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纪录片创作遵循的逻辑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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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沙向明
来源：纪录中国
发表时间：2002-1-29 1: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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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应台女士有个比喻：现实生活好比岸边的杨柳，小说好比水中杨柳的倒影，闪烁的倒影是另一个层面的世界，它让你看到了现实世界看不到的东西、看不到的美。那么，电视纪录片又是什么呢？它利用现实生活的素材，但却通过解构与结构重新创造一个似是而非的现实世界，为各种生活片断之间无形的本质联系建立有形的表达形式。所以我说，纪录片是用杨柳的材料重塑的神似杨柳又另有所指的艺术品。
       我们身处的是一个多维的世界，很多事情就在身边发生了，但因为许多琐碎事情的掩盖，我们不会觉得它有多么感人；很多事情同时在其它地方发生了，因为视野的局限，我们也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习惯用单一的直线的视角来观察周围的事物，我们总是深陷在主观的情绪中难以自拔。当我们以记录的态度拿起摄像机的时候，就象举起了一把解剖刀，我们解剖的是生活的机体，考验的是自己的神经，态度的冷静与否与下刀的技能技法决定了重塑的难易程度，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最后成品的艺术质量。庖丁解牛之熟练是机械的，熟能生巧的意思，而我们的现实生活却复杂而多变，如何在动态中把握生活的机体脉络、腠理走向呢？我以为，遵循逻辑规律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描述经验世界最直接和常用的，就是因果推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每个事件，我们都认为它存在着一个或多个的原因，这一思想决定了我们在观察生活的时候，总是以一种探求的态度在寻找某种经验的概括。这个经验的概括很关键，它是我们在取舍生活片断时的一种暗示力量，我们寻找、拼凑和证明，都是在有意无意地想达成这样的一种经验概括。以纪录片《达比亚》为例，作者截取的几个生活片段都指向落后的少数民族村落里一个男人生的都是女儿所带来的不便和苦恼。达比亚是一种快要失传的民间乐器，欧得得是现存唯一能弹这种乐器的人，祖训是这门技艺不能传外人而且传男不传女，欧得得只有三个女儿，所以达比亚琴要失传了。很显然，欧得得的苦恼缘自三个女儿，所以虽然欧得得是片子的主角，但作者截取了大量三个女儿之间的故事，用来达成他的经验概括，这是片子最后能结构成一个生动有趣并且能自圆其说的故事的原因。
       很多时候，因果联系是有时间性的，而不是根据某种经验概括来推理的。这时，记录者的态度只能是等待和追随，比如许多突发性事件的发展。但是，事情发展到后来，往往会产生许多不同的枝蔓，你又如何选取呢？跟哪一条线，这是需要作出及时判断的，往往一念之差会影响整个解构过程走入岐途。这里的判断有一个方法，也与因果推理有关：因为A有B，因为B又有了C与D，现在要看C与D哪个更有可能反过来成为A的因，我们就选择哪个。互为因果在纪录片的情节设置上是很重要的，否则容易造成结构时的涣散。举个例子，《达比亚》中，因为三女儿放羊不留神让羊吃了别人的庄稼，造成两个无赖找上门来索赔，杀了欧得得家的肥羊。作者继续跟下去有两条线，两个无赖回家煮羊吃和欧得得一家的反应。很明显，欧得得一家的反应更容易成为三女儿甚至几个女儿性格发展的因，所以作者下意识地就会选择回到屋内继续拍摄。这是比较明显的例子，很多时候，选择并没这么容易，但一旦有规律可循，经过长期的训练和积累，面对复杂的情况作出迅速和准确的反应是完全可能的。
       单纯记录从来不是纪录片的最终目的，纪录片要呈现给我们的是记录下来的生活片断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创作者某种生活观念的表达。随着纪录片观念的更新，纪录手法的日益多样化，创作者在观察生活和记录生活的时候，遵循了更为复杂的逻辑规律，有时候，事件本身的因果联系几乎完全让位给了别的联系方式，使纪录片创作呈现出崭新的风格。象今年获奖的纪录长片《英与白》，遵循的就是类比推理的规律。类比意味着相似。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或事件表现出类比关系，那么它们之间就存在着某种相似，也就是说，它们具有某种或某些共同的性质。例如柑桔和太阳之间存在着类比关系，因为两者都是圆形的，颜色是橙黄色的；火和太阳之间存在着某种类比，因为两者都释放热量……人们有可能认为在几乎任何一对对象中都存在着类比关系，但类比的有价值与否还要决定于我们的推理是关于哪方面的。纪录片《英与白》中，大熊猫英与伺养员白，还有邻居小妹妹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类比关系呢？编导在结构该片之前，就有了一个推理指向：嘈杂社会中的孤独和异化。我们知道，作为一条普遍规则，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表现出类比，那么就存在一种倾向，即我们会期望它们在其它方面的进一步相似。《英与白》全片的努力，就是在寻找这种相似。英的孤独不被理解，白的几乎与世隔绝，小姑娘寂寥的等待，在环境中唯一的电视机所反映出的热闹和浮躁面前，显得那么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编导的注意力不再是讲述一个自圆其说的故事，情节在这儿己经是可有可无，编导关心的是如何将他观察到的相似或相反的情绪和肢体语言进行交错编排和重组，类比，在这儿造成了一种戏剧化的效果：正类比，渲染的是一种普遍的孤独情绪，负类比，则突出了从社会到个人的异化，给人强烈的荒谬感觉，所以当我们看到片子将大熊猫的性冷淡、性压抑与克林顿的性丑闻放到一起表现时，不由地会有一种类似黑色幽默的触动。应该说〈英与白〉的尝试是有新意的，它预示着纪录片创作还有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现在还有一个共识：纪录片编导在某些适当的时候也可以导，也就是为主人公设置某个情境。编导如何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情境，又如何保证主人公在这个情境中的反应和自己的预设一致？这涉及一个概率判断问题。我们知道，在将来事件的情形中，拥有所有的信息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将来的事件如果与最近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事情类似，我们就有可能拥有足够的资料，以便从某个模糊的易使人误解的概率判断中达到一个确定的预测。所以设置情境，最贴切也是最客观的，是直接从主人公己经做过或发生过的事情里进行删选，引导主人公重新进入一个似曾相识的情境。比如《达比亚》中，那个来做欧得得思想工作的村长，是编导有意安排来的。在这个之前，编导一定了解到类似的思想工作做过不少，也大致对欧得得的反应有个预测。所以当对话展开的时候，编导很轻易就获得了想要的东西。也许他从没想到过对话会如此精彩，但大致的方向他是预测到并且有所期待的。再比如纪录片〈平衡〉，编导安排扎巴多杰到村民家走访做客，这也不是凭空捏造的情境，而是扎巴多杰曾多次经历过的。当然，编导也可以根据需要为主人公设置完全陌生的情境，这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因为信息的缺乏，使判断很容易误入岐途，但由于所有对概率估计有影响的证据都是经验的，我们可以收集尽可能多的有关主人公的经验性信息，比如他的性格，他的处事方式，他的喜好，他的成败纪录等等，来设想一些他可能有所发挥并且能为我所用的情境。象纪录片〈凤妹〉，作者了解到的信息是：凤妹很想读书，而且很有个性，倔强固执。而他的父母同样固执地坚守村里的旧训：女子不得读书。所以在跟拍她赶集的时候，专门安排她来了一次小小的“出轨”，到县城小学去旁听了一下。结果故事果然就有了戏剧性的发展：凤妹的兴奋，父亲的恼怒，凤妹的反抗达到一个高潮。当然，在实践中，类似的努力也经常会有失败，因为，会有很多客观因素影响事件的进程，而且当概率运用于某个特定的事件时，概率本身就是不可靠的，这种不确定性事实上也构成了纪录片一个吸引人的魅力。
       很显然，纪录片从取材拍摄到后期制作，是有一定的逻辑规律可以遵循的，否则，我们用镜头取得的材料会不适合有序重组，重构的成品也容易失去形式美，显得混乱不堪或不知所云。现在时髦一种没有解说词的纪录片，这等于我们在重构材料的时候，没有可以用来粘合的胶水或铆钉，我们一定要将楔口考虑得严丝合缝，这就对编导有很强的逻辑要求。象《平衡》一片，尽管不乏闪光之处，但作者前期拍摄的时候就有点自然主义，逮什么拍什么，在处理素材的时候就显得力不从心，叙述上的混乱和拖沓随处可见，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清晰的脉络，甚至主人公扎巴多杰的愤闷真正来源于何处也没有令人信服的阐述。所以这样的片子虽然有内涵但看起来却很累。现在提倡纪录片要有可看性与艺术性，而可看性与艺术性的形成是要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律的，纪录片编导在创作中加强自己的逻辑意识将百利而无一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