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语言与军事的共变关系

苏鸣

作者：李苏鸣
来源：作者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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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现象与语言现象同属于社会现象。在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诸多社会现象在顺沿各自的轨道发展变化的同时，也与其它社会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中发生着嬗变。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军事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与语言的变异发生着种种联系。
      一、语言与社会的共变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着分化、统一的过程，社会的分化常常引起语言的分化，而社会的统一总是要求语言的统一。正如陈原先生所说：“语言是一个变数，社会是另一个变数。两个变数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互相变化，这就是共变。如果这意味着我们常说的：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和激变时，语言一定会随着社会生活的步伐发生变化，那么，这共变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陈原《社会语言学的兴起、生长和发展前景》，载《中国语文》１９８２年第５期）语言与社会共变的关系不难理解，但是，这种共变关系并不是各种因素一一对应的。如果把语言现象和社会现象作为两个相互制约的系统来考察，那么，我们将会发现这两个系统诸要素之间的共变关系是相当复杂的───
      首先，语言是一种交缘性极广的特殊社会现象。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作，也是最社会化的交际工具。语言离不开社会，社会也离不开语言。社会之外无语言，没有语言社会也不复存在。19世纪以来的语言学家十分关注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他们不但承认语言是社会现象，而且强调语言与人类社会生活、社会文化、民族历史的紧密联系。法国语言学家梅耶（A.Meillet）曾经指出：“语言毫无疑问是社会现象。”（《普通语言学》第23页），他同时认为，“语言的演变在遵从一切语言普遍情况所决定的某些一般规则的同时，是跟文化的事实和使用这些语言的社会的状态联系着的。”（《语言学史概要》第261页）。因此，梅耶认为“不明白使用那种语言的民族的生活情况，就不能了解这种语言；不了解那些人的语言，也就不能真正明白他们的宗教和社会习惯。”《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汉译本第1页）。普通语言学的奠基者、德国语言学家洪堡德（W.Humboldt）也认为，“语言被深深地埋在人类的精神之中。语言在人类进步的每个阶段都伴随着它，文化的每个状态在语言当中也是很显著······。”（《19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汉译本第139页）这些论述都强调了语言与其它社会现象极其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语言这种广泛的交缘性主要决定于它的社会交际功能。社会交际功能是语言的本质功能，因此，它得以在任何一个社会领域存在并发挥作用，同时，它也可能受到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影响而发生变异。瑞士语言学家费尔南·德·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精辟地指出：“语言就是一种历史文献”，“我们不能不把语言放到它的社会环境里去考察。”（《普通语言学教程》汉译本第312页、108页）。从语言的要素看，无论是语音、词汇还是语法、文字，它们都在社会现象的影响下发生着变异，同时，语言诸要素又都客观地反映着社会的变化。
      其次，语言各要素发生变异的速度是不均等的。由于语言系统 各个要素的性质不同，它们与社会发生的联系也各不相同，因此，各种语言要素变异的速度不可能均等。词汇直接反映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它在诸语言要素中变异最为显著；语法是人类思维长期抽象化的结果，是语言中最具有稳固性的部分；语音的变化也十分缓慢，并且往往只能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在一定的条件下起作用。正如苏联语言学家兹维金采夫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所说的：“语言具有一定的体系性，因此，把语言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开，个别地去研究它们的发展同社会发展规律性的关系，这是一种人为的作法。不过这种研究方式也有一定的根据。因为语言的各个方面（词汇、语法、语音）对人民历史事实的敏感程度不同”。（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
      第三，各种社会现象对语言变异的影响力是不均等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是由各种社会现象的变化所导致的，而各种社会现象变化的量和度是不均衡的，因此，它们对语言变异的影响力也是不均等的。在发展变化着的社会中，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民族、种族、宗教等各种社会现象总是以其自身的发展变化制约、影响着其它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同时，也必然地制约和影响着语言现象的发展变化。但是，诸多社会因素不可能同步地、均衡地作用于语言的变异。一般地说，自身发展变化显著并能引起社会急剧变革和动荡的社会现象，对语言变异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二、影响语言变异的军事现象
      在人类语言发展史上，作为社会现象之一的军事现象总是以其独具的特性对语言的变异发生着重要的作用。
      从共时的角度看，军事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综合的社会现象，它总是包容或伴随着政治、经济、法律、民族、种族、宗教、文化等社会现象；而这些几乎就是人们所说的与语言共变着的社会现象之大全。马克思在谈及军事现象与其它社会现象的关系时这样说过：“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薪金最初就完全是在古代的军队中发展起来的。同样，罗马人的军营里的财产是承认非家长的动产的第一种法律形式，在军队服役的手工业者的公会是行会制度的开端。大规模运用机器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开始。甚至金属的特殊价值和它作为货币的作途，看来最初（格林石器时代以后）也是以它在军事上的作用为基础的。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实行的。此外，军队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了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９卷）马克思的这段论述集中反映了军事现象的“综合性”特点。正是由于军事现象包容了诸多社会现象，因而它可以多角度、多触点地与语言现象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并与其产生共变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军事现象对语言变异的作用力强于其它社会现象。当然，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的推断，人类语言发展史上曾一次又一次地留下了战争的痕迹：阿尔巴尼亚语中大量的来自拉丁语、土耳其语、意大利语的词语，是公元前罗马军队入侵、１５世纪后土耳其军队入侵和近代意大利军队入侵留下的痕迹；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的双语现象，多属于历史上入侵者通过各种手段强行扩大使用宗主国语言的结果；我国现存的奇异的“方言岛”现象，多是历史上军队远征和屯戊的产物，.....凡此种种，使我们在研究社会与语言的共变关系时，不能不对军事现象与语言变异之间的联系投以更多的关注。
      从历时的角度看，军事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综合的社会现象，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地、持续地对包括语言现象在内的其它社会现象发生着影响，恩格斯认为：在史前史的蒙昧时代，原始社会中的民族或部落之间就有了一种血族复仇的作战活动。这一时代距今至少有一万年。当时，民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可以调解内部的冲突，而“对外的冲突，则由战争来解决”。当然，这里所说的“战争”并不是指有为达到剥削、压迫或反剥削、反压迫的经济政治目的，有专门进行战争的组织和物质条件（军队和武器装备），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恩格斯的论述使我们看到了在国家、阶级和军队产生以前就有了原始的军事现象──原始战争。这种你死我活的、愈演愈烈的部族冲突，比原始社会中任何集体劳动都更需要组织和秩序，更需要以语言作为协调集体行动的信号，也更需要在使用不同语言的部落、氏族之间有能为双方所共同理解的交际媒介。可以由此推断，原始军事现象在对社会变革发生着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对语言的成熟和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产生了私有制，社会分裂为相互对立的阶级，产生了国家和军队，军事现象也从此更加丰富和系统。高度集中的军事社团，产生了适用于特定交际目的军事社会方言；长期延续使用的军事社团专用语汇，逐渐发育成熟为系统的军事术语；军队的流动和屯驻，影响着一定区域的语言应用；连年征战引起的民众迁徙，推动了各地方言的交流和融合；长期的军事割据，使某一区域的语言运用更具封闭特色······军事现象对语言变异诸如此类的影响，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现象，而是在长期的交互作用中积淀的历史景观。只要国家没有消亡，军事现象就将存在，军事现象对语言现象的影响也将存在。
      三、战争对语言变异的特殊影响
      战争是一种典型的军事现象。“由于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战争，每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几多仗，或在民族集团之内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间打，打到资本主义社会和帝国主义时期，仗就打得特别广大和特别残酷。”（毛泽东：《论持久战》）英国《南方》杂志马克思主义的战争学说认为。“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恩格斯：《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８卷）根据上述原理，我们不难理解军事现象将长期、持续地与其它社会现象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综合的社会现象，往往以其显著的“暴力”特征，对包括语言现象在内的其它社会现象的变异产生着重要作用。古代蒙古语的分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公元十三世纪初，铁木真依靠强大的军队先后打败了其他部落，被尊为成吉思汗，并建立了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在位期间，曾利用文化进步的契丹人、畏兀儿人以为已助，仿用兀儿字创制了蒙古文字。后来，强悍的蒙古军连年征战，攻女真金国，征天山南路，灭花刺子模，伐小亚细亚，入欧洲腹地，以至灭宋兴元。众多的蒙古人随军远征，并在各地定居，由于地域广阔，交通不便，联系困难，各个蒙古人聚居地的蒙古语便开始独自发展，逐渐分化成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蒙古语、阿富汗境内的戈勒语、苏联境内的布里亚特蒙古语，以及甘肃省境内的东乡语、新疆境内的土族语、黑龙江和内蒙境内的达翰尔语。尽管古代蒙古军并没有把分化本民族的语言作为征战的目的，但是，古代蒙古语毕竟分化了，并永远被作为战争导致语言分化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典型实例而载入语言发展史册。
      斯大林在论述语言变异过程时，坚持语言发展的“渐变论”，他说：“事实上语言的发展不是用消灭现有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的方法，而是用扩大和改进现存语言基本要素的方法，并且语言从一种质过渡到另一种质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一下子消灭旧的和建立新的那种方法，而是经过逐渐的长期的语言新质和新结构要素的积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问题》）。一个完整的语言体系，它的发展过程的确是渐变的，但是，这个变异过程决不可能是始终“匀速”的，当社会生活发生急剧变动时，语言的变异也将随之加速；而能够引起社会生活发生急剧变动的现象莫过于流血的政治──战争。中古英语的产生就是战争促使语言融合的典型例证。公元五世纪，使用德语中低地德意志方言的盎格鲁人（Ａngles）、撒克逊（Ｓaxons）、裘特人（Ｊutes）占领了不列颠。公元十世纪，诺曼军队又侵入了不列颠，诺曼人使用的古法语诺曼方言也随之在不列颠居民的言语交际中渐渐占据了一定的位置。伴随着军事入侵来到不列颠的诺曼方言、低地德意志语与古英语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逐渐融合，产生了中古英语。
      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性质有一个精辟的阐述：“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他还说：“暴力，即物质暴力（因为除了国家和法的概念以外就没有精神暴力了）是手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是目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这些观点使我们对本文所要表述的中心──军事现象有时以其暴力性、强制性特征对语言的变异发生重要作用──有了更全面的理解：一方面，历史上的一些大规模战争以暴力引起社会急剧变动，而诸多社会因素的变化加速了语言的变异；一方面，战争的主宰者以暴力强加于敌对一方的意志往往也包括了服务于政治、经济等目的语言政策。

沧海蝴蝶

　　此文旧稿曾使用标题《战争与语言变异》署名“里子”于01年11月16日在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语言文字版发过。
　　在下曾经有幸拜读，难怪在此重温感觉似曾相识呢。

　　先生在本坛发帖均系原创作品，风格独具，实属难能可贵。
　　只是心中有一疑问不吐不快－－为何贴的多是经年旧作？
　　试想若干年前的研究水平已令在下折服不已，更况如今？

　　唐突之处，还望见谅。
　　只是希望读到苏鸣先生更多更精彩的好文章而已。

[ 本贴由 沧海蝴蝶 于 2004-3-10  15:07 最后编辑 ]

苏鸣

不好意思，这篇文章确实有些年头了，最初发表在《河北学刊》上。湘里妹子这块地盘上藏龙卧虎，苏鸣绝对不敢在这里随便晾晒陈芝麻烂谷子。因此，贴出前又作了一些修改。不过，本人关于军事语言研究的文章大多未公开发表过。敬请蝴蝶继续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