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伪论与中国语言学家 ——西方语言哲学系列研究（之七）

霜叶红

作者：钱冠连
来源：http://www.clal.org.cn/
      
提要    本文首先指出在中国语境中讨论证伪论的现实由头（我国语言学家不热衷于成体系的理论创造，有学术无学派），详细讨论什么是波普尔的证伪论，分析证伪论为何长于重大的理论创造，指出证伪论为何尤其对中国语言学家具有重大意义。“科学的真谛不在于它提出了假设被证实，而在于被证据反驳。”

   １  讨论证伪论的现实由头

我国语言学家不热衷于成体系的理论创造（外语界还多了一点：拒绝非功利性语言理论    钱冠连  ２０００），学派、流派意识淡薄以至于长期维持有学术而无学派的现状。这两个估计是本文作者认为在中国语境下讨论证伪论（falsification）的现实的迫切的由头。

第一个估计中所谓“不热衷于成体系的理论创造”，当然不会是说我国语言学家里连理论体系也没有。以汉语语法体系而言，早一点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１９４２年）和王力《中国现代语法》（１９４３年）以及最近推出的《２０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都是语法理论的例子。我说的“不热衷”云云，指的是我国尚无具有向国外挑战实力的、有学派意义的语言理论。而且，就我的记忆而言，１９４９年以后，相当多的学者不习惯于追求成体系的理论创造，而且，老一代的语言学者里对中青年追求理论体系的苗头，一般持否定甚至严峻批判态度。可为我这样的估计做佐证的，至少有邢福义：“理论解释的加强，有赖于两个方面：……二、创建自己的理论。根据自己语言的特点，不排除接受国外的理论启示，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理论，一套能够充实和发展普通语法学的理论，一套在学术交往中能够跟国外理论对等交流的理论。从今往后，这将成为我国语法学者的一种抱负和追求。”（邢福义  ２０００：９５）请注意：总结出一套“能够跟国外理论对等交流的理论”只是“抱负和追求”，还不是现实。另一方面，外语学者中，主体队伍是没有自己的成体系的语言理论创造的，他们现在尚未走出引进、解释与评介的忙碌之中。这种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由于种种原因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后，并未以此“月”（不断出现的国外现代语言学理论）为借鉴的起点，创造自己的理论，实在发人深省。

关于第二个估计，钱冠连（２００２）曾指出过：“我不敢说汉语研究中最终没有形成学派、流派，但是汉语研究中的学派的形势不明朗，却是一个事实。”“以本文提出的学派标志（代表人物、成员、代表作、主要贡献、主要学术套路）而言，若问他（们）分别带出了一支什么样的核心队伍（这个队伍中都有些什么成员）？这个核心队伍的主要学术思路指向何处？围绕着这一学术套路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相互有联系的作品？恐怕一下子很难说清楚，道明白。这种单个人著述辉煌，集团军（学派）阵线不明的现象，对中国语言学界肯定不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让人扼腕长叹倒是有充分的理由。”（钱冠连　2002）可为我这样的估计作旁证的，有下面两位的论断。季羡林指出：“……我们必然能够一反现在无声的情况，在世界语言学界发出我们的声音，而且是宏亮的声音。” [ii]   这个断言的预设是：我们现在于世界语言学界还处于无声阶段。更清楚的断言是：“多少年来，我就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国际学术之林中，中国学者的声音几乎一点都听不到？中国的文化积淀不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差，中国人的聪明智慧也不比世界上任何人低。在国外，在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内，新学说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彪炳宇内，煞是热闹。……然而，反观国内，则噤若寒蝉，一片寂静。” [iii] 邢福义指出：“我国语法研究的深入，特别需要出现不同的学术派别。……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里只是说‘孕育’。学术派别的‘孕育’，必须经历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一辈接一辈学者作坚持不懈的努力。”（邢福义  ２０００：１０２）很明显，“孕育学派”就是还没有出现学派。

为何会有这样两个估计的局面出现呢？这是两个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问题。说来话长，原因复杂。原因之一可能是我国语言学家片面地运用了逻辑推理：我们只重视归纳推理，不那么熟悉——尤其是不习惯运用——演绎推理。然而，作为“科学哲学的核心概念”（ Blackburn,S. １９９４：１３６）、“科学发现的逻辑”（ Popper, K.R.１９６８，Blackburn,S. １９９４：１３６）的证伪论认为，“科学的方法不是从积累的材料中机械地归纳出一般来，而是形成大胆假设，然后（此假设）服从严格的验证，这是一种猜想与被反驳之法（ a method of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iv] ）。”而“猜想与被反驳之法”，提出一个科学猜想或一个语言猜想，就需要演绎推理。而我们一直不大使用演绎推理，就等于拒绝了成体系的理论原创；既无重大的理论原创，何来学派与流派？因此透彻地了解证伪论，对于解除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僵持局面（有学术而无学派），对于改进我们的方法论（只爱归纳不爱演绎），就具有了战略上的意义。

对于语言学家来说，证伪论具有工具性理论意义。什么是工具性理论？语言学家有各自主攻的对象，如句法、方言或者社会语言学，对这些对象（形而下）所形成的理论思考，构成了语言学家的对象性理论（形而上）。在掌握对象性理论的同时，语言学家往往自觉地掌握了——或者不明晰地感觉到有必要掌握——攻克对象性理论所需要的一些伴随性的、辅助性的理论，这些理论像工具一样帮助他们更深入地把握对象。在产生对象性理论过程中所必要的伴随性的、辅助性的理论可称之为工具性理论（metaltheory）。这一概念的提出，受惠于“工具性语言”（metalanguage）的启示。这个问题将另文论述。仅仅就为了掌握一门有力的工具性理论来说，语言学家也应该详细地了解科学发现的逻辑：证伪论。

２  什么是证伪论？

西方科学哲学界的波普尔（Popper, K.R.），对西方科学哲学与语言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对语言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实证理论 [v] （Tyler Burge １９９２：４）的批驳和对自己的证伪理论的论证，被同时代以及后来的学者（包括语言哲学界的学者）反复引用。证伪论是“科学哲学的核心概念”。他从演绎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归纳主义。他认为科学知识不是个别知识，而是普遍知识，不是单称陈述（如“这个球是园的”），而是全称陈述（如“所有球都是园的”）。 单称陈述仅是个别的经验判断。也就是说，科学知识是普遍有效的全称陈述，不能用归纳法从个别事实或单称陈述中得出（绝不可能检验宇宙之内所有的球之后再归纳出“所有球都是园的”）。他的一个极具震撼力的观点是：从有限不能证明无限，从过去不能证明未来（Blackburn,S. １９９４：１３６；参见涂纪亮  １９９６:３３０－３３１）。这是什么意思？某一品种的作物在我国广大的南方普遍生长良好，大面积丰收，不能据此推论说它在我国北方或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也一定会生长良好，大面积丰收；多少万年来，过去每一天的第二天太阳都出现过，但你不能据此断言太阳明天就一定会出现；一只鸡从前每天都在屋檐下舒舒服服地打磕睡，它以为明天就一定会也在屋檐下打磕睡（注意：它用的就是归纳法），享受同样的安宁，但是晚上农妇就将它杀了作了一碗好菜。以上三例中，“我国广大的南方”还是有限，“过去多少万年”与“从前每天”都还只是过去，过去的有限。你不能从有限证明无限，从过去证明未来。未来与无限充满了随机因素。——我想这就是“从有限不能证明无限，从过去不能证明未来”的第一个原因。即使过去非常非常久了，有限的事实非常非常多了，但它很可能只是一个事物变化的刚开始或中间或临近结束但尚未结束的过渡状态，过渡状态就是事物的变化的周期尚未完结。一个周期都尚未完结，你何以就能为它定性（作出全称判断）？我们假定（仅仅是假定），太阳过去每一天的第二天一直都出现过也就只是一个周期变化尚未结束，一个周期结束以后，它可能不会出现。又假定刚好明天就是太阳新变化周期的开始，明天就会不出现了。据此，我以为，当某事物运动的一个变化周期尚未完结时，不能给那个事物定性，不能对它作出全称陈述，这也许就是“从有限不能证明无限，从过去不能证明未来”的第二个原因。

现在回到波氏。波氏认为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理论是建立在归纳主义的基础上，因而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尽管个别的或单称的陈述是可以根据经验事实加以证实或证伪的（例如，“这只天鹅是白的”可以通过相关的经验事实相比较而得到证实或证伪），然而，科学理论中的全称陈述则不是如此，它们具有普遍的有效性，不可能被个别的或有限数量的经验事实所证实或证伪。为什么？不能从有限证明无限。能满足“普遍有效性”的经验事实必须攘括从过去到未来的全部的或穷尽性数量的事实。请问：谁能满足这个条件？他断言：“理论要得到经验的证实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Popper, K.R.１９６８，参见涂纪亮  １９９６:３３０－３３１）这个看来又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到这会儿一点也不惊讶了。因为任何一个理论提出者，他的一生的经验在未来与无限面前，简直是可以忽略不计。任何理论都不能指望等到“未来”与“无限”结束之时再来进行经验的证实。

我们中国学者对“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或者“从实践中归纳出真理来”（这里用的是归纳法）从未发生过疑问。这样说丝毫没有轻视实践的意思。实践的重要性表现在它对理论的检验上，表现在它对猜想的验证与反驳上，而不表现为它能直接产出理论来。爱因斯坦在赞同波普尔的信中说：“理论不会从观察的结果中构造出来，它们只能被发明。”（参见赵南元  １９９４：７６）“理论被发明”，我的理解是：理论是人演绎出来的。赵南元（１９９４：１６３－１６４）指出：“理论可以指导实践，而在实践中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理论。这里也有一种不可逆性。即从事实中推导出理论的合乎逻辑的手段是不存在的，就如同从鸡的结构不可能推导出蛋中的基因一样。理论只能靠前面的理论进化而来，实践只能产生对理论的需求和验证，但不能产生理论本身，就如同鸡的适应度可以决定蛋的存亡，却不能改变蛋的基因一样。”（黑体由本文作者所置）所以，断言“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在逻辑上来说是不可能的。别说一个人的实践了，就是成千上万个人的实践，对于未来与无限来说，都只是少得可怜，有限得可怜。根据某一个人或者某成千上万的人的实践就得出一个全称陈述，这在逻辑上仍然是无力的，原因正如休谟所指出的那样：“单个的观察陈述不管数量多大，它们在逻辑上不可能蕴含无限制性的普遍陈述。”（Bryan Magee, 1988）问题又回到了“从有限不能证明无限，从过去不能证明未来”。——有限的实践（经验）不能证明无限的事实，过去的实践（经验）不能证明未来的事实。归纳法的不可靠之一原来就在如此。

“理论要得到经验的证实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难以等待整体的呈现。我们对经验的利用，虽然可能经历了非常多的时间（如几万年），利用了非常大的空间（甚至利用整个银河系作证），但对于未来与无限来说，它们依然只不过是一小部分，而不是事物的整体。事物的规律只能从整体上着眼才有可能捕捉到。但整体呈现只有在过程结束时才能完成。但有的事物变化过程短，有的事物变化过程长，有的事物变化过程还非常非常长。因此，人类不能用有穷的观察来为自己的某一个科学陈述（全称陈述）作最终证明。等待整体呈现完成过后再去归纳，归纳就得无限期地被迫搁置起来。因为某些事物的整体呈现的过程也许是无限的。归纳的局限性之二就在此。

归纳法的局限的根源在哪里？归纳是对准经验事实的归纳，而经验事实总是随时间或地点的变化而变动不定的。这就是归纳法的局限的根源。用归纳法得出的真理只能是或然的，而不能是必然的。或然性只具有或大或小的区别。如某一事物在过去经验中出现次数愈多，它们在今后出现就有较高的频率。如根据过去多少万年来每一天的第二天太阳出现过这个极高频率的经验事实，你可以作出或然性很大的判断：明天太阳将会出现。而一只鸡从前每天都在屋檐下打磕睡是个低频率的经验事实，你断言它明天仍然如此，就非常不可靠了。

那么，科学发现与科学理论的出路在哪里？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虽然不能被事实所证实，然而可以被经验事实所证伪。证伪论的名称由此而来。这意味着科学规律尽管不能证明，但可以检验：通过反驳它们的一系列尝试，它们得以检验。例如，对“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个全称陈述，虽然不能用我们曾经看见过的许多只白天鹅这样的经验加以肯定，却可以用一个反例，即一只黑天鹅的经验加以否定。也就是说，普遍的全称陈述不能被个别的或有限数量的事实加以肯定，但可以被经验事实所否定。对比之后，我们可以很快发现：证实，所需证据量大（大到无法穷尽）、找证所费时间长（长到无穷）；而证伪，所需证据量小（有限，甚至几个反例就够了），找证所费时间短（有限的时间）。证实的路走不通，则走否定之路。

波氏推出证伪的演绎推理方法，即普遍陈述为真，则单称陈述必定为真；反之，若单称陈述为假，则普遍陈述为假。

普遍陈述为真，则单称陈述必定为真。如：

[１] 迄今为止所有的日子里太阳都出现过。（真）

[２]１８０４年５月９日的太阳出现过。（真）

单称陈述为假，则普遍陈述必定为假。如：

[３]？这只天鹅是黑白参半。（假）

[４]？所有的天鹅是黑白参半。（假）

请看，从[１]到[２]是推衍出来的，从[３]到[４]也是推衍出来的，即是演绎推理。波氏认为，用经验证实某个陈述是归纳问题，而证伪是演绎问题（涂纪亮 １９９６：３３１）。他认为，只要有限数量的事实，甚至个别事实也能推翻普遍命题（一个反例，就够证伪。如“所有的桌子都是园的”被任何一张事实上存在着的四方大桌所推翻，即证伪）。

  

３  证伪论为何长于重大的理论创造

下面所讨论的每一条意义都直接或间接地关系着语言学家与语言研究。

下面所讨论的几条意义，综合起来，可以说明为何证伪论长于重大理论创造。

证伪论看起来是奇怪的。推翻什么陈述，以某个科学假设被证据反驳掉了，这对于科学发现来说，有什么意思呢？一般人认为，科学发现就是发现了什么，发现什么为真，才是有意义的。波普尔是怎样想的呢？他认为：

作为与假科学相对的科学，其真谛不在于它提出了一些假设等待证据在某种高的程度上被证实，而在于它的假设能够被证据反驳。这就是说，它们真正地要面对这样的可能性：被验证，因不合经验终被否定。如此说来，科学的方法不是从积累的材料中机械地归纳出一般来，而是形成大胆假设，然后（此假设）服从严格的验证，这是一种猜想与被反驳之法。科学家提出一个有趣的猜想随后被推翻并不为错，错的是提出一个猜想而不允许被反驳或者面对反驳的证据而死守那个猜想。（Blackburn,S. １９９４：１３６）

最让人打开思路、获得智慧的是：“其真谛不在于它提出了一些假设等待证据在某种高的程度上被证实，而在于它的假设能够被证据反驳。”这就是说，被证实尚无法安身立命（不是科学真谛），最可靠的倒是被反驳（反而是科学真谛）。什么原因呢？

要证实的证实不了，因为“从有限不能证明无限，从过去不能证明未来”。既然人类企图用穷尽性的经验证实某一个理论为真是不可能的，那么，用一定数量的或个别的反例去证伪却容易得千百倍了。——证伪反而能成功。提出大胆的理论假设（猜想）或科学发现的假设，然后等待证伪，如不能被证实为伪，在证伪之前的一刻，这个假设的理论或科学发现就应该被认为是可行的或为真的。这样做在逻辑上在实践上都是可行的（人类在许许多多的尚未被证伪的理论发现与科学发现下健康地活着并繁衍下来了），从而波氏第一次为另外一条认识真理、做出科学发现的道路——猜想与被反驳——作出了清楚的理论上的论证。难道科学理论不正是在不断地猜想与被反驳过程中前进的吗？波普尔的慧眼独识，正在如斯。虽然在此之前，科学家事实上已经是通过“猜想与被反驳”提出了许多新的科学理论与做出了许多新的科学发现，但在理论上这样清楚的表述，却仍然是个重大的理论贡献，有着巨大的认识作用的。所以我们说证伪论是一个重要的工具性理论。这是证伪论的第一点意义：证伪论为“猜想与被反驳”这样一条理论发现与科学发现之路作出了清楚的理论论证与支持。

当然，证伪论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的第一个问题是：“取消了归纳与证实以后，波氏看来并未解释，在实践中依赖科学理论在何种程度上才算是合理的。”（Blackburn,S. １９９４：１３６）赵南元认为，“他要解决的休谟问题 [vi] 的企图并没有成功。证伪主义为科学建立的大陆仍然是不固定的，他仍然是一个怀疑论者或不可知论者，在科学不能得到真理这一点上，波普尔与休谟的结论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尽管如此，“‘真’并不是判断科学理论好坏的唯一标准，作为科学的理论，必须具有可证伪性。一个象大实话或废话的理论最可能是真的，但它不能给我们增加知识，因而是不受欢迎的。一个科学的理论，应该具有高度的冒险性，从这个理论可以导出很多可检验的推论，这样的理论才称得上是科学的，可证伪的理论”——仍然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赵南元  １９９４：７７）。

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演绎推理是“从一套前提推衍出一个结论” Blackburn,S. １９９４：９６）即由一般原理，而不是若干事实，推出关于特殊情况下的结论。因此，以“猜想与被反驳之法”为特点的证伪论一定得用上演绎。

以上是证伪论之所以长于重大的理论创造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证伪论用明确的语言指出：“科学的方法不是从积累的材料中机械地归纳出一般来”。对传统逻辑里的归纳与演绎两法，他一反不偏不倚，而是褒一贬一。直指归纳的不可靠，推荐出“猜想与被反驳之法”，鼓励演绎推理。多少年来，从具体中归纳出一般来，这几乎是我们中国语言学家的看家法宝。很著名的“十个反例便可以概括出一条新的规则来”的方法，是我们的老少学者手里驾轻就熟的武器。我并不认为归纳就不能得出相对的或局部为真的理论与科学发现。归纳的存在自有它的长处。这已为中国语言学家所熟悉的事实，不需要在这里讨论。可是，你不得不承认，西方语言学家以演绎法演绎出了大量的成功的理论体系；对这些语言理论，我们中国语言学家改革开放以后还不得不认真地、部份地吸收了它们。有鉴于此，现在提出我国语言学界应该接受并开始尝试演绎推理的建议，或许是时候了。这将对我国语言理论体系的创造有着积极的促进 [vii] 。

第三，证伪论使科学发现在稳健与经得起推敲的轨道上发展，从而保证了科学的可靠性与严肃性。

很可能因为最终等待被反驳、被证伪，于是证伪论使人对科学理论抱悲观态度。其实刚好相反。确实，“从有限不能证明无限，从过去不能证明未来”给出的信息是：迄今为止的一切科学结论，都只是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严格地说，到目前为止，一切科学真理并未真地放进保险箱，都得等待着有限数量甚至个别事实的检验从而被证伪，即被推翻。这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但认真核对千百年来的科学史与科学理论史，证伪论的巨大价值也在这里：人们用证伪论对待一切科学理论与一切科学发现，就会走上真正的逻辑之道，任何伪科学都不能掩其伪，任何错误的理论都应该被纠正，这就保证了科学的可靠性与严肃性。因为每一个理论都被随时可能出现的反例监视着，而在如此“虎视耽耽”的情况下，这个理论都尚未被推翻，这就更增添了该理论的可信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证伪论不是无端怀疑一切理论，而是“有端”怀疑。这种随时都面对验证与被否定的理论，比那种“无法以经验来证实的理论（由归纳得来）”当然要可信得多。而在证伪论的关照下，检验理论无须多费口舌（只须数量有限的甚至个别的事实），从而避免了在黑暗中反复摸索的巨大浪费，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前进，历史的进步。

第四，在证伪论这种工具性理论的调教下，一切真正的科学家与理论家（包括语言学家）反而会以更加健康、更加科学的心态自处与自立。真正的科学家和理论家从不会为自己的错误被证伪而扫兴，相反会更高兴，道理很简单：科学的胜利高于一切。不维护科学的胜利而维护个人面子的人自然地失却了作为一个科学家和理论家（包括语言学家）资格。而且，维护真理，就是从根本上维护了个人的面子。在证伪论的调教下，语言学家的心理素质会真正健康起来。

第五，对实际上的科学发现与操作有指导作用。对语言学家说来，对过去的事实与有限的事实，不会执着地迷信。适合于某个地区学生的外语教学方法不一定适合于另外一个地区；某一条汉语语法的解释，适合１０个例子，不一定适合１０＋１个例子。这样证伪论就可以用来指导操作者以更加细心与审慎地态度来寻找更多的条件以取得新的操作的成功。每一个真正的学者与科学家都在等待着可能的光荣的“被否定”。这个否定既包括别人以反例反驳自己，也包括现在的自己以反例去反驳过去的自己。

第六，加深对世界有限与无限，过去与未来这两对矛盾的认识。这样，语言学家（更不消说一切科学家、理论家、思想家了）会对他们的对象做出原创性的发现。

证伪方法（猜想与被反驳，接受事实的证伪）的这五条长处，比起从个别事实中归纳出一般结论的归纳推理，有着更科学更积极的意义。——尽管归纳靠的是事实，但从有限事实也不能证明无限的事实，从过去的事实也不能证明未来的事实”。如果说归纳法的不可靠之一是如此，那么，证伪论与其所使用的演绎推理不但不怕“未来”与“无限”，欢迎的正是这样的“未来”与“无限”（去证伪）。我以为，证伪论与演绎的可靠性也就在此。

４  证伪论尤其对中国语言学家具有重大意义

邢福义曾指出：“以往我国语法研究以研究语言事实为主流，研究工作的侧重点实际上放在描写上面，因此，解释是需要着力加强的一个环节。大体地说，解释可以分为两种：１，归总性解释；２，先导性解释。归总性解释，是在充分观察和充分描写的基础之上作出理论上的解释。……先导性解释，是先作出一种理论解释，然后加以求证。”（２０００：９４）很清楚，他指的“归总性解释”大致对应归纳法，“先导性解释”大体对应演绎法。邢在分析了上面两种不同类型的解释以后立即指出：“归总性解释偏重于‘立地’……有可能存在理论高度不够的欠缺；先导性解释偏重于‘顶天’，它以假设为前提进行推导，居高临下，理论色彩很浓，理论意义很强，但很容易存在顾此失彼甚至挂一漏万的毛病。”应该说，邢是国内汉语学家里面终于明智地反思归纳之短（“有可能存在理论高度不够”），演绎之长（“理论色彩很浓，理论意义很强”）的少数人之一。说他明智，是他终于认识到演绎推理“顶天”的长处与归纳推理“立地”的短处时，也并非宣布丢掉习惯了的“立地”之长。至于“顶天”是不是“很容易存在顾此失彼甚至挂一漏万的毛病”，而且“顾此失彼甚至挂一漏万”在科学发现中算不算“毛病”，我们还可以讨论。１９４９年以后，我国语言学家钟情微言大义的小题目与归纳法并未错，失策的是对理论体系的创造非常警惕甚至颇怀反感。西方语言学家做所谓小题目的人也不少，但他们对理论体系的创造绝无反感之心，而且以此为能、为荣、为乐。看来，不仅颇具中国特色的多用归纳少用演绎，而且对理论体系的创造抱反感之心、有学术而无学派的现状，都与并非真正清楚归纳的短处和证伪论及其演绎方法的长处有关。到目前为止，证伪论及其演绎的长处、归纳的短处还未引起我国语言学家的深究与普遍的注意（至少外语界是如此）。

依我看来，我们的文化传统（经世致用）与人生哲学传统（中庸以及与世无争）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不易迈出“猜想与被反驳”这一步。

方法论的接受程度，取决于接受人的处世观与世界观。也就是说，一种方法与它的潜在的接受人的主观的世界观念之间存在着或排斥或吸引的关系。这种或排斥或吸引的关系表现出来便是某一个方法的接受（程）度的高或低。归纳法“使我们从经验前提走向经验结论 [viii] ”（ Blackburn,S. １９９４：１９２），在经验里打滚，与我们的儒家提倡的“经世致用”一拍即合，与我们的中庸与与世无争没有观念上的冲突。而证伪论“形成大胆假设、猜想与被反驳”，恰好需要大胆的前瞻、尖突、激烈、失衡，而这些与我们文化中的中庸、求平衡、求全、求和谐、不偏不倚、怕反驳，存在着观念上的直接冲突。“大胆假设”这一步太难了。尝试大胆假设，就意味着需要冒险，需要进取，需要想像，需要科学的胸怀，需要“科学家提出一个有趣的猜想随后被推翻并不为错”这样的心理，需要认定“不允许被反驳或者面对反驳的证据而死守那个猜想”为错、为耻的观念！即是说，我们文化传统与人生哲学与“大胆假设”，与“猜想与被反驳”，与“猜想允许被反驳、被推翻”是格格不入的。我们老是想着自己的理论被奉为圭臬，流芳百世，万寿无疆。“实际上某一时所获得的知识最终又被证明不是这样。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在科学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永恒地建立，没有什么恒古不变。”（参见赵南元，１９９４：７５）

我以为，证伪论对中国语言学家所具有的特殊的工具性理论的意义在于，从总体上将丰富并改造我们的语言研究方法——我不敢说使用了证伪论便会引起我们的研究方法的震动，但我确信会对传统的研究方法产生一定的冲击。其深刻的原因在于，研究者使用不同的工具理论所产出的成果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语言哲学中最重要的一些观点、原则与理论——如逻辑原子论（Russell 1956:182-183）、语境原则（弗雷格 [ix] ）、意义理论（Tarski 1944;Davidson 1974）、含义和所指（Frege 1952）——都是从句子出发来考虑问题的。而传统的哲学都是从概念出发来考虑问题。何以会有如此不同的结果？一个重要原因是：两者使用了不同的逻辑工具。“过去的哲学家使用传统逻辑方法（首先考虑概念，后判断，最后推理），而语言哲学家是以现代逻辑为工具（使用形式语言和建立逻辑演算系统）”（王路  １９９９：１０４－１０５）。

5.小结

5.1归纳与演绎不是互相打倒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学术语境中，提倡演绎尤其是证伪方法（猜想与被反驳）是必要的。我国外语学界的教学方法研究，大概花了前后十年的时间（上一个世纪的８０年代末期到９０年代后期）将感想式、心得体会式的文章全部革掉，代之以实验数据测试式的调查论文，这当然是一个有深刻意义的进步。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段假。如这一进步可称为“语言研究方法的硬件换代”的话，那么，在自己原有研究方法中增加演绎推理与证伪方法，将是一场“语言研究方法的软件换代”。它比前者难上千百倍。前者只是花时间花精力就能得到实验数据，可是后者除了花时间与精力以外，还得换脑子，换心理，换掉不愿冒科学风险只求四平八稳的传统文化心态。如果一场“硬件换代”只需花十年左右的时间能完成，但一场“软件换代”的完成，那将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段。“语言研究方法的软件换代”，与其说是一种研究方法的探索，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心理改变。但是，从中国目前的大环境与小环境看来，软件换代的时机似乎可以提出了。——如果中国语言学界需要创造自己的理论体系与产生自己的学派与流派的话。

5.2证伪论最优处在于指出，“Popper argued that the central virtue of science, as opposed to pseudo-science, is not that it puts forward hypotheses that are confirmed by evidence to some high degree, but that its hypotheses are capable of being refuted by evidence.（Blackburn,S. １９９４：１３６）这就是说，理论被证实尚无法安身立命（不是科学真谛），最可靠的倒是被反驳（反而是科学真谛）。在证伪之前的一刻，猜想或假设都应被认为是可靠的。重大的、具有冒险性的猜想与假设尤其需要被证伪。

    5.3本文特别要强调的是：证伪论对学者与科学家的心理调教。每一个真正的学者与科学家都在等待着可能的光荣的“被否定”。这个否定既包括别人以反例反驳自己，也包括现在的自己以反例去反驳过去的自己。个人的某一个理论可能被否定了，但是他工作的意义与智慧作为一个阶段性成果却被后人永远地继承下来。

我们可以预言，中国语言学家尝试证伪方法（“猜想与被反驳之法）之后会出现的效果是，极大地促进我们最终改变不热衷于成体系的理论创造的习惯，改变我们有学术无学派的现状，从而逐步取得在国际语言学界的话语权。要想取得这样的效果，当然还必须配合其他许多方面条件与自身素质的改善。

2002/1/21 于羊城，冬收斋

附注

   拙文“为非功利的语言理论辩护 ——兼论语言理论的三分类”（钱冠连  ２０００）指出：非功利的语言理论，指的是不能应用于传授或学习一门外语的语言理论，不能直接用于社会经济建设的语言理论。

[ii] 见邢福义《汉语语法学》（１９９８，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季羡林序言。

[iii] 见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１９９７年版或者2002年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季羡林序言。

[iv] 这里的refutations主要不是指提出猜想的人去驳斥别人，重要的是指接受未来所出现的反例的考验，被证伪，包括现在的自己以反例去反驳过去的自己，故译作“被反驳”。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如果译成汉语使用者所喜欢的“猜想与反驳”，就可能被误为提出猜想者一门心思去驳斥别人。

[v] 正如Tyler Burge（1992: 4）所指出的那样，逻辑实证主义大致上是说：“……哲学的许多论断都没有诉诸验证的手段，这些论断也就是无意义的。为了具有意义和产生知识，哲学本应该模仿科学：以试验方法确定哲学论断是否为真。”这一派的挂帅者有Moritz Schlick，Rudolf Carnap等等。

[vi] 归纳问题又叫作“休谟问题”。休谟的结论是：“没有方法证明归纳程序的有效性，但是，由于心理上的原因，我们会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方面的设想。既然它们在实践中似乎行之有效，我们就要按照它们行动。然而，这意味着科学规律没有理性的可行根据——既无逻辑根据，又无经验根据，因为每一个无限制的普遍性科学规律都在二者的彼岸。”（参见赵南元  １９９４：７３）

[vii] 本文作者尝试以演绎推理写出了《语言全息论》（２００２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先承认两个前提理论——生物全息律、宇宙全息论——为真。然后提出自己的猜想：语言内全息状态与语言外全息状态。这也正是“从一套前提推衍出一个结论”的演绎推理过程（ Blackburn,S. １９９４：９６）。

[viii] 原文是：induction  The term is most widely used for any process of reasoning that takes us from empirical premises to empirical conclusions……

[ix] 见弗雷格 １９９８《算术基础》，王路译，商务印书馆，第８－９页。

主要参考文献

钱冠连 ２０００《为非功利的语言理论辩护 ——兼论语言理论的三分类” 》，《外语与外语教学》(10)

钱冠连 ２００２《学派与学派意识：西方语言哲学研究（之六）》,《语言文化教育研究》（２）

涂纪亮 １９９６《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  路 １９９９《走进分析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邢福义 １９９８《汉语语法学》，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邢福义 ２０００《汉语语法研究的展望》，载吕叔湘等著、马庆株编《语法研究入门》，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３月版。

赵南元 １９９４《认知科学与广义进化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Bryan Magee. 1988.《开放社会之父》，南砚译，湖南人民出版社。转引自赵南元，1994,第７２页。

Baghramian,M.1999.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ounterpoint, P.O. Box 65793,

Washington,D.C.p.41-42.

Blackburn,S. 1994. 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rge,T.1992.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Mind: 1950-1990, Philosophical Review.１０１，pp.3-51.Davidson,D.1974. ‘Belief and the Basis of Meaning’, in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4）.first appeared in Synthese, 27.

Frege,G.1952.‘On Sense and Reference’, in Transl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ottlob Frege, edited by Peter Geach and Max Black, translated by Max   

Black (Oxford: Blackwell)

Popper, K.R.1968.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Hutchinson, London.

Russell,1956.The Philosophy of Logical Atomism, in Logic and Knowledge, London.

Tarski,A.1944 ‘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emantic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4.


  The Theory of Falsification and Linguist Investigations          Qian Guanlia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hinese context, under which Chinese linguists have never been very fond of constructing any theory in systematic forms, the author hereby emphasizes the realistic impendency for study of the theory of falsification proposed by Popper, K.R.,  then analyses it in details, and, especially, argues  (1) why "the method of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has been  strong at the creation of a systematic theory and (2) why the theory is of extraordinarily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ese linguists.

Having quoted from Popper that "the central virtue of science is not that its hypotheses are confirmed by evidence, but that they are capable of being refuted by evidenc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 theory, even if being proved, is not really tenable and that it does not become reliable until it would be capable of being refuted by  evidence and counterexamples.

Although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Chinese scholars are in urgent need of the latter, esp. the falsification theory under the current academic developments at home, if they seriously hope to create colorful theoretical systems of their own and to cultivate a variety of schools, again, of their own.

The focus in the last section of the paper is drawn on the psychological guidance by the falsification theory given to all the scholars at home. This psychological guidance requires that every linguist be wait for being “denied ” by evidence. Denied and refuted, his works，however,  as a periodical result would be absolutely significant, for the wisdom sparking in his works will forever remain heritabl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t is time that the methodology used by Chinese linguists was renovated. And it should have been renovated

作者简介

    钱冠连，湖北仙桃人。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教育部文科基地)专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兴趣：理论语言学、西方语言哲学、语用学。主要著作有《美学语言学》、《汉语文化语用学》及《语言全息论》。(通讯地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文科基地 510420 E-mail:qiangl@gdufs.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