美；《猴王》展现野生猕猴猴王及族群的生活习性。青海的刘郎的《西藏的诱惑》、《羯鼓谣》、《天驹》等融入８０年代末西部文化的大潮，带有独特的西部文化的精神和境界。

勤于思索甘于吃苦的素质

　　西部丰厚的资源使西部纪录片创作具备了客观条件，西部纪录片人特别能吃苦、特别会思索的素质在主观条件上为西部纪录片创作做好了充分准备。
　　西部纪录片人能够沉入到生活的底层，耐心地接近被摄对象，深入地了解他们，捕捉最真实、最富感染力的生活细节。《阴阳》、《山里的日子》、《最后的马帮》、《空山》、《平衡》等一批西部纪录片都是在漫长的等待、静观中打磨出来的。
　　陈汉元在谈到《阴阳》这部纪录片时说，他们的创作心态、激情、耐心和毅力都是令人称道的。据我所知，他们从银川去了拍摄地１５次，每次去都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往返１０００公里以上。这种敬业精神是很伟大的。
　　王海兵为了拍片子，几乎跑遍了艰苦的甘孜、阿坝、凉山三州，甚至进入海拔高、严重缺氧的西藏。他为了深入拍片，受冻挨饿，甚至经受生死考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拍《山里的日子》，他带着摄制组在大巴山区一蹲就是一年零九个月。
　　郝跃骏的《最后的马帮》是他带着摄制组冒着严寒和危险守候在条件艰苦的雪山口，在封山前抢拍到通往高黎贡山里独龙族的最后的马帮。
　　为了拍《平衡》，彭辉和他的摄制组数次进入被称为“生命禁区”的可可西里，历时近三年，真实地记录下寻找人文和自然环境“平衡”的人与事。《空山》一片也是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拍摄出来的。摄制组一行三人在拍摄地的荒野上搭建了简易帐篷，克服了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蔬菜等重重困难，靠方便面和浑浊的雨水在空山持续生活、工作了六个月，终于在实践和切身感悟中拍出了“空山”的精髓。　
　　西部纪录片人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总是考虑着如何将西部丰厚的资源优势发挥出来，如何用最好的形式将西部记录下来，如何让西部纪录片走向世界。王海兵在他的《“接轨”与“对话”——关于纪录片走向世界的思考》中谈到他的所思：“我们是用西方人的电视语言来讲一个中国的故事，还是用中国式的电视语言来讲一个外国人听得懂的中国故事?”西部纪录片人将他们的思考转化为独特的创作理念和记录手法运用到实践中。
　　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我国纪录片理念经历了几次大的转折。在这几次转折中，西部纪录片的创作实践都起到了关键性的启示作用。
　　９０年代初《藏北人家》采取了纯客观记录方式，没有任何摆布，力求通过大量细节，自然、朴实地展示独特的游牧文明。
　　《沙与海》采用对照式双线结构，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主观观照：一条线记录发生在西北戈壁的一户普通牧民的生活，一条线记录发生在东海之滨的渔民生活。作品善于抓取人物瞬间丰富的内心活动，通过具有传统思想的普通劳动者与年轻一代的思想碰撞，展示困难环境下人们的内心世界。该片获国际大奖时被评为“出色地反映了人类的特性以及全人类基本相似的概念”。
　　９０年代中期，《三节草》“用中国的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全片采用主人公肖淑明老人自述的方式进行叙述，对主观叙述方式作出大胆尝试。
　　他们的创作思维也颇具个性。王海兵善于用理性思维观照他的纪录片，交替运用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他曾经说：“我不想搞纯客观的东西。如果把纯客观记录叫再现，把理性思考叫表现，最好的方法是将二者结合”。
　　冷杉善于通过巧妙的想象和迂回曲折的表叙方式，去深化主人公生活的依次发展流程，并通过看似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发展流程的内在律动性。比如，在《桃坪羌寨我的家》中，她把祖孙三代人不同的生活现象融汇在一个完整的艺术时空中，有序地表现三代人的生活，既分别展现又交替进行。在《拖觉的节日》中，她别出心裁，采用黑白、彩色两种不同的色调描述拖觉彝族人的日常生活和节日生活，并通过结构性画面将全片分割为数个相对独立的叙述段落。在她的片子中，她对记录对象的主观思考渗透其中。
　　西部纪录片人还自觉运用国际流行的社会人类学的手法，探索记录西部民族发展沿革的历史。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张胜庸。他的《古堡的故事》、《阿喝姑娘》、《白马山谷》运用了影视人类学细腻、客观的手法，获得了国际同行的关注。

西部纪录片向国际大奖的冲击

　　西部纪录片是全国最早开始向国际大奖冲击的；西部纪录片获得国际大奖的数量在全国遥遥领先；西部纪录片创作者人才辈出，至少有１０人以上曾在国际上拿回大奖。
　　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中国纪录片开始走向世界。西部纪录片也从此开始了向国际大奖的冲击。择其中主要的按年限点击：
　　１９９１年：
　　《沙与海》（康健宁与辽宁电视台高国栋合作编导）获第２８届亚洲广播电视联盟奖；
　　《藏北人家》（王海兵）获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
　　１９９２年：
　　《藏北人家》（王海兵）入围法国ＦＩ-ＰＡ音像节；
　　１９９５年：
　　《回家》（王海兵）获１９９５年第三届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大奖；
　　１９９６年：
　　《回家》（王海兵）获法国ＦＩＰＡ音像节“评委会特别提名奖”；
　　《山洞里的村庄》（郝跃骏）获法国ＦＩＰＡ音像节长篇社会报道“评委会特别提名”等奖项；
　　《三节草》（梁碧波）获第二十届法国国际真实电影节“特别奖”等奖项；
　　１９９８年：
　　《传宗接代》（赵新民）获１９９８“亚洲电视大奖赛”最佳纪录片及野生动物片奖；
　　１９９９年：
　　《桃坪羌寨我的家》（冷杉）获第十八届法国“人类学电影节”最佳短片奖；
　　２０００年：
　　《婚事》（梁碧波）获’２０００匈牙利国际视觉艺术节大奖、２０００年第五届罗马尼亚阿斯特拉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大奖等国际奖项；
　　《阿喝姑娘》（张胜庸）获２０００年法国ＦＩＰＡ音像节“创意纪录片”提名奖；
　　《最后的马帮》（郝跃骏）获第六届“金熊猫”奖国际纪录片人文与社会类“评委特别奖”；
　　《峨眉藏弥猴》（郝建）获２０００年新加坡“亚洲电视大奖赛”最佳野生动物片奖等７个国际奖项和提名；
　　２００１年：
　　《空山》（彭辉）获第十一届匈牙利国际视觉电影节录像类 “评委会大奖”；
　　《度过生命的危机》（孙剑英 赵新民）获南非国际野生动物电影节《特殊功绩证书》等５个国际奖项和提名；
　　《袁扁的鹭鸶》（王石林 赵新民）获２００１年南非国际野生动物电影节特别奖“长颈鹿”奖、２００１年“亚洲电视大奖赛”最佳自然历史与野生动物片提名。
　　从以上获奖的部分作品可以看出，西部纪录片曾在世界最重要的法国戛纳ＦＩＰＡ音像节上获奖，足迹遍布亚、欧国际大奖赛：“亚广联”、爱沙尼亚、罗马尼亚、德国、瑞典、葡萄牙、英国、波兰、日本、南非等地，无所不至。活跃在国际领奖台上的西部编导也不在少数，有老将，也有新秀：康健宁、王海兵、郝跃骏、吕磊、梁碧波、张胜庸、彭辉、孙剑英、赵新民、王石林、冷杉等等。西部纪录片正在逐步与国际纪录片接轨。
　　综观西部纪录片，虽然曾经辉煌，但其选题仍偏重边缘题材、弱势群体。而纪录片应该成为西部名副其实的品牌节目，并承担起向人们介绍社会、了解社会的重要窗口，对西部的经济、文化的大开发、大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西部纪录片能否担当如此重任，还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够全方位关注西部的生存发展，更加具有冲击力。另外，一些纪录片创作者功成名就之后，已经不同程度地离开了纪录片创作领域，这给西部纪录片创作事业是否能前赴后继也留下了一些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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