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 语言研究的新思路 ——胡裕树先生的语法研究和治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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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范晓    高顺全

    胡裕树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语言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兢兢业业地从事高等教育和语言研究工作，为祖国的语言学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胡先生在语言学领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先后发表过一百多篇论文，出版了十本专著（含与人合作），还主编过辞书四种，教材四套。其中原教育部指定的高校文科教材《现代汉语》迄今印数已达一百四十多万册，不仅为国内众多高校所采用，而且在香港和台湾也有重版本和繁体字本，在韩国也有了翻译本。

   胡先生语言研究的重点是现代汉语语法。他的学术成就突出地体现在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研究方面。

    首先是他的广义形态理论。“广义形态”这一术语最早由胡先生的老师著名语言学大师方光煮教授在30年代的文法革新讨论中提出来的。胡先生师承和发展了广义形态理论，并在《语法学的组成部分》《词的范围、形态、功能》《词的分类》等重要文章里对广义形态的定义、性质、范围、地位、功用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作了精辟、系统的论述。他认为，研究汉语形态要从汉语的具体情况出发，按照汉语自己的特点找自己的形态。不能把西洋语言的形态观念硬往汉语身上套，从而把汉语的形态限制在狭义形态（屈折变化）的范围内，相反，应该特别重视汉语“广义形态”的地位。所谓广义形态，指的是词与词的相互关系，词与词结合能力的表现。广义形态和狭义形态不是对立的，后者包括在前者之内，狭义形态只是广义形态外在的表征罢了。这也就是说，广义形态除了单个词的形态变化外，还包括词与词的相互关系，词与词的结合，语词的重叠，育变以及先后次序等等。    广义形态是区分汉语词类的主要标准。用它来区分汉语的词类，有三个明显的优点：第一，不以孤立的词为对象；第二，不必考虑词的概念意义，如果要说意义，那是讲词的功能意义即语法意义；第三，不必在句中分类，更不是“依句辨品”。这样分出来的类比较科学，也比较实用。现在，一般的语法教科书在讲到词的分类时，都强调要凭词与词的结合关系来分类，这是汉语语法学的一大进步。更可贵的是，胡先生并不以广义形态理论解决了汉语词类问题为满足，而是把它升华到语言学理论的高度作更深入的论述。他由汉语这一个别语言的形态推及普通语言学的形态学理论，认为在其它语同里也存在类似汉语广义形态的东西，如日语里丰富的助词。他还说，广义形态也可以直接就叫“形态”，包括有标记的（狭义形态）和无标记的，普通语言学的形态理论只有兼及这两方面才是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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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先生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关于析句方法的理论。分析句子结构，归纳句型历来是汉语语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语法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采用成分分析法（中心词分析法），但成分分析法有明显的缺点：不能反映也无法分析语言结构的层次，因而也就不能说明很多语法现象。随后出现的结构主义的层次分析法虽然弥补了这一缺陷，但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因为句法分析只讲层次分析不讲成分分析同样有问题：层次分析在归纳句型方面是无能为力的。胡先生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他在比较了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各自的优缺点之后，决定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走一条析句方法的革新之路。    这种革新首先体现在他主编的教材《现代汉语》（修订本）里，这部教材一反传统语法学的中心词分析法，采用了“成分分析同层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这是折句方法上十分有益的探索。正如有人评价的那样，“用这种结合法分析句子，既能定成分，又符合句子构造的层次。它不求一个词同一个句子成分互相对应，不强分基本成分和连带成分，它自始至终贯彻层次的观点，……顺情合理，有条不紊；较容易理解，也不难接受。”①所以这种分析法不但具有科学性，在实践中也是十分有效的。现在一般的语法教科书也都采用成分分析和层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胡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无疑起了榜样的作用。    胡先生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文章，就折句问题在理论上作了详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句子结构的分析，是现代语法学的中心。句子分析既有个起点即方法问题，还有个终点即目的问题。传统的折句方法是在理解词的具体意义和句子的整体意义的基础上进行的，即从意义到形式，句子成分要凭意义才能划分出来。但语法上要分析的是句子结构形式所表示的结构意义，而不是词的具体意义或句子的整体意义，尽管它们之间不是全无关系，但是决定结构意义的是语言的结构系统。分析任何语言的结构，都必须从形式到意义。传统的折句方法之所以颠倒了程，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析句的目的没搞清楚。在语法上，句子结构分析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确定句型。句型是从许多具体的句子中抽象出来的，分析归纳句型，是着眼于“生成”的能力而不是不必要的描写。“我们应该从划分成分、配置成分到给句子寻找主语、谓语等等的循环中解脱出来，致力于分析句型，建立句型，把语法分析方法的研究同句型的研究联系起来，从而把句型的探讨提高到语法研究和教学中应有的地位上来。”②在对句型重要性充分认识的基础上，胡先生又深入研究了句型和句类的关系、影响句型的因素。确定句型的步骤等问题，进而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汉语句型体系，归纳总结出了一个既简明实用，又具有科学性的现代汉语句型系统。

    胡先生对现代汉语语法学又一重大的贡献是他和张斌等先生倡导的语法分析的三个平面理论。    传统语法理论过分偏重意义而忽视形式，这样做的结果是既不利于语法教学，也不利语法研究的发展。因此，它后来被结构主义语法所取代实属必然。结构主义语法主张通过形式谈意义，其理论较传统语法有明显的进步。但是，结构主义学派的一些学者在实践上往往过分重视形式，忽略甚至回避意义。单从结构方面去研究语言，显然是不够全面的。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语法学者开始学习、借鉴、参考国外诸多语法理论，结合汉语实际，对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积极有益的反思。这突出表现在折句方法的檀变上。1982年以来，析句方法经历了从成分分析法到层次分析法、变换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法等一系列的变革。这些方法都有其各自的优点，但也都有明显不足。而“完备的科学的语法分析要遵循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形式与意义相结合、描写与实用相结合的原则。”③这是语法研究发展的趋势，也是语言科学现代化的需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越来越多的语法学者发现以往的研究流于片面、单一，主张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的有机结合，并加强动态方面的研究。于是，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理论便应运而生了。    胡裕树先生正是这一理论的首倡者之一。早在1981年，胡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本）在讲到语序时就率先指出：“必须区分三种不同的语序：语义的、语用的、语法的。”1982年，胡先生在《句子分析漫谈》（与文炼合作）一文中改“语法”为“句法”，把句法、语义、语用并提，认为这三者都属于语法研究的范围。1985年，胡先生在长篇论文《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与范晓合作）一文中明确提出：“要使语法学有新的突破，在语法研究中必须把三个平面区别开来，……又要使三者结合起来，使语法分析做到形式和意义相结合，动态和静态相结合，描写性和实用性相结合。”④该文的发表，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理论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此后，随着研究队伍的日趋壮大，三个平面理论也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

    从1981年至今，胡先生一直致力并指导着三个平面理论的研究。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重要的有：《句子分析漫谈》（胡附、文炼1982）入试论汉语句首的名词性成分》（1982）人汉语语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文炼、胡附1984）入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胡裕树、范晓1985）人有关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的几个问题》（与范晓合作，1992）人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和名词化》（胡裕树、范晓1994）入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和展望》（1994）等。其中最后一篇全面、集中地体现了胡先生对三个平面的理解和阐释。在胡先生看来，一个具体的句子，总是句法、语义、语用的结合体，即包含着句法、语义、语用这三个不同的平面。三个平面各有其形式和意义，它们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影响和制约。三者之中，句法是核心，因为句法结构是句子结构的基础结构、内层结构，语义要通过句法表现，语用要在句法基础上才能显示出来，语义和语用发生关系也不能脱离句法。所以在研究一个句子时，要紧紧扣住句法，以句法为基础，向隐层挖掘语义，向外层探求语用，力求做到形式和意义相结合，静态和动态相结合。    在致力于三个平面理论大厦构建的同时，胡先生还在具体的语法研究实践中运用三个平面理论，比较圆满地解决了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一些难题，如汉语句首的名词性成分的分析问题，汉语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或名词化问题等。    三个平面理论正在使汉语语法研究走向科学化、系统化和精密化。由于它既是一种语法观，又是一种方法论，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解释力。它“不仅拓宽了语法研究领域，而且为深化语法研究指出了一条新思路，可能给整个语法研究带来新的突破”。⑤事实上，它已经成为叨年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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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几十年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胡裕树先生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研究风格。、他治学最重要的特点是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语言研究结合起来，并用以指导语法研究。50年代他这么做，今天他仍然认为应该这么做。他指出，治学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一点马列主义。我们要搞学术研究，总得有一套思想方法，这就必须掌握马列主义这个武器。这种指导思想具体反映在胡先生对汉语语法学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上。50年代初期，曾有人认为汉语没有词的类别，也有人认为词的分类在汉语研究中没有什么重要性。胡先生从马克思主义“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的原则出发，主张“词类是语言中客观存在的类，是语言表现出来的类”。尽管不同的语言可以有不同的词类，但汉语有词类的区别是肯定的，区分词类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重要性也是肯定的。在此基础上，他深入研究了汉语词类的特点，提出了划分词类的合理标准。这种标准今天看来仍然是行之有效的。个别与一般关系的原理还被他用来处理语言共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指出，“语法的民族特点和语言的共同性不是对立的”，“我们研究语法，既要注意它的共性，又要注意它的特点，并且要把特点放在共性的一定位置上去考察，去理解。”⑤这一理论原则对建立科学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如何处理“理论和事例”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汉语语法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胡先生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材料、理论和事例是证的统一的思想，提出了语言理论的研究和语言事实的调查都应当重视，不可偏废的指导原则。回顾汉语语法学史，胡先生深感汉语语法理论研究的重要。他说，“拿词类问题的讨论来看吧，问题的症结是在用例上呢，还是在理论和方法上？这次讨论收获较大，不正是由于对词类的性质、对划分词类的标准，对分布方法的具体运用，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才取得的吗？主语宾语问题的讨论收获较小，不正是由于我们对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对折句的方法都还缺乏明确的认识而造成的吗？因此，理论和方法上的追根究底和事例方面的周密调查必须双管齐下。就整个汉语语法学的情况来看，应当如此；就语法总的具体问题的研究来说，也应当如此。”①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汉语语法研究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忽视理论研究，忽视科学假设的偏向。针对这种情况，胡先生就更加注重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往往能率先提出一些语法科学全局的大问题，发人深思。

    胡先生语法研究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立足革新，不断探索”。这也是他学术研究的总原则。他善于吸收国外新的语法理论，同时又密切结合汉语实际。他认为“科学研究的成果是属于全人类的”，所以，“我们不盲目崇洋，但外国有用的东西，我们完全应该借鉴。”他在析句、归纳句型问题上就曾借用生成语法关于“生成”的观点。他说，“对于研究和建立句型，我们认为‘生成’念是可以借来一用的。人们能够创造许许多多的句子，能够听懂许许多多的句子，这就是生成。”当然，这种借鉴“不是照搬人家的东西，而是立足于汉语语法科学的现代化。”并且要“有继承，有改造，有革新。”③胡先生从不标榜自己的语法理论是属于哪一派的。他倡导的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理论，从来源上说是受到了西方符号学、语用学的影响，同时也继承了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转换生成语法、格语法以及系统功能语法等的优点。而这些优点能够在三个平面的理论框架内各就各位，相安无事，发挥着各自的积极作用，中间自然包含着胡先生的创造性的劳动。

    继承和发展问题是每一个槁学术研究的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只有继承没有发展是不行的，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升华，理论才可能建立，研究才能够深入。胡先生在这方面也做出了表率。他的关于广义形态的理论及析句中成分分析和层次分析相结合的理论就是正确处理继承和发展关系的典范。    正是因为立足革新，不断探索，所以胡先生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始终站在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研究的前沿，影响着语法理论研究的潮流和方向。50年代，胡先生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积极参加当时的汉语词类问题，主语宾语问题以及单句复句问题三次全国性的大讨论，发表了很多具有独到见解的文章，显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刻的思辨能力。他和张斌（文炼）先生稍后共同出版的专著《现代汉语语法探索》，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孤年代初期的折句方法问题大讨论中，胡先生对汉语句子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启发性的见解。他和张斌先生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句子分析漫谈》是极富有启示性的文章，受到语法学界的普遍重视和高度评价。在最近的十余年里，胡先生倡导的语法分析的三个平面理论一直是汉语语法学界的热门话题，他的有关文章不断指引着三个平面理论的研究方向。

    团结合作、共同进取是胡裕树先生治学精神的又一特点。现代化的科学研究单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学术团体、学术流派都得依靠合作才能发展，语言研究也不例外。胡先生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他和张斌先生从1952年起就开始了长期的合作，共同出版了三部专著，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在学术观点和不少成果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合作的还有林祥帽等先生。他们的友谊、合作和进取精神在汉语语法学界传为佳话。

    胡先生不仅是个语言学家，而且还是个教育家。他长期为中文系的学生上课；主持过复旦大学留学生的教学工作。他从6o年代中期就开始同陈望道先生合招语法修辞专业研究生，以后一直培养硕士生、博士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总数不下数十人，真可谓春风化雨，桃李满天下。胡先生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帮助；既教给学生知识，又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他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独立工作能力，不强求学生与自己持同一看法，讲求学术上的民主。如今，胡先生的很多学生在学术研究方面成绩斐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胡先生的教导有方。    今年是胡先生的80华诞，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附注

    ①饶长溶《谈谈胡裕树主编翩代汉语）（修订本）的折句方法》，《语法

研究和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②张斌、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加再，商务印书馆，1989。

    ③④胡裕树、范晓《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新疆师大学报》1985

年第2期。

    ⑤《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除志编辑部《语法研究座谈会纪

要》，《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3期。

    ⑤张斌、胡格树《汉语语法研究》132页，商务印书馆，1989。

    ①③林带文《回顾与展望》，《中国语文）1982年第4期。

存考文献

    胡附、文炼lop现代汉语语法探索，商务印书馆。

    张斌、胡裕树1989汉语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胡裕树主编1981现代汉语（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胡裕树、范晓1985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新疆师大学报》第2期。

    胡裕树、范晓lop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和名词化，《中国语文》第2期。

    胡裕树   lop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语文学习》第   11期。

    胡裕树lop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和展望／复旦学报》第5期。

霜叶红

胡裕树教授的幸与不幸
作者：王希杰  来源:http://tieba.baidu.com/f?kz=296549496

编者按：胡裕树先生1945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留校担任助教，在方光焘先生指导下开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1949年调入复旦大学，历任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在汉语语法理论、现代汉语教学、语言文字辞书编纂等方面著述甚丰，成就卓著。先生与《雅言》可谓颇有缘分，早在1997年12月2日本报创刊号上，胡先生便发文祝贺，其中谈道“现在有不少大学生一心只想到外语水平的提高而对母语的修养重视不够”，不幸，这一问题在十年后的今天越发严重了。

本文作者王希杰教授196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专业，留校任教至今。胡裕树先生曾评价王希杰“运用演绎的方法来研究双关，建立演绎的双关模式，他进一步主张运用演绎法研究全部辞格，试图建立归纳的辞格系统和演绎的辞格系统，给人以‘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本期特刊王教授回忆胡先生旧事以飨读者。

最后一次去看胡裕树教授，临出门时，他拿钱给宗廷虎、陈光磊教授，要二位代替他请我吃午饭。我说：“中午饭，你就别管，难道在复旦，我还能没饭吃？”

在门口——他已经不能出门了，他拉住我的手，连连说：“希杰，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一再说：“怎么会呢？我还要来看你的。”话虽然这样说，心里却非常伤感。暗暗盘算着何时再来看看他，但那的确是最后一次了。

对于胡先生，我常常想：胡先生是幸运的，但他也是不幸的。

说他幸运，因为他是方光焘教授的学生——他一边喝酒，一边对我说：“我不是方先生的学生，是他的助教。做他的助教，常常在他家吃饭，方先生爱喝酒，陪他喝酒，我就学会了喝酒。”——他被公认是方光焘的大弟子。也因为他在复旦大学工作，是陈望道校长的学术助手——我想可以这样说的吧？

一个人同时得到两位大师的赏识，还不非常幸运么？中国语言学研究有南派和北派之分，南派创始人就是陈望道和方光焘。如此，他是南派两个大开山者的希望，理所当然的接班人。胡先生的好朋友、终生合作者张斌教授的研究生、已故的陈炯教授是把胡、张二位当作南派第二代代表人物的。胡裕树是陈、方两位大师之间的纽带，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和南京大学中文系之间的桥梁。

陈与方在学术上是有共性的。他们都是浙江人，一个义乌，一个衢州；他们都留学日本，都是在日本通过小林英夫的日译本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走向现代语言学的，都是索绪尔在中国的最早的宣传者，在三十年代文法革新的讨论中，他们一同引进了索绪尔学说。

但是同中有异：一个重点在修辞学，一个全心关注语法理论。在语法学方面，一个主张形态——倡导“广义形态”说，一个主张功能说。两位大师对学问都那样认真，因此，见面就要争论学问。

陈和方争论学问，这很好，但这就苦了我们的胡先生，你叫他怎么办？

胡先生说，1962年，陈校长到南京大学讲学。他陪陈和方游中山陵，两位大师争论起来，“形态”和“功能”对阵。陈问：“胡裕树，你是什么意见，说！你站在哪一边？”

方道：“胡裕树，今天你说清楚！学术问题，不能含糊的！”

胡先生还玩什么中山陵？

如果胡先生研究修辞学，那还好，方先生不搞修辞学，也不关心修辞学。麻烦的是他研究的是语法学，两位大师，一个“形态”说，一个“功能”说，他讲课和写作都得留神两面兼顾，这就必然妨碍了他个人聪明才智的发挥，这就是我说的胡先生的不幸。

在我同胡先生的相处之中，我着实感受到他在做学问方面的种种顾虑。胡先生是学术大家，功成名就，但是我常常想：如果他少些顾虑，成果必将更加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