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电视：人文主义视野中的电视

湘里妹子

作者：时统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研究员


电视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如果仅仅就其工具理性的特性而言，很难再举出其它形态的工具能象电视那样，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人类。但是，电视的负面影响早就受到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少有识之士的批评，近年来，这种批评有增无减，可以说，还没有一种新闻传播工具和文化娱乐工具象电视这样，招至那样深刻、那样广泛的批评。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要求他们对电视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可能免为其难，但与电视保持一种不致于沉溺其中的距离毕竟是必要的。我们特别应当看到，受到经济利益巨大驱动的当代电视，自身缺乏自我批判和自我净化的机制，所以，对电视的负面影响不仅需要专家学者对其投向批判目光，而且更需要全社会对电视的监督和批评。

对电视的批判，为什么我们选择了人文主义的视角？这是因为：

首先，人文主义的历史传统源远流长。即使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算起，人文主义也有几百年的历史。

第二，电视的出现和发展，包含了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而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一直是一个被批判的对象，甚至技术越发展，对技术的批判与责难也就越强烈。有关研究表明：“在这种对技术的大规模批判中的确存在着很多激情的、义愤的、甚至是非理性的成分，但对技术的真正的、学理的批判一直作为主流而存在──这种真正的、学理的批判关心的是技术与人的关系、人类前途与命运。”“而在这种作为主流的学理批判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军就是人文主义。”①事实上，当电视受到中外有识之士的尖锐批评和批判时，无论他们选择了什么角度，归根到底都体现了对人的关爱，都表明了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忧患，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是这样，托夫勒的未来学是这样，布热津斯基的社会政治理论也是这样。以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来审视电视，从人文主义的视野观照和反思电视，抨击电视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揭露电视在人的发展中种种异化作用，力主用人文精神来提升电视的文化品味，这不仅代表了中外对电视持批判态度的人文学者的主旨，而且成为世纪之交时电视发展的基本走向。

第三，从人文主义的视野考察对电视的批判，更符合中国国情。有人认为：人本主义的代表是中国。“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人本主义的，这是民族性里的先天基因。……比如说一千道一万，中国人就是不相信钱就是一切，中国人有一种本能的对道义、正义的执著，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不能见利忘义等等，使我们的民族有一种‘底气’，不至于被货币文化的消极面所吞没。所谓人本文化是一切以人的身心健康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这是理想社会。我愿意使用人本文化这个词是因为它更能够反映中华民族天生就有的那种气质。……正像美国对世界货币文化作出卓越的贡献一样，中华民族将以自己人本文化的天生丽质，对人类作出伟大贡献。”②事实上，在对中国电视的批评中。无论是针对某些电视个案（如对某个电视栏目或某部电视剧）的褒贬，还是对某种电视传播倾向的评论，都能够触摸到渗透在中国电视中的那种人文主义的血脉。

那么，什么是人文主义呢？

有学者从这样一个角度提出：“所谓人文主义，从原意讲，指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借助于古典知识──主要是希腊哲学与艺术，来反驳经院哲学与神学，提倡人的个性发展与思想解放的思潮，是一种与以神为本位的神本主义相对立、反对野蛮、愚昧与迷信的世界观。但现在，人文主义已泛化成一种强调人的作用、地位与作用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人文主义思想。”③

人文主义自14世纪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兴起以后，一直是西方思想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而对我国思想理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思潮和流派大体上包括：德国的人文主义社会学、存在主义思潮和法兰克福学派。

马克斯·韦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人文主义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韦伯承认西方资本主义一直依赖于技术因素，同时，韦伯也认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尤其是对于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韦伯所处的年代，电视还没有问世，他不可能就电视对人类的影响发表高论。但他那些对社会精神气质和人类理性化道路的强调，对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思想理论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的不少代表人物就生活在电视大发展的年代，他们的观点明显带有对包括电视在内的现代传媒的批判色彩。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是现代西方社会最有名的批判家。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将当代工业社会称为“病态社会”，其最大病症就是它使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即丧失了对现存社会否定和批判的原则这一第二向度，而只剩下屈从于现存社会制度的向度的人。单向度的人丧失了合理地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不去把现存制度同应该存在的“真正世界”相对照，也就丧失了理性、自由、美和生活的欢乐的习惯。人变成单向度的人是对人的本性的摧残。马尔库塞还特别指出，科学技术越发展，当代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就越具有控制性。社会可以借助各种媒介和舆论工具──无线电、电影、电视、报刊、广告等加强对人们心理的控制和操纵，使人最终丧失那种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内在的自由”。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批判可谓入木三分。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抬高技术问题，排斥政治问题的倾向，即将社会问题重新界定为技术问题，而置政治问题于不顾，人民群众中普遍滋生一种“明哲保身主义”。大家都事不关已，高高挂起。丧失了政治意识的人民群众，只因“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崇尚“技术统治论”，发展科学技术，生产了足够数量的物质财富，就认为它是合法的，值得认可的。哈贝马斯对科技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的揭露和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他的思想在我国思想理论界，尤其在一部分青年学者中有广泛的影响。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对电视的批判还显得吞吞吐吐的话，那么当西方社会思想发展到了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时，对电视的批判已经变得相当尖锐。

贝尔尖锐地指出：“传播媒介的任务就是要为大众提供新的形象，颠覆老的习俗，大肆宣扬畸变和离奇行为，以促使别人群起模仿。传统因而日显呆板滞重，正统机制如家庭和教会都被迫处于守势，拚命掩饰自己的无能为力。”“整个视觉文化因为比印刷更能迎合文化大众所具有的现代主义的冲动，它本身从文化意义上说就枯竭得更快。”对于事实上从50年代就已转向享乐主义的美国文化，贝尔显得痛心疾首，他写道：“享乐主义的世界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人在其间过着期望的生活，追求即将出现而非现实存在的东西。而且一定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的东西。”④

那么，像法兰克福学派等理论为什么会对掌握话语权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这些理论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与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有着天然的、深刻的亲和性。”⑤我们知道，与中国开始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同步，中国电视也开始名正言顺地走向市场，正当此时，“文化滑坡”、“文化失衡”的痛心疾首的惊呼也此起彼伏，电视中的庸俗化、商业化倾向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这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场有关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人文精神论者在批判世俗化和大众文化时，对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的人文主义理论表现出了一种高度的默契。

尹鸿在《为人文精神守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导论》一文中断言：“中国的文化主流突然离开了五四以来近百年的思想、美学和文化传统，人文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金钱、资本，创造、风格、艺术被策划、工艺操作所替代，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⑥他然后介绍了西方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批判理论（据该文的介绍，这两种理论大同小异）。最后是运用这些理论批判中国的大众文化，其所指出的中国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如形象的复制导致对现实的非真实认知、梦幻特征强化人们的妥协与逃避、放弃反抗、复制性导致审美能力的退化等，与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大众文化的批判基本相同或相似。

金元浦在《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中，明确地引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范式，文章所列举的大众文化的商业化、标准化、模式化、伪个性、反艺术、批量化等特征无疑都是来自法兰克福理论家对西方大众文化的分析，而不是来自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现实的解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章认为：在80年代以来，我国的文化经历了由单一革命教化文化向包括先锋文化、纯文艺、通俗文化、娱乐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发展，“以商品经济为根本特征的我国文化工业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

实际上，在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中，热衷于运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来批判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随处可见。在对电视的学理批判中，“终极关怀”、“生命体验”、“痛苦”、“焦虑”、“颤栗”、“生存境遇”之类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的常用术语也很多见，也是中国电视批判话语中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

那么，在人文主义的视野中，电视应当受到批判的包括哪些内容呢？

第一，“从另一个角度看，电视又常常是一部残缺不全的俗世的百科全书；对于大众来说，电视像相互久已麻木了的情人；电视又是任谁都可以用来闲聊的超级公共茶馆；电视又是由一群出类拔萃之辈操作出来的平庸的‘文化快餐’。”⑦于是，人们被告知电视是散布愚昧的罪魁祸首，电视是一种社会麻醉剂，电视是一种旁观者文化，电视还是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的工具，等等，不一而足，不胜枚举。

对电视的批判，首先是一种知识分子话语。那么，知识分子与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传媒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徐友渔举出了学术巨匠罗素的例子，这就是，既有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人间情怀和批判立场，又使传媒传播了经过他通俗化的文化表达。

与普通观众对电视的批评不同，知识分子对电视的批判往往具有宏观、理性、相互联系等特点，比如对某一时期电视传播中带有倾向性的问题的评析、对某些电视现象的社会背景的分析，等等。而普通观众对电视的批评多带有个别、感性、情绪化等特点，比如对某部电视剧或某个电视节目的即兴评论。知识分子话语对电视的批判所以深刻和必要是因为他们更懂得什么是经典，什么是不朽，什么是流芳百世。在90年代有关人文精神和大众文化的讨论中，对电视的批评比较多，有些甚至还很尖锐，有些人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边缘化状况和失落感的一种宣泄。这种看法未免简单。当电视的各种信号有意无意地发射出拒绝思想、不要深刻、推崇感觉时，知识分子那种出于人文关怀的批判话语，如果不被理解为绝对必要，也应受到全社会的宽容和理解。

然而，如果认为人文主义视野中的电视就是洪水猛兽，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那么这对人文主义是一种误解，而且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上，深得电视之益的人文学者对电视的态度是辩证的、公正的，即使有时带有激愤的议论，也多半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们承认电视是最受大众宠幸的娱乐手段和信息来源，因而成了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和空气、水一样。同时，他们清醒地看到了电视给人类带来的巨大震荡和冲击，这种震荡和冲击也包括了负面的因素。在这方面，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马约尔的论点颇具代表性，一方面他认为：“电视以其力度和敏锐能激发我们，使组织我们的感知的形式发生变化，并且，可能首先是它已经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之外还有许许多多我们需要知道的。”另一方面，他也尖锐地指出：“我们已经开始享用的自由也可能转化成消极和智力的孤立，因为如果让视听传媒、电脑游戏之类的东西取代了思想、个人意见和社交聚会的话，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会逐步地陷在这些‘外在化的东西’当中。个性正在屈从外在的力量：由不同的社会公共机构发展出来的‘文化产品’正在夺走越来越大的一部分自我。因此，我们必须把科学和技术工具置于我们的支配之下，而不能梦颐亲约菏芩?堑陌诓肌！⑧

第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从电视节目中推断出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它们显然颂扬自我满足；视强暴和野蛮行为为正常现象；通过实例及对同龄人激起仿效的压力（向美国青少年和儿童播放的阴茎套广告，渲染了他们是‘性主动’的潜在的顾客──显而易见的负面推论是，不这么干的人是‘性冷淡’）鼓励性乱行为；以及迎合最低级的尽人皆知的本能。其结果是对社会行为失去了控制。”⑨

布热津斯基对电视批判的深刻和尖锐，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十分少见的。电视问世后不久，研究电视中的暴力和色情及其对公众的影响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随着电视的普及，对电视暴力的谴责之声此起彼伏。作为对这种舆情的回应，世界上不少国家也纷纷向电视暴力亮起红灯。一些新的纪实性特别节目中却频频出现残酷场面，大量反映自然灾害、汽车追逐、犯罪、警匪枪战、动物袭击人的镜头散布电视之中。今天，电视对灾难、暴力、动乱、色情的仍是层出不穷。在英国的黛安娜王妃的身前身后、台湾艺人白冰冰的女儿白晓燕惨遭“撕票”的前前后后，电视的助纣为虐有目共睹。至少，在电视的形象生动、现场同步与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自律意识之间，后者经常显得苍白无力毕竟是一个令人心寒的事实。

于是，拒绝电视的呼声就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而是演变为蔚然成风的“反电视运动”。“反电视运动”之所以呈现方兴未艾的势头，首先是基于这样一个“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的事实：据统计，美国一般家庭平均有2.5台电视机，美国人平均一天看电视的时间是3.7小时，换算成一年便是56天。也就是说，倘若一个人可活72岁的话，那么他有11年是花在电视机前。这一事实足以令人触目惊心。而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在电视与社会的两极对视中，人类创造的电视正在出现多方面的异化力量，摆脱电视对人类的困扰和操纵，已是刻不容缓。

从人文主义视野的角度对电视的批判是多方面的，但基本论点可以归纳为上述两个方面。

在我们对人文主义视野中的电视做了一番观照之后，我们有理由对电视的影响进行更深刻的伦理追问，有必要提出电视的发展与社会代价的关系问题。

电视节目的丰富，是否必须以消解意义、躲避崇高、无序竞争、乱播滥放为前提，甚至以牺牲社会公正和公众利益为代价？这既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电视伦理问题，更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学、政治学问题。

到1997年，中国已有电视机3.17亿台，经过正式批准成立的各级电视台3000多座。中央、省、地、县“四级办电视”的方针对推动中国电视事业发展曾经发挥的关键性历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中国电视事业发展中，大量的重复制作、重复播出、重复覆盖导致了重复投入，增大了支出成本，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浪费，同时由于各级电视台之间的无序竞争，相互瓜分观众群，致使覆盖效益降低，“散”、“乱”成为现阶段电视事业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从宏观的角度看，中国电视事业发展中存在的结构失衡、力量分散、重复建设、效益不高、资源浪费和乱播滥放，忽视质量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电视事业的健康发展。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所有问题都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80年代以后，各国学者对发展观进行了跨地域、跨学科的研究，形成了一种综合发展观，强调发展是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多方面因素的总和。到了90年代，持综合发展观的未来学家们提出了“以满足人的需要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从而将发展的内涵界定为“发展=社会+人”。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各国首脑会议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两个文件阐发了不少重要的理论观点：

1、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人民是从事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课题，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

2、社会发展与其所发生的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精神环境不可分割。

3、社会发展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中心需要和愿望：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各部门的中心责任。社会发展应当列入当前和跨入第21世纪的最优先事项。

全面而科学的发展观，用我们十分熟悉的邓小平同志的提法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其实，经济发展和社会代价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在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已多次严厉批评“以牺牲精神文明去求一时一地的经济效益”这种短视行为，一再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不仅如此，这个决议中指出的针对中国新闻出版业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更加符合综合发展观的基本思路：“加强对新闻出版业的宏观调控，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目前总量过多、结构失衡、重复建设、忽视质量等散滥问题，努力实现从扩大规模数量为主向提高质量效益为主的转变。认真整顿违反规定屡出问题和不具备基本条件的新闻出版单位，达不到要求的必须停办。”

既然如此，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属于主流文化的这种对影视创作中某些问题的诘问，实际上就包含了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是使人更加热爱党、热受社会主义祖国，还是产生疑虑和不满？是有利于陶冶情操、激励人们以饱满的热情创造美好的新生活，还是污染心灵、对人生感到迷惘？是为正义压倒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浩然正气所感染，还是对社会失去责任感，‘过把瘾就死’？是得到美的享受、带来欢乐，还是在胡编乱造、荒诞无聊的情节中耗费时光？”⑩丁关根同志这里提出的问题，不应当仅仅理解为决策管理层的“体制内”的要求，而应当看到这样一个既深刻又有趣的现象：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度一致和融合，在人文主义立场上的默契和合作。

电视事业发展中的资源浪费、缺乏自律、调控不力、管理滞后是社会代价，电视传播中的节目贫乏、粗制滥造、乱播滥放、偷录盗版、格调不高也是社会代价。对这种社会代价付出的伦理追问，尽管不能改变当下中国电视传播的现状，但这种必要和必需的道德评价和理论征伐，却可以实实在在地表达对电视传播现状的人文主义精神，提高观众的分析力和辨别力，使上至决策者，下到普通观众的价值观得到一定程度的廓清和纠正，因而这种追问的现实意义和长久影响是我们特别看重的。

在我们进行这种伦理追问的时候，作者理所当然地注意到了这些年来方兴未艾的电视改革，这种电视改革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是中国电视寻找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合自己发展要求的一种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生存方式。中国电视事业现在和今后出现的问题，都不是改革所带来的，而恰恰是改革不深入的表现。同时，我们这种追问的现实依据，还必须深刻认识现阶段中国的国情，清醒地意识到即使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的发展势头，物质基础薄弱的状况也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而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进程中，作为上层建筑的电视事业更是任重道远。一句话，只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不断增强电视事业的综合实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我们对电视传播的伦理追问才能有现实的坚实基础。

　

　

① 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② 《三联生活周刊》1998年第3期李青原文

③ 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④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⑤ 《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99页，陶东风文

⑥ 《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⑦ 见《读书》1997年第7期第133页尹吉男文

⑧ 马约尔：《冷战之后》第83、8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⑨ 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第81-8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⑩ 见《光明日报》1998年5月26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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