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天发现——汉语的音义起源

萧李银

汉语的音义来源只有五个！
恐怕谁也难以相信繁杂的、历时上万年的汉语竟然简单到只有五个音义来源。
但这却是事实，是建立在对现有汉字进行全面考察的结果。不错，笔者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是学术界的门外汉；对于语言学几乎是一无所知；只是凭着一点偶然的发现而发生兴趣，并因此不顾一切地投身于艰苦的研究中；两年来全力以赴的努力，终于写成了20多万字的论证文稿，得出了连自己也难以相信的结论：
汉语的音义来源是：蛇——狗——鸭——蚊——燕！
这一结论的得出，主要是基于汉语的同音通义现象，我起初的出发点本来也只是要找出每组同音字的音义之源来，没想到最后竟然发现了汉语的五个音义体系！

对于同音通义这一明显不过的客观规律，历代的学者们不可能没有认识到：许慎认识到了，但用假借敷衍过去了；宋朝的王圣美认识到了，但只停留在形声字的声旁上；元时的戴侗明白指出“义由声出，因声知义”；明方以智认为“欲通古义，先通古音”。
到了清时，训诂学家们在利用声训上，更是取得了很大成就:
王念孙在《广雅疏证序》说，“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在《春秋名字解诂序》中说“夫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声之相同相近者，义每不甚相远”。
其子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说“夫古字通用，存乎声音。今之学者不求诸声而但求诸形，固宜其说之多谬也”。
《说文解字》注解大家段玉裁在其《广雅疏证序》中说“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重于得音”。
郝懿仁在《尔雅义疏》中称“凡声同，声近，声转之字，其义多存乎声”。
邵晋涵在《南江文钞》中言“声音递转，文字日孳，声近之字，义存乎声”。
清末的章太炎，近代国学大师黄侃，著名学者刘师培、沈兼士、杨树达等均有这方面的著作。
但这些学者都只停留在某些字的训诂和考注上，只是把他当作工具利用一下而已，不外乎通假一路。
当代语言学权威王力，在其《同源字论》中则说：“同源字，常常是以某一概念为中心，而以语音的细微差别（或同音），表示相近或相关的几个概念”，“值得反复强调的是，同源字必须是同音或音近的字”。可以说，他的“强调”一语道破天机。但他强调的还是“某一概念”，没有意识到这个概念所可能存在的具体性。

因此，这一发现，对于语言文字学来说，至少可以说是近3000年来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它独到的研究角度，是自许慎以来的文字学家们所从来没有注意到的；它对汉字的解析，最接近汉语的原创；除了远古时期的汉语创造者——仓颉及其巫师同仁外，恐怕还没有谁如此触摸到了汉语最本质的真实！
汉语音义起源的被发现，对于汉语的学习、研究与应用，乃至对于世界语言的进步，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难以言喻我此刻的心情！仓颉啊！感谢您赐给我以灵感，让我洞悉了您埋藏五千年的秘密！可是，请您告诉我，我该如何让世人分享呢？
我的邮址：hanyuyyy@126.com

xphh

晕，烂贴这里也有

xychy

很简单，在网上公布你的大作。让读者评价你的发现是不是“惊天”，至少先惊动读者，再惊动专家，再惊动世界。那就离“惊天”不远了。
      如果又怕别人知道，那把嘴巴闭上就行了，也没必要在这里自我吹嘘。
      当然，送出版社出版成名来得快，不过恐怕还得自己掏钱。
      对不起，我说话太直，恐怕不对你的胃口。

萧李银

你的反映很正常！地球是圆的，人是猴子进化来的，人类化了多少时间才认识到？

icepig

厉害

山豆杰

通篇只有结论。
没有说明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
更没有说明为什么是这个结论。

萧李银

好久没上网，不知道还有人在关心。
山豆杰的话很中肯，的确我还只是谈了个结论，一个这么大的课题，不可能千来字就说得清的。
现将我在北大中文论坛里所发表过的一些内容转述一些。希望持批驳态度的同人能以此为靶子，别只是简单地表示否定：
                               “蚊”的音义系统
“闻”，在甲骨文里是一幅生动的图画：“ ”，一个人跪在地上，侧耳倾听着，手在挥舞着，旁边似乎还飞动着什么小东西。不错，这就是夏秋之际，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我们所常做的事情——打蚊子！
    蚊子如云一般飞过来。“雯”，成花纹的云彩。
    蚊子“嗡嗡”叫个不停。
    蚊子绕着你身边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地飞着。“紊”，乱。
    蚊子有着一张吸管样的长嘴。“蕹”，空心菜，茎是空的；“瓮”，口小的坛子。
    蚊子用长嘴吸血。“稳”，稳当，找准你身上的血管丰富的部位停下来；“吻”，用嘴唇接触。
    蚊子传播疟疾、流行性脑膜炎等疾病。“瘟”，流行性急性传染病。这可不能不“问”！现在还可以熏蚊香，古代没有，怎么办？那时又没有电灯，蜡烛光昏暗，蚊子又小，看不见，只有仔细“闻”，当知道它停驻在身上某部位，正准备下嘴时，“啪”地打过去？也不行，一则蚊子很狡猾，一感觉到你的掌风就会逃走；二则打在自己身上也疼。只能悄悄地接近，如“抆、揾”般擦过去，拍死它；它的脖子就会断掉，是为“刎”。
    因此，“文”，应是蚊子的象形，甲骨文为“ ”，轮廓清晰可见；纹理的意思，是指蚊子会在人身上叮出红印，而指文身；而且蚊子的腿很长，打死的蚊子还会将尸体留在人身上，显出中间粗、旁边分出几条细线的印记，如器物上的裂痕一般，所以为“璺”。
    而把文人跟蚊子挂上钩，体现了自古以来的重武轻文、重利轻文的观念，以及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认为知识分子是象蚊子一样的寄生虫，象蚊子一样扰人清梦，象蚊子一样传播不安定因素，这就注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在五千年历史长河里，只有宋朝稍好些，赵匡胤先生下了个不杀文人的死命令。春秋战国时期，似乎还可以，可象老子、孔子、墨子那样伟大的学者，谁不是如丧家之犬而奔走列国呢？他们没有被杀，是因为那种混乱的时代，一如五四运动时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那样，大小统治者们攻城略地都做不赢，豺狼虎豹都对付不过来，哪还顾得上蚊子呢？唐朝似乎还可以，李白可以高唱“安得摧眉折腰伺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得罪了皇亲国戚，还能够“仰天大笑出门去”，但那还是盛唐啊，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强盛最开放的时代啊！而且，他也不过是陪皇亲国戚们写写歌，逗乐逗乐而已。杜甫就更惨了，饿死在我身边的这条湘江的支流——耒水里！
                                   粪（fèn）
     “粪”，作为义源字，在今天看来，的确是匪夷所思。可粪在古代，的确是个十分重要的东西，是最好的肥料、燃料和水泥！“分、贲”，即“粪”。        
“粪”，甲骨文为“ ”，上面的三点即粪便，下面为用筐子装上，或扫进筐里的会意。古代，用作肥料的主要是动物的粪便，人民是十分珍惜的，现在在一些偏僻的农村里，到野外拾取牛羊的粪便，还是农民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且，在古代，动物的粪便还用以保存火种（现在的农牧民还以牛羊的粪便为燃料）；利用其纤维紧致细密的特性，将牛粪平铺在地上晒干，用以镇住泥沙，便于晒干粮食（在水泥没广泛使用前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还采用这种办法）；可能还用作草筋糊墙，使墙壁耐风雨的侵蚀。所以，“粪”的字形是意味深长的，与许慎的解析恰恰相反，不是“弃除”，而是“拾取”！俗语称得到了意外之财为“拣狗屎”、“走狗屎运”，甚至对梦见粪便、脚踩到了屎，也认为是发财的预兆，就是来源于此。
     取意于粪便的臭气，为：
     “芬”，芬芳，花草的香气。肉食动物的粪便只能作肥料，又臭又难以得到；不如食草动物诸如牛羊的粪便作用大，而且牛羊的粪便干后，也没有什么臭味。所以，“芬”，准确的解析应为食草动物粪便的气味。
     “氛”，气；同“芬”。
     “愤、忿”，气愤；由粪便的释放臭气而引申到人将心里的怨气发泄出来。
    取意于粪便的形状，为：“坟”，坟堆如粪堆，为圆锥形。
    取意于用粪作燃料，为：“焚”，烧。干粪是较理想的燃料，特别是古代，取火不易，保留火种是十分重要的，而牛马的粪便燃后难以熄灭，是较理想的火种。“狼烟”，只不过是狼为肉食动物，其粪便难以燃成明火，而冒浓烟。其实，在山林缺乏的地方，象西北的大草原，粪便是主要的燃料。
取意于粪便的纤维质，为：
     “纷、棼”，众多，杂乱。粪便里面有许多没有彻底消化的碎草，如一堆乱丝。粪便能作燃料，作毡子，涂墙，主要就在于它的纤维质，如铡碎的草筋。
     “贲”，从“卉”从“贝”，言其为草筋，是宝贝。表示装饰、宏大等意思，还保留其用于粉墙、粉地的本意。它之所以能作为“愤、偾、喷、墳”等字的重要构件，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粪”的意思。
      取意于将粪撒到地里作肥料，为：
     “喷”，音为“PEN”，可能是古人“P、F”混淆，衡阳方言就念作“FEN”，散着射出的意思；表现了以粪作肥料时，不能堆在一起，那样会烧坏庄稼，须均匀撒到田里。
     所以，“奋”的本意，不是飞，而是指抛洒粪肥如鸟飞；金文为“ ”，“鸟”在衣里，如何能飞？取的是其比喻意义，下面的“田”，即指明是作用于田间的行为。庄稼有了肥料，就会长势好，所以，才有振作、鼓劲的意思。也可理解为田里的庄稼施肥后，象衣中的鸟往上窜。
     因此，“分”，甲骨文为“ ”，字形虽象用刀剖开的样子，但也未尝不可理解为拉完屎后，用形如刀的木片擦屁股。由于粪便也是动物分解出来的细碎东西，意思上也就难解难分，混为一谈了。但“分”在作字的构件时，实际上充当着粪的意思。“粉”，指粉末、粉刷、粉条，几乎包含了“粪”的全部意义。

     附注：里面的一些解释如“奋、纷、棼”，是牵强附会的，特别是“奋”，将字型中的“佳（鸟）”用“比喻”这样一个词敷衍过去了。后来当发现它真正的音源是苍蝇（蚊），一下子便豁然开朗了，“奮（奋）”的形音义便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体，原来是取义于苍蝇从粪堆里飞出！“纷、棼”本取义于苍蝇的乱飞。至于“粪”，本来与苍蝇密不可分，自然也就没有错。
   
                       形声字与因音取义
我说汉语的音义起源，实际上应该只是汉语成型时期即甲骨文时代的汉语，因此，也可以说是甲骨文的音义体系。可是，语言一当被刻成文字后，在某种程度上，它便成为了一种静态的东西。虽然历经几千年的变化，造出了那么多的新字，但由于形声字这一主要的造字习惯，使人民无意识地按照着甲骨文的框架在丰富着语言。
     比如：“柑”，即甘蔗，直接地去看，无法看出它与燕子会有什么关联；顶多也就停留在所谓的“右文说”上，“柑者，甘也”；而实际上，它们应该本就是一个字，是甘蔗的象形；可你想想，吃甘蔗的原始方法是怎样的？是咬一口，然后嚼一阵，再吐出渣滓来。再想想燕子是怎样筑巢的？就明白了。“甘”的另一字，却为“蔗”，与“蛇”同韵，却是从它一节节的长条形来取义定音的，因为它的样子就象一条48节蛇！所以，“蔗”实际上也不是以“庶”表声的，“庶”的字型，唐汉因为它从“石”从“火”般，说就是现在的“煤”，以前我也相信，现在看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石”形本取象于蛇的竖立，与“火”一起会意成“火般颜色的竖立的蛇”，还不就是指甘蔗！但后来何以念成了“shu”，指老百姓，从意义上来讲，取义于甘蔗的多，直刷刷地一片片；从音上来说，也是指其如动物般地大量繁殖，也言其多。
   
     汉语为什么一字多音多义，一义多字多音，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因音取义”的表达方式。
     如“猪”，同义却多字多音，为“豕”、为“亥”、为“猪”、为“豚”，特别是“豚”以“豕”为声旁，却不念“shi”，先贤们总也没有想明白，于是用“通转”“旁转”之类来解释，其实从发声上来说，“tun”跟“shi”怎么听也相差十万八千里，是怎么转也转不到一块来的；只有“亥”（hai）与“shi”近音，还说得过去。而从音义说，便清楚了：“猪”取猪的被豢养、多产，如“狗”如“牛”，便以为音；“豚”取猪的以屎尿为伍，如“蚊”，所以为音；“豕”读“shi”，这里很微妙，我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因为猪的腿短，跑不动，如“蛇”，所以为音；一种是从“屎”而来的（因为屎盘旋如蛇，所以读如蛇），“屎”本与“粪”同，取音取义方法跟“豚”类似。猪本来也有自己的哼哼声，近似“hai”，所以为“亥”，应是本音，但其腿短似鸭，与鸭一类，反没有其独立性了。
     至于一字多义，就是其所指事物本含有多种意义。如：“兴”，甲骨文是双手弄性器的会意，它的意思为“发动、起来、旺盛、高兴、准许、或许”，显然都是指性交前的动作和心态。
     一字多音多义，也是因为其形象所代表的不同事物。如：“且”，有解为祖宗灵牌的；有解为阴茎的；到底谁对？从读音上就能弄明白，一个念“qie”，音义从“蛇”，形自然也是蛇样；一个念“ju”，音义从动物的繁殖，很显然是指阴茎；所以，显然与祖宗的灵牌没干系，那是祖先的性器崇拜造成的。从所包含的意思来看：指“表示进一层、暂时、经久、同时进行，语气助词”，显然与性交有关，指阴茎才是其本意；阴茎如蛇，所以念如蛇音。
   
                               音义起源与推求古音
  “蛇”的古音到底是怎样的，我无法肯定，其音义组包含有“i、ei、e、uei、ai、a、ia”，所以，在文字中残存了“蛇、蝰、虺、巳”等字；在方言中，可能还有更多，如衡阳方言就称之为“xia”，从鸭鹅上去取声了，因为鸭，特别是鹅的脖子长如蛇——所以，“蛇”“鸭”这两组音在取义上多有交叉，前辈学者们多用“转”来解释这种情况；另外，眼镜蛇称为“哈气bi”，我怀疑这“bi”也是蛇的称呼，可能是“匕”字，指其扁扁的头部象汤匙；因此，它还念“bi”；至于有些地方还称其为“长虫”，大约是因为怕而产生的讳言；其他地方的方言中肯定还有许多称呼。
     从这些字型及读音，结合蛇所发出的自然音来看，最可能是古音的，应是“si巳”和“yi它”；其它的都有可能是讳言而产生的变音。

    所以，这一理论对于推求古音，可能有意想不到的价值！

    过去所依据的，多是《诗经》、《易》等古籍，试想，到孔子时代，已经不知道汉字的原始音义了，“六书”到底是什么，我们也只是根据许慎的推测；这可能是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文化断裂，但也可能是周灭商所造成的；从“蛇”的音义跨那么多的音韵，特别是“i、a”这么两个区别明显的发音来看，这至少是两种近似语言的融合才造成的，即商、夏之间的融合：发“i”音的，可能是北方民族，按蛇的本来称呼；发“a”音的，是南方民族，南方多江河，鹅鸭多，而取鹅鸭来指代——而且鹅鸭吃蛇！
                      汉语是多民族语言的融合
     汉语的发展成今天的样子，我认为就是各民族，主要是南北民族的融合造成的。黄帝与蚩尤（即炎帝神农）之战，可能是有历史根据的，这也是中国土地上大规模南北民族之争的最早开始。南方气候温暖，宜于耕种；而北方多为草原，气候干燥，适宜放牧；农耕文化无疑是要比农牧文化要发达的。从“乡”的同音于“象、江（长江）、湘”来看，暗示出造字者的出身很可能在湘江流域，即南方神农氏族中的巫师。“余”的另作剩余解，以及“幸”的本指刑具，“乡”指自己的出生地，也暗示出造字者的被俘身份。仓颉可能就是在这场炎黄之战中被黄帝俘虏，从而将汉字传播到了中原。意味深长的是：现在的方言中，湖南的方言最接近古音，特别是声母方面。炎帝的墓葬恰恰在湖南的腹地——株洲。尤其是近年所发现的跟甲骨文很相似的神秘文字——“女书”，也恰恰在湘江的上游，湖南的江永！它很可能就是仓颉在故乡所留下，并经她历代的弟子们所秘密传习的原始汉字。从周硕沂所编的《女书字典》可以发现，同音通义的特点更是明白不过。——最近的里耶考古，继秦简之后，又发现了古文明遗址，说明这一带存在过发达的古老的文明。另外，古代的夜郎国也在这附近一带。
     无独有偶，在舜帝时期，湖南南部还存在着一个仓梧国，舜帝南巡就死在这个国家里，葬在九嶷山。这个仓梧国，看来可能是炎黄之战后，炎帝后代所建立并从属于中原的国度。“仓梧”与“仓颉”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它是否是仓颉的故国，拟或黄帝后来给她的封国？有专家分析，“仓梧”疾言为“楚”，即成为后来的楚国。汉语作为文字，是那么的一致；即使是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除了笔画上的区别外，结构字型并无不同；如果真是群体各自所为，而没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据史家考证，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国家——夏朝，其祖先夏禹其实是彝族的祖先。而彝族其实是后来的称呼，她的真正归属应该就是仓梧。因此，夏的建立意味着发达的南方农耕民族战胜了北方游牧民族，统一了中国，自然是加快了文明的进程。汉字应该有了它的真正的新的开始，开始有了传说中的“典册”。
     但那时的文字，主要掌握在氏族首领性的巫师手里。据甲骨文所载，商王实际上就是巫师的统领，是大巫师，他通过控制其他氏族的精神领袖——巫师来实现对其他各个氏族的统治，因此，属国的朝贡实际也是象征性的，献上几块用于占卜的龟甲，甚或用于祭礼的茅草就行了；关键在于互不侵犯，共同对敌。估计夏时也差不多。
     灭夏的商，地属东部环渤海湾一带，实际上又是北方民族。商虽承袭了夏的语言文字，但估计读音肯定不如夏地道，汉语的读音开始变得复杂起来。特别是到了西周时期，西周是西部民族。西部民族的发音特点普遍带有转舌音——典型的是俄语中的“r”，念“j、q、x”成“zh、ch、sh”了，秦本西夷，自然与周无异；取代它的汉朝，本是六国遗民，是各民族的大融合，语言自是五花八门。以后各个历史时期，除了唐宋明三朝外，其他占据中原的，都是北方民族，特别是元、清；而唐宋明三朝，其实是原有王朝的下属，跟汉一样谈不上属于哪方民族；因此，汉语的母语区——南方民族事实上再也没有占过统治地位。这些都加剧了汉语的北方化，从而形成了现在的普通话，并且占使用汉语的70%以上人数。只是离古汉语比南方方言远了。

      因此，汉语其实不是一个民族的语言，因为历史上本来就不存在民族概念上的“汉族”；中华民族为什么有那么强大的趋同性，汉语为什么长盛不衰，原因也在于此。

黄帝的“黄”，与蚩尤的“蚩”，从读音上也是别有意味的：“黄”取音义于羊，代表放牧；“蚩”则音同蛇，爬、犁的意思，代表农耕。

     南方人发“ang、ong、eng”总不如北方人准，甚至前后鼻音混同，就是因为北方语言多系模仿牛羊发音，卷舌，鼻音重；而南方语言多系模仿鹅鸭，舌头直，频率快，鼻音少，有也只是模仿蚊子叫，轻；至于“燕”，大家都知道“天命玄鸟，降而升商”，被商人视为祖宗，所以，渤海湾一带，甚至可能包括韩、日，语多“an”音，犹如鸟语。
     这从第一人称上就可以看出来：普通话称“wo我”，如狗吠；南方称“e我”或“nge”，似鹅叫；山东人称“an俺”，似燕啼；西部称“za（咱）”，由于“za”“zang”听起来区别不大，我怀疑本发音似“zang”，如羊嘶......
      第二人称也是这样：称“ru（汝）”，如狗哼；称“ni（你）”，象蛇嘶；衡阳方言称“en”，汝蚊嗡；称“er（尔）”，象狼嚎......
      第三人称呢？称“ta（他）”，象鸭嘎；称“ji”，象蛇唧......
                                            语言的模仿性与汉语的简化
      原始先民既然会把动物作为自己的图腾，当作自己的祖宗顶礼膜拜，为什么就不会模仿它们的叫声产生语言？既然已采取象形的方式产生文字，为什么就不会采用其叫声赋予其读音呢？既然汉字的形声都是模仿动物的，为什么其意义却会与动物无关？
    我认为所有的语言都应该来自于对自然的模仿。所以，最古老的文字几乎都是象形性的。
     但摹声的情况较复杂，至少有两种情况，一种为单音节，一种为多音节。单音节语言，它必须是形音义一体的文字才能表达准确；不然，一个音可以指多种含义；古老的汉语其实可以说字就是词，所以后来即使有了双音节词，也多是意义重复，且双声叠韵。
     多音节语言，则只要能完整地表示出声音，不必管字形如何，就能表达意义，所以其文字也就脱离了象形，变成了抽象的拼音文字。古埃及本也是象形文字，但在文字旁边另有表声符号，说明这种文字的形音义是脱离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干脆抛弃了字形，只要其表音符号了；埃及古文明的失落，一方面是外族入侵，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其本身的这种抛弃。
     就象我们要绘声放鞭炮，说“pipipapa”，一听就明白；而单说“pa”，就不明确所指了。
     因此，作为单音节语言，要想学习多音节语言，抛弃字型，完全采用拼音符号，对于标准字音，推广普通话，价值是巨大的；但要作为一种纯粹的语言文字，是很难行得通的，除非汉语发展到原来的每个字都变成了两三个以上的多音节词。
     但汉语可以简化，大幅度地简化。简化字的笔画，将意义重复而生僻的字废弃。然后再还原到汉语的原始体系上去，按五个部，每个部20来组含义，也才百来个字形。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简单更好懂的语言文字了。那时，我的发现才真正称得上是“惊天”！
                  
                   “燕”与“员、元、卷、袁、爰”
    象“元、员、卷、袁、爰”等字，就是不看甲骨文，也依稀还能看出燕子小头、剪尾的样子，应该是象形字。

元，甲骨文与今文差不多，传统认为从“人”从“上”，本义指人头，所以为开始、为首的意思。
     我认为“元”与“天”的意思其实是相同的，“天”的甲骨文字型也跟楷书相似，只是上面的一横为“口”字形；《说文》解为“颠也。至高无上”，取义即人头之上，把字型也看成了人形；其实它更象一个燕子的正面像。燕子是候鸟，是先民的日历，春天的使者；而且又因为燕子喜欢筑巢在崖窝高处以避害，在没有悬崖的地方，便选择具备类似条件的屋檐来筑巢；加上它以蚊蝇为食，衔田间的泥丸来筑窝；所以，它是与人最亲近的鸟类，商人因此想象它是自己的始祖，并且还能耕田；是有着十分自然的原因的。
     其同音字“焉、奄”，甲骨文便十分象燕的侧面，“焉”表疑问哪里，就是因为燕子飞走了的缘故；“奄”表示忽然，就是因为燕子的轻灵；由于不再指燕子本身，便没人知道了。
     有说商人的“玄鸟”图腾是猫头鹰，显然是错误的，猫头鹰（“雚”）之所以念如燕，是因为它吃完鼠、鸟后，再将它们的毛和骨头呈丸状吐出来，如燕衔泥再吐出筑巢或衔虫喂雏，“吐”是它们发生音义关系的联系点。
    燕的作为汉语音义一源，还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可以据此推断，不管汉语产生在什么时候，它的成为系统，无疑是商人完成的；因为只有商人才把燕子作为始祖神。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元”为什么是开始的意思，它体现了商人以燕为始祖神的深刻内涵。“元”，应是燕的侧影；即使不把它看作象形字，从会意上来说，燕居于人的高处，也是指燕。


     员，林义光在《文源》中根据其甲骨文字型，释为“从口，从鼎，实圆之本字”；但其金文却不象，有些象鼋，即甲鱼；有些则象燕衔泥丸的样子；反正下面绝不是鼎。
   《说文》释为“物数也”，即表物的数量；《新华字典》释为工作或学习的人、团体组织中的分子、量词、周围四个意思，我认为这才是它的全部本义：燕子是十分独特的鸟类，也是被人类观察最细致的，它们白天成群活动，晚上却象人类一样以家庭为单元归巢，其同音字“缘、鸳、眷、贤”的取义是十分明显的；周围则是从其巢窝来说的，与“圈、全”取义类似。
     以前的学者们，因为不了解汉语的这种义源的具象性，对汉字的一字多义，解析不清，便只好用引申义、比喻义什么的来敷衍；其实《新华字典》中所解释的含义，大多是其本义；明白这一点，你才能跳出前人所设的圈套。


    袁，甲骨文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文》望字生义为“长衣皃”，长衣的样子；《新华字典》因为它现在只用为姓氏，没有给它一个解释。就是说，它的本义因为已没人知道，丧失了它的用途。但它作为一个构件，表示“圆”的意思却很活跃，如“猿、辕”以及相似的“擐、寰、缳、鬟、懁、環”等，从其上部的由“十”到“四”，就可以看出是指头部的样子，前者是指其样子如阴茎（所以阴茎也称鸟）；后者则以眼睛指头部；至于下面的“衣”形，为什么就不可以看作是羽翼呢？燕子的身形娇小，羽翼却是发达的。不过，从其作为构件的字，多是取义于燕巢的形状为环形来看，“袁”则更象是指燕在巢中的会意字了。总之，袁绝对与衣无关。

     爰，甲骨文象两手各持一棍的两头，而金文则象燕形。
     所以，我不知道是考古学者们弄错了，还是字的变化原因。但与燕相干是肯定的：两手持棍，取象于燕衔草茎筑巢；金文或者是将草棍的枝状特征也刻画了出来，所以更象燕一些了。
     李孝定在《甲骨文文字集释》中，援引《说文》的解释为”象二人相引之形。自爰假为语词，乃复制从手之援以代爰字。”对字义的解释应该是对的。问题在于对那两只手形怎么理解。我们来看用其作构件的同音字，如“援、缓、媛、湲、暖”，如果把它们只作形声字来看，“爰”只表声，当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而若把“爰”看作表义的呢？情况就不同了。这些字的意思分别是：帮助、牵引，慢、延迟、苏醒，美好、牵连，水流的样子，温和。可以看出，它们都含有时间上或动态上连续不断的意思。
     这实际上就是“爰”的本义，即取义于燕子衔草含泥须连续不断地进行，即对它们进行不断地黏结；与其同音字“拈、黏、连”取义相同。“爰”字在《新华字典》中作“于是”解，也正是此一意思，表示语气的黏连。即使抛开它象不象形的问题，我们也不应把“手”形就一定当作是人的手。
  
      卷，没找到甲骨文，只有篆体，上部为双手捧米形，下部为己形，所以，《说文》释为“厀曲也”，“厀”即膝，采用王筠《句读》释为“厀与卷盖内外相对”的说法，“卷”义即膝盖后面的窝窝；不知这是不是当时“卷”的意思，所以，也无法辨证其对错。但“曲”之义是正确的，即成筒形的平面物或将东西曲成筒形；恰恰是燕巢的样子。上头的“双手捧米”形也是个字，《说文》释为“抟饭也”，即将饭搓成团。我们即使认定他说的是对的，那也是取义于燕子的衔泥丸筑巢，并将巢做成卷状；不然，“卷”就不是卷筒，而是搓丸的意思了。而以其为构件的字基本上是没有搓丸这意思的，如“眷、桊、劵、絭”等，都有卷筒的含义。显然是从燕的筑巢而来。
     其实“米”在汉字中并不一定指米，而是指细小的颗粒；其构形方式与“爰”是相同的，不过是一用棍，一用泥而已。
   
    当然，不能简单地把它们都说成是燕子的象形。细究起来，还真是大有文章可做。

                     利用音义起源理论辨析汉字实例：“王”与“黄”
                     
    因为我想，语言文字既然是从无到有，是真正的文盲创造的，只有从语言文字的本身出发，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才尽可能还原。如“王”，最恰当的解释算吴其昌的“斧子”说了，因为其字型象，意义也说得过去，斧子象征着生杀大权；至于什么“天地人”之类，纯粹的无稽之谈，是为了拍王的马屁；按他们的思路是永远也得不到真实的。以我看，从其读音入手，“王”是指老虎，取老虎的额头纹为象形，老虎是百兽之王，原始人还有不怕的？而斧子是什么时候才有的玩意？可资参照的还有，如“卯”，之所以是“猫”，是因为它本就是取猫的面部特征为字的；大家都知道“录（鹿）”、“羊”、“牛”是以它们的头型为字的，但“王、卯”如今已失去了本义，便没人知道了。
     我为什么相信我的方法，就是因为它可以解决许多悬疑。

    黄色为什么一直被奉为最尊贵的颜色？在过去的封建时代，一直被王专有。那么，“黄”到底是指什么？《说文》解为“地之色”，即土的颜色；《释名.释采帛》注为“黄，晃也。犹晃晃象日光色也”；郭沫若《金文丛考》释为“黄即佩玉”。我认为都是错的。
    “黄”的本义当与“王”一样，都是老虎的象形，而且“黄”字更象一些，甲文的字型就象老虎的正面象。黄色是老虎的标志性颜色，所以发展到后来，便只取颜色之义，而失却了其创字之义；但却保留在习俗中的尚黄色。
     有意思的是：衡阳方言念“黄”为“wang”，与“王”的读音相同。
     另外，这次到乡间扫墓时，一种长在山野的黄色花——花形如杜鹃（映山红），它的俗称恰恰正是“老虎花”。它的样子本与老虎毫无相似之处，为什么要取此名呢？我看可能就是因为它那十分鲜艳的黄色！

                            关联汉语语音的三个问题

    准确点说，我的所谓“音义起源”，应该是“音义体系”；它的价值在于提供一个方法论，一种解释汉语的新角度；它将繁杂的汉语还原到接近原始的状态。如果不是站在这种角度来思考的话，是很难想到诸如“王”是老虎、“向”是大象、“卯”是兔子、“丰”是孔雀等字的本义上去的。
     说到人类最初的语言，若依现在的情况来看，婴儿的第一句话的确一般都是说“ma”，但我认为这不能算作证据。
     我对我的孩子就做过观察日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pa”，但我认为他不是称呼爸，而是自然性的发音，只不过这个音，他容易发而已。
    “a”音，只要张口就可以发出来，就跟婴儿的第一声哭似的；第一声哭近似“en”，那我们得说“en”才是最初的第一个语言了；它可是没受任何后天影响的。倒是汉字“恩”等，得音义于婴儿的啼哭，但我们绝不会认为婴儿就知恩了。依据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来分析，这种方法，对于研究语音的发展是有用的，也是科学的；但以此研究与意义相关的语言，恐怕靠不住。
    就算是“ma”，但这可能跟母亲的反复训练有关，因为婴儿总是离不开母亲的，处于某种自私心理，做母亲的不可能要孩子先学叫别的；当然，这需要实验来验证。
    不过，我认为这与我的论题关系不大。我没有去研究语音的发展史。牵涉到语音问题的关键，是三个问题：
     一个，汉语语音是否来源于对自然物的模仿；
     二个，汉语语音体系的确定是否是因义而定；
     三个，汉语语音体系的划分是否是依据韵母。
     答案如果是否定的，我的发现就是假的，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答案如果是肯定的，我的发现就是对的。
     希望有心的学者，能够就我这三个问题去做深入的探讨。否则，其他的讨论和分析都是不着边际的。
   
   
     我知道，我论题中的“惊天发现”和文章中谈到这一发现的意义时的一些话，让许多人很不受用，认为我是哗众取宠、夸大其辞、骇人听闻、痴人说梦，不是疯子，就是傻子，是骗子。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汉语真是我所发现的那样，我的称词过分吗？

湘里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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