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中国纪录片发展史》方方编著

柴禾妞

来源：新华网  /  纪录·中国
2003-8-14 14:01:31   
   
      由方方编著的《中国纪录片发展史》日前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全国第一本全面、系统、详尽地阐述和总结中国电影纪录片和电视纪录片的形成历史、发展过程、获得成就、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史论兼备的专著，是填补中国艺术研究和世界艺术史的空白的重要文献。该书作为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的研究成果，通过国家鉴定，被专家评定为一级学术成果。

　　《中国纪录片发展史》是第一本系统阐述中国电影、电视纪录片的形成和发展的书。本书作者方方寻访了许多亲身经历中国纪录片事业的当事人，到全国各地搜寻了大量相关的文字和形象资料，经多年努力，写成了这部55万字的专著。现从中摘选的，是有关解放区纪录片和重拍解放战争历程的内容，以及抗战胜利后争夺东北电影厂机器设备与电影人才的故事。
方方：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研究课题《中国纪录片发展史》课题研究负责人。

      纪录片的故事(上)：邓小平发脾气了   

　　邓小平发脾气了

　　1938年，延安成立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由延安市长高朗亭担任电影社主任，赵品三担任副主任，艾丁任秘书长兼总务部长，徐肖冰任技术部长，康生当时是政治顾问。1938年3月30日延安《新中华报》报道了抗敌电影社成立的消息。

　　赵品三和徐肖冰被派往武汉购置电影器材。周恩来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接见他们并告知说，袁牧之正在组织人员，筹备器材，两三个月后可以送达延安，请他们先回去。这年夏天，袁牧之果然带着从香港购买的摄影机、洗印机、放映机等全套16毫米摄影器材和胶片来到了延安，同行的还有原先在上海“电通”和“明星”电影公司与袁牧之合作过的摄影师吴印咸。

　　1938年9月，延安电影团正式成立。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了电影团的团长，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李肃负责政治与组织工作，袁牧之负责艺术指导（编导），吴印咸和徐肖冰担任摄影。另外又从抗大的学生中调来叶仓林和魏起。全团六个人，只有袁牧之、吴印咸和徐肖冰三个人是搞过电影的。

　　电影团拍摄的第一部片子，即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袁牧之采访了在延安机关的八路军重要领导人，写下了大量采访笔记；吴印咸和徐肖冰负责拍摄。延安的内容拍完后，又分头到前线去拍摄战斗场面。

　　他们渡过黄河，到达贺龙、关向应率领120师开创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拍了358旅的一些镜头。贺龙同志发现他们都是靠两条腿走路，就给电影团的主要成员都配上了骏马。徐肖冰带着一个通讯员，用马驮着摄影器械，去冀中根据地拍了两个多月，然后又到了太行山武乡县王家坪的八路军总部。

　　这里周围都是山，当时，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左权、杨尚昆、陆定一、李雪峰等都在这一带。他们对拍电影都很配合。可是，由于拍摄条件比较差，总共只有一台摄影机，由徐肖冰一个人拍，有时拍一次不能成功，还要再拍第二次。一个动作，往往从正面拍了还不够，还要从别的角度再拍一次。比如打电话，第一遍可能只拍了电话机，第二遍才能拍打电话的人，这样就得让首长拿着电话打了又打。领导人的时间都很宝贵，这样拍来拍去，徐肖冰自己也觉得有点过分。但是为了把片子拍得好些，还是要求他们一会儿坐，一会儿站，一会儿让他们指着地图表示部署作战，一会儿又要换换位置。

　　有一次拍邓小平，开始时他很拘谨，拍着拍着就有点烦了。摄影师还要求他做这做那，他发脾气了，大声说：“把我们平常的工作活动拍下来不是很自然吗？现在这样，重复的东西太多，表演的东西太多，很不自然，你们这是搞什么？拍一点不就行了吗？”这时刘伯承过来打圆场，说：“不拍不知道，一拍吓一跳。原来拍个电影这么麻烦，看来我们这些人是做不了演员了。可是小平啊，你别着急，他们是为了把我们拍得漂亮一点才这样认真，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些人本来长得就让人害怕，再马马虎虎地拍出来，谁还敢看我们？自然而然，然而不然。”几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朱老总的脾气好，拍电影时特别配合。虽然外形是个威武的将军，但是内心像老妈妈一样，非常和善。朱德有一匹很威风的大洋马，是聂荣臻从日本旅团长那里缴获来的，聂荣臻专门派人把它从晋察冀送到太行，给朱总司令骑。徐肖冰觉得朱德骑在这匹马上，拍出来效果肯定很好，就让朱德的秘书和卫士长去提，朱老总马上同意了。他骑在马上拍了电影镜头后，又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后来成为著名的邮票，也成为史沫特莱写的一本书的封面。但那匹马朱德其实是不骑的，因为过去骑的国产马多走小碎步，人可以坐得很稳；而日本马走起来一颠一颠，人在上面也跟着一颠一颠，很不习惯。而且，这匹马太高，要搬个凳子才能跨上马背。但这匹深灰色的马大家都很喜欢，1940年朱老总从太行回延安时，又把这匹马带回了延安。

　　毛泽东对拍电影、拍照片也是很配合的，但是工作人员一般不敢影响他的工作。南京解放时，毛泽东住在香山，徐肖冰去拍摄，正好《南京解放》的号外出来了，秘书送报纸时，毛泽东正从屋里走出来，看到旁边有个凳子，就坐下看报。毛泽东聚精会神地看，徐肖冰就寻找角度拍，并未影响主席看报。结果，拍出来的照片上，“南京解放”四个字特别清楚，构图也相当好。好多年后，对这幅著名的作品，在摄影界还时有议论，认为它是摆拍的典型。其实徐肖冰心里最明白，当时，他哪里敢让毛主席摆拍呀！

　　斯大林的拍片建议

　　全国快解放时，斯大林曾建议拍摄一部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片子。经毛主席同意，1949年9月初，中央电影局正式邀请苏联派摄影队帮助中国拍五彩纪录片。

　　苏联派来了两队人马，一队以高尔基制片厂的格拉西莫夫为首，主要拍摄后方建设，由北影厂徐肖冰负责协助，后来完成的是《解放了的中国》。另一队以苏联中央文献电影制片厂瓦尔拉莫夫为首，以拍摄解放战争为主，由后来任中央新闻电影厂副厂长的吴本立负责协助，后来完成了《中国人民的胜利》。两队的助手都由北影厂摄影队的人员组成。电影局的袁牧之局长及北影厂的田方厂长多次召集会议，要求大家不但要与苏联同志合作好，而且要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刘少奇亲自安排了两次报告会，让苏联导演了解中国情况，由军委作战部李涛报告解放战争情况，中宣部陆定一报告新中国的建设情况。战争片的总负责是刘少奇，中方导演吴本立遇重大问题都直接向他请示。军事顾问是后来任文化部长的黄镇，文学顾问为刘白羽。

　　经过一周的共同讨论和计划，苏联导演瓦尔拉莫夫初步写成拍摄提纲，决定补拍辽沈、平津、淮海、渡江四大战役。中苏合编的摄影队分四路出发，搜集材料，一部分跟着作战部队，拍摄消灭西南残余国民党部队的情况；一部分到延安等老根据地、党中央所在地拍摄。

　　拍摄按照季节表进行。当时正值秋天，看上去和渡江时的气候差不多，所以在四大战役中，首先拍的是渡江战役。这就需要重新组织原来的部队，地点则选在镇江一带。补拍的内容按照战役的实况，从动员，一直到打南京、打上海，前前后后，都按原来的样子拍。国民党部队也由我们自己部队扮演。中方总导演吴本立当初用黑白胶片跟着部队到上海，拍出了《百万雄师下江南》，此时，跟随苏联专家，再用彩色胶片将重新组织的战斗再拍了一遍。

　　苏联专家精心设计了占领总统府的场面：先把地面弄平，然后用移动车架着摄影机，推进到蒋介石的办公室里面，拍下了那个著名的长镜头。又让部队挑选立过功的优秀战士，登上总统府顶，拍下了把青天白日旗子扔下来的著名镜头。

　　渡江是在白天拍的。先拍领导人讲话，然后拍准备工作。战斗开始时，大炮先把敌人的火力压倒，整个沿岸都是炮兵。渡船出发后，所有的摄影队都在船上。

　　渡江拍完以后拍淮海战役。战场是大平原。苏联导演在军事上很内行，他担心敌人的威力，同时也为了场面精彩，拍炮兵的时候，提出采用密集排炮。吴本立不同意，告诉他在真实的现场，解放军炮兵不是很多，我们的炮一旦被敌人发现，是很吃亏的，国民党是美式装备，比我们强。瓦尔拉莫夫后来接受吴本立的意见，炮火不过于太密集。但拍摄用的全部是真炮，是实弹，花钱花得如流水一般，吴本立心疼得直流眼泪。

　　毛泽东给林彪写信

　　去东北重拍片子时，毛泽东亲自写了一封信，让吴本立和刘白羽带着信去见林彪，告诉他苏联专家来拍片的情况，请他考虑拍东北的战役重点放在哪几个地方。当时林彪的部队快打到海南了，指挥部在武汉。吴本立和刘白羽到武汉见到林彪，把主席的亲笔信当面交给他。他看了信后，很高兴，说：“好啊！我派几个得力干部，帮助你们来完成这个任务吧！这个事好得很。”林彪说话的特征就是慢吞吞的。他派他们的后勤部长、后来上海的市委宣传部长陈沂来总负责，并把原来锦州战役、辽沈战役、狙击战的那些主要部队调到东北，都是原配的部队。有整个的坦克师，用火车装运过去的。这些部队当时大多留在天津。

　　辽沈、平津战役拍完后，接着重拍北京入城式。林彪本人、政委罗荣桓和部队其他一些高级干部都参加了。检阅在前门，吴本立就在城楼上拍他们。有些老百姓感到奇怪：怎么北京搞第二次入城式了？因为事先经过街道动员，重新组织了群众，所以场面还是挺热闹的。

　　这部影片在中国整整拍了八个月，后期制作在莫斯科完成。中国派出刘白羽、何士德、周峰、吴本立和翻译尹承玺，5月21日随制片主任别斯梅特内离开北京，乘火车到莫斯科。在莫斯科经一个多月时间，协助编导瓦尔拉莫夫，导演鲁金斯基，完成了编辑俄文、中文版说明及配音工作。到7月17日，完成了总长八千多英尺的纪录片。

　　解说词是《日日夜夜》的作者、苏联作家西蒙诺夫写的。西蒙诺夫为此专程来中国走了一趟，到部队去采访，还看了中国拍的一些战争片子，包括吴本立的《百万雄师下江南》等。采访时，他带着个秘书，他提问，人家回答，秘书就用打字机记下来。他把打好的采访材料带回去后，考虑了好久，真正动笔写作只花了三天三夜。西蒙诺夫感情丰富，他充满诗情的解说词使吴本立等很感动。后来，又由刘白羽根据翻译过来的西蒙诺夫的解说词稍作修饰，使之更中国化一些。

　　这部纪录片由斯大林亲自审看。审查通过后准备接见大家，但定好接见的那天斯大林正好要出席海军的纪念活动，只得改期。但中国国内已等不及了，吴本立等匆匆坐火车赶回国，将片子送毛主席审看。

　　审查在羊市大街的电影局所在地进行。电影局局长袁牧之主持。放映室不大，所有在中南海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都来了，坐满了整个屋子。吴本立和苏联导演瓦尔拉莫夫在旁边站着，心里很紧张……

　　看完了，毛主席说：“很好，通过！”大家鼓掌。刘少奇、周总理、朱老总等，还有杨尚昆，都过来跟吴本立和苏联导演握手，表示祝贺。

　　他们走了以后，吴本立和苏联导演两个人再次拥抱，兴奋得不得了；然后又到瓦尔拉莫夫住的旅馆聊天，高兴得一夜没睡。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这两部中苏合拍的五彩纪录影片，都获得了一九五一年苏联斯大林奖金一等奖；后来还都获得了中国文化部颁发的“1949年到1955年优秀影片－长纪录片”的一等奖。


纪录片的故事(下)：一个灯泡也没留下  

　　电影团奔赴长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当晚延安即组织盛大的欢庆活动。之后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指出：抗日战争的果实应该属于人民，蒋介石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朱德总司令也相继发布了限令敌伪投降和我军进军内蒙东北的命令。

　　党中央迅速组织几千人的干部团进军东北，其中包括40多人的文艺工作团，以鲁艺为主，队长是东北籍小说家舒群（笔名“黑人”），支部书记即后来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的田方，副队长沙蒙。队伍中还有日后在我国电影界活跃的艺术家王家乙、林农、欧阳儒秋、颜一烟、于蓝等。

　　9月2日，距日本投降不到一个月，电影团即出发奔赴东北，主要目标是接管“满映”。还在延安时，他们已制定具体接收的草拟方案，方案中特别规定：“必须以足够的器材运回党中央所在地，以便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建立党的电影中心基地。”

　　“满映”，全称为“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建于1937年。由伪满洲国政府、日本财团和大企业投资，第一任理事长是川岛芳子的亲哥哥金璧东，伪满宫庭的“皇族”。理事会的实权掌握在日本人手中。1940年初，在长春扩建成具有六个大摄影棚的“东亚第一大厂”，其规模和设备超过了日本国内的电影厂。扩建后由当过张作霖的顾问、参与策划将溥仪送到东北的日本宪兵大尉甘粕正彦出任理事长。

　　如果能接收“满映”，解放区的电影事业将得以迅猛发展。但是当时情况相当复杂，日寇投降后，东北全境由苏联实行军管，根据第一个《中苏友好条约》，苏联承认国民党政府是合法政府，国民党已派出以熊式辉为首的东北行营到长春，虽然并无实力，但是刚刚结束在日寇统治下14年亡国奴生活的东北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情况所知甚少，普遍存在盲目正统观念，以为应当等待还在重庆的“中央”政府来接收才是合法的，外来人员很难进入这个原来由日本人掌控的组织严密的大厂。暂时只能利用长春地下党组织渗透到厂内，组织进步工人和技术人员阻止甘粕正彦烧毁工厂的计划，进行护厂活动。

　　中共长春市委1945年8月从报纸上看到“满映”理事长甘粕正彦自杀的消息，便派遣在苏联红军司令部工作的中共长春市委负责人刘健民和伪满时期曾在日本宪兵队当过会计的地下党员赵东黎同志，找到刚刚从日本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原“满映”的编剧张辛实，通过他的“东北作家联盟”，串连一部分思想进步的群众，把两个原先维持全厂工作的自发性的群众组织合并成“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由刘健民、张辛实等负责，并及时报告当时管理长春市的苏联红军司令部备案，获得认可以后，正式管理全厂。

　　接受伪“满映”

　　这样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其实并没有多少权威性。在全体员工大会上，“甚至有人主张把厂子作为敌伪财产大家分掉”。工厂的实际领导权仍旧掌握在日本人手里，甚至还发生过苏联红军官员驱车来到厂里，命令中国人把一切都交出来由日本人管理的事。

　　真正的转机是在1945年9月3日。苏联红军召开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全市大会，担任苏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的抗联英雄周保中，身着苏军中校军装，主持会议。“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赶排了节目并组织技术力量拍摄了大会纪录片。会后把完成的纪录片送到苏军司令部，苏联红军很高兴，说要送回到苏联去给斯大林看。这次大会活动的成功，使刘健民、张辛实等树立起了威信。在9月25日召开的职工大会上，张辛实被选为总经理，摄影师王启民（即王福春）为副总经理，并决定从1945年10月1日起宣布解散“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正式成立有实际领导权的“东北电影公司”。日方职员也召开职工大会，同意协助中方，并选出因为反侵略战争在东京坐过牢的电影评论家北川铁夫等三人为代表，同中方达成了合作协议。

　　公司成立后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必须按月给几百名职工发放工资。因此，被推选出来的负责人先后做了以下几件事：一是把伪满时审查未通过的上海影片拿出去放映，收取片租；二是演出话剧《阿Q正传》、《太平天国》等，以获取相当的经济收入；三是为苏联远东影片输出公司译制影片收取费用。每个月由红军少校郭惜真从苏联远东银行提款来解决公司所必需的开支。此时正逢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后发表了“双十协定”，于是人心相对稳定了下来。

　　在这段时间里，“东北电影公司”组织拍摄了纪录片《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大会》、《宋美龄访问长春》、《欢迎苏联红军》、《李兆麟将军被害》、《中、苏、朝三国举行足球、篮球和手球对抗赛》、《追悼鲁迅讲演会》等；还为苏联纪录片《蜜蜂的生活》、《攻克柏林》、《解放法兰西》等译映了中文字幕，以及日文、朝鲜文字幕，向日本、朝鲜发行。

　　“一个灯泡也没留下”

　　“满映”精良的器材设备是中国共产党赖以建立人民的电影事业的物质基础，因此，拆运、转移电影设备的计划暗地里在紧锣密鼓进行。11月的一个晚上，从延安来到长春的田方和许珂化妆后进入东北电影公司，向大家说明当时的政治形势非常紧张，如果国民党用武装来强行接收，决不能把公司交给他们。之后，听说苏联红军要撤退回国，中共东北局宣传部就决定让许珂说服张辛实把摄影器材先运出。张辛实等经多次协商后，在吉林市找了一处房子，试图把部分机器设备运往那里，但由于国民党已在各交通要道设置了岗哨，未能运成。

　　1946年4月14日苏联红军撤离长春，按照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协定，由国民党军队接管。但国民党接管不到半天，下午二点开始，周保中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即调集数万军队，发起了总攻，全歼长春守军二万余人，一举收复了长春。在这之前的4月16日中午，东北民主联军已进入“满映”。4月18日，舒群持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周保中签署的命令，正式接管“满映”，并接受中共东北局宣传部的任命，任东北电影公司总经理。张辛实担任副总经理。袁牧之任东北电影公司顾问。舒群代表上级领导机关向全体职工郑重宣布，在公司整理就绪后就恢复影片生产，要求大家安心。同时给职工发工资，安定了职工的情绪。

　　四月底，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由原来的两个军增加到六个军，很快占领了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中共中央决定放弃长春。东北局宣传部指示东北电影公司将接收的伪“满映”设备迁往北满根据地，并且动员进步职工一同前往。

　　舒群进行了总动员和组织工作，还单独给日本人开了会，进行思想教育，指出后迁的好处和必要性，这对争取日本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后日本人几乎全体都随东北电影公司迁出长春去了兴山。

　　搬迁工作分三批进行。第一批搬迁由钱筱璋、于彦夫负责；袁牧之随同。从5月13日开始，在东北民主联军的帮助下，全体职工齐努力，一天之内把这个远东最大的电影制片厂的全部设备和物质拆卸装上火车，包括摄影、录音、洗印、置景、剪接、照明、放映等各类器材和上百米未使用过的各种胶片、大量化学药品、照明灯泡，电气材料、化妆用品、服装和呢绒绸缎等，此外还有几百部各国的影片拷贝和其他电影资料。在东北局警卫连新华社警卫排的二十余名战士押运护送下，于5月14日安全抵达哈尔滨。

　　第二批撤离由许珂、马守清负责。5月18日，满满三十多节货车车厢，装载着剩下的器材和除演员以外的全部职工和部分家属（其中中国职工一百多人，日、朝籍职工七十多人，连同家属共四百多人）。他们搬走了所有能够搬走的东西，甚至连办公室的电话机也装上火车运走了。

　　第三批人员由舒群、张辛实带队，在5月23日夜里随同东北局机关和东北大学等单位一同撤出。撤出时情况很危急，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四平，逼近长春。舒群调用凯丰部长的汽车去接演员，城里已枪声不断，有一些演员没有来得及上车。装载撤退人员的火车刚刚开出长春小南站，国民党飞机就来追逐轰炸，火车车头被打坏，东北大学学生被炸死二十余人。所幸东北电影公司的人员无伤亡。

　　5月24日，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春。作为国民党接管“满映”的代表、中共地下党员金山面对这个空空如也的庞大生产基地满含钦佩地感叹：“老袁啊老袁（袁牧之），你竟然连一个灯泡都没给我留下！”

　　袁牧之在搬迁后立即组织拍摄纪录片，他说：“别的厂可以用文字写厂史，我们是电影厂，我们的厂史应当用胶片记录下来。”当下成立专门小组，由日本技师福岛宏和两名中国摄影助手组成，整个建厂过程都被纪录在胶片上，这部纪录片《东影厂史资料》（又名《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成为不可多得的文献和纪录作品。

　　东影的第一批成果

　　1946年10月1日，东北电影制片厂在兴山正式宣布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个大型电影制片厂。中共东北局宣传部要求电影为解放战争服务，确定了东北电影制片厂以生产新闻纪录片为主的方针。

　　1947年5月1日，东影的第一批成果，纪录片专辑《民主东北》出品。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有声新闻纪录片。第一辑是《活捉谢文东》、《民主联军军营的一天》，第二辑《追悼李兆麟将军》、《内蒙古新闻》，均由何士德作曲兼指挥。从这以后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平均每两个月就出品一辑《民主东北》。

　　中国共产党东北局曾明确指示：“纪录片《民主东北》要用中国音乐配音”。东影为此发动群众组织了一支小型业余乐队。由何士德作曲兼指挥，日本教员户田早苗担任小提琴手，日本洗印师长沼担任中提琴手，日本录音师高岛小二郎担任大提琴手，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女电影作曲家的黄准担任竹笛手、演员，于彦夫负责定音鼓，录音科长吕宪昌吹长号，向异拉高胡，还有萨克斯风、小号、等等，被戏称为“杂牌交响乐队”。

　　他们在极其简陋的录音条件下工作，录音室里唯一的吸音设备是草纸板。日本技师用旧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中的高压线圈铜丝，代替光学录音机心脏部位的磷青铜丝，因陋就简地解决了纪录片的同步录音问题。“杂牌乐队”的声音过于饱和，克服的办法只能把铜管乐放在室外的院子里，乐队队员通过打开的窗户看着室内的指挥手势，而且必须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录音。这样一支“杂牌交响乐队”昼夜苦练，出色地完成了电影音乐录音。

　　1947年夏天，《民主东北》第一、二辑合编的国际版，在布拉格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放映，这是中国第一次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影片公诸世界。

　　1948年夏，东影拍摄了第一部科学教育片《预防鼠疫》，由袁乃晨编导，马守清摄影；李凝等作曲，黄准指挥。日本侵略军为在二战中打细菌战，曾经在东北秘密试验，造成东北地区连年发生鼠疫灾害。《预防鼠疫》用通俗的手法，分析了鼠疫的来源、危害性，推广了在当时条件下几种简易可行的预防方法，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推广科学教育起到很好的作用。它同时也开创了党领导下的科学教育片创作的历史。

摘自《中国纪录片发展史》方方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5月版2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