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土吾民：纪录片文

湘里妹子

作者：李   拿
来源：银海网
2002-01-08 17:29:24

　　

      朱传明《北京弹匠》成了九十年代某一类纪录片的代表。这类纪录片把注意力投向那些在时代的运转中被甩出正常轨道的边缘人群。一个年青人从湖南农村来到北京，以弹旧被褥为生。他住在路边的临时棚子里，等待顾客来临。而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朱传明，与这位年轻的移民交了朋友，并开始记录他的日常生活。纪录片表现了弹匠在大都市的贫穷生活中的沮丧和孤独。他有一个老乡，现就读一所大学，在见到他时，大学生并没有特别的高兴。家境清贫，人事紊杂，这些都限制着他的抱负，而一想起旧日女友,他就感到十足的困窘。影片对一种社会质感有着残酷的执念。它最终使人产生的是恐惧，而不是怜悯。主人公萎琐不洁的形象时刻刺目的坦白着。这是一个令城里人可随意鄙视与敌视的个体。而在黑暗的棚子里，在微弱光线的照映中，主人公的精神象夜间的鼠类自由地舒展开来。他的表情在低声絮叨中显得非常自然。他在黑暗中放弃白天应有的戒备。他内心敏感，梦想却很卑微--无非是挣一点钱回去。不可知的命运把他甩出了正轨，童年记忆快乐而忧伤，他在时间也医治不了的创痛里煎熬。他还很年青，不到二十五岁，谁也不能宽慰他心底的痛楚。他在幻想、逃避、麻醉、冷漠中蹉跎着他的时间，偶尔头脑闪过改变命运的念头，但退让却在变成他的习惯。编导朱传明把艺术变成了走钢丝一般危险的人际交流方式。他已对庸常的表达弃如敝屣。起初他用友谊作基础，想探测一个底层人日常生活的边线，后来，他坠入了同情的深渊，在黑洞洞的情感世界里体味了无边的单调琐细，敏感易伤的心灵，笑容与劳累哀叹背后的悲惨。最后，他为北京弹匠和顺、善良的天性悲哀。影片令人切肤地感受到大变动时代的社会重新分层。主人公在社会分层中本来处于劣势：农村人、教育低下者、内陆外省人都于他不利。他选择来到城市，象一块疤一样出现在城市的街角，靠弹旧被褥与城里人建立了一种商业关系。但奇迹好象永远不会发生，他似乎永远与富有、文雅无缘。

　　九十年代的纪录片不象同期的故事片一样，受商业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双重牵制，它狭窄的市场空间和制作者并不远大的市场抱负，使得纪录片的制作过程反而相对单纯，编导们可以潜心于艺术的创造。同时，制作者们的立场在纪录片中可以更坦白、更执著地显露出来。纪录片本来不靠虚构故事、锻造情节来寄予社会表达，现实的意义正要靠编导的立场来组织和提升。这一群青年艺术家公开地以"底层的情感"为归属--那是光明和黑暗并存的现实，是希望与绝望并存的心灵。在艺术理念上，他们有着一致的态度，面对虚饰的伪艺术，他们同仇敌忾。他们真正的关注是国人的真实存在形态。若有一种出人意表的方式帮助他们的表达，他们会陷入迷狂并为之骄傲。艺术的目的不是使他们感觉较好，他们选择了责任。对人事的距离感已成为他们性格中有机的组成部分。这使得他们的艺术具有不同于旧电影的别样感觉。这种本体的异化感具有奇异的间离效果，庸常艺术在这儿黯然失色。在这儿，生长着他们自己的梦。

　　

                                                           




睢安奇《北京的风很大》是一部实验性很强的作品。实验的本质是真正的独立。这部片比为1∶1的奇迹般的电影，用一句街头追问"北京的风大吗?"来贯穿影片的大部。这个突兀、偏执、恶作剧般动机不明朗的问题，引起了丰富有趣的各种回答。这其中显示出纪录电影对现实的触摸能力。摄影机有一刻竟闯入男厕，竟然也得到了回答。除这个问题外，还有另外两个问题。针对广场游人，问："站在天安门广场，你有什么感想?"针对街头老少配偶，问："你们觉得幸福吗?"，最后一段风格迥异，由幽默、冷峻变为哀婉、悲悯，表现一个白血病童的弥留之际。艺术终究归根于生命的脆弱。

　　这部电影的大部分象是对一次行为艺术的记录。街头、居民区、机关等区域的芸芸众生，在突然遭遇到一个陌生人带着摄像机提问时，有纷繁复杂的回答内容和形式。在问与答之问，透露了异常丰富的社会信息。相当一部分对提问者心存戒备，但也有一部分对号入座，游刃有余，显示出对媒介社会良好的适应性。这个怪模怪样的问题也激起了部分被问者的愤怒、厌恶或屈辱。它成为了一个微小的意外的暴力。它成为一个象征，一个与媒体相联系的暴力的象征。在媒介时代，正是媒体有权无孔不入地进入人们的生活。种种即时反应折射出人对于媒体暴力的真实心态。这些无序、无节奏的对话衔接起来，显得异常幽默。但编导又不甘于此，他佻挞而冷静地挨了一个角度。这个角度有些残忍，开始问："站在天安门广场，你有什么感想。"多数被问者都表示出对国家权力中心符号的敬仰，有一个看来有点落魄的外地青年在表达崇敬的心情时，忽然受一种语词的情绪冲击，竟情不自抑，失声哽咽，显露出国家强大的控制力量。对于隐私性的问题，你们感到幸福吗?竞没有一个表示受到侵害，无一例外都表示出自然或牵强的合作态度。这些歧义丰富、不可言传的信息象击打出的火花，最后又消逝于平静。体现出艺术的逼真性和穿透力。但最后病童故事使电影进入一种沉思，一种爱情一样的忧伤和创痛。它流连于脆弱的生命，不忍舍弃。这一段颠覆了影片前面的"结构"。又创造了一种新的"结构"，一种自由的结构，它恰恰印证着艺术的本质，那就是自由。

　　九十年代的纪录片不期进入了该时段的电影生态系统。通过国外获奖、国内专业人士的观摩和讨论，纪录片成为电影人研习电影的一个话由，更成为电影新生力量学习当代中国电影的教材。宁瀛、张元、贾樟柯等都以记录风格创造出九十年代中国有份量的故事片。这个时代似乎用纪录风格更能表现它的本质。以纪录的名义，电影进入了这个大转型时代的核心。纪录所携带的多元歧义容纳了更多异质的文化表达，而正是这些异质的表达传达出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生存的基本情态，他们的历史和现实。纪录成为一种态度和立场，一种选择和实践，在记录当下生活的过程中，记录者提炼智慧和勇气。这些是中国电影的未来不能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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