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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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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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里

来源：华夏作家网

第二章 陶渊明


　　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山，作品有独特风格，自成一家。在我国文学史上，他与屈原、李白的浪漫主义，杜甫、白居易的现实主义鼎足而三，具有相当广泛深刻的影响。

　　第一节 陶渊明的生平

　　陈渊明（365—427），字元亮，曾更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祖父、父亲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但他幼年便失去父亲，家道中落。

　　陶渊明受时代思想和风气的影响，早年就有爱好自然的一面：“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同时也有“大济于苍生”的想法，“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他十九岁时，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东晋胜利地阻止了北方前秦的南侵，形势是鼓舞人的。可是此后不久，东晋便进入了政治极度腐朽的时代。司马道子、元显父子专权，并引起统治阶级内部一系列武装冲突。

　　陶渊明迟迟没有出仕。后为贫穷所迫，从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这十三年间，断断续续做过州祭酒、参军、县令一类低微的官职，正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阶级矛盾方面，爆发了以孙恩为首的起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方面，经历了王恭、殷仲堪的起兵，桓玄的篡位和后来代晋自立的刘裕力量的崛起。他置身在这样充满篡夺、倾轧的官场中，只感到“志意多所耻”，便于四十一岁那年从彭泽令任上毅然弃官归田了。

　　陶渊明归田后的二十多年中，政治上是刘裕不断诛锄异己，并终于代晋自立的过程。陶渊明生活在田园里，有壮志终成泡影的苦闷与慨叹，也不断受到生活日益贫困的煎熬，“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另一方面也有足以自慰之点。他亲自参加了劳动，有一种自食其力的自豪感，“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他除了结交知识层的素心人，与之谈文析义外，也与田父野老交往，饮酒谈农事，“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生活在一种人与人之间真诚笃厚的环境里，这是他在官场中找不到的。另外，他终于保持了清操亮节，不与污浊的世俗同流合污，更感到心灵的自足。他也没有完全忘怀现实，时而对现实政治流露出“金刚怒目式”的愤怒。他在这里继续对生活进行观察和总结，思想不断得到升华，终于形成了桃花源理想。在这个理想的天地里，没有剥削压迫，也没有战乱争夺，人人参加劳动，自食其力，彼此真诚相处，亲密互助。这理想虽然有着老子小国寡民社会模式的某些影响，穿着复古的外衣，但实质上表达了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小农的愿望。

　　陶渊明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积极用世的精神。在当时的形势下，济世志怀无法实现，只好退而躬耕：“先师（指孔子）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指劳动种田）。”实际成了田园中的隐士。他憎恶现实的腐朽污浊，在道家思想盛行的情况下，他吸收道家思想的某些原则，批判现实的丑恶。如在人性观上，他以道家的“真”对抗现实的“伪”，《感士不遇赋序》说：“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在社会观上，以道家的“淳”对抗现实的“薄”，《桃花源诗》说：“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他以道家的自然主义原则否定名教社会的等级压迫，有其积极作用的一面；不过从自然主义出发，采取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企图以此消解由黑暗现实激发的内心矛盾，有其消极因素。但这种超脱的精神，形成一种独特的胸怀气质，渗透到诗人的创作中，对形成浑成的意境，又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二节 陶渊明的诗歌

　　陶渊明的诗歌是他一生生活和思想感情的真实反映。诗人大部分时光生活在田园中，诗的田园色彩较浓，特别是直接以田园为题材的诗歌由他创始，尤其富有特色。他的田园诗往往不是单纯地描写田园风物，而是把田园作为与污浊现实相对立的生活天地来描写，其中闪烁着理想的光辉，隐含对现实批判的锋芒，所以其中寓有一种高境，是后来单纯写田园风物的田园诗所不可企及的。《归园田居》其一就是表现这一特色的代表作。

　　这首诗写于他四十一岁归田后的次年。经过十三年中断断续续的出仕，他对官场和现实政治状况有了深切的体验与认识。官场中那种“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的是非颠倒，“雷同共誉毁”的朋比为奸，“世俗久相欺”的欺诈倾轧，他无不看在眼里，憎在心上。如今终于离开那可憎的世界，回到纯洁的田园里来了，不免怀着由衷的喜悦写下这首诗。

　　诗的前八句，通过对归田经历有倾向性的叙述，表现归田的欣喜之情。诗人早年虽有“性本爱丘山”和“猛志逸四海”的两面思想感情，经过实践不免对后一面心灰意冷，前一面更突出地占据了诗人的心灵，所以诗的开头两句特别强调了它：“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大有出山入仕本非素志之谓，一种喜尚田园之情已经笼罩全诗。那么，那十三年间出仕经历呢？不过是误入歧途而已：“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三十”是“十三”的误倒。一个“误落”，一个“尘网”，对官场的鄙薄之情溢于言表。官场就是一张大罗网，人们在那里不仅失去了自由，还随时可能丧失性命。诗人在《感士不遇赋》中说：“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尘网”二字中实包含诗人丰富的经历和体验。黑暗的现实既是一面罗网，入仕也就是做了“羁鸟”和“池鱼”。然而“羁鸟”无时不在想着往时自由飞翔的“旧林”，“池鱼”也无时不在怀恋过去任性浮游的“故渊”。这两句的“羁鸟”、“池鱼”之喻，把诗人在仕途中怀思田园的迫切心境，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了。接下去便落到归田。诗人特别点出两点：一是“开荒”，说明他的归隐并非一般的闲居乡野，而是要躬耕；一是“守拙”，似是谦辞，实含讽意。“拙”是与“机巧”相对的。在官场要善于机巧处世，会圆滑周旋，逢迎巴结才行，即得有“适俗韵”，这一点做不来，不肯为，就只好“守拙”归田了。“守拙”正是坚持高尚操守，耿介骨鲠的表现。以上八句诗，两句言早年性之所尚，两句言误入宦途，两句言身在宦途心在田园，两句言守拙归田，层次分明。其中贯串着对“尘网”的鄙夷，对“田园”的倾倒，归田的喜悦和那种羁鸟出笼的自由解放心境洋溢纸面。

　　诗的后半部分是描写美好的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气象。十多亩宅地，八九间草屋，堂前栽有桃李，房后种有榆柳，方宅草屋，绿荫环护，一所农家宅院已经活现纸上了。暮色迷茫中远人的村落，依稀可辨的缕缕炊烟，阵阵传来的深巷的犬吠和树头的鸡啼，这又是多么安谧淳朴的环境！《老子》中描写古代理想社会说，人们“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作者《桃花源诗》也说：“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这里所写很有那种淳厚古朴的气象。在这种生活天地里，诗人是“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无尘杂”就是没有达官贵人高车大马的搅扰。抛开了心劳力拙穷于应付的世俗，自然心地安静而有余闲了。从“尘网”中摆脱出来，走进这个天地里，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诗末两句所说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从樊笼的官场中回到“自然”的天地中来了。

　　这里所说的“自然”，不仅仅是大自然之意，而含有老庄思想的自然主义内涵。老庄思想认为万物皆体道而生，各具其性，自然而然。万物都应顺应自然，适性发展，也就是任真自得。《老子》说：“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圣人的作用在于“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是以有为干扰其性。而人性的本色是“真”，社会的本色是“淳”。陶渊明吸取了这些思想原则与现实社会的污浊相对立。他认为官场是“樊笼”，扭曲了人性，灭真丧淳，成为罪恶的渊薮，只有田园这种返真还淳的自由生活天地，才是符合人性的自然的。这里万物各得其所，它与上层社会的官场是两个世界，两种天地。可以说这里所谓的“自然”，具体描绘出来的田园生活情景，就是一个现实的雏形的桃花源。这种与“樊笼”相对的理想的高境，是这首诗的核心。

　　《归园田居》其三写田园中的农事活动，劳动生活。这首诗最大的特色是诗人怀着对躬耕生活的无比喜悦，将劳动诗化了，在古代文人作品中是少见的。

　　陶渊明在田园中作诗，并非只写田园，而是抒写多方面思想感情。其中《饮酒》其五、《杂诗》其二、《读山海经》其十、《桃花源诗》各代表了一个方面。

　　诗人离开官场，回到田园，进入一种自由适意的生活境界，感到似乎找到了真正的人生归宿。《饮酒》其五就是抒写这种感受和心境。开篇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居处人境之中，却无士大夫车马的搅扰，说明与上层社会彻底割断了联系。一个“在”字，一个“无”字，转折有势，很自然地逼出下面二句的一问一答：“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心远”二字写出了诗人的真正高处。庐在人境，地本不偏，只因“心远”，便脱俗独立了。这绝不是那些矫揉做作、自视清高、身居江海、心存魏阙的人所可以拟的。正因为从心底里扬弃了那个充满倾轧拘羁的腐朽的现实，才有了下面描写的那种化入身心的自由、自在、自得的生活境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虽只采菊、见山两个极寻常的动作，却浓郁地传出诗人的闲远自得之态。古人认为饮菊花酒可以长寿，诗人长日无事，便到东篱下采菊，只此一句，优游闲逸之味已经扑面而来。采菊之中，偶一抬头，秀逸的南山又闯入眼帘，真是悠然而悠然。“见南山”一本作“望南山”，虽只一别，于诗的意象却关系极大。前人对此多有讨论，以苏轼的意见最为精辟。他说：“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见”字优于“望”字，在传悠然自得之神。“见”字不自觉而相遇，与闲远之境水乳交融；“望”字则有意为之，不免有褰裳濡足之态了。

　　闯入眼内的南山又是什么样的景色呢？“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是夕阳余辉中一片优美的朦胧暮色，倦飞之鸟结队投林归巢了。在有限的画面里，包含着深厚的意蕴。太阳在自然地运行，由朝而暮；山色在自然中变幻，由光耀到迷濛；飞鸟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自由地生活，晨兴而出，夕倦而返，万物都一任自然。它与诗人采菊东篱的生活是多么和谐一致！所以诗人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人已经沉湎到一种意境中去了，这意境的意蕴是如此丰富，既非言语所能表述清楚，而且已得其意，也无须再加以言说了。言者所以尽意，既得其意，便应该“得意忘言”了。这“意”是什么呢？就是“真”，故称“真意”。“真”也就是“自然”。万物因任自然，适性自足，就是“真”。《庄子·渔父》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诗人在《连雨独饮》中说：“任真无所先”，在《始作镇军参军》中说：“真想初在襟”，在《赴假还江陵》中说：“养真衡门下”，都是讲的这个“真”字。归“真”似乎只是使诗人陶醉在一种精神境界里，实际又不如此简单。诗人是把人性归真与社会还淳联系在一起的，这“真”里又含有对理想社会的憧憬。

　　这首诗艺术造诣之高，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主要在于富于意境。主观的意蕴与客观的物象融而为一，故言有尽而意无穷。首先诗中的物象已非一般的物象，它含有了深邃的意蕴，即悠然自得之趣与万物自然之理，这是诗人将主观意兴渗透于客观物象的结果。蒋薰说：“此心高旷，兴会自真。”其次诗人的意兴全寓物象之中，见之为物象，味之则意蕴，意与境浑然一体。王国维称这首诗达到了“无我之境”，是“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第三，善于造境。诗人所取之象并无奇异，无非采菊、望山、日夕、归鸟一类日常生活情态与习见的景物。然而一经诗人截取入诗，则此象最能尽此意，出神入化。王士禛说：“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筌。”第四，高度平淡自然的笔墨，与所表现的意境妙合无间。境之淡与笔墨之淡，境之自然与笔墨之自然，表里如一。沈德潜说：“胸有元气，自然流出，稍著痕迹便失之。”总之，此诗堪称达到了艺术上的化境。

　　陶渊明毕竟是怀有壮志的人，迫于时势不得不守志归田，并不能完全泯灭壮志终成泡影的焦灼不安。《杂诗》其二便以整夜不安枕席的细腻描写，突出地表现了这种“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激动情绪。他也不能完全息心不问现实，《读山海经》其十便通过歌咏神话中的精卫与刑天，表示了对强暴势力的横眉冷对的态度、不屈的对抗精神和宿志无时可以实现的慨叹。诗的首四句分写精卫和刑天的事迹。精卫是炎帝女，在东海被水淹死，遂化为精卫鸟，每日衔西山木石以填沧海。刑天是一种兽名，因为与天帝争神，被天帝砍去头颅，他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继续持大斧、盾牌斗争。这两个故事都选得极为有力。以精卫之小欲填沧海，复仇之志的坚而且深，自在言外。刑天失头以脐乳为口目继续战斗，其猛志不衰的精神，也是撼人心魄的。二者相互辉映，不屈之志直透纸背。“同物”二句揭示和赞许他们不屈的品格，虽惨遭不幸，化为异物，初心却决不改悔。末两句诗人为他们惋叹，虽有复仇之心，斗争之志，只是偿愿的良时已不可得，其中正寄寓自身以及与己同志的人们的无限感慨。左思通过咏史以咏怀，郭璞通过游仙以咏怀，陶渊明通过神话以咏怀，都是对艺术表现领域的拓展。

　　《桃花源诗》则表现了诗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个社会的显著特点是人人劳动，没有压迫剥削，人与人之间互助互爱，消除了倾轧，战乱等一切争夺行为，生活和平安宁。它与东晋社会现实针锋相对，可以说正是当时社会弊端激发出来的理想的投影，集中反映了小农阶层渴望摆脱繁重剥削和频繁战乱的强烈愿望。

　　通过上面一些作品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陶诗的一些基本特点。第一，他一生主要生活在田园中。虽然写过一些直接关系时事的诗，如《述酒》、《咏荆轲》、《读山海经》其十等，表现了“金刚怒目式”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以隐逸田园的诗人的面貌出现。因此，诗中表现对现实的态度不能不别具一些特色。如多歌咏人格的清高，守志不移，表现不与腐朽现实同流合污的对抗精神；多以田园生活的纯洁对比现实的污浊，表现对丑恶现实的鄙薄。所以田园隐逸气氛较浓。在我国诗歌史上，屈原、李白发展了浪漫主义，杜甫、白居易发展了现实主义，陶渊明独开田园诗派，另树一帜。

　　第二，陶渊明对人格和生活、社会理想的歌咏，渗透于田园生活之中，通过田园景物体现出来，极富意境美。如《归园田居》其一，在田园景物风光的描写中，寓作者的理想生活境界；《饮酒》其五通过采菊见山写其得“意”之生活情态；《和郭主簿》其二通过青松、秋菊写其高洁的人格等，都能形成浑然一体的意境。又由于作者主观世界中含有生活哲理的醒悟和理想生活境界的追求，他创造的意境往往超出一般情景交融的范围，具有深厚的理想的因素。古人称之为“胸中之妙”或“高趣”，这又使他的诗中的意境独具特色。

　　第三，诗人在意境的创造上，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他最善于取象传神。如《饮酒》其五，以采菊见山的动作写其悠然自得之情，以见日夕归鸟之景象表其因任自然之意，皆极少词费，而意浓境真。主要是诗人的胸中之意，确已化为诗人的血肉灵魂，以此观照客观事物，意与景适然遇合，凑泊成境，自然高妙。绝非攘取他人思想或矫情做作者所能得来。

　　第四，平淡自然的风格。形成这种风格有多方面因素。从思想内质上说，诗人崇高的理想的人格美是“真”，社会美是“淳”，带有浓厚的道家自然主义色彩。“真”与“淳”都通向“朴”，思想上具有突出的崇朴倾向。从生活环境上说，在田园中接触的是朴素的田园风物和朴实平淡的日常生活，而他的心境又常处于恬淡安宁、任真自得的境地。从艺术表现上说，崇尚自然本色，即不假雕饰，以白描手法将生活情景与感受如实描绘出来，语言又极为自然。如“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无论是叙事、写景、抒情，都如小溪流水，潺潺而行，自然曲折。朱熹说：“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他的诗歌语言则极凝炼朴质。不只不追求词藻华美，而且绝不设色。陶诗最无色彩感，除青、白、苍等素色外，无一鲜艳字眼。他的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与他独有的意境相适应，内外一体，故其平淡自然的本色能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

　　第三节 陶渊明的散文

　　陶渊明的散文也很出色，在魏晋以来通脱自然的文章中卓有成就。宋代作家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其实，不只《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也都是好文章。

　　《桃花源记》是一篇寓言性文章，假借武陵渔人偶得桃源胜境，寄寓作者的社会理想。第一，它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的独特天地。桃源中人是由于先代避秦之乱而来此，实寓现实的反暴政之意。他的《咏荆轲》诗也以秦作为暴政象征。桃源中的物色景象与人世并无多大差别，也是土地耕作，但他们独自组织了社会生活，景象便大不相同。这里没有剥削，人人自食其力，生活富足，和平安宁，老少都怡然自乐。对现实的不满与批判即寓于理想生活的描绘之中。

　　第二，奇异的色彩。本来记中所写之事并无多大奇异之处。桃源中人既是先代避秦来此，这些人自是其后代。但它能与人世隔绝，便有了不凡的性质。文章的引人处，正在于作者将它作为一件奇事来描写，处处渲染其奇异，引人入胜。武陵渔人缘溪捕鱼是日常生活中情事，妙在“忘路之远近”，便不知走到什么地方去了。而“忽逢桃花林”，突现一异境，自然引起渔人的好奇，要探其究竟。桃林一直延展到溪水发源处，林与水俱尽之地，横面一山，而“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又一奇处，渔人不能不被吸引入口探胜。而经过数十步狭路，却“豁然开朗”，现出桃源奇观。如此一路写来，曲曲折折，奇境迭生，紧紧抓住读者的心。文章后部写桃源失不再得，也惝恍迷离。渔人从原路而还，处处志之，当郡守派人随他复往，却迷不得路。高士刘子骥相往寻，又未得往而病终。终再无问津者。刘子骥，名遴之，好游山水，曾在衡山采药，深行忘归，隔涧见两奇异石囷，后拟越涧往寻，则迷失其处所。点缀刘子骥，更煞有介事一般，将奇境烘托得令人神往。

　　第三，语言简妙传神。唐庚说：“晋人工造语，而渊明其尤也。”以开篇四句为例：“太元中，武陵人捕渔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捕鱼为业，即不必再言渔人；缘溪行，即不必再言捕鱼。简妙已极。又如写桃林之盛：“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数百步，见林之广；无杂树，则一色桃林；落花缤纷，见树之多。短短数语，桃林之繁茂如见。又如写桃源中景象：“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洞天福地的生活情景，如画面一样鲜明。全文不过三百余字，而始末皆具，中间又无数曲折。

　　《五柳先生传》是作者的自画像。南朝人沈约、萧统都说陶渊明写《五柳先生传》是用以自况，当时人视为“实录”。它突出地刻画出一个脱尘拔俗，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具有高风亮节的人物形象。

　　开篇四句是对人物身分的交代。这位五柳先生不知何地人，也不知姓氏，宅旁有五棵柳树，便以五柳为号。古人既重地望，也重声名的。而五柳先生既不知何地人，也不知姓氏名字，都见出他远出于流俗观念之外。这几笔便使隐姓埋名、深藏避世的“高人”之气笼罩全篇。语极平淡，味极深醇。

　　“闲静”二句用正面叙说点出五柳先生最本质的情操。因为不为荣名利禄动心，所以能守志不阿，高出于流俗之上。“闲静少言”与“不慕荣利”互相映照。“闲静”既不因交往，“少言”即不喜应酬，也就是与世俗社会“息交”，正是不慕荣利者才有的表现。

　　下面分四个方面写五柳先生在田园中守志安居的生活情态。“好读书”四句讲读书。他的读书态度很特别，“不求甚解”，只重在书中会己意、惬己心者，也就是寻求思想上的共鸣和感情上的寄托。所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八句讲饮酒。好饮酒，而家贫不常有酒，所以只要亲旧招饮，一招即去，一饮即醉，一醉即退，丝毫不以去留为意。见出先生之意在酒而不在人。于酒有情，于人无意，把嗜酒之味写得十分浓足。“环堵”五句讲安贫。住的是遮不住太阳挡不住风的破房子，穿的是粗布短衣还破着窟窿，打着补丁，瓢里常常没水，碗里常常没饭，吃穿住没有一样不困弊不堪，他却“晏如也”，处之坦然。既不困贫夺志，也不因贫败意。“常著”四句是讲著文。他吟诗作文也在示志娱情。示什么志，娱什么情呢？就是本篇传记中所写的高志奇情：憎恶世俗，守志田园，借文章自乐其志，忘怀于世俗的得失，以此自终。四个方面概括起来就是：读书适意，醉酒陶情，安贫乐道，著文娱志。通过这几个方面的勾画，一个坚守节操、不随流俗的“高人”形象便立起来了，活起来了。选材极精，造语极简，意足笔止，风神宛然。

　　文章结尾的“赞”进一步揭示五柳先生的精神和展拓文章的境界。这段赞以“兹若人之俦乎”为界分两部分，前部分是借用黔娄之妻的话，把五柳先生的精神阐发得更为明晰。《传》文中五柳先生的精神品格加以概括，也就是“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二句有画龙点睛之妙。后部分意在说明五柳先生“酣觞赋诗，以乐其志”，简直是葛天氏、无怀氏时代的老百姓。作者常用古史传说指称自己的理想时代、理想社会，这里等于说五柳先生过的是理想社会的生活，隐含对现实的鄙薄之意，进一步提高了文章的思想。

　　这篇文章有如下一些特点：第一，我国传记一类文字出现较早，但均属史传，要全面反映人物平生事迹。这篇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纯文学传记，有了更大的艺术创造活动余地。它并非作者生活的全面纪实，只突出了人物精神的主要方面，但给人印象更深，这就是典型的力量。第二，文中对人物生活的描写几乎都是总结性语言，有似鉴定，却不使人感到概念化。这是因为作者提炼出来的结语，都充分情态化、形象化、诗化了，含有丰富的生活意境，并有诗一般的韵味。第三，这篇传不仅是自况，还是自许、自赞。不过赞许之意并不直接诉诸文字，而是寓于字里行间。粗粗读来，只是勾勒人物形象，转一体味，扬己傲世之意尽在其中。第四，文风与诗近似，朴素质实，纯用白描，使人几乎不觉其有文字，而直接触及到其中的事、物、情。

　　陶渊明的田园诗及其精神品格和高超的艺术创造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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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联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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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世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九江西南）人。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均作过太守。外祖父孟嘉曾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但到陶渊明出生时，家道已衰落。“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颜延之《陶征士大讲述诔》）“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希谷冬陈。”（《自祭文》）这是他少年时代生活的真实写照。青年时期，他曾有“大济于苍生”的雄心壮志。《杂诗》中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吐露出建功立业的宏愿。但是，他所生活的东晋时代，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门阀制度极其严酷，使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

    陶渊明二十九岁明，为谋出路，开始走上仕途。先作江州祭酒，不久，因“不堪吏职”便辞官而归。州府召他任主簿，他不肯就职，在家中闲居了六、七年。三十六岁时，作荆州刺史桓玄的僚佐，不久，又辞归。四十岁时，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后又作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四十一岁辞归。同年八月，在亲友的劝说下，出任彭泽令。任职八十余天，传来了妹妹死于武昌的噩耗。这时，又正逢郡派督邮来县巡视，县吏告诉他“应束带见之”，渊明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小儿！”当天便解绶辞官回乡。他终于同黑暗官场彻底决裂，抛弃功名利禄，归隐田园。

    辞官之后直到逝世，诗人一直过着隐居田园的清苦生活。四十四岁后，家中又不幸遭遇大火，生活更加贫苦。“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咏贫士》）这些诗句，反映了他物质生活的贫乏。但是，诗人在精神上却恬然自适。因为他永远摆脱了象樊笼一样的腐败庸俗的官场，回到了日夜怀念的田园。退隐之后，他曾躬耕陇亩，和父老乡亲共话桑麻，同农民们保持着融洽亲切的关系。尽管他还和农民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他一反地主阶级轻视劳动、鄙视劳动人民的偏见,“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却是难能可贵的。这段时期，是他创作的丰收期，写出了大量的田园诗，艺术上也日臻成熟，终至炉火纯青。晚年，他写出了著名的《桃花源记并诗》，阐明社会理想。他所憧憬的桃花源社会，是没有君主，没有剥削，没有战乱，自食其力的社会。这虽然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要求，也反衬了现实社会的黑暗。

    陶渊明的思想较为复杂，但主要的是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使他早昕具有济世之志，几次出仕，正是儒家积极用世、兼济天下的思想的体现，退隐后，儒家的安贫乐‘道、君子固穷的思想又成为他的精神支柱。他的道家思想，继承了正始以后道家精神批判现实、否定现实的一面，但其中老庄的消极避世、清静无为、顺适自然的思想，又给予他以消极的影响。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重要诗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形式主义风盛行之时，诗坛上充斥着谈玄悟禅、模山范水之作。形式上刻意追求绮语浮词、铺锦列锈。陶渊明却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的诗作卓立于诗坛，表现出革新精神。

    陶渊明流传至今的作品有诗一百二十余首，另有文、赋等十余篇。

    田园诗是他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也是我国诗歌史上的创举。著名有田园诗有《归园田居》、《和郭主簿》、《于西获早稻》、《怀古田舍》等。由于他以全部身心热爱着大自然把自己的真切感受注入笔端，所以他笔下的农村田园风光和谐自然，别开生面，后代的评论家、诗人曾给以很高的称誉。

    陶渊明在田园诗中，还歌咏了劳动生活。这些诗感情朴素而真挚，散发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如《归园田居》之三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写出了诗人的真实感受和安贫苦节的决心。《于西田获早稻》中写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反映了作者对劳动的意义和农民的勤苦艰辛都有了较深的体会。

    陶渊明还创作了不少咏怀诗，主要有《饮酒》、《杂诗》、《咏贫士》、《读山海经》等。这些诗中，贯穿着诗人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生的体会，表现了他对尘俗的厌恶，对腐朽的统治者的蔑视。在一些诗篇中，他还以松菊、孤云自比，表现了孤芳自赏、守志不阿的耿介品格。但有些诗篇，也流露出壮志未遂的苦闷无奈和乐天安命的宿命论思想。他还有一些借咏史而咏怀的作品，如《咏荆轲》等，借对古代人物的热烈歌颂或深挚同情，抒发自己的满腔悲愤，寄托自己坚强不屈的意志，被鲁迅先生称为“金刚怒目”式的诗篇。

    陶渊明的文、赋作品虽数量不多，但几乎都是历代传诵的名篇佳制。《归去来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感士不遇赋》等都一扫晋宋文坛雕章琢句的华靡之风，感情真挚而强烈，风格质朴而自然，使人可以洞悉诗人坦露的胸襟，听见他那诚挚而又激愤的心声。欧阳修曾度评价他的作品，甚至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

    陶诗的艺术风格以平淡自然著称。他的诗多采用白描手法，稍加点染勾画，便呈现出深远无涯的意境和疏淡自然的情趣。如“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归园田居》其一）质朴无华而又诗意盎然。陶诗的平淡自然有其显著的特色，即“凶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评韩柳诗》）以朴素的衣着妆裹着丰美的姿容，貌似枯槁而内在丰腴，这就使他的诗能寓丰采情味于平淡之中。所以苏轼说：“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惠洪《冷斋夜话》引苏轼语）这种平淡自然是耐人咀嚼回味的。

    陶诗的诗一显著特色是情、景、理的交融。诗中，往往将诗人的感受、自然的景物、人生的哲理结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意境。如《饮酒》之五，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通篇没有工巧的词句，而是寓理于情，融情入景，意到笔随，充满了情味、理趣。给读者的，不仅是艺术上的满足，而且有思想上是启迪。

    陶诗的语言质朴而简炼，用字不追求新奇和藻饰，而是努力寻求精当的语句，自然贴切恰到好处，同他的诗歌的题材、风格协调一致。钟嵘《诗品》评价说：“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钟惺的《古诗归》也说：“其语言之妙，往往累言说不出处，数字回翔略尽。”都恰当地评价了陶诗的语言特色。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钟嵘《诗品》称誉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可以说，历代有成就的诗人，几乎无不爱到他的艺术熏陶，以至后世的“拟陶”、“和陶”诗不下上千首。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等大诗人，都表示过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赞美与仰慕。沈德潜《说诗啐语》云：“唐人祖述者，王右丞（王维）有其清腴，孟山人（孟浩然）有其闲 远，储太祝（储光羲）有其朴实，韦左司（韦应物）有其冲和，柳仪曹（柳宗元）有其峻洁。”这说明，陶诗给了后代诗人多么丰富多采的艺术营养，并且直接影响着唐代诗歌创作黄金时代的到来。

    陶渊明的诗文集，历代刻印过多种，清陶澍注的《靖节先生集》，今人迩钦立注的《陶渊明集》是较好的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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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学语文网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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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陶渊明生于公元365年，一名潜，字元亮，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生活在东晋后期，这时政治黑暗，贵族腐败，门阀制度森严，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其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他的祖父和父亲曾经作过太守一类的官，但到陶渊明时，家境已经没落，因此他从小就过着贫困的生活。他少年时曾有过豪放的生活，志向远大。他接受了儒家的用世思想，有“大济于苍生”的抱负，很希望建功立业。他曾写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他少年好学，知识渊博，诗、赋、文写得都非常出色。但由于政治黑暗，门阀制度的排挤，无法施展他的政治抱负，这就是他仕途不通和悲剧的原因。 萧统在《陶渊明传》里写道：“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这里记载了陶渊明29岁时初仕为江州祭酒。但由于“不堪束职”，时间不长便解职回家了。后来他又于晋元兴三年为镇军将军刘裕参军，次年又为建成将军刘敬宜参军，因心不悦回了家。回家后，耕植不足以自给，再加上孩子多，生活没有办法。亲戚和朋友都劝说他出去作官，他的叔父陶夔曾任太常卿，见他生活困苦，遂加引荐，于是被任为小县之令。那时正值战乱，他害怕到远处任职，而彭泽县离家不远，俸禄又足够他酿酒，他就在彭泽县任职。他任职后，给家里送一服役的人，并写信说：“家里生活十分困难，现在送给你们一个服役的人，帮助你们耕种田地。他也是人呀，请你们好好待他。”年底，郡督邮来县巡察，县吏告诉他，应该穿戴得整整齐齐地去恭迎郡督邮。陶渊明叹息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经去职。后来，他写了《归去来辞》这篇传世之作。诗人在序文里交代了写作原因。他十分坦城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这就是说，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辞中叙述了他辞官的决心和心情：“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陶渊明辞官归隐，是对黑暗现实的有力反抗。但文中有些乐天知命思想是不足取的。这篇文章语言清新．朴素自然．叙事、写景、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感情真实充沛，富有抒情意味。宋代著名作家欧阳修曾赞扬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陶渊明在《归田园居·少无适俗韵》中写道：“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从陶渊明29岁为州祭酒至辞官彭泽今共13年。他看不惯当时政治的腐败．从而结束了他的仕途生涯， 陶渊明最后的这20余年的田园生活和其他隐士们的隐居山林不同。陶渊明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反映了他对现实的不满。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这在他的诗歌中都有反映、如《归田园居》、《饮酒》中的“结庐在人境”、“长公曾一仕”；《拟古》中的“少时壮且厉”；《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述酒》《读山海经》中的“巨猾肆威暴’、“精卫衔微木”：《杂诗》中的“白日沦西阿”；以及《咏荆轲》等等。在这些诗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身恋归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青松在东园，众草投其姿；凝霜殓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这里，诗人以青松自比，虽然“卓然见高枝”，但在那门阀制度森严的时代，仍不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还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比怀悲凄。终晓不能静。”“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虽然他看到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但他还不愿服老，还想继续作一番事业，建功立业。至于《咏荆何》、《读山海经》，诗人通过对古代英雄战斗精神的颂扬，反映了诗人自己反抗黑暗现实的思想，表现了他“金刚怒目式”的一面。说明他没有忘怀现实，也没有放弃他的伟大理想。 陶渊明的田园生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这就是他能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接近劳动人民，歌颂劳动，在当时社会士大夫鄙视劳动的情况下，这本身便具有进步意义，同时也使他的田园诗具有劳动生活气息。参加劳动，尊重劳动人民，能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并且感到有很大的乐趣，这确实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癸卯岁始春怀左田舍》二首、《归园田居》、《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都描写了诗人参加劳动的情况：“在昔闻南苗，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人负来还。”“温原长如此，躬耕非所叹。”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诗人，能够早出晚归辛勤耕作，并且要“长如此”，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少见的。这不仅是劳动本身的意义，而且也是对劳动观念的变革。“人生归有道，衣食因其端”，诗人在这里宣扬了依靠劳动而食的真理，这种观点确实是十分难得的。他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是十分真挚的：“且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于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觞远见候，疑我与时乘。”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与劳动人民的密切关系，他们在一起聊天谈心，喝酒，真是无所不谈。 诗人还讴歌田园风光，这也是陶渊明诗歌的一大特点。与历代文人学士所写的不同，在于他不是美化现实，也不是纯粹欣赏田园风光，而是把田园风光和黑暗的仕途生活相比较而写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呔深巷中，鸡鸣桑树巅。”这里写的田园风光多么美，难怪后人把他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开创了田园一派，评价确实很高。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田园生活并非如此美妙，它经常遇到天灾人祸，就连诗人也是“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更不要说比诗人更加贫苦的广大农民了。诗人这样写是把美丽朴素的田园风光与黑暗污浊的仕途生活加以鲜明的对比，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佳途的虚伪。他把黑暗的对途比作“迷途”、“樊笼”，他把自己误入佳途比作“羁鸟”、“池鱼”一样不得自由而痛苦。所以他决心回到田园，重新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况且，诗人心中并不平静。他曾写到，“猛志逸四海，寒翮思远翥”，“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说明这才是诗人的“真意”所在。 陶渊明是田园诗之大家，其实，我们应该更多地注重他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世外桃源”。诗人在农村接近了人民，了解了人民的饥苦，他又不满当时仕途的黑暗虚伪，他写道：“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上世相寻”。他根据西北人民逃避待秦暴虐的情形，又根据《三国志》记载；“田畴人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诗人根据这些传闻，把他的理想形象地表现在《桃花源记》里，在这个“社会”里，“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指”，人人都“怡然自乐”。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这个世外桃源集中地反映了诗人和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成了鲜明的对比。毫无疑问，这也是诗人对封建社会的一种否定，这种理想在当时社会情况下当然不可能实现，但它的进步意义是不可否定的。这里虽然有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影响，但它是诗人归田后对农村生活实践的结晶，是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种理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志士仁人所向往的，它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困此，陶渊明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位置。过去的一些人把他当作一位完全脱离现实的飘然静穆的典型，这是不对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陶渊明在躬耕生活中，家境十分困苦。他在《有会而作》诗里写道；“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在这首诗序里写道：“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可见他的生活困乏到何种程度！就在这一年即公元426年，江州刺史檀道济去看望他，他在家已经饿着肚子躺了很久了。擅道济对他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擅道济送给他一些吃的。陶渊明在《乞食>诗里也写道：“饥来验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即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诗人在困苦之中，写了《挽歌诗》三首、《自祭文》一篇，于公元427年离开了人世，享年63岁。一个伟大的诗人，落得这样凄惨的结局，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他给我们留下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同流合污的品格，为后代许多正直、进步作家和人们所景仰。当然他诗中的人生无常、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有《陶渊明集》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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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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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陶渊明




     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歌艺术的脉络重新接上，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充满生机的因素。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歌诗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又是一位创新的先锋。他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仆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一方面可以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使他们得以休息和逃避。他们对陶渊明的强烈认同感，使陶渊明成为一个永不令人生厌的话题。



第一节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与思想性格


     以辞彭泽令为界的前期与后期 仕与隐的选择 贫与富的交战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 魏晋风流的代表

     陶渊明（３６５？～４２７），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陶渊明２９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

     晋安帝隆安二年（３９８），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隆安五年（４０１）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４０２），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４０３）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４０４）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４０５），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诗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以谥号曰“靖节先生”。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诔文，这篇诔文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宋书》、《晋书》、《南史》都有他的传记。

     陶渊明的作品，在他生前流传不广。（梁）萧统加以搜集整理，编了《陶渊明集》，并为之写序、作传。萧统所编陶集虽然已经佚失，但此后的陶集，如已佚的北齐阳休之本、北宋宋庠本、北宋僧思悦本，以及今存的一些宋代刻本：如汲古阁藏十卷本、曾集刻本，都是在此基础上重编而成的。陶渊明的作品今存诗１２１首，赋、文、赞、述等１２篇，另有一些作品的真伪还不能肯定。

     陶渊明熟谙儒家学说，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很多，仅《论语》就有３７处。他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样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但不拘守儒家经典的章句，显得通脱而不拘泥。他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五柳先生传》）这与汉儒的态度很不相同。他赞扬孔子，但又有点将孔子道家化的倾向。他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诗文中有７０篇用了《老》、《庄》的典故，共７７处之多；魏晋玄学对他也有影响。但人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很不同。他住在庐山脚下，距离慧远的东林寺很近，他的朋友刘遗民与慧远关系密切；陶渊明的诗中偶尔也可见到类似佛教的词语，但他决非佛教徒，并且与慧远保持着距离。佛教是对人生的一种参悟，陶渊明参悟人生而与佛教暗合的情形是有的，但他是从现实的人生中寻找乐趣，不相信来世，这与佛教迥异。在不惧怕死亡这一点上，他和一些高僧虽然近似，但思想底蕴仍有很大的差异。他是抱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的态度对等死亡，与佛教之间向往极乐世界大相径庭。他所思考的都是有关宇宙、历史、人生的重大问题，如什么才是真实的？历史上的贤良为什么往往没有好的结果？人生的价值何在？怎样的生活才完美？如何对待死亡？等等。他的思想既融会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又来自个人的生活实践，具有独特的视点、方式和结论；而思考的结论又付诸实践身体力行。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咏贫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捱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第二节 陶渊明的田园诗及其他


     陶诗题材的分类 中国文学的新题材：田园诗 咏怀诗与咏史诗对前 人的继承发展 行役诗中表现的苦闷 赠答诗中表现的深情

     陶诗的题材主要可以分为五类：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

     田园诗和山水诗往往并称，但这是两类不同的题材。田园诗会写到农村的风景，但其主体是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山水诗则主要是写自然风景，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往往和行旅联系在一起。陶渊明的诗严格地讲只有《游斜川》一首是山水诗，他写得多的是田园诗。田园诗是他为中国文学增添的一种新的题材，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并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

     他的田园诗有的是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读书、或与朋友谈心，或与家人团聚，或盥濯于檐下，或采菊于东篱，以及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日见茁壮的桑麻，无不化为美妙的诗歌。如“山涤馀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时运》）。写山村的早晨，晨雾渐渐消失，南风使新苗长上了翅膀。“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写邻居和自己一起谈史论文的情形，那种真率的交往令人羡慕。再如《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守拙与适俗，园田与尘网，两相对比之下，诗人归田后感到无比愉悦。南野、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鸡鸣、狗吠，眼之所见耳之所闻无不惬意，这一切经过陶渊明点化也都诗意盎然了。“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远一近，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以动写静，简直达到了化境。

     他的田园诗有的着重写躬耕的生活体验，这是其田园诗最有特点的部分，也是最为可贵的部分。《诗经》中有农事诗，那是农夫们一边劳动一边唱的歌。至于士大夫亲身参加农耕，并用诗写出农耕体验的，陶渊明是第一位。陶渊明之后的田园诗真正写自己劳动生活的也不多见。《归园田居》其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一个从仕归隐田园从事躬耕者的切实感受，带月荷锄、夕露沾衣，实景实情生动逼真。而在农耕生活的描写背后，隐然含有农耕与为官两种生活的对比，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追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写出人生的理念：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陶渊明认为，衣食是人生之道的开端，不劳动什么都谈不到。诗里写到劳动的艰辛，写到一天劳动之后回家休息时得到的快慰，都很真切。“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写出农民普遍的感受。“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写出一个从仕途归隐躬耕的士人的特殊感受。

     他有些田园诗是写自己的穷困和农村的凋敝。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归园田居》其四：“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途。”通过这些诗可以隐约地看到，在战乱和灾害之中农村的面貌。

     咏怀诗和咏史诗内容有相近之处，咏史也是咏怀，不过是借史实为媒介而已。他的咏怀诗有些是以组诗的形式写成的，如《饮酒》、《拟古》、《杂诗》。他的咏史诗所咏的对象偏重于古代的人物，如“三良”、“二疏”、荆轲，以及《咏贫士》所写的古代贫士；《读山海经》也可归入这一类。这些咏怀、咏史之作，明显地继承了阮籍、左思诗歌的传统，又有陶渊明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围绕着出仕与归隐这个中心，表现自己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品格。其中有对自己生平的回顾，如《饮酒》其十九；有对社会的抨击，如《饮酒》其二十。不乏惋惜也不乏激愤，如《咏荆轲》。从《杂诗》其二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忧愤是深而且广的：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这首诗写一个不眠的秋夜，用环境的清冷衬托出自己心情的孤独，又以时光的流逝引出有志未骋的悲凄，是陶渊明咏怀诗中的代表作。

     陶渊明的行役诗都是他宦游期间的作品，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悲叹行役的辛苦，表达对仕宦的厌倦，反复诉说对田园的思念和归隐的决心。悲叹行役的辛苦原是此前行役诗共同的内容，后两者则是陶渊明所特有的，而且越到后来这两种情绪就越强烈。那种失去自由的无奈之感，成为这类诗的基调。试看以下例句：“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乙已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陶渊明的赠答诗颇能见其对友人的敦厚之情。赠答是古已有之的传统题材，传为苏李赠答的诗歌以叙离情见长，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以抒幽愤著名，刘桢的《赠从弟》表现了高洁的品格，嵇康的《赠秀才入军》展示了洒脱的情趣。陶渊明的赠答诗又有他自己的特点：以其真挚的感情、家常的内容、隽永的意味、既不火热也不冷淡的语调，为自己塑造了一位仁厚长者的形象。如：“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 （《停云》）“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与殷晋安别》）《答庞参军》是其赠答诗中最深沉的一首：

     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物新人帷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

     诗里有欢聚的回顾，有离别的伤感，也有殷勤的叮咛，语重而情深。

     在以上五类题材之外，陶渊明还有一些以发挥哲理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如《形影神》、《连雨独饮》，《拟挽歌辞》也可以归入这一类。这类诗可以视为玄言诗，但与东晋流行的玄言诗有所不同，并非“柱下之旨归，漆园之义疏”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而是将生活中的体验提炼到哲学的高度。魏晋人注重门阀，陶诗中有的写到宗族关系或对儿子加以训诫，如《命子》、《责子》、《赠长沙公》等，可见陶渊明也还是重视家族的荣誉和门第的。



第三节 陶诗艺术及其渊源


     自然：陶诗的总体艺术特征 日常生活的诗化 情景事理的浑融 平淡中见 警策，朴素中见绮丽 陶诗的艺术渊源

     自然，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征。他作诗不存祈誉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触就诉诸笔墨，既无矫情也不矫饰。他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又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饮酒序》）由此可见他的创作态度。陶诗的声吻和节奏，舒缓而沉稳，给人以蔼如之感。陶诗多用内省式的话语，坦诚地记录了他内心细微的波澜，没有夺人的气势，没有雄辩的力量，也没有轩昂的气象，却如春雨一样慢慢地渗透到读者的心中。他的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只要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有感染力。正如宋人黄彻所说： “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溪诗话》卷五）

     陶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种开创，就是将日常生活诗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重要的意义和久而弥淳的诗味。在他以前，屈原、曹操、曹植、阮籍、陆机等等都着重于关乎国家政治的题材，陶渊明着重写普普通通的生活，用家常话写家常事，写得诗意盎然。

     具体地说，陶诗的艺术物色可以概括为：

     一、情、景、事、理的浑融。陶渊明描写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形似，叙事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而是透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达高于世人之情，写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陶诗重在写心，写那种与景物融而为一的、对人生了悟明彻的心境。他无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什么似与不似，只是写出他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为统摄。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伴随他锄草归来的月亮，依依升起的炊烟，不嫌他门庭荒芜重返旧巢的春燕，在中夏贮满了清阴的堂前林，床上的清琴，壶中的浊酒，以及在他笔下常常出现的青松、秋菊、孤云、飞鸟，都已不是寻常的事物，它们既是客观的又是体现了诗人主观感情与个性的，既是具象的又是理念的。且看《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前四句讲了“心”与“地”也就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只要 “心远”，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受尘俗喧嚣的干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偶一举首，心与山悠然相会，自身仿佛与南山融为一体了。那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在自己心里构成一片美妙的风景，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这种心与境的瞬间感应，以及通向无限的愉悦，是不可落于言筌的。正如《古学千金谱》所说：“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诠，其谁辨之。”《拟挽歌辞》其三也是情景事理四者浑融的佳作：

     荒草何莽莽，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

     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这首诗先写亲友为自己送葬的情事，“荒草”、“白杨”烘托出悲凉的气氛。然后说人皆有死，谁也不能避免，而一个人的死去对活着的人来说并无太大的影响，不必过于执着。最后两句以理语作结，统摄了全诗。死亡是人的一大困惑，这个困惑被陶渊明勘破了。

     陶诗中的“理”不是抽象的哲学说教，而是在生活中亲自体验到的，其中包涵着生活的情趣。陶诗表现了他对宇宙、历史和人生的认识，是探求其奥秘和意义的结晶，而这一切又是用格言一样既有情趣又有理趣的语言表现的，取得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杂诗》其一）“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杂诗》其二）“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其十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饮酒》其八）这些诗句言浅意深，富有启示性。清人潘德舆说陶渊明“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 （《养一斋诗话》），是中肯之论。

     二、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前人往往用“平淡朴素”概括陶诗的风格，然而陶诗不仅仅是平淡，陶诗的好处是在平淡中见警策；陶诗不仅仅是朴素，陶诗的好处是在朴素中见绮丽。陶诗所描写的对象，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如村舍、鸡犬、豆苗、桑麻、穷巷、荆扉，而且一切如实说来，没有什么奇特之处。然而一经诗人笔触，往往出现警策。陶诗很少用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只是白描，朴朴素素。如：“种豆南山下”，“今日天气佳”，“青松在东园”， “秋菊有佳色”，“悲风爱静夜”，“春秋多佳日”，都是明白如话。然而，平淡之中可见绮丽。又如《拟古》其三：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春天来了，燕子双双回到自己的草庐。一年来自己的门庭日见荒芜，但仍然坚持着贫穷的隐居生活。有些朋友并不理解自己的态度，一再劝说出仕。可是燕子却翩翩而来，丝毫也不嫌弃它们的旧巢以及自己这个贫士。似乎燕子在问诗人：我的心是坚定的，你的心也像我一样坚定吗？这首诗好像一个美丽的童话，浅显平淡却有奇趣。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读山海经》其一）“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两个“亦”字，物我情融，耐人寻味。又如：“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归园田居》其五）一条山涧、一只鸡、一根荆薪，这些平平常常的事物一经诗人点化便有了生活情趣，显示出他对邻人的亲切，以及农村淳朴的风俗。“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平淡的十个字便写出了雪的轻柔之美。关于陶诗的这个特点，苏轼概括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十分精辟。

     陶诗的语言不是未经锤炼的，只是不露痕迹，显得平淡自然。正如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例如：“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其一）“待”字、 “掷”字、“贮”字，这三个动词都是常见的，看似平淡却很精彩，不可更易。

     关于陶诗的艺术渊源，锺嵘《诗品》曰：“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 其后多有反对此说的，今人则多表示赞同。从今存应璩诗以及关于应璩的传记资料看来，他与陶渊明很不一样，与其说陶诗源于应璩，不如说源于汉、魏、晋诸贤，应璩一人不足以笼罩他。如果一定要说得具体些，可以说陶诗源于《古诗》，又绍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力。魏晋诗歌在他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第四节 陶渊明的散文与辞赋


     《五柳先生传》中的自我形象 《归去来兮辞》与文学中的回归主题 《桃 花源记》的理想模式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赖于他的散文和辞赋的，实不下于他的诗歌。特别是《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这三篇最见其性情和思想，也最著名。

     《五柳先生传》只有一百二十多字的本文和四十多字的赞语，却为自己留下一篇神情毕现的传记。《晋书·陶潜传》曰：“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在陶渊明之前，司马迁写过《自序》，王充写过《自纪》，但那分别是《史记》和《论衡》的自序，带有自传性质而已。阮籍写过《大人先生传》，虽然借着大人先生表现了自己的志趣，但并不是自传。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取正史纪传体的形式，但不重在叙述生平事迹，而重在表现生活情趣，带有自叙情怀的特点，这种写法是陶渊明的首创。此后，王绩的《五斗先生传》、白居易的《醉吟先生传》都是深受其影响的。《五柳先生传》在一百多字的篇幅中，以极其简洁的笔墨表达了不同流俗的性格，清楚地划出一条与世俗的界限，从而塑造了一个清高洒脱、怡然自得、安贫乐道的隐士形象。五柳先生遂成为寄托中国古代士大夫理想的人物形象。

     《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文中所写归途的情景，抵家后与家人团聚的情景，来年春天耕种的情景，都是想象之辞，于逼真的想象中更可看出诗人对自由的向往。文中不乏华彩的段落，跌荡的节奏，舒畅的声吻，将诗人欣喜欲狂的情状呈现于读者面前。对于后人来说，一切的回归，一切的解放，都可以借着这篇文章来抒发，因此它也就有了永恒的生命力。欧阳修说： “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虽未必是严谨的评论，但此文之高妙实在是难以伦比的。

     《桃花源记》的故事和其他仙境故事有相似之处，描写了一个美好的世外仙界。不过应当强调的是，陶渊明所提供的理想模式有其特殊之处：在那里生活着的其实是普普通通的人，一群避难的人，而不是神仙，只是比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淳而已；他们的和平、宁静、幸福，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的。古代的许多仙话，描绘的是长生和财宝，桃花源里既没有长生也没有财宝，只有一片农耕的景象。陶渊明归隐之初想到的还只是个人的进退清浊，写《桃花源记》时已经不限于个人，而想到整个社会的出路和广大人民的幸福。陶渊明迈出这一步与多年的躬耕和贫困的生活体验有关。虽然桃花源只是空想，但能提出这个空想是十分可贵的。



第五节 陶渊明的典型意义


     诗人陶渊明的被发现 士大夫的精神家园 不为五斗米折腰 酒与菊

     陶渊明在当时只以隐士著称，他的文学创作没有得到高度的评价，这是因为他平淡自然的风格与当时崇尚的华丽文风不合。萧统是第一位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学。到了宋朝，特别是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以及汤汉对其作品的诠释，陶渊明才真正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并获得了世界的声誉。

     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

     由于陶渊明的吟咏，酒和菊已成为他的象征。古代文人爱酒的不少，但能识酒中之深味的，从饮酒中体悟人生真谛的，陶渊明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酒和陶渊明的生活及其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阮籍饮酒有以醉逃祸和借酒浇愁的意味，陶渊明则是追求酒所助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陶渊明写菊其实并不多，一共六处，但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两句诗太著名了，菊便成了他的化身，成了中国文学里象征着高情远致的意象。在酒和菊之外，象征陶渊明的还有 “孤云”：“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暖暖空中灭，何时见馀晖。”（《咏贫士》其一）陶渊明生前是孤独的，他的诗歌是一个孤独者的自白。他生命的光辉在他死后才逐渐放射出来，“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其二），杜甫的这两句诗用在陶渊明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来源：中学语文网中网

风雪里

作者：章培恒 骆玉明
来源：中国新世纪读书网

第四节　陶渊明及东晋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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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战乱，北方士族纷纷南下，一般民众也潮涌而至。西晋覆灭后，公元三一七年，镇守建业（今江苏南京）的琅琊王司马睿称帝，这以后的晋王朝，史称东晋。
　　司马睿（元帝）建国，完全依赖北方南下的大士族和当地土著士族的支持，皇室的力量，远不能与西晋相比。门阀势力，更为强大，对于皇权的相对独立性，也更其明显。丞相王导曾向明帝历数司马懿父子“创业之始，诛夷名族”之事，用意即在于要求尊重士族的地位。自东晋迄陈，江南五朝的政权实际是由士族和皇室共享的。
　　永嘉时，玄学清谈十分盛行，南渡后，势力有增无减。士人为了在心理上逃避惨痛的现实，普遍将热情贯注于哲学领域，对文学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虽说，如果追本溯源，玄学影响文学，实起于正始，但阮籍他们（包括后来的郭璞）的作品，尽管哲理成分浓厚，却并不脱离文学的基本属性——形象性和抒情性。而东晋文学，却普遍使用抽象语言来谈论哲理，使文学成了玄学的牺牲，变得枯燥无味。对此，稍后的各种典籍有一致的批评。如《宋书·谢灵运传论》说：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于七篇，驰骋文词，义殚乎此。自建武暨于义熙，历载将百，虽比响联词，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词，无闻焉耳。
　　东晋时代那些专述老庄哲理的诗，被称为“玄言诗”，其最重要的代表，是孙绰和许询。试以孙绰的《答许询》为例：
　　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诎。
　　这种诗已经完全失去文学趣味，几乎不成其为诗了。然而，在东晋玄言诗中却又酝酿着一种新的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山水诗的萌芽。而且，陶渊明的田园诗，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也是山水诗的分支，与玄言诗同样有直接的关系。
　　玄学本是超世的哲学，它强调人不仅在社会中存在，而且每一个人即每一个精神主体，都是直接面对宇宙存在的。因此人生的根本意义，也不在于世俗的荣辱毁誉、得失成败，而在于精神的超越升华，对世界对生命的彻底把握。宇宙的本体是玄虚的“道”，四时运转、万物兴衰是“道”的外现。从这种观念中引导出人对自然的体悟、追求，以及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观念。加以江南山水，佳丽可人，对于来自北方的士大夫富有新鲜的刺激，更引起他们对山水自然的兴趣。《世语新语》中记载了多则晋人沉湎于山水的故事，又载阮孚评郭璞诗句“林无静树，川无停流”说：“泓峥萧瑟，实不可言。
　　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所谓“神超形越”，正是玄学家所追求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可以从对自然的体悟中获得。所以很多玄味厚重的诗，喜欢从体悟自然发端。前引孙绰《答许询》，开头“仰观大造，俯览时物”二句便有这样的意味。当然，这种诗句仍未免空洞无味。但是，如果寄意于具体的对象、加以铺展的描绘，情况就不同了。这同样可以用孙绰的诗《秋日》为例：
　　萧瑟仲秋月，飂戾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
　　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
　　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
　　澹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这首诗的写法以及所表现的哲理，与《答许询》颇有相似之处，不同在于有无抒情与形象——而这对于诗歌是至关重要的。从现存全部东晋诗歌来看，把体悟自然与阐述玄理结合起来的作品，仍有不少。而一旦发展到以景物为主，或主要通过景物来表现哲理，山水诗便出现了。所以说，从玄言诗到田园山水诗是一个内在的演化过程。据史载，东晋末的殷仲文、谢混，对改革玄言诗风起了先导的作用，但不仅他们二人，直到陶渊明、谢灵运，也并不排斥玄理。
　　由于玄风的影响，东晋散文除陶渊明外，别无名家。但王羲之的《兰亭序》，却可以说是一篇佳作。这篇文章记叙永和九年（３５３）作者与会稽一带名士四十余人同游山阴兰亭修禊事的经历，抒发对人生的感慨。开头一节，描绘兰亭周围山水风光，文字平易清隽，既无奥深之疾，亦无枯槁之病。既而从游览之乐，转言乐情易迁，人生终归于尽，再推而广之，感叹古往今来，人同此悲，说理顺畅，情绪虽然低沉一些，但从人类的普遍现象发论，放眼高远，不失超逸潇洒。这篇文章把具体环境下的实在的情感与哲理性思维结合为一体，所以哲理对于文章非但无害，反而有益。
　　东晋同时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是陶渊明。陶渊明（３６５—４２７）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有《陶渊明集》。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握强兵镇守长江中游，都督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声威煊赫一时。死后追赠大司马。祖父陶茂官至太守，父亲亦曾出仕。陶氏为东晋元勋之后，地位虽不如南下名族高贵，也是浔阳的大族。只是陶渊明这一支，因他年幼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境便日渐败落。他从二十九岁时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归隐。后陆续做过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义熙元年（４０５）陶渊明四十一岁，再次出为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脱离了官场。他在家乡有自己的田庄和僮仆，开始一段时期，生活也算安宁自得。有时他也亲自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作为自己的社会观和人生哲学的实践。在这种劳作生活中，与农民有所接近。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境况愈来愈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求禄。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陶渊明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他对政治原就不感兴趣。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本来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杂诗》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出他的胸怀。但同时，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归园田居》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之类，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他是抱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开始时前一种愿望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并。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全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减。另一方面，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所以最后“爱丘山”的素愿就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在他任镇军参军时所作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中就说道：“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归班生庐。”任建威参军时所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又说：“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可见早已是身在仕途，心在园田。从彭泽令解职时所作《归去来辞》，更把做官说成“深愧平生志”。所以说，他的归隐，实际是自己的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在诗歌、散文、辞赋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陶渊明的思想，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如《劝农》诗说：“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时运》诗说：“黄唐莫逮，慨独在余。”《饮酒》诗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同样的思想，又借助虚构，在《桃花源记》中加以形象的表现。在这种“自然”的社会中，人人自耕自食，真诚相处，无竞逐无欺诈，甚至无君无臣。而历史在陶渊明看来，是一个堕落的过程。由于人们的过度的物质欲望，引起无穷的竞争，产生了种种虚伪、矫饰、残忍的行为，使社会陷入黑暗。
　　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难求，世外桃源，也无处可寻。陶渊明只能把淳朴的乡村生活，作为他的社会理想的比较现实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他的大量田园诗中，既有纪实的成分，反映了他在家乡生活的情况，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并不完全是写实的，而是按照某种理念要求对现实素材加以处理的结果。试看《劝农》诗中的一节：
　　熙熙令音，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
　　这里呈现出一幅和平的农作图，实际是把中国农村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特点加以美化的结果。
　　《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久享盛名，也有类似的特点：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诗大约作于从彭泽令解职归田的次年，抒发回到田园生活的愉悦心情。中间写景的一节，“方宅”以下四句，以简淡的笔墨，勾画出自己居所的朴素美好；“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视线转向远处，使整个画面显出悠邈、虚淡、静穆、平和的韵味。作者正是以此作为污浊喧嚣的官场——所谓“樊笼”——的对立面，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人生观念。结末“复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也指自然的生活。
　　作为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写到了农业劳动；在他归隐时期，自己也曾参加耕作。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大约是很有限，甚至，也许是可有可无。这种农业劳作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开头就是：“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具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做不到这一点，但他尝试了，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这里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乐。同类诗中意境最美的，当数《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结尾两句再一次说明，陶渊明之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咏歌自己的理想，显示出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
　　以上主要分析了陶渊明的田园诗所反映的社会理想，以及他对个人在社会中的生活方式的思考。此外，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牵涉东汉末以来文学所集中关注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生命怎样才能获得解脱？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陶渊明对生命短促的事实，表现得比同时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诗现存不过一百多首，竟有几十处提及“老”和“死”。但在哲学上，他却有一种豁达的解释，这在组诗《形、影、神》中表达得最明白。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让“形”提出饮酒自乐、忘怀一切的人生态度（这近于《古诗十九首》），又让“影”强调应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这近于建安文学）。这两者其实都是陶渊明所难以舍弃的，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他在第三首《神释》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毫无意义，应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即归化于自然，不必有意识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不求解脱的解脱。
　　“自然”哲学的这一种内涵，在田园诗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现出来，如陶诗中最著名的《饮酒》之五就是：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开头四句，说只要心境旷远，就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下面说采菊东篱，不经意中目遇南山（即庐山），在暮岚紫霭、归鸟返飞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奥秘，参透了人生的真谛。尽管诗中明说“欲辩已忘言”，但如果联系陶渊明的其他作品来考察，他在本诗中通过一系列意象所隐约暗示的人生真理还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气的美好、飞鸟的自由，不正是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圆满与充实，尤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本质吗？那么，人的短促的一生，除了归依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外，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所以说，这首诗仍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的寄托，只是偏重有所不同。当然，诗中的这种人生观说到底只是一种诗意的、哲理的向往。因为人从根本上不可能摆脱在一定的对象中实现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摆脱现实利害的矛盾。但作为对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它是有价值的；作为诗歌的理蕴，它更带来独特的效果。
　　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意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此即前人所言“静穆”。但在这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换言之，“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而激起这种追求的内驱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
　　陶诗中最集中的就是写田园生活的作品。其代表作除了前面提及的以外，还有《移居》、《和郭主簿》、《咏贫士》、《杂诗》、《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等。但是，陶渊明并不是只有这种以冲淡平和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写过一些直接涉及现实政治，或直接表现出内心的强烈情绪的诗篇。如《述酒》诗，虽然辞义隐晦，不易读懂，但其内容关系到晋、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当无疑问。又如《赠羊长史》，对刘裕于义熙十三年北伐破长安之役，显得十分高兴。“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此外，《咏荆轲》和《读山海经》中的几篇，对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一些虽然失败而始终不屈的英雄形象，表示同情、仰慕和赞美，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咏荆轲》结末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分明流露出诗人心中的激昂之情。
　　又如《读山海经》中的一篇：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精卫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断首，犹反抗不止，都表现出不为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最后二句，既是说精卫、刑天，也是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的时机！这些诗的事实背景已无法加以确凿的证明，但至少可以说明，陶渊明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这些作品而言。不过，应当看到两者也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从诗歌渊源关系来说，陶渊明有远承阮籍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诗多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感，表现对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学观照的方式，并多用组诗的形式。另一方面，陶诗也显然受到玄言诗的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中有许多玄学的语汇，其平淡的语言风格也同玄言诗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上。在阮籍诗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相对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强大的压迫；而在东晋的玄言诗中，则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体悟和追求；到陶渊明，又更明确地提出归化自然的观念，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构成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当然，陶诗重视通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哲理，这同玄言诗的枯燥无味是根本不同的。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对陶诗的艺术特点，前人早有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秾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觉上并不明显。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
　　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写乡村的恬静，“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写雪的轻虚，“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风的踪迹，都是有名的例子。
　　西晋诗歌追求华美、注重修辞的倾向，一方面提高了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但有时过于用力于此，而忽视了诗意的完整，造成繁冗、割裂的毛病。陶诗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所以大多通篇简洁，少作铺排，钟嵘《诗品》称为“殆无长语”。诗的意境，也总是比较完整，从总体上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某个片断吸引人。
　　陶渊明留存下来的散文、辞赋总共只有十多篇，但几乎每一篇都很出色。其主要艺术特点，与诗歌一致，也有个别几篇，风格不尽相同。
　　散文中《桃花源记》最为著名。这篇散文实际近于小说，所以又被收录在据传是陶渊明著的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中。文中虚构的“世外桃源”，既有儒家幻想的上古之世的淳朴，也有老子宣扬的“小国寡民”社会模式的影子，其中乡村景象的描绘，又同作者的田园诗意境相似。可以说，它既是作者依据他的社会理想所作的美好想象，也代表了那个动乱时代的广大民众对太平社会的向往。文章的语言优美而朴素。如写武陵渔人初入桃源的一节：“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写桃花源中风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种文笔，使语言、意境、主题达到高度的统一。
　　《五柳先生传》是作者自况，也是一篇奇文。全篇只百余字，以一“不”字贯通始终。开头便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既而又是“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结束“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意义还是一个“不”。大量使用这个否定词，意蕴在于表示自己对世间的一切无所措意、无所执着，只是任情率真地生活。不但世俗的荣名毫无价值，就连一个人的姓名也是外加的东西，可有可无。这就是所谓“自然”的人生哲学。用语浅而含蕴深，是这篇短文的显著特点。
　　辞赋以《归去来辞》最为著名。此篇作于陶渊明在彭泽令任上决心辞官归隐之际。文中关于归途景象和还乡以后生活的描写，均出于想象。在古代各种文体中，辞赋的基本特点就是华美，而陶渊明这篇赋却写得相当朴素，语言清新流利。它的抒情色彩浓厚，富有诗意，同时又充满了哲理的内涵。“舟超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想象归途中的自由无羁、轻松愉悦，令人心旷神怡。“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等写景之笔，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自然界自生自化、充足自由的灵韵。正因为这些描绘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客观对象，也包括作者自身的人生情趣，才特别地美好动人。
　　上述几篇，情调都比较平和。而《感士不遇赋》着重抒发怀才不遇、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苦闷，就显得比较激烈；《祭程氏妹文》悼念胞妹，则真情流泻，凄恻感人。比较起来，《闲情赋》在陶集中尤为特殊。其题旨标榜为“闲情”即约束感情，实际内容却同大多数类似作品一样，非常热烈地渲染男女之情。而且文辞流宕，色彩丰艳。其中“愿在衣而为领”以下一大段，用各种各样的比喻表现欲亲近美人之情，穷形尽态，极铺排之能事，颇有民歌的特点。从这里可以看到陶渊明思想情趣的另一方面，和文学才能的多样性。
　　陶渊明对后代有多方面的影响。在南朝，他还主要被当作一个品行高洁的隐士来看待，对于他的文学创作，评价并不很高。而由于当时社会普遍推崇华丽的文风，陶渊明诗文那种朴素平淡的风格，也难以为一般作者所接受。入唐以后，情况有了改变。李白、杜甫等人，由于审美趣味不同，他们特别表示尊敬的文学前辈中，并不包括陶渊明。但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一派诗人，虽也不是经常提到陶渊明，他们的艺术风格，却明显受了陶诗的影响。在唐诗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流派。应该说，唐诗的主导风格，是修辞之美与激情的结合，这和陶诗的精神显然不同。所以，陶诗影响所及，范围不是很大。到了宋代，陶渊明开始受到普遍一致的推崇。这是因为宋代的社会气氛比起唐代有很大变化，诗歌的激情和浪漫精神开始减退，而转向对于理性意蕴的重视。北宋最著名的文学家苏轼评陶渊明说：“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特点抓得相当准，评价也格外的高。其他一些著名诗人和批评家对陶渊明也同样备加称扬。至此完全确立了陶渊明作为诗史上第一流诗人的地位。
　　应该指出，虽然，陶渊明个人的人格无疑是高尚的，他对社会也绝非无所关心，但是，其文学创作的主导方面，却是渴望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怀现实的痛苦。建安文学的进取精神，正始文学的悲剧意识，都是要求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人的意志自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单方面地说不失为一种深刻的哲学，但藉此他恰恰躲开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根本性问题。可以说，这同样是个体意识减弱的表现。所以，后代文人越是在受到社会的压迫而难以反抗时，就越容易想到陶渊明，用他的人生观来化解而不是冲破社会的压迫。这样，既满足了精神上、道德上的自我安慰，也避免了在冲突中容易遭到的危险。陶渊明在宋代比在唐代更受到文人的推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唐、宋社会环境的不同，以及两代文人精神状态的不同，至少也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风雪里

来源：中学语文网中网

    渊明文名，至宋而极。永叔推《归去来辞》为晋文独一；东坡和陶，称为曹、刘、
鲍、谢、李、杜所不及①。自是厥后，说诗者几于万口同声，翕然无问。宋《蔡宽夫诗
话》言②：“渊明诗、唐人绝无知其奥。惟韦苏州、白乐天、薛能、郑谷皆颇效其体③。”
《国粹学报》己酉第八号载李审言丈《愧生丛录》④，一则云：“太白、韩公，恨于陶
公不加齿叙，即少陵亦只云：‘陶潜避俗翁’也。”余按少陵《夜听许十诵诗》曰：
“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江上值水如海势》曰：“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
与同游”；其不论诗而以“陶谢”并举者，尚有《石柜阁》诗之“优游谢康乐，放浪陶
彭泽”。李群玉《赠方处士》云⑤：“喜于风骚地，忽见陶谢手”，即本少陵来，不得
谓少陵只云“陶潜避俗翁”也。（88页）
　　①曹、刘、鲍、谢、李、杜：曹植、刘桢、鲍照、谢灵运、李白、杜甫。
②《蔡宽夫诗话》：蔡启字宽夫，所著《蔡宽夫诗话》，有郭绍虞《宋诗话辑佚》本。
③韦苏州：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白乐天，白居易字。薛能、郑谷，皆唐诗人。
④《国粹学报》：1905年2月在上海创刊，月刊，共出七年。邓实主编。为学术刊物，
宣传反清思想。李审言：近代骈文家。
⑤李群玉，字文山，唐为人，有《李群玉集》三卷，后集五卷。


这一则讲陶渊明。宋祁《笔记》卷中记其兄痒语。“欧阳永叔（修）推重《归去来
辞》，以为‘江左高文’”，苏轼称：“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这里推重的，就“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这一点说，胜过曹、刘众人。抛开这一点说，曹、刘众人各有特点，也不是陶所及。这
样看，是不是全面些。
这里提到韦应物、白居易、薛能、郑谷颇效其体，看看他们对陶诗的了解怎样？按
韦应物有效陶体两首，录《与友生野饮效陶体》：‘携酒花林下，前有千载坟。于时不
共酌，奈此泉下人。始自玩芳物，行当念徂春。聊舒远世踪，坐望还山云。且遂一欢笑，
焉知贱与贫。”这一首诗确能体会陶渊明的心情。如陶诗《归园田居》之四：“徘徊丘
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
我言：‘死没无复余。’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陶渊
明看到一个无人居住荒废的宅子，引起“终当归空无”的感叹。韦拟陶诗里写看到古坟，
就想到泉下人，不能共酌，引起感慨，与陶诗见废居引起感叹有相似处。陶诗《饮酒》
之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看见飞鸟归山，就有
《归去来兮辞》里说的：“云无心兮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像自己无心出去做官，又
厌倦官场生活归来。这首拟陶诗，写“坐望还山云”，同陶渊明看到还山鸟有同样心情，
所以说“且遂一欢笑，焉知贱与贫”，志掉贫贱，说明韦是能够体会陶的心情的。
再看白居易，有《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中明显地效陶的是第九首：“原生衣百
结，颜子食一箪，欢然乐其志，有以忘饥寒。今我何人哉？德不及先贤。衣食幸相属，
胡为不自安？况兹清渭曲，居处安且闲。榆柳百余树，茅茨十数间。寒负檐下日，热濯
涧底泉。日出犹未起，日入已复眠。西风满衬巷，清凉八月天，但有鸡犬声，不闻车马
喧。时倾一壶酒，坐望东南山。雅侄初学步，牵衣戏我前。即此自可乐，庶几颜与原！”
这首诗写“榆柳百余树，茅茨十数间”，“但有鸡犬声，不闻车马喧”，效陶《归
田园居》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簷，桃李罗堂前。”“狗吠深巷中，
鸡鸣桑树颠。”又这诗的“不闻车马喧。时倾一壶酒，坐望东南山”，效陶《饮酒》之
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採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诗还有效陶处，就不谈了。但白居易的效陶，精
神却不同。陶是不愿与恶浊的官场共处，所以归田的，归田后从事劳动的。所以他的居
处“而无车马喧”，是同他的不愿与官场交往结合的。白居易是没有这种心情的，所以
他的“不闻车马喧”只是形式上仿效。陶的“悠然见南山”，“飞鸟相与还”，从“鸟
倦飞而知还”里，体会到自己厌倦做官而归田，是有会心的。白居易的“坐望东南山”，
也只有形式上的仿效，没有体会的。陶的归田，在《归田园居》里说：“晨兴理荒秽，
带月荷锄归”，是亲自参加劳动的。与白居易的“日出犹未起，日入已复眠”的幽闲生
活是不同的。白居易以大官隐退过着优裕生活，自比颜渊原宪，是可笑的，与陶的精神
境界不同，是不了解陶的。
蔡宽夫说薛能、郑谷皆有诗效陶，今检《全唐诗》皆未见。再看钱先生称杜甫对陶
渊明的称美，如《夜听许十诵诗》：“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这两句讲许十诵诗
的美妙，下凌陶谢，上继风骚，枝梧犹抵当，这是讲诵诗，不是论诗，但把陶谢并称，
又跟风骚作对，也有推重陶谢诗的意味。所以李群玉的把陶谢与风骚作对，就从杜诗来
的。再看《江上值水如海势》：“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这是说，要得
诗思像陶谢的创作，自愧不如陶谢，即极推重陶谢诗。杜甫这首诗开头说：“为人性僻
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就推重陶诗有惊人佳句了。

风雪里

放荡形骸地大醉了一场，是在阔别十年后的一次同学的聚会上。一觉醒来，东方既白，丝丝晨风从窗户的隙缝中，一点一点地漫淫过来，甜甜的，酥酥的，沁人心脾，是一种从未有过的通体清爽的感觉。
　　这样的状态下，眼前便有朦朦胧胧的情景幻化出来，竟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意境。

　　宽袍大袖的陶公，飘飘逸逸地站在小船上，也是在这样的晨曦微风中，逃脱了污浊的官场，奔向温馨的家居。这时的他，实实在在地像一只“久在樊笼里，始得返自然”的小鸟呢！

　　他的神态是幸福的，轻松的，安祥的，超脱的，自由的。因为在这时，他的心灵终于和他的肉体统一了，他不再受“以心为形役”的折磨了。其实他也知道，县令在老百姓的眼里，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小官。他也知道，那五斗的小米对他那样一个破落的家庭来说，该是多么重要。他也知道，归田园之后，等待他的，将是多么沉重的一副生活的重担。他的心里更是十分清楚，在世人的眼睛里，他将是一个何等样的大傻瓜。总之，他有着千万条的理由，不该如此意气用事，弃官而归的。

　　但只要有一条理由，就足以使他义无反顾地作出这样的选择了，那就是自由－－心的自由，灵魂的自由，意志的自由，精神的自由。而他唯一感到遗憾的竟然是，此后他的酒瘾，可能不会得到充分的满足了。他太喜欢喝酒了，因为酒会减轻那黑暗的时代给他心灵带来的重压，因为酒能使他的诗思神飞，能把他带到另一个桃花源式的人类乐园中去。不过，他依然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幸福的人。

　　这便是陶渊明，他不仅创作了世界上最美丽的诗文，而且塑造了世界上最完美的人格。他活得率真，活得实在，活得个性，活得潇洒，无愧于做了一回天地之间那一个大大的人。有人说他是古今第一个活得最真的人，这论断，我曾不明白，而今在这样一个东方既白、醉意朦胧的时刻，我终于明白了。

　　迷朦中，我觉得陶渊明在向我走来，他那晨风中飘飘的白衣，在我的眼前渐渐地幻化成了一面镜子，照着自己的时候，我感到一种人格的力量在我的心中升腾。

　　因崇拜仰慕，我的眼睛有些湿润，我的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和温暖。

　　这时，天已大亮，阳光从未有过的明媚，新的一天的生活又要开始了。

《邳州市报》 1995 年 6 月 1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