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过时了吗？

资料员

黄瑞成




    弗洛伊德是20世纪声名显赫的犹太人思想家之一，由他开创的心理分析学说在其晚年就已发展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心理分析运动"，如今更已广泛伸展到诸现代学科领域。汉语学界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了对弗氏著述的译介，到了20世纪80年代，压抑已久的汉语知识人从弗氏关于梦、性和压抑的理论中寻找慰藉，弗氏的著述于是得以大量翻译。然而时光流转，对弗氏理论的研究在不断追逐西学新潮的汉语知识界却未能拓展和深化，"弗洛伊德那一套东西早就过时了"之类的说法不绝于耳。一位作心理医生的业内人士告诉我：弗洛伊德早就过时了，弗氏后学容格、弗罗姆等人对他的批评和对东方文化特别是东方宗教的赞赏不就是证明？

　　弗洛伊德那一套东西真的过时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得先搞明白弗洛伊德那一套究竟说了些什么。

　　1935年弗氏对他早年出版的《自传》作了修订和增补，其中有一段话说："无论是那时（中学时--笔者注）还是晚年，我对医生这一职业并无特别的偏好。倒是一种对人而不是对物的好奇心，使我改变了想法；可是，我那时还不懂观察乃是满足这种好奇心的最好的方式之一。"可见弗氏致力于医学也是出于"对人的好奇心"，或者说弗洛伊德从来就没想着仅仅做个医生。事实上，作为医生的弗洛伊德也只给屈指可数的几个有贵族家世的人和亲友作过心理分析，而没有给人民看过病。弗氏在给《自传》所加的〈补记〉中说："我这辈子沿着自然科学、医学和精神疗法绕了一个圈子，最后兴趣又回到了早年刚能思考问题时就使我为之入迷的文明问题上。"弗氏还说："我差不多从识字的时候起，便迷上了圣经故事，正像我很晚才发现的那样，这对我的兴趣爱好具有长久的影响。"看来受"圣经"长久影响的对"文明问题"的研究才是弗氏学说的要害。然而，弗洛伊德思想的问题意识究竟何在？其"文明问题"所指为何？"圣经的长久影响"又体现在何处？回答这些问题是搞清"弗洛伊德过时与否"的关键。

　　[一]

　　欧洲的现代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制度是在"19世纪"建立起来的。也正是在此历史阶段，由"启蒙运动"发端的现代性问题的刺激与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冲动空前激化，导致歧异而惶惑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处境。其后果之一就是神经官能症、歇斯底里和精神分裂症等心理紊乱现象在欧洲的蔓延。

　　福柯认为："一个社会会在它的成员所展现的心智疾病之中正面地自我表达。"如果说知识人的病态精神状况即是时代精神品质的反映，那么 1897-1903年韦伯的精神崩溃、尼采30岁以后精神病的断续发作及1889年1月的精神分裂、梵高1890年的精神崩溃和自杀、1895年声誉卓著的文学家王尔德因性倒错被判监禁、1913年荣格的精神危机，等等就是例证。弗洛伊德的现代性理论正是以此"心理病态"现象为介入点而建构起来的。

　　如今福柯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大师，在汉语学界如日中天，他的评价或许可为弗氏正名。福柯以为"整个19世纪的精神医疗，实际上会聚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实为现代以来恢复"疯狂和理性之对话关系"的第一人。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细密审慎地追溯了从中世纪晚期欧洲的普遍焦虑开始，经过文艺复兴时期"疯狂形象"的滥觞，"疯狂"在"古典时代"被理性主义所"监禁"，最后在19世纪为实证主义心理学所"捕获"的历史。福柯的"古典疯狂史"研究不是关于古典时代"疯狂"问题的实证史，而是古典时代的"疯狂观念"史，尽管这一研究是建立在庞杂的历史实证材料考究之上的。福柯"疯狂史"研究的经典性就在于他揭示出所谓"神经官能症"、"歇斯底里"和"精神分裂症"等等"心智疾病"或"心理病态"，乃是"历史性"的概念，是现代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话语建构。或者说现代人将"疯狂"视为一种"心智疾病"，这在古典时代以前的古人那里乃是闻所未闻之事。如此说来，弗洛伊德的理论对象--"心理病态"或"心智疾病"--本质上乃是被现代理性扭曲了的"疯狂"，弗氏的理论指向实乃现代欧洲的精神分裂。这么看来，说"弗洛伊德过时"云云，就近乎无知。

　　[二]

　　弗氏处身于一个犹太人和犹太教越来越成为问题的时代和地域。弗氏不断提到他的父亲因为是犹太人而被当众羞辱的事，这一事件就是欧洲犹太人真实处境的写照。年轻的弗洛伊德热爱科学，是妄图通过"价值中立"的经验科学来摆脱对犹太人的歧视，然而弗氏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因犹太人身份而遭受的仇视和由此而来的精神压抑之中。也正是在犹太人的命运终于到了生死攸关的时侯，弗氏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思索达到了高潮。

　　在《摩西与一神教》中，弗氏运用现代圣经考古学、人类学和语源学的分析工具，探讨了犹太教和犹太民族的起源和本质问题。弗氏的惊世骇俗之举，在于他将犹太教的来源归于埃及人摩西灌输给犹太人的埃及阿顿一神教，将犹太教严苛的律法主义和道德禁欲主义归于犹太人谋杀"父亲-摩西"的巨大负罪感，将耶稣看成是摩西第二，从而将基督教看成是这种巨大负罪感导致的结果。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弗氏平生关注的所谓"文明问题"就是"犹太问题"？

　　弗氏在《摩西与一神教》中不厌其烦地重述了他在《图腾与禁忌》中关于文明起源的想像：人类最初是一个由一位暴虐的父亲统治的小群体，儿子们联合弑杀了父亲，此后却陷入相互仇视。为了相安无事他们建立了种种仪轨来限制每个人的行为，这便是伦理、法律和宗教的起源。这不正是弗洛伊德的"自然状态"学说？

　　弗洛伊德明确说过：发现"心理病态"是"精神冲突和压抑的产物"，乃是心理分析理论的独特价值之所在。现代的"心智疾病"与古代的"疯狂"在本质和程度上有着巨大差别。现代以来过度的精神或价值纷争，是"心理病态"加剧的直接原因，而精神或价值冲突在现代之所以加剧，在西方就在于犹太-基督教传统价值信仰的失落--这一现代性问题的要害。弗洛伊德以古希腊和史前神话为资源，提出本能及其压抑理论来批判基督教文明史，是古老的希腊思想与基督教信仰之冲突的回复。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心理病态"的蔓延作为一种现代现象其根源是否就像弗氏所说的那样，是人的自然本能在文明史--特别是基督教文明中受到压抑的结果呢？

　　由舍勒的现象学人类学看，如果历史上的基督教信仰是自由的认信或作为传统的信仰，那么说基督教伦理是人之"心理病态"的祸首就没有根据；但如果历史上的基督教信仰是强力压制下被迫的"信仰"，说基督教伦理是人之"心理病态"的前因就不无理由。事实是在基督教历史上以暴力胁迫而达成"信仰"的情形虽不是没有却也是十分少见，因为一个完全处于暴力控制之下的宗教能存在两千年是不可想像的，而且即便想像出这样一个宗教，那么这一宗教的压抑所导致的"心理病态"，要等到两千年之后方才爆发出来也是不可思议的。可见弗氏将现代的"心理病态"归罪为基督教伦理是站不住脚的。而现代以来基督教伦理被颠覆的命运众人皆知，要将一桩现代人所造成的事态归罪于基督教伦理，实为一个"时代错误"。

　　舍勒对现代伦理的研究表明，标榜"博爱"的现代市民伦理的本质恰恰是"怨恨"，而这一现代市民伦理的出现，是现代人的本能冲动颠覆基督教的"爱理念"的结果，舍勒称其为"道德领域的奴隶造反"。由"怨恨"所支配的现代伦理关系或人际关系，已不再是基于"人格之爱"的共契关系，因此在现代人际关系之冲突中，偶在个体的受伤就不可避免，其后果无非有二：一是"心理病态"，二是个体或群体的暴力行动。依我看，暴力行动和"心理病态"在暴发时都具有"歇斯底里"的特征，而在未发时又都具有焦虑和隐忍的特征，正因为其有共同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根源。可见"心理病态"的蔓延并非一种孤立的的现代现象，而是整个现代性问题的一个表征。

　　从心理学层面看，"心理病态"的本质是"自我认识的偶像"。由于人的生存状态就是人与人的冲突--即施米特所谓"政治"状态，而政治状态的本质乃是价值冲突--存在价值的冲突，因此存在价值的冲突作为政治状态不可避免。可见解决"心理病态"或疯狂，固然是一个心理学问题，但其关键却在于能否在价值上达成共契。价值共契作为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事关正义，也就是说价值共契只有在一个正义的社会中方才普遍可能。正义的社会就是合乎价值之自然秩序的社会。一个价值秩序混乱的社会是非正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非但价值的共契十分脆弱，而且往往存在激烈的价值冲突，因此是"心理病态"或疯狂的社会与政治根源。

　　[三]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与犹太-基督教思想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在西语学界已是一个被广泛地讨论过了的老问题。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要义，是通过对个体成长史、特别是早期成长史上心理创伤经历的回忆，可以达到治疗"心理病态"的目的，只有摆脱社会或政治现实的强力才能走向"心理病态"的解脱；而犹太-基督宗教的忏悔学说指明：忏悔（其意识本质也是回忆）可以使个体从发生史的强力（人之本能）中获得自由，即在上帝的恩典中找到人的自由开端。可见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是根植于古老的犹太-基督教的忏悔学说的现代理论。我以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犹太-基督教传统中还有一个基于"爱之共契"原则，为时代或历史中的罪恶"共同忏悔"的学说；忏悔的公共性或公共性忏悔发生于个体间的共契关系之中，其意向是通过公开悔罪来表达忏悔的决心，同时也是罪责共担或责任共负的表达。相对于此，心理分析理论也有一个对时代或历史中的群体--如民族个体的"心理病态"作出分析的问题。虽然弗洛伊德对群体--特别是教会的心理分析的结论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现代性问题，但由弗洛伊德所开创的心理分析理论的这一方维，对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在政治之维上，施米特所谓"人类事物的秩序"或"尚未损害、尚未败坏的自然"就是伊甸园中的自然，而对这一秩序或自然的追本溯源正是犹太-基督教忏悔学说的精髓。基于价值之自然秩序的社会秩序最终凝结成团契，这种团契的范型就是中世纪的修会。"中世纪修会团契"的精神纽带就是上帝信仰和上帝之爱，以及由此达成的"兄弟/姊妹情谊"。"兄弟/姐妹之爱"由上帝之爱--神圣之爱来涵养，但"兄弟/姊妹情谊"的现实达成则是通过忏悔--"位格的开放"：包括"对上帝的开放"和"对兄弟/姐妹的开放"。

　　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的理论局限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技术性的分析，未能深入到由绝对价值所引导的忏悔。其次，具正、负两面性的移情，是无明确价值意识的共契努力，它未能达到对内涵价值的楷模的追随。犹太-基督教思想认为罪乃是人的本质存在状态，忏悔是人在上帝的恩典中摆脱罪恶的唯一道路；而"自由忏悔"和"追随楷模"的完美范型在中世基督教之中。弗氏理论的局限就在于他潜在地排斥这一犹太-基督教传统，这种排斥影响了他的视界。　　

　　1938年，流亡伦敦的弗洛伊德在将宗教归结为神经症的同时，却由衷地赞美"笃信上帝"，然而又认为信徒的真理只是"历史的真理"，并坦言他不信全能上帝的存在。这是一个致命矛盾，然而这矛盾的确又并非弗洛伊德一人所独有。尼采之后，也许现代人可以自觉地发起一场向传统的伟大回归，而这一场并非只是期待中的回归本身就是现代向古代的"忏悔"。

原载《东方》杂志200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