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军事语言研究概况

苏鸣

作者：李苏鸣
来源：作者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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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的军事语言学研究主要有三个角度:其一,研究军事现象与语言现象的共变关系，这是军事史学、语言史学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角度；其二，研究军事社团的言语交际系列特点，这是社会语言学和军事社会学的研究角度；其三，研究语言和语言理论在军事领域的运用，这是应用语言学和诸多应用性较强的语言学分支学科的研究角度。
      ——关于军事现象与语言现象关系的研究。国外学者对这一课题早已引起充分关注。比如，对于英语形成的军事历史背景，恩格斯就曾作过精辟的论述。公元五世纪，使用德语中低地德意志方言的盎格鲁人（Ａngles）、撒克逊人（Ｓaxons）、裘特人（Ｊutes）占领了不列颠。公元十世纪，诺曼军队又侵入了不列颠，诺曼人使用的古法语诺曼方言也随之在不列颠居民的言语交际中渐渐占据了一定的位置。伴随着军事入侵来到不列颠的诺曼方言、低地德意志语与古英语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逐渐融合，产生了中古英语。针对这类史实，恩格斯指出：“其实，在任何一种发达的现代语言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言语之所以提高为民族语言，部分是由现成材料所构成的语言的历史发展，如拉丁语和日耳曼语；部分是由于民族的融合和混合，如英语；部分是由于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德意志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00页）。美国语言学家恩尼斯·卡兹纳（Kenneth Katzner）在论述印欧语中的罗曼语族从民间拉丁语分化而来时也曾分析过这种变异的军事背景，他认为，“由于罗马军队把帝国的疆界扩展到欧洲大陆的许多地方，拉丁语便成了这些地方行政管理使用的新语言。拉丁语的口语在开始的时间还相当统一，尽管这时它已经和古典文献中的拉丁语大不相同，但是由于帝国开始崩溃，罗马的统治者开始消失，所以各地区的拉丁语开始沿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起来。因为彼此距离遥远，而且自然会受到邻族语言的影响，每种语言都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特点，以致都变成了独立的语言。”（《世界的语言》，第16页）这些论述都表明，军事现象与语言现象的互动、共变关系，已经纳入国外学者关注的视野。
       ——关于军事社团言语交际特点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是在社会语言学兴起之后逐渐展开的。19世纪以来，语言学家更加关注语言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认为“语言·······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普通语言学教程》汉译本，第30页）。法国语言学家梅耶（A·Meillet）在他的《普通语言学纲要》中也说过：“语言毫无疑问是社会现象”。社会语言学家们对社团语言的研究必然地包括了对军队语言运用特点的研究。1972年，前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出版了V·V德鲁齐宁和D·S康托罗夫合著的《思考·计算·决策》一书（该书曾被列为前苏军指挥和参谋军官的必修读物，美国空军于1976年翻译出版，中译本于1983年8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作者将语言与计算机、运筹学理论等并列为第二篇《工具》中的一节。作者充分注意到军队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集团，必然形成一系列决定于军事活动目的并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言语系列特征。作者指出：“由于军事活动是在有不同的狭窄专业的大群人中进行的，个人的语言特点被消除与同化。军事思想尽管有辩证性质和多样化的特点，它总是和特定主题相联系的：部队编制、物质、土地、地理以及气象条件，等等。”作者把专门用于军事活动的自然语言定义为“军事语言”，认为“军事活动条件不允许自然语言的全部信息容量得到充分利用，也不需要这样。但是不许可模糊不清。因此同军事科学一起发展起来一种增加了术语（于是提高了精确度）和排除了不常用的结构和单词的专门的军事语言（一种专门的自然语言）。这种自然语言基本上是用于军事和专业活动，比较精确但缺乏感情。”在A·B巴拉班希科等主编的《军事心理学和教育原理》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6月第一版，许宗伍、温金权、吴奇程译），也有“军人活动中的语言”一节。在这一节中，作者多次使用了“军事语言”这一概念。作者指出：“军事勤务使全体人员的军事语言，无论是积极语言或是消极语言的发展，都有无限的可能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任务是在课业和演习中经常不断地教会军人正确、清楚和简明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教会部属简洁地同时又相当完整地报告他们岗位上受委托的情况，报告有关在战斗值班及战斗值更中机械和指示仪表工作的情况、电台和电话通话的情况。由于每一个多余的，尤其是错误的词，每一个不够准确或不太明白的句子，都会在某种条件下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必须提出这些要求，而这些要求也成了军官关心的对象。”作者还指出：“语言是人们之间交际的手段。每个军官应当关心自己语言的发展，并按照勤务职责的要求，关心自己部属语言的发展。”美军的一些学者也从军事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了军事社团的语言特性。在查尔斯·H·科茨和罗兰·J·佩里格林合著的《军事社会学——美国军事制度与军事生活之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7月出版中译本）一书中，作者涉及了作为社会系统的军事组织中语言应用特征的问题。作者认为，在军事组织中，有两个基本的信息传播过程：一是正式的传播渠道，二是非正式的传播渠道。前者可以线条形式出现在组织图上，属于职务的互动，这种互动倾向于在军事社会系统中发展非个人的和契约性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非正式的传播基本上是社会的互动，这种互动倾向于在军事社会系统中发展个人的和共有人际关系。作者对军事组织中信息传播两个过程的分析，揭示了制式化军事语言和非制式化军事语言的基本成因。
      ——关于军事术语的研究。前苏军的军语研究成果比较突出。前苏联军事出版社于1976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对“军语”这一词条的诠释，就可以让我们领略前苏军对于军事语言研究的重视。前苏军对“军语”一词所下的定义是：“军语，指表达严格规定的军事概念的词和词组的军事术语的总称，是军事词汇的基本部分。”从这个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前苏军认为在全民词汇中有一类词汇的社会变体——军事词汇，军事术语就是其中的基本部分。在此定义之后，作者还指出：“军语通常与军事知识发展水平相适应，并反映了现行条令、教令和其他正式军用文书固定下来的涉及军事所有领域的各种各样的专用概念。随着军事的发展，新的概念出现了，旧的概念分化或消亡了。军语靠全民语言、借用其它知识领域和其它语言来充实。对军语可以进行自觉的调整，即通过法定程序废除旧概念，采用新概念。”作者还指出：“在现代条件下，不仅在国家武装力量范围内，而且在军政联盟的联合武装力量范围内都十分重视军语的划一。”美军对军语的研究也十分重视，1963 年，美国联合军语组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在国防部长办公厅、各军事部以及国防部所属各局的协作下，编纂了《军语及有关术语词典》（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号出版物），该词典包括战争、战略、战术、训练、后勤、情报、电子战、武器装备、核生化防护、测绘、气象、军兵种等多方面的内容，不仅有美军的军语，还有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和泛美防务委员会的军语。该词典问世以来，已经过多次修改、补充和再版。
      ——关于军用文书语言的研究。军用文书的语言是外军普遍重视的问题。美军对战斗命令拟制的第一条要求，就是“明确”，还要求“战斗命令的用语不得存在歧义”、“指令不得留有余地”，“命令的表述要具有权威性”。 前苏军的战斗文书拟制规则要求，“战斗文书的内容应十分鲜明”，“文书中使用的基本理论和原则应当是阅文人员所共知的”。前苏军还根据不同级别的指挥机关、不同表达内容、不同紧急程度的文书篇幅，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明确指出“如果文书的篇幅超过了许可的长度，则应将全文分成几个部分拍发”。德军《参谋实务》对于军用文书的拟制也有“通达”和“符合逻辑”的要求，指出军用文书既要简短、鲜明，其程度又须“止于阅文者仍能发挥其逻辑思维之作用与容易了解为原则”，切忌出现“词简难懂”的现象。当时的联邦德国防卫军总监还曾对“良好之口语式表达”的意义作出以下说明：“军用公文要有文雅而准确的语言表达能力”，“唯有不发生误解的命令与规定，才可产生服从与保障战斗力之效用”，并且强调：“不必要的话，只会降低表达的力度；不肯切的话，将掩饰事实；夸大的话，将危害其信用”。他还指出：当词、句、表达方式与表义需要发生一时难以排解的矛盾时，唯一的解决途径，“只有围绕表义的需要，坚决放弃（预想的形式）”。德军的战斗文书拟制规则还要求，军用文书要建立其特有的语言和表达风格。日军《陆上自卫队文书务实》中明确提出：“公文在传递意愿的同时，要讲求效率这一点十分重要，就是说对任何人都应易读易懂。……即使是专门用语或独特的表达形式，也应避免使人难以找到头绪或使人感到冗长、罗嗦和难于理解”。在修辞方面，“应尽量避免使用暧昧、拐弯抹角的表述”。日军要求，作战文书的拟制“根据内容尽量采用条目式拟写方法”。“尽可把长句断为短句，避免不适当地使用接续词和接续助词，把文句拉得很长，以免最终导致全文篇幅的宏冗”。此书还专节详述了军用文书中的用字要求，并根据日语的特点，对“用语”、“汉字使用”、“法令方面的专门用语、用字”、“地名表示法”、“人名表示法”、“外国地名表示法”、“数字表示法”、“现代假名使用要则”等十余项内容作出明确规定。
      ——关于心理战、信息战中语言战术的研究。战争史上运用语言进行渲染、威胁、欺骗，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成功事例不胜枚举。外军对语言这一特殊的“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引起了充分的重视。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就希特勒在战争中发挥宣传心理作用的问题指出，希特勒在战争中总是双管齐下，“一手涣散敌人的士气，一手瓦解敌人的组织。进一步说，就是要使战争手段更多地具有心理上的作用，要用思想充作工具，用言论来代替武器，用宣传来代替炮弹。”（利德尔·哈特《战略论》，第311页）。随着当代心理战、信息战理论的崛起，西方军队纷纷组建起大批专门从事心理战和信息战的部队，美军还专门在各军种的指挥学院开设了心理战课程。在海湾战争中，语言这一“武器”被多国部队充分地利用。多国部队在科威特战区共投撒了2900万份传单；多国部队的无线广播电台连续播音40天直到战争结束，每天播音18小时，另外还在整个战区成立了66个高音喇叭小组，展开了强有力的语言攻势，在瓦解伊军士气和促使其大量投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停火之后，一位伊军师长说：语言战术对部队的士气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其威力仅次于多国部队的轰炸。
      ——关于语言和语言理论在军事领域其它应用的研究。可以说，凡是需要用到语言这一交际工具的军事领域，都有语言理论的用武之地。在以上论及的A·B巴拉班希科等主编的《军事心理学和教育原理》中，作者不但研究了自然语言在军事活动中的应用，而且着眼于现代科技发展的需要，对形式语言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也予以充分的关注。作者提出，“现代的指挥员必须通晓几种语言”。值得我们注意是，作者所说的“几种语言”并不完全指语言学中所称的语种。他所说的“几种语言”主要是指自然语言（即国语和外语）和形式语言（如军用符号语言、数学语言等），这就把军事语言的概念扩展了。作者指出：“军事人员必须了解军用符号语言。情况、作战计划、决策和事态进程是用这种符号语言标示在地图上的。这是一种常用语言——简练、精确、简单。不能用自然语言的陈述方式来代替它。”作者还富于前瞻性地指出：“在军事上要做到人和计算机相互了解，必须有军事语言的专门化，办法是增加形式成分的比重、精练、使概念明确和分细，并且要编制一种从结构形式来说最适用于军事问题的专用计算机语言”。这本论著的出版，说明前苏军对军事语言的研究，已经从对自然语言的研究发展到了把自然语言与形式语言尤其是计算机语言的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增强了军事语言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总之，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语言这一最重要的信息传递工具，不但为信息科学技术的研究所充分重视，也在军事领域中展现出广泛的研究和应用空间。上述国外军事语言研究以及语言理论军事应用的情况，勾勒了当代军事语言研究所涉课题的大致框架；汲取其中有益的成份，有助于深入地研究我国的军事语言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汉语军事语言学这一新兴的边缘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