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与语言论转向和历史转向

湘里妹子

作者：张 进  
来源：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2004-7-9 14: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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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新历史主义是在语言论转向“之上”和“之后”的历史转向，它表现为对语言论转向思想成果的积极汲取而非单纯背离；同时，在人文社会学科普遍的历史转向中，新历史主义有其关注的特殊转换层面，在这些层面上，新历史主义从传统历史主义的转离与向它的转向同时发生。因此，对语言论的文本性和历史主义的历史性来说，新历史主义具有双重意义，其历史转向是转向中的背离和背离中的转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新历史主义与语言论转向和历史转向之间复杂关系的历史化描述，就直接变成对新历史主义本质特征的揭示。

    [关 键 词] 新历史主义 语言论转向 历史转向 历史化


     新历史主义与“语言论转向”和“历史转向”之间具有复杂而多重的内在关联，它既不是从语言论“文本性”的彻底“转离”，也不是向历史主义“历史性”的单向“回归”。正像蒙特洛斯那个绕口令般的定义“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所暗示的，新历史主义正处在“历史性”与“文本性”的结合部，这个结合部包含了“转向”与“转离”关系的全部复杂性。
     一，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发展历程，与一种被称为“历史转向”（Turn toward History）的总体文学研究趋势联袂而行。“历史转向”起初主要指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文学研究试图摆脱形式主义、本质主义和非历史的真理观的批评实践，而一些被归入“新历史主义”营垒的批评家在这种转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松散的批评团体拥有好几个名称――“新历史”、“批判历史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批评”、“文化唯物主义”、“文化诗学”、“历史诗学”以及“新历史主义”（这是最流行一个标签）。
     在90年代初，有人将“历史转向”与新历史主义完全等同起来，认为“新历史主义是对过去10年文学批评中历史转向的称谓。”但其他研究者对这种说法不是没有异议的。因为新历史主义毕竟是一个有模糊边界的学术流派，而“历史转向”所涉及的批评流派和批评领域似乎要更多更大些，比如，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批评流派，也当属于历史转向的。当然，如果反过来将新历史主义归入“历史转向”这一总体趋势，似乎是没有多少反对意见的。我们不妨先将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诗学放在这种普遍的“历史转向”的背景上去理解。事实上，正是通过这种“转向”，新历史主义才从后结构主义驻足的地方起步而另辟蹊径别开生面，逐渐发展为一种新型的文学理论批评体系。
     从后结构主义止步的地方开始“历史转向”，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转离”其文本主义(textualism)而“转到”“历史主义”。但首先应澄清的是，这种转向具有双重的不彻底性：既未真正“转离”文本，也未真正“转到”历史。
     就前一点而言，尽管新历史主义从对文本性的全神贯注开始转向面对文本“之外”，但它始终借重后结构主义从文本及表述问题切入进行研究的方法论，“它在分析历史时最显著的方法特点是，普遍地将文本性、语言和表述作为历史分析的基础置于优先地位。文学批评正在转向历史，将历史作为文本来阅读。”也就是说，新历史主义走出了狭义的文本（文字的小文本），同时又进入了广义的文本（社会历史大文本），但始终未能摆脱“文本性”。其“机关刊物”取名《表述》(Representations)，因为这个问题是其各个成员都关心的问题。“表述”的范围虽比一般意义上的文本要大，但它在根柢上依然是文本性的。这说明，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转向”，并未“转离”文本和表述的优先性，这种“转离”同时也是“文本性”思想向历史领域的渗透。但新历史主义改变了研究表述时面对的方向：不是面向文本自身的内向研究，而是面向“历史”的外向发掘。
     就后一点而言，尽管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转向中体现出来的历史观与传统历史主义无法截然分开，甚至也有人认为新历史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斗争是旧历史主义与新批评之间历史纠纷的老调重弹，是同一个古老问题的新面孔。但二者历史观念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新历史主义者并不相信“历史进程是客观的而人们很少能改变它；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时应避免价值判断；对过去及传统保持尊崇。”而一般认为这些正是历史主义的观点（上引三点就是《美国遗产词典》对历史主义的定义）。研究者认为，在主要方面，新历史主义与旧历史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缺乏对‘客观性’和‘永恒性’的信念，而且，它强调的重点不在于对过去的直接重建，而在于过去被建构或创造出来的进程。”换言之，它不急于“重建”过去，而是首先关注过去（“历史”）是如何被重建或创造出来的，这首先是对既往历史观念体系的置疑和拆解。这当然需要一个相应的历史观念为基础：历史文本的创造过程中有某些“文本之外”的历史性因素参与进来并施加了影响，这就要设想出一个文本的“外部”，但这个“外部”同样也免不了要受到其它文本的重建，而不是客观的和孤立自存的。这种历史观念与传统历史主义的观点有很大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转向”同时也是从传统历史主义的“转离”。
     人们虽能够承认历史转向这一学术事实，但在对这种转向的程度、性质和效应等问题的认识上，意见颇不统一，而人们究竟如何看待历史转向，这涉及到对新历史主义的根本定位问题。我们通过将历史转向与“语言论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的比较来进一步阐发这一问题。
     二，历史转向与语言论转向
     历史转向与语言论转向中形成的各种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洞见密切相关。正是这些理论，为历史转向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点：这既是一个作为背离对象的“遗嘱”，又是一个作为向前推进的出发点。语言论转向涉及的领域极广，这里仅就其中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学思想略作说明。
     语言论转向无疑是排拒“历史”的，但“历史”被从大门赶出后又从窗户飞了进来。伊格尔顿指出：“从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直到当代文学理论，20世纪的‘语言学革命’的特征就在于承认，意义不仅是某种以语言‘表达’或‘反映’的东西：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我们并不是先有意义或经验，然后再着手为之穿上语词；我们能够拥有意义和经验，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种语言以容纳经验。而且，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作为个人的经验归根结蒂是社会的；因为根本不可能有私人语言这种东西，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完整的社会生活。”可见，语言论转向保持着一个向“历史”开放的维度。
     按照一般理解，结构主义“等于否认或批判历史主义困境问题本身的立场”，它是反历史的。它把研究对象看作一个系统，其个别单位之具有意义仅仅是由于它们的相互“关系”；而关系的模式是由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的“区别性原则”提供的，因此，结构是一种语言牢笼，其中并没有历史文化的地位。缘此，巴尔特断言，“历史‘事实’这一概念在各个时代中似乎都是可疑的了。”而且，“历史叙述正在消亡：从今以后历史的试金石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可理解性。”但结构主义对于人类意义“建构性”的强调代表了一种重大进步。它认为意义是系统的产物，意义不是自然的和永恒的。人能表达什么意义首先取决于他分享何种语言。它从历史逃向了语言，但“在推开历史和所指物之时，结构主义也力图使人们重新感到他们赖以生活的符号的‘非自然性’，从而使人们彻底意识到符号的历史可变性。这样结构主义也许可以加入它在开始时所抛弃的历史。”
     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移，也就是部分地从“语言”（language）转向“话语”(discourse)。前者是从客观角度观察的言语，它被看作是没有主体的一条符号链。后者则意味着把语言理解为个人的话语，即理解为包括说写的主体，因而至少也潜在地包括读者和听者的事物。巴赫金对形式结构语言观的批判极大地推动了这一转移进程。他认为，语言本身是对话的，语言只能从它必然要面对他者这一角度加以把握。符号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将各种社会语调、价值判断等浓缩于自身。因此语言符号应被理解为话语，它既非“表现”和“反映”，也非抽象系统，而是一种物质生产手段，藉此，符号的物质实体通过社会冲突和对话过程变成意义。语言作为话语不仅表述外在世界，也表述语言自身。这种观念深刻地影响了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诗学。
     后结构主义除了强调话语及话语实践外，还强调一个“文本性”(textuality)概念。巴尔特认为，从结构主义转到后结构主义，部分地是从“作品”转到“文本”，从视文学为封闭实体转向视其为不可还原的复合物和一个不能被固定到单一中心、本质或意义上去的能指游戏。文本不是一个结构，而是一个“开放的结构过程”。首先存在着一种文本性，亦即文本的生产性。文本作为意义的载体是多重的、不确定的和多义的。每个文本都具有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一切文学作品都是由其它文学作品织成的，每个词汇、短语或作品片断都是先于或围绕它的其它写作物的重造。
     在后结构主义那里，文本和文本性无远弗届，文学走出了象牙之塔，占领了历史；它按照自己的形象改写历史，把一切都看作一些不确定的“文本”。解构主义者德里达自己的工作也是极端非历史的，是回避政治的，并且在事实上忽略了作为“话语”的语言的，其中似乎没有为历史现实留下位置。但其“文本”、“文本性”和“互文性”概念都强调了文本的开放性、过程性和生产性。这种特性虽主要还局限于各种文本之间，但它毕竟已经为其它社会历史因素留下了进路。它“并不是在荒诞地力图否定相对确定的真理、意义、同一性、意向和历史连续性，他是在力图把这些东西视为一个更加深广的历史――语言、潜意识、社会制度和习俗的历史――的结果。”也就是说，一旦我们意识到后结构主义的这一深层历史眷注并对其学说进行适当的“历史化”，后结构主义就会变成一种新型的“历史”诗学。
     后结构主义推崇“具有多样性、可塑性、自由运转的、没有限制的”非大写历史。这种历史观念正是“历史转向”的起跑线。新历史主义要进一步追问，有没有一种途径，既不将历史设想为某种既定事实又不滑向形式主义或文本主义，同时又能分享后结构主义洞见的呢？其“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概念就是一个尝试。这个定义显示出新历史主义作为历史转向的主力与语言论转向之间的关系：要在语言论转向所提供的文本性的基础上去理解历史；同时要在历史主义所提供的历史性基础上去理解文本。文本性与历史性之间是一种张力制衡关系。这种关系既为新历史主义批评提供了弹性；也为新历史主义的批判者提供了依据。因此，语言论转向与历史转向之间的关系，一般可基于两种立足点做出：基于历史主义而肯定历史转向，将之视为历史主义的“胜利”或指责它未能完全达到这种胜利；基于后结构主义而肯定历史转向是后结构主义对历史的“占领”或批评它未能充分实现这种占领。但这两种看法都是有偏颇的。历史转向的根本特点，就是历史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两相凑泊，双向整合。人们通常从“历史”转向或新“历史主义”之名出发，指责其“对待历史问题时模仿语言学，先共时性而后历时性；先范式而后句法；先语言（langue）而后言语(parole)。” 这种指责恰好道出了历史转向与语言论转向间的关系：题材上先“历史”而后结构；方法上则先结构而后历史。
     历史转向是从语言论转向的一端进入又从另一端突围而出才达到的理论批评境界。这是语言论转向的洪流最终一头撞在“历史主义”的铁壁上；同时也是前者为后者锻造了武器。历史转向从语言论转向那里承继的东西与克服的东西一样多。与“转向”的双重不彻底性相应，“转离”也具有双重意义：从后结构主义和传统历史主义的转离。因此，那种将历史转向对立起来或等同起来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三，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转向的具体层面
     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转向也是有一个历史语境的，因而可以进行“历史化”，具体说来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文学理论批评的嬗替过程看，历史转向即是文学批评从“新批评王朝”转到“理论支配时代（特别是解构主义）”，然后再次“转向历史”。新批评对作品进行孤立的形式研究，将文学的意义局限于文学文本；代之而起的结构主义看重的是文本所属的语言或文化的符号系统对于文本意义的决定作用，但结构自身却是一个用其“区别性”原则无法确定的东西，意义只在那些结构无法说明的死角；于是后结构主义取而代之，它强调能指符号的自由置换而引起的意义延宕，只看到文本中的意义死角所造成的语言的不稳定性和不在场而看不到语言的意义，认为只有将文本神秘化才能走出这些意死角。历史转向可以看作一种将解构活动本身作为另一种文本解释方法进行解神秘化(demystify)的努力。历史转向的一般观点认为，除了语言之外还有许多其它中介形式，如生产方式、社会习俗、家长制实践、属类形式、国家机构、政治事件等，这些虽不决定但会影响文本的符号话语。人们可以设想存在一个文本“之外”的历史现实，文本不是语言抽象而是现实中发生的动态的构成性事件。这样就有可能将历史文化从文本性的牢笼里解放出来。词语及文本就是世界的构成部分，其效应及使用都与所有权、权威性和权力强迫有关。这样一来，文学就成了历史现实与社会意识形态的交汇场所，成了不同意见和兴趣发生交锋的场所，成了传统和反传统势力进行碰撞的地方。
     第二，从学术研究史角度看，历史转向与左派在60年代以来的学术研究有关。左派在现实实践中碰壁以后退守学术研究领域，并在学术研究中试图恢复自己的抵抗。学术研究相对远离政治经济权力的中心，而后现代审美生产又被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占有，文学研究试图通过将社会整体性建立为一种特殊分析工具而恢复文化整体意识。
     第三，从个人成长历程看，历史转向与部分研究者的生活现实分不开。他们在体制本身的压制性环境中成长起来，感受到了读者、编辑甚至排字工人对文学作品作为社会产品的冲击和摆布，故研究者努力对文学生产的合作者、外行读者、刊物编辑、抄写者和其它卷入文学出版过程者的研究。
     第四，从文化领域看，历史转向是对不断加剧的历史遗忘症的补偿；或者是对当代作家和艺术家的历史眷注的同情式反应。施密特指出，“不断增长的历史厌倦症成为20世纪下半叶的特征，这在西方尤其如此。当代社会科学高度精炼、趋向量化的研究方法，正日益把历史思想的作用驱走。”历史转向即是对这一症候的反动以及对文学中这种反动的同情式回应。
     历史转向中形成的基本观点是：包括学术著作在内的文化客体的创造，都植根于多样的、复杂的、交叠的“过去”；“过去”是一套从概念上可分割而事实上相互连锁的诸历史（histories），其中有文学传统或话语、政治史、意识形态史、变迁史、技术改进史，等等；文学话语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反映”或对人的思想情感的“表达”，文学话语是一种参与塑造历史的能动力量。
     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看，新历史主义实现了四个具体转换：将对“艺术”的讨论改造为对“表述”的讨论；从对历史现象的唯物主义解释转向对人类身体和人类主体的历史之调查；通过寻求“增补”而非公开主题来为文学作品找到意想不到的话语语境；逐渐用话语分析替代“意识形态批判”。
     从“艺术”转向“表述”，意味着新历史主义者要防止自己永远在封闭的话语之间往来，或者防止自己断然阻绝艺术作品、作家与读者生活之间的联系，而“要对文学文本世界中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存在之于文学的影响实行双向调查。”要“对独特的文化实践的集体制造过程展开研究和对各种文化实践之间关系进行探究。”要考察被视为艺术形式的文化实践与其它相近的表达形式之间的边界是如何标示出来的。这样做并不是轻视艺术表述的力量，同时也告诫人们，在欣赏这种力量时不能忽视各种表述所自出的文化母胎，也不能无批判地承认各种表述所表达的想象。想象的大厦有很多房子，艺术只居其一（而且它还是一个晚近才划出的的范畴）。这并非不相信审美愉悦，但他们更着迷于从作品的狭窄界限“外部”和界限“内部”寻找那些使艺术作品得以成立的创造性力量。因此，他们着意于追踪社会能量通过文化在边缘与中心之间、在所谓艺术领域与非艺术领域之间的广泛流通。从艺术转向表述研究，使艺术研究成为一种多学科研究,也就将文化看成各种文本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历史主义是描写“文化文本间性”(cultural intertextuality)的一个隐喻。这种历史转向同时也就是一种“文化转向” (The Cultural Turn)。
     从对历史现象的唯物主义解释转向对人类身体和人类主体的历史之调查，就是将历史现象最终追问到主体的“自我造型”，调查主体与权力之间的复杂纠葛及其对主体性和人的身体的塑造过程，而不是寻求历史现象得以发生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
     从对显在主题的讨论转向通过寻求“增补”而为文学作品找到意想不到的话语语境，也就是通过一些既往正史或识而不察、或不屑一顾的隐而不彰的历史碎片和边缘题材来为文学作品构设话语语境，这就是对新历史主义具有根本方法论意义的“逸事主义”(anecdotalism)――通过对逸闻逸事的发掘来捕捉“真实的踪迹”和实施其“反历史”的策略(counterhistories)，而不是仅仅印证大历史既成定论的逻辑。
     从“意识形态批判”逐渐转向话语分析，就是远离马克思主义传统而采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将重点放在对“话语形成”的分析上，关注话语与权力之关系，特别是审美话语在运作中对权力关系的巩固和配合作用。
     
     总之，新历史主义是在语言论转向“之上”和“之后”的（再）历史转向，它表现为对语言论转向思想成果的积极汲取而不是单纯背离，因此必须在语言论转向的基础上理解历史转向；同时，新历史主义在普遍的历史转向过程中有它所从事的具体转换，不能将它视为向历史主义的直线回归。因此，对新历史主义与语言论转向和历史之间复杂关系的揭示，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对新历史主义本质特征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