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波馬出土的虎柄金杯中的拜占廷因素

湘里妹子

作者：林英 撰
《藝術史研究》，第3輯，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年，421－437
来源：青藤書屋

1997年10月新疆伊黎哈薩克自治州昭蘇縣波馬74團出土了一批工藝精湛的金器。[1]發掘簡報的作者安英新研究員將出土的金器同臨近地區的考古材料進行比較之後，推測這批文物的時代不晚於公元6─7世紀，既北朝到唐初的時代。關於這批金器的主人，作者這樣寫道：“公元6世紀前後，特克斯河流域地區是西突厥的重要居地和政治中心，西突厥的汗庭即在這一地區。這批重要的，高規格金銀器的出土，無疑對西突厥汗庭所在及相關問題的研究有極大幫助。”

在這批極可能同突厥上層人物有關的金器中，有一件鑲嵌紅瑪瑙的虎柄金杯格外引人注目。考古簡報中這樣描述它的造型和工藝，“金質，通高16、口徑8‧8、腹徑10‧5、底徑7厘米，重725克。器身因受擠壓而變形，斂口，外捲沿，鼓腹，平底，虎形柄。器身內外通體模壓出菱格，每格內焊接寶石座，內鑲嵌橢圓形紅色瑪瑙。瑪瑙弧面，磨光，部分已脫落佚失。口沿外卷後與器身焊接，然後切出一周小長方形凹槽，內嵌寶石，但基本已佚失，其下點焊一周金珠點飾。虎形柄焊接在口沿下至中腹部，虎頭寬而圓，兩耳豎立，四肢雄健，腰身細長，虎尾下垂，通體鏨刻虎斑紋，形象生動。器底為凸起的同心圓紋，中心錘出八瓣花紋。”

考古簡報中簡略地提到，這件金杯的虎柄形式也見於1982年南俄羅斯出土的1─2世紀的銀器上（Rostov Vysochino Kurgan 28 Cache II），在一些陶器上也見有這類柄飾。但是，作者沒有詳細說明，也沒有將這件金杯作為墓葬斷代的依據。為此，本文擬對這個問題做進一步的探討，希望論證這件突厥金杯的虎柄造型同4至5世紀的拜占廷銀器藝術存在著可能的聯繫。

突厥人喜愛飲酒，早期突厥的十等官號中，有兩種就是用酒及酒器命名的。[2]從形制來看，這件虎柄金杯同南西伯利亞圖瓦地區突厥石人雕像上的杯子近似，因此很可能是一件酒器。酒器同虎柄配合，令我們聯想到在羅馬的藝術傳統中，虎，豹這類大型貓科動物的形象同酒神狄奧尼索斯（Dionysus）的密切的關係。在希臘神話中，狄奧尼索斯是宙斯和塞墨勒（Semele）之子，長大後被神後赫拉變成瘋子，由他的教師西勒諾斯（Silenus）和一大群山羊神（Satyrs）和女祭司（Maenades）陪伴，週遊世界，在埃及和印度建功立業。[3]後來，他在希臘建立了對他的崇拜，成為葡萄酒神，奧林帕斯十二主神之一。酒神的坐騎就是虎或者豹，因此，在有關酒神的希臘和羅馬藝術中，虎豹成了不可缺少的角色，並且常被塑造成趴在酒壇旁邊啜飲的樣子[4]。在維也納保存著一件11或12世紀的拜占廷手稿，其中的插畫就描繪了酒神的女祭司和趴在酒罐邊貪婪飲酒的豹，由於這是一件偽造公元2世紀的希臘詩人奧本（Oppian）作品的偽書， 我們可以推斷書中的圖畫仿效的是公元2世紀的圖樣。[5] 可能正是酒神坐騎的身份將這類動物同酒器連在了一起，公元1─2世紀的羅馬酒器上出現了虎豹形把手，它的頭緊貼著容器的口沿，如同繪畫中一樣急著飲取其中的酒漿。

同一時期，酒神題材連同虎豹造型的手柄被安息藝術（the Parthian Empire，247 BC─226 AD ）所接受。大英博物館 （the British Museum）的藏品中有一件公元3世紀初的安息銀盤，描繪了酒神坐在車上，由女祭司們引領著勝利出征的場景，整個畫面的佈局都同羅馬藝術中的酒神場景極為接近。值得注意的是，這件銀盤的底部描繪了一隻正在飲酒的虎或豹，同樣，在安息時代的酒器中，也出現了虎豹造型的手柄，在敦巴頓橡樹園圖書館收藏的一件4世紀的拜占廷酒神小雕像中，我們可以發現與之極為接近的虎豹造型。

酒神題材在薩珊時代 （the Sassanid Empire， 226─651 AD）的伊朗繼續受到歡迎，儘管它可能已經演變成了純粹的藝術圖案，不一定同酒神崇拜相關。[6][vii]華盛頓弗雷爾藝術館（the Freer Gallaery of Art in Washington）藏有一件薩珊銀瓶，反映了典型的薩珊式酒神圖像。在這三幅連續的圖像中，描繪了兩隻虎或豹，一隻被酒神牽著韁繩，側身趴在棕櫚樹的樹幹上，另一隻由女祭司引領，也是側身趴在酒瓶上。它們的大小和造型相似，同安息時代的圖像相比，呈現一種程式化的傾向。同樣，薩珊時代的虎柄造型也出現了這種傾向，從一件由羅馬私人收藏品的薩珊酒具[7]中可以看出，虎或豹的身體造型趨向細長，同安息時期的虎豹形象相比，變得抽象了許多。

讓我們回過頭看看波馬的虎柄金杯，虎的造型同薩珊酒具中的虎柄頗多相似之處：程式化的細腰和花紋，虎腳的刻畫不甚精細，同底座融為一體。那麼，波馬的虎柄金杯有無可能是來自薩珊伊朗的泊來品呢？答案應該是否定的。首先，波馬金杯上的菱形圖案似乎不見於薩珊金銀器中，倒是同在阿爾巴尼亞的阿哇爾早期墓葬中出土的拜占廷銀器的圖案接近。此外，在器物上鑲嵌紅寶石是典型的草原民族的工藝，在前伊斯蘭時代，鑲嵌紅寶石的刀劍，器具和飾物流行於歐亞大陸北部遊牧民族的活動地區。波馬古墓中的出土物幾乎都鑲嵌了紅寶石，而且以金器為主，恰好符合突厥人崇尚黃金的傳統，相反，薩珊器物多為銀製，因此，我們可以斷定波馬的虎柄金杯是本地生產的。那麼，金杯上的虎柄是否是突厥工匠模仿薩珊銀器的作品呢？我們更傾向於否定的答案，這種判斷首先是基於波馬的虎柄在器身上的位置。虎柄被焊接在口沿下方至器物的中腹部，從整體來看，虎柄的形制同器身的比例不太協調，似乎不是為配合金杯而製作的。相反，從安息銀器到薩珊銀器，虎豹手柄的大小都同器身比例協調，特別是在薩珊的器物中，虎豹手柄呈現固定化的姿勢：前腳和頭緊貼口沿，做飲酒狀。這種造型一直持續到伊斯蘭時代，而且越來越固定和抽象化。由此，我們可以推測，波馬金杯中的虎柄有可能是作為單獨的動物雕像製作的。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考察一下公元4至六世紀虎豹雕像在拜占廷的發展，會發現波馬金杯的虎柄造型更可能同拜占廷藝術有關。小型的虎和豹的雕像早在羅馬帝國時代已經出現。但是，到了拜占廷時期（395─1453），信仰基督教的人越來越多，最終成為全民信仰。酒神崇拜成為異教的風俗，最終消失了。也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虎豹形象同酒神題材脫離，更廣泛地應用於其他器皿。敦巴頓橡樹園圖書館的藏品中有一件編年為7世紀，來自埃及的金手鐲，由兩只側身的豹型雕像構成，豹身是用金片捶揲而成，上面密佈著細小的圓點，它的意匠同前面提到的薩珊銀器中的程式化的虎豹造型頗為近似。類似的虎豹形飾物在同一時期的埃及多有發現，有一件是銅栓[8]，另一件是燭臺，底座由三隻躍起的獅子雕像構成，獅頭側轉，前爪趴在底座中心的燈柱上，這件燭臺的年代被確定為7世紀，顯然，這樣的虎豹造型在5─7世紀流行於拜占廷帝國的境內。

與此同時，帶有虎豹造型手柄的金銀酒器繼續在拜占廷帝國境內出現，但是，不同於羅馬時代的是，人們喜歡將這類手柄作為珍貴物品單獨收藏，1914─1919年在蘇格蘭特普雷恩（Traprain）出土了窖藏珍寶，根據其中的羅馬銀幣確定了這處窖藏的埋藏時間為5世紀初。窖藏物全部是銀器，其中包括了兩隻銀製的豹形雕像，它們的造型基本相同，但是花紋有些差別，根據研究者的觀察，它們應該分別是兩個銀製器皿的手柄。[9]此外，1992年在英國發現的胡瑟窖藏（the Hoxne Hoard）中，再一次出土了銀鑄的虎形小雕像），同特普雷恩的豹形雕像相比，它的工藝更加精湛，全身鏨刻虎紋，紋內添嵌烏銀（niello），據考察報告分析，這件虎形雕像是大型銀器的手柄，由於它的造型是一隻雌虎，很可能同一隻雄虎雕像相配，共同構成銀器的雙柄。[10]胡瑟窖藏的埋藏時間也是5世紀初期，包括14000多枚羅馬金銀幣和200多件金銀器。不同於特普雷恩窖藏的是，胡瑟窖藏保存完好，出土物完整如新，不像特普雷恩那樣有多處受破壞的痕跡，這證明埋藏者並不是在匆忙之中埋下了這批珍寶，而是經過精心準備的。這更說明了當時的人們有將虎豹手柄單獨收藏的習慣。

那麼，拜占廷的虎豹形手柄有沒有可能向東流傳，進入西突厥的汗廷呢？我們是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的。公元6世紀中葉西突厥帝國興起之後，第一代可汗室點密就派出了以粟特人摩尼亞赫為首的使節團前往拜占廷。從568年到576年，至少有5個拜占廷使團來到西突厥的汗廷，這些使團回國時又有相當數量的突厥使節隨行至君士坦丁堡。因此，當拜占廷使節瓦倫丁（Valentinus）於576 年從君士坦丁堡啟程時，共有106個突厥人隨行回國。[11][xii]此外，同一時期，西突厥以討伐阿哇爾人為由不斷向拜占廷的東部邊界拓展，當瓦倫丁在西突厥汗廷的時候，西突厥的軍隊向西一直攻入克里木半島的南部。[12]在這樣的背景下，拜占廷的銀器有可能作為外交禮物或戰爭的掠奪品被帶入西突厥汗國。

另一方面，考古發現也為上述的推測提供了一些證據。1990年蘇斯比拍賣行公佈了一批被稱為塞索寶藏的（the Seuso Treasure，共14件）羅馬銀器，其中的一件銀盤帶有銘文，證明它的主人名為塞索，極可能是住在潘諾尼亞省（Pannonia）的凱爾特族的羅馬將軍，銀盤的製作時間大約是公元5世紀初。在塞索寶藏中，有一件大型銀罐（amphora），通體捶揲希臘羅馬神話題材的浮雕，帶有兩個豹形手柄。豹子的頭側轉，前爪趴在罐沿之上，後爪立於罐的肩部，其中一隻的頸部還帶有銀鏈，連接著罐口上的塞子。[13]這兩隻豹形手柄的造型和意匠同特普雷恩和胡瑟的虎豹手柄一致。有趣的是，它們都同銀罐脫離，根據牛津大學的羅馬銀器專家M‧曼戈和曾擔任大英博物館希臘羅馬文物部主保管員的潘特的研究，和塞索銀罐相仿的羅馬銀器至少有兩件。一件出自羅馬尼亞的康塞斯提（Conceş；ti，Romania），現存俄國國立艾米塔什博物館（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銀罐的形制同塞索銀罐完全一致，兩隻手柄也已經同銀罐分離，只是手柄不是虎豹造型，而是希臘神話中的馬人（centaur）雕像。[14]另一件是銀罐的殘片，來自羅馬尼亞的Tauteni─bihor，殘片上的浮雕表明銀罐的形制很可能屬同一類型。總之，這種類型的銀罐出自地中海東部，特別是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工場中。[15]

我們不清楚塞索寶藏的最後收藏地，但是，銀盤上的銘文表明，潘諾尼亞曾是它們旅程中的一站。潘諾尼亞是羅馬在多瑙河中下游設置的行省，5世紀中葉，這一地區先被阿提拉的匈奴帝國控制（434─453），然後成為東歌特王國的一部分。帶有豹形把手的銀罐有沒有可能從潘諾尼亞流向東方的匈人和東歌特人手中呢？至於出自羅馬尼亞的兩件銀罐，它們的主人最有可能是5世紀是活躍於多瑙河中下游的匈人（the Huns）或阿蘭人[16]。

拜占廷派往阿提拉的匈奴帝國的使節帕尼提斯（Priscus Panites）提到，帝國送給匈奴人許多男用和女用的禮物，其中就包括銀罐。帶有虎豹手柄的銀器很可能受到來自東方的遊牧民族的喜愛，而羅馬人喜愛將手柄單獨收藏的習慣也很可能隨之東傳，向遊牧民族展示了一種新的意匠。一件同樣來自羅馬尼亞的金飾物（1797年出土於Simleu Silvanici，窖藏）為我們提供了比較有力的證據。這件金飾物是用金環串聯成的長鏈條，上面綴滿各式小飾物，與內蒙古達茂旗出土的西晉五兵佩有異曲同工之處。[17]金鏈中間的墜飾是一顆大寶珠，由兩個交叉成十字型的金環托著，同金鏈連在一起。金環上兩隻豹形雕像側身對立，前爪趴在金環同金鏈連接處的扣結之上。這兩只豹形雕像的大小雖然無法同前述金銀器上的虎豹手柄相比，但是造型和意匠卻極為一致。Simleu Silvanici窖藏中出土了十多件拜占廷風格的圓雕飾，由此可以確定它的埋藏時間為5世紀。窖藏的主人是從多瑙河流域遷來同匈奴人有關的蠻族部落的首
領，當時，他們作為拜占廷帝國的軍事附庸統治著當地的達西亞人（the Dacian）。這兩件對稱的豹形小雕像很可能是本地工匠受拜占廷的虎豹雕像啟發製成的。[18]

匈奴人擁有喜愛虎豹這類猛獸的傳統。在中國北方出土的匈奴族金銀飾物中，虎的形象倍受重視。如新疆阿拉溝的八塊圓形金飾和四條金飾帶都以虎紋為主題，虎的兇猛得到突出的體現。[19]於突厥族，《北史‧突厥傳》開篇就寫道：“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為部落，蓋匈奴之別種也。而在鄂爾渾河畔發現的突厥闕特勤碑（732年豎立）中，提到一個名叫bars bä；g的部落首領，闕特勤授予他可汗稱號，並將妹妹嫁給他。Bars的原義是豹，是很早時期來自伊蘭語的一個借詞，在突厥語中它的詞義擴大，也用來指稱虎等大型的貓科動物。[20]]突厥貴族以虎豹為名，說明重視虎豹的傳統繼續在突厥民族中流傳，很可能是在這種文化背景下，來自拜占廷的虎豹雕像被突厥貴族接受，並進而應用到本民族的器物之中。

從文獻記載來看， 突厥社會中有專門的金銀器製造業，吐魯番阿斯塔那307號墓中出土了高昌國接待外國客使的“供食文書”，提到突厥貪汗可汗的“金師”莫畔陀曾出使高昌。[21][xxii]高昌供食文書中將外來客使分成待遇不同的下、中、上三等。“金師”莫畔陀的供食等級為上等。可見他在突厥社會中的社會地位較高，這也表明金銀器製造業在突厥社會中的重要性。[22]聖曆元年（678），默啜指責武后給他的“金銀器皆行濫，非真物”，反映出突厥貴族對金銀器有較高的鑒賞力，這進一步說明突厥工匠很可能有能力仿製拜占庭銀器的部件。
[23]

總之，我們的結論是波馬金杯上的虎柄很可能是仿照拜占廷銀器上的虎豹手柄製作的，同時，當酒神崇拜在基督教帝國的拜占廷湮沒之時，我們卻看到虎豹手柄在一個新的文化環境中又同酒器聯繫起來。丹尼斯‧塞諾曾經這樣評價突厥帝國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突厥帝國將拜占廷，伊朗，印度和中國這四大文明聯繫起來，這個民族不單單是東西方物質和精神文明交流的載體，而且將不同文明的因素融匯，再染上突厥文化的色彩。這種影響也許不是那麼持久，不過，正是通過突厥人，外來文明更深入的滲透到了歐亞內陸。”[24]波馬的虎柄金杯再一次向我們揭示了突厥民族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獨特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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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英新：《新疆伊黎昭蘇縣古墓葬出土金銀器等珍貴文物》，《文物》1999年第9期，4─14頁。
[2]
蔡鴻生著：《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1998年版，190─191頁。
[3]
參見，王曉朝：《希臘宗教概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00─105頁。The Oxford Classics Dictionary， 478─482‧
[4]
這類虎豹形象的造型基本一致，區別僅僅在於身體上的花紋。虎紋是條狀的，豹蚊是斑點狀的。
[5]
Richard Ettinghausen， From Byzantium to Sasanian Iran and the Islamic World： Three Modes of Artistic Influence， （Leiden： Brill 1972）， pp‧ 2─8‧ fig‧ 5‧
[6]
Ettinghausen，前揭書。
[7]
Ettinghausen， fig‧28‧ See also， Umberto Scerrato， “Brocca Bronzea iranica con ansa zoomorfa in una collezione privata a Roma，” Arte Orientale in Italia， （Roma 1971） vol‧ 1， pp‧ 61─75，especially fig‧ 3‧
[8]
Marvin C‧ Ross， Catalogue of the Byzantine and Early Medieval Antiquities in the Dumbarton Oaks Collection， （ Washington D‧C‧ 1965） vol‧ 2， p‧47‧
[9]
Alexander O‧ Curle and F‧S‧A‧Scot‧ ， The Treasure of Traprain， A Scottish Hoard of Roman Silver Plate， （Glasgow， 1922）， pp‧ 1─5， 79─80‧
[10]
Roger Bland and Catherine Johns， The Hoxne Treasure， An Illustrated Introduction，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93）， p‧ 24‧
[11]
沙畹 著，馮承均 漢譯：《西突厥史料》，中華書局1958年版，212─213頁。
[12]
沙畹，前揭書。
[13]
Kenneth Painter， “The Seuso Treasure”， Minerva， （London）， April 1990； Marlia Mundell Mango， “Der Seuso─Schatzfund： ein Ensemble westlichen und ő；stilichen Kunstschaffens”， Antike Welt， vol‧ 21， Jahrgang， 1990； Marlia Mundell Mango and Anna Bennett， “ The Seuso Treasure： Methods of manufacture and scientific analyses （part one）”，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Supplementary Series ， （Ann Arbor， MI， 1994）， no‧ 12， p‧ 195，205─206， 238─239‧
[14]
Leonid Matzulewitsch， Byzantinische Antike： Studien auf grund der Silbergafä；sse der Ermitage”， （Berlin， 1929）， pp‧ 131─132： J‧P‧C‧ Kent and K‧S‧Painter ed‧， The Wealth of the Roman World， Gold and Silver， AD300─700， （London， 1977）， p‧297‧
[15]
Sever Dumitrascu， The Treasurte of Tauteni─Bihor， （Oradea， 1973）， 116─118‧
[16]
同注15。
[17]
孫機 著：《中國聖火》，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108頁，圖一。
[18]
Radu Florescu and Ion Miclea， Tezaure Transilvane： la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din Viena， （Bucuresti， Editura Meridiane， 1979）， 92─95‧
[19]
齊東方 著：《唐代金銀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234─235頁，圖版2─43，44。
[20]
芮傳明 著：《古突厥碑銘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251頁，注26。
[21]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3冊，《高昌令狐等傳供食帳》
[22]
余太山 主編《西域文化史》，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6，206－207頁。
[23]
轉引自孫機《中國聖火》，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169頁。
[24]
Denis Sinor， “The Historical Role of The Turk Empire”， The Mongols and Medieval Europe （London， Variorum Reprints， 1992）， VII， pp‧ 427─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