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霸权与中国哲学的民族性

虎子

作者：李景林   
转贴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3年8月28日   
《文史精华》第1期（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专集）（2004年1月14日）
  本期主编：魏长宝

      自20世纪初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以来，学界对“中国哲学”定位的思考，一直持续不断。最近有关“中国有没有哲学”的讨论，实可以看成是这一思考在新条件下的继续。

◆来自西方的规范与概念

    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和概念框架基本上取自西方哲学。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曾发人深思地指出：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哲学相当者，是其“义理之学”。我们本可以按此标准，作《中国义理之学史》、《西方义理之学史》。之所以不能这么做，而只能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写出《中国哲学史》，原因就在于，“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若指中国或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而谓为哲学，则无此困难。此所以近来只有中国哲学史之作，而无西洋义理之学史之作也”（《中国哲学史·绪论》）。冯先生这里所讲的，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思想和话语霸权的问题。实际上，话语霸权在人类文化交往中，很难避免。在所谓全球化的今天，这一点就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如果没有目前各种形式的所谓与国际“接轨”，我们的思想学问只能在博物馆里陈列，而不能在现代学术中占有应有的地位。有的学者建议用“思想”或“思想史”来讲中国传统的学问学说。其实，孙大圣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无论讲“哲学史”，还是“思想史”，都未逃脱西方话语霸权的圈子。时下有关“中国有没有哲学”的争论，其基本的思想趋向，是寻求“差异”。现在的问题显然就在于，在西方哲学的话语霸权前提下，能否表现出中国传统思想学说的个性或民族性的内涵。

◆有没有“普遍的哲学”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形而上之道”和“义理之学”的思想系统，按照现代学术规范，我们称之为“哲学”，应该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有没有一个能为人们所认同的“普遍的哲学”。这也是现代中国哲学学科创建以来学者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按照金岳霖先生的说法，如果承认有一个“普遍的哲学”，我们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就要写成“在中国的哲学史”，而不能写成“中国哲学的史”。但是，不管学者对哲学有怎样的理解，有一点是肯定的：哲学不可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摆脱民族性和个性的一般性系统。自然科学的“科学性”使它只能有一个物理学，不能有“英国的物理学”、“中国的物理学”。社会科学也以它能够摆脱个性和其定量化的程度而被赋予不同程度的“科学性”。哲学则不同。康德就曾对哲学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它是科学，为什么它不能像其他科学一样得到普遍、持久的承认？如果它不是科学，为什么它竟能继续不断地以科学自封，并且使人类理智寄以无限希望而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满足？”（《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方面，哲学总在寻求科学那样的普遍性和“普遍的哲学”；但另一方面，哲学又只能是某某民族、某某国、某某时代、某某哲学家的哲学。哲学经历两千多年的历史，甚至不能形成一个公认的哲学定义。这一点，既使哲学家感到困惑，同时也使哲学常为人所鄙夷和诟病。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奇特的学问：它总在寻求普遍与超越，但又最个性化。这是因为，哲学并非要寻求实证对象意义上的普遍，而是与人的内在精神生活密切相关。威廉·詹姆斯说哲学的不同乃由于哲学家的气质不同。从文化的意义说，哲学系统的差异实根源于民族不同的精神气质。在这一点上，哲学颇类于艺术。艺术是当下个性化的，不可重复的，但同时又具有普遍性与永恒性。这普遍性与永恒性，乃体现在其“可欣赏性”上。哲学亦有其普遍性与超越性，而这一点，却表现为一种“可沟通和可理解性”。这个奠基于人的内在精神生活的“可沟通和可理解性”，正是哲学作为“普遍哲学”的普遍性意义所在。所以我们说，那作为“在中国的哲学史”的普遍性要求，恰只能在“中国哲学的史”之民族性形式中实现。

    这样，哲学思想的发展实质上便必然地表现为一种历史文本诠释的过程。一定历史阶段思想的创造和思想发展方向的校正，常表现为一种对轴心期精神的回归。这一点，即使是注重思想创造的西方哲学亦不能例外。海德格尔所说西方“思想的转变需要求助于欧洲传统及其革新”，“思想只有通过具有同一渊源和使命的思想来改变”（《只还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应是西方哲学家的一个共同的信念。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如此。中国哲学思想注重历史的连续性，“述而不作”，通过经典的诠释以表达思想，可以说是自孔子以来的一个传统。在这个经典诠释过程中，思想的发展变化，一是由于所依据经典的不同，如两汉之重五经，魏晋之重三玄，宋明之重四书及《易传》等；二是由于诠释所依据原则的差异，最显著者可以汉学、宋学之差异为例。这个经典诠释的活动，既是中国哲学思想、文化精神存在的方式，亦是其不断地继承发展，成为一个现实的、活的生命过程的方式。

◆如何回应外来思想的冲击

    诠释原则的改变，往往一方面是由于一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的特殊性，另外就是要回应外来思想的冲击。这两个方面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历史上由于外来思想的冲击而影响到思想诠释原则变化的，有两个重要的时期：一是东汉至唐五代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一是近现代以来西方思想的引入。就外来思想引起思想诠释原则的变化来说，这两个时期的情况颇为相似。陈寅恪先生在他为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所写的《审查报告》中，对宋明新儒家的成就与佛教思想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吕澂先生也指出，中国佛学中“心性本觉”和此心圆满具足，“一切现成”等思想，是中国化了的佛学观念，与印度佛学的观念已大不相同。（《试论中国佛学有关心性的基本思想》）正是这种中国化了佛学思想观念，才使宋明儒的诠释原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而引发和形成了旨在“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黄百家语）的宋明新儒学。这个“新儒家之旧途径”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表明，外来思想的引入与传统思想的研究实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诠释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充分个性化和内在化了的新的诠释原则，才具有真实的思想、文化之原创性意义。

    中国哲学有一个很有意味的概念：“独”。儒家讲“良知即独知”，道家讲“见独”、“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独”是充分的个性化，“良知”、“天地精神”是充分的普遍化。《庄子》里讲，那些“遗物离人而立于独”的人，才能达到“目击而道存”那种最完全的沟通与理解。从文化的角度讲，这“独”的含义可以给予一个最通俗的表达——“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从这点出发来检讨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哲学研究中哲理性、思想性的缺乏，正根源于长期以来那种套用外在现成西方概念模式的研究方式。在一种一元的、千人一面的形式化解释、评价标准下，历史文本乃蜕化为一套与人的内在精神生活无关，可以任人随意拼接组合的抽象语词。这导致中国哲学研究趋于抽象的形式化、语词化，缺乏活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性、个性化的特色，因而障碍了它与现代哲学的真正的沟通、理解和对话。可喜的是，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以来已大为改观。中国哲学的研究不可能、也无须排斥西方的哲学思想话语，关键是要以一种正确的态度和方式进入、参与这一“话语游戏”。充分民族化和个性化了的思想义理，才是真正可以沟通和理解的；全球化意义上的“普遍哲学”，亦正建基于那个可完全沟通与理解的“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