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城市的面孔——2004年城市生活新题材亮点速描

haha--2

作者：刘晓南
来源：左岸会馆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城市题材开始复苏。新市民小说、“新写实”小说等粉墨登场，还出现了以写北京著称的邱华栋、写长沙著称的何顿以及写上海著称的卫慧、棉棉等城市题材作家。回眸本年度的城市书写，我们发觉比之九十年代的城市小说，这一年的城市小说已然更具现代性。当下的城市小说已经不再兴奋于描绘四通八达的立交桥、灯火通明的高楼大厦、白领云集的CBD、灯红酒绿的酒吧夜总会等都市景观，也不再沉醉于对都市欲望带有几分艳羡与自得的表现，而是将笔触伸向了城市社会脉络复杂的神经深处，探索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的人际关系、身份认同以及城市意识。可以说，“海派”之后，真正能与“海派”文学中所传达的都市感抗衡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城市文学。与目前图书市场上《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深圳，今夜激情澎湃》之类的热销小说相比，文学期刊中的城市小说显然有着更严肃的思考和更严谨的态度，作家们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表现力描绘出了中国当代城市社会的新经验、新感觉，这不能不说是2004年文坛上令人兴奋的事情。

一、大都会里的乡愁

漂泊感，也许是一切城市文明的症候。寄寓在大城市的屋檐下，遥想故乡的人和事，心里生出无限的“乡愁”，令我们想起鲁迅提到的“侨寓文学”。但与鲁迅意指的“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1]的乡土文学不同的是，当下小说中的乡愁，却是为都市所吸引、又被都市和故乡同时放逐的无奈与辛酸。

吴文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拍摄的记录片《流浪北京》是描绘“京漂”的经典之作，片中自言“我们这群八十年代初满怀艺术梦想，抛弃职业户口约束盲流在北京的人也许不久都会以各自的方式结束自己‘流浪北京’的历史”。如果说《流浪北京》是上世纪“京漂”生活的纪实，那么徐则臣的《啊，北京》（《人民文学》2004年第4期）和魏微的《异乡》（《人民文学》2004年第10期）则是21世纪“京漂”生活的延续。

北京仿佛一个具有巨大魔力的女巫，不仅吸引艺术朝圣者，也吸引着边红旗这样的凡夫俗子。虽然身份不同，命运却何其相似——绚丽的理想在阳光中闪闪发光，而现实却如沼泽一般。边红旗是苏北一个小镇的中学老师，有善解人意的美丽妻子，有平淡温馨的小日子，可是却再也写不出诗来。他着了魔似的独自离开家乡，来北京闯荡，却混不出人样，只能以贩卖假证谋生。与房东女儿沈丹的一段情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对北京的爱情。在沈丹及其父母的催逼下，他在“非典”期间奔波一千公里，骑自行车回家。面对贤惠忠贞的妻子，却始终无法说出“离婚”二字。与沈丹相比，他更爱妻子，可他又无法接受小镇的生活。要妻子就意味着放弃北京，于是，在妻子和情人、小镇和北京、现实与理想之间，开始了一场惨烈的拉锯战。对北京一相情愿的爱情，最终被北京残酷的现实击碎，边红旗“抓着边嫂的衣角”回到小镇。叙述者在小说中有一段独白：“边红旗其实还是属于苏北那个小镇的，那里有他美丽贤惠的妻子，有他的家，有永远不会放弃他的生活，那些东西，应该才是最终能让他心安的东西。”在边红旗们的内心中，朴实、宁静而美好的故乡，即使有着“永远不会放弃他的生活”，也无法系住那颗悸动不已、难以安分的心。小说以坚实的笔力写出了那种理想与现实挣扎——执着于理想却被理想抛弃；嫌弃现实却被现实拯救，这使小说的主题拥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张力。徐则臣把眼光投向一个平凡的角落，写透了一个人在严酷的理想与现实中折翼的过程，宛如一曲沉重的挽歌，为这个时代的雄浑之曲中奏响了一个异样的音调。

女性对都市的感受总是来得细腻、感性，她们对都市有一种强烈的自觉。《异乡》中的许子慧，居无定所地在北京这个大城市漂泊三年，宁愿节衣缩食、挨冻受穷，也不愿意回到自己那个小城。面对房东的猜疑，不得不证明自己乃清白的良家女子；面对母亲的猜疑，不得不向家人撒谎，不让他们知道自己在京城窘迫而狼狈的生活。可是，与边红旗一样，“她离开故土，流落异乡，其实并没有什么实在的理由，或许仅仅是为了离开。多无聊的一件事，她是为了离开，为了过一种她完全不能掌控的、漂泊不定的生活，为了让自己像浮萍一样随波逐流，为了贫困，为了在贫困中偶尔回忆一下她熟悉的小城，想到她温暖的小城，她会泪流满面”。然而，异乡的生活过得却并不随心所欲：“母亲成了她的一个准则，她站在故乡的天空，她的眼睛越过千里之外的云层，像上帝一样看着她。”故乡的生活准则给在异乡生活的人带来了无形的压力。在这种“心虚”之下，本就是良家妇女的她在对母亲的谎言中，不得不处心积虑地“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良家妇女”。然而，当她有一天忽生倦意，试图回到故乡时，故乡早已是难以回头的异乡了。出租车司机、邻居、父母对她异乡生活史的怀疑和猜忌，令她的回归无比酸楚。小说可贵的是，以一种细腻的女性笔触将在异乡漂泊的女子的“乡愁”揭示得精微感人。逼迫善良的孩子对善良的父母撒谎的动力是什么呢？恐怕就是小城与大城之间的彼此隔膜，边缘与中心的互相想象，以及我城与他城之间文化心理的冲突吧。小城本位意识在大城市生活中固然显得鄙陋可笑，但对于小城出身却拼命在大城市中争取身份的人们来说，又何尝能够轻易摆脱这种小城意识呢？——这也许正是《异乡》在都市题材上所开掘出的过人之处。

在小城中向往大城市，在大城市中怀念小城，恐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都市病。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活理想。小城俨然代表着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温馨缓慢的生活节奏以及一眼就能望到头的人生。大城市于是成为小城青年的乌托邦。它不仅标志着现代化的物质生活，还标志着人生理想的追求。在小城与大城市彼此的守望中，人们似乎永远无法逃脱那种“酸葡萄”心理，大都会里的“乡愁”永无休止。


二、繁华背后的寂寞

对于在都市中已经站稳了脚跟的一群人来说，尽管生存已经不成问题，生活上的烦恼却并未因此消失。他们看上去什么都有了，却依然感到苦恼和寂寞。袁远的《暗扣》（《大家》2004年第6期）和路也的《挨着》（《天涯》2004年第1期）堪称今年此类题材的双璧。两者不约而同地传达出某些都市人群的都市感受。

《暗扣》所表现的，是一种没有生存压力却被生活压力所困扰的生活。取得了城市的准入身份证之后的女性，似乎又染上了这样一种新兴的“都市病”：“我看似什么都不缺：房子、工作，男朋友女朋友，生活自有一套暗中的秩序。……但正是这个，让我感到什么也没有似的心里虚凉。”这是一个年近三十、“工作不忙，收入过得去”的职业女人，她的烦恼自然不是何汉晴（方方《出门寻死》，《人民文学》2004年第12期）那种下岗家庭妇女的烦恼，也不是许子慧那种在大城市漂泊的未婚女子的烦恼，而是正在年华老去的都市职业女性的特有烦恼。“生活就是一个下降的过程。感情迟钝了，朋友流失了，路越走越窄，因为没什么处女地可供你践踏了。”令这个叫厉勉子的女人不满的生活，是由男女关系的两极编织起来的。男友徐虚，一如其名，是抓不住的男人，他恐惧婚姻、恐惧孩子，与“我”若即若离。于是这场持续了五六年的感情渐渐变得说不清楚：“有时我觉得我们必然天长地久，转瞬间又感到和他几乎形同路人。”两个女友，一个爱钱如命，“拿着一笔殚精竭虑、节衣缩食积攒起来的钱，一面养成吃苦受罪、对缤纷生活视而不见的勇气”；另一个像个斗牛士，凡与她亲近者的生活必然要被搅扰得一塌糊涂。主人公对她俩不无厌恨，却又无法弃绝。这些鸡肋般的人与事，如一块教人透不过气的湿布紧紧裹于身上，无聊得令人发疯。《暗扣》扣住了某一群都市女性如此“深刻的沮丧”：“其实我并非坚定不移。只是我不知道向哪移。”小说入木三分地刻画出“这样一个不再被称之为女孩也不能称为妇人的尴尬群体”的生活状态——她们青春期曾怀有的理想和热情已渐渐如气泡般一个个破灭于庸凡的真实生活里，心底虽仍有隐约微弱的光，却已习惯压抑：对于失望的恐惧是这样大，甚至大过了打破一切重新来过的狂想。

《挨着》里，“我”田尔兮也是一个知识女性，“职业又稳定又体面又清闲，旱涝保收，不愁吃不愁穿，另外我没有生活拖累，还有一套满意的房子，人呢算得上年轻聪明，身体健康，无残疾，可我就是感到走投无路。”丈夫“变坏”有了情人，虽然“他痛哭流涕求过我”，可“我宁愿守寡也不要他了，我就当他死了”，成了一个“三十岁的寡妇”。离婚之后，“我”沉醉于与旧时爱慕过“我”的男同学的电话和通信中，而“我”的“求婚”又不断地被拒绝，有一天这个人还忽然消失了。前夫又结婚了，在旧日同学眼中“我”越发成为“另类”，“我”的感情越发无处寄托，于是爱上了以前房客留下来的一尊男性裸体雕塑：“他是一个男子汉，他是我的丈夫，我的顶天立地的丈夫，我的挣钱养家的丈夫，我的忍辱负重的丈夫，我的大大咧咧的丈夫，我的通情达理的丈夫，我的知道疼我、宠我、哄我、惯我、怜惜我的丈夫，我的可以托付终生的丈夫，我的谁也抢不走的丈夫，我的永远的、永恒的丈夫。”从这一大段近乎罗嗦的抒情味十足的独白里，可以见出女主人公对男性群体的失望。这样的伴侣不可得，“我”便把情感转移到一个虚拟的幻象之上，甚至拒绝了同学介绍的“男朋友”：“在离婚后漫长的独居日子里，我对情感或男人的渴望急剧上升上升上升，已经达到了顶点，并突破了极限，以至于变得非常形而上了，结果是我只能爱我意念里的男人，而对某个具体的男人并不怎么感兴趣了。”

厉勉子和田尔兮都是有一定地位的知识女性，她们经济上独立，情感上却与女性千百年来的人生理想无异。她们渴望忠贞不渝的爱情、渴望坚强勇敢的男性、渴望安稳温暖的婚姻，然而这一切都在男性的躲闪中落空。她们在婚姻的围城之外徘徊，渴望进入，却又不得其门而入。周围的人际关系看似纷繁，实则冰冷，电话本上不少号码，“可那些人谁与我相干呢”。人与人之间感情的不可倚靠，令人顿感危机，“忧虑好像长在我的身体里”，无法排遣。她们的苦恼显然不是来自于生存的，而是来自于情感的，她们追求一种纯粹的生活理想，却遭遇到不堪的现实处境，因而愁闷不已。

读这样的小说，令人不由想起黄碧云、西西、朱天文。她们的小说里，都有一个第一人称的女性叙述者，不仅如此，她们都执迷于女性都市经验的感性书写。这两篇小说中的这种都市症候，在港台女作家笔下并不少见。然而，这样的题材只有到今天才可能在大陆文坛出现。只有当都市的现代化进程发展到相当程度，才可能产生出这样一个阶层，才可能出现这样无聊的都市感受。


三、凸显的女性意识

如果说《暗扣》、《挨着》中的女性尽管经济独立、但情感上还没有走出对男性依恋，那么《无墙之城》和《紫蔷薇影楼》中的女性则具有更强的女性意识，她们在两性关系中显得更自信、更洒脱。

姚鄂梅的《无墙之城》（《人民文学》2004年第5期）显然是延续《围城》的主题而来的，但却另有一番荒诞之味。刘红的丈夫要离家培训两个月，她并无依依不舍，反而迫不及待地享受起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日子。丈夫在培训期间有了情人常勇，常勇逼着他离婚；刘红等着丈夫开口，丈夫却死不开口。刘红把丈夫赶出家门，换了锁，一个人出门旅游，并与旧情人死灰复燃。丈夫在与常勇的生活中，发现刘红的可贵，拒绝了常勇转而来挽回刘红，刘红一气之下离开了家，却发现想要投靠的旧情人如今已不可依靠。无处可去的刘红只好打电话给常勇：“你为什么不看好你的男人？你既然拿走了为什么还要给我退回来？难道我还得实行三包吗？”小说的结尾，刘红接受了常勇的邀请，住到了常勇那里，两人成了朋友。情节起伏跳荡，却并不离奇，刘红和常勇这两个新鲜、独特，却又不乏真实的形象，颇有时代“新女性”的意味。相比之下，小说中的三个男性则显得颇为可怜、委琐、软弱。刘红丈夫既无法对爱情负责、也无法对婚姻交代；常勇的丈夫对自己的婚姻毫无主宰能力，只能任由妻子摆布；刘红的情人印长河表面上一片痴情，实际上精打细算，不想被任何婚姻关系牵绊。在男人们对婚姻情感的暧昧态度下，女性则显得明朗、坚强得多。由于对男性的失望，两位情敌最后竟然惺惺相惜，走到了一起。在这个故事里，期期艾艾伤心落泪的不是两个女人，而是两个男人。这真是彻底解构了传统婚姻伦理关系，女性不仅取得了平等，而且从容地取得了婚姻支配权，在她们的选择中，显然比男性更占据优势地位。两位知识职业女性自觉的女性意识，使这个并不新鲜的题材陡然具有了新意。这新意并非作者强加，而是生活经验的自然投射使然。都市女性在经济上、情感上的自主与独立，使她们最终摆脱了对男人的心理依附，活得随心所欲。

与香港导演陈果的电影《榴莲飘飘》里那股淡淡的悲剧意味相比，同样讲述妓女从良故事的《紫蔷薇影楼》（作者乔叶，《人民文学》2004年第11期）则有些笑中带泪的滑稽。妓女从良的故事不新鲜，新鲜的是这个故事里小丫的心态。在深圳当过妓女的小丫并没有什么道德负累，认为这只是一种资本积累的手段而已，她甚至是自觉自愿的：“没有人卖她，是她自己卖的自己。”“对于自己以前做过小姐的事，小丫觉得除了在父老乡亲面前说不得嘴以外，真的没什么。没有那段资金积累，她就不会有今天。她不后悔。”她从容笃定，对自己的生涯规划很有把握，也颇有心计。一回县城，她就给自己找了一个“没阅历，有心劲儿，穷坯子，憨后生。只要落到自己手里，肯定拿得住，不愁调教不出来”的丈夫。来自感情的因素很少：“至于她对那个男人，无论是谁，爱情肯定谈不上。”但她很会演戏：“她不爱男人并不代表她觉察不出男人对她的爱，也不意味着她表现不出爱情的感觉和模样。”在与丈夫的初夜里她骗了他，而且骗得理直气壮：“自己这么多年处心积虑是为什么？还不是为了那句老话：妇女翻身得解放！”与其说是找了个丈夫，不如说是找了个合作伙伴。她借助丈夫的摄影技术和自己做小姐得来的钱，开起了婚纱影楼，有了孩子，当起了贤妻良母，过起了幸福的小日子。然而，旧日“客人”窦新成的出现，打破了生活的平静，她必须像只“肥肥实实的小老母鸡”一样保护她的生活和她的家人。在窦新成的侵扰下，小丫不得不再次用自己的肉体来交换他手中的权力，两人又开始了婚外性关系。小说里有个颇有深意的细节：窦新成的妻子听到了两人偷情的风声，跑到小丫面前讹她骂她，说窦新成说她是“狐狸精，婊子”。小丫找来窦新成，问他是否骂过。窦新成否认说：“所有的人骂女人时都喜欢那么骂的。”小丫“蛮横得像个孩子”：“为什么要那么骂？为什么？”“不许他们这样骂！”这里的女性意识非常明显：社会舆论在“偷情”问题上，总是谴责和打击女人，不论这女人是自愿还是被迫。小丫再精明能干，也无法撼动男性社会当然的权力结构和伦理定势，她“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刚强精明的女人，是一个千层油百层水泡透了的女人，可晃着这个男人的时候，她觉得自己不过是荷叶上的一滴露珠，滚过来，滚过去。”

小丫完全是一个新式从良妓女的形象。她不伤感于过去的卖身历史，从容地面对生活，有的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精明和勇气。虽然用不光彩的手段获得了经济自立，却并不因此自卑人下，反而更自信见过世面。她懂得男人的心理，懂得用善意的欺骗来赢得他们的感情，为了自己的幸福可谓四处逢迎、八面玲珑。这个形象在过去恐怕难得一见，但在二十一世纪初传统与现代断裂的中国社会中，还是有相当的典型性的。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在大城市物欲文明里“捞世界”又回到小城保守文化中“过日子”的人群经历，表现出两种城市文明的冲突和波澜，颇见功力。

四、被物化的欲望

在城市的生存法则中，物质主义大行其道。对物质的占有越多，人的幸福感越强，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都市心态。李洁非曾对城市文学的社会背景有如下的概括：“货币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社会实际上从权力关系所派生的等级下解放出来，达到一种在金钱面前的人人平等，至少在理论上，人们摆脱了由权力所规定的人身依附状态，一旦占有了货币，人们随时可以改变其地位和角色。”[2]从当下的城市小说中，我们发现这句话的现实延伸：都市人在摆脱了权力的人身控制后，又堕入了金钱的人身控制中。在金钱的衍生物——地位、身份、阶级面前，男女之间的情爱、欲望也随之异化了。

“双人床”显然是高悬于性爱与婚姻之上的象征，在这个意象之下，锦璐的《双人床》（《当代》2004年第2期）编织出四对男女、两代人的性爱婚姻故事。汪晨的父母晚上分床而睡，白天却要把单人床拼在一起，给人一个双人床的假象。这个令人玩味的细节，概括出两代人殊途同归的婚姻状态：尽管他们都追求过幸福的婚姻，但婚姻的最后实质依然是同床异梦。上一代人的婚姻状态是自觉无奈的宿命，是由于时代环境等外界的压迫和个人选择的不自由造成的。陆小冰的母亲和一个男人年轻时相恋，那男人为了帮助她母亲逃脱，被红卫兵踢坏了身子。后来他跟一个农户家患有癫痫的女儿结婚，而她也嫁了他人。陆小冰父亲死后，这个男人又秘密走入他们家庭，帮助从前的恋人抚养大孩子。他们的感情深挚动人，然而却付出了一生的苦涩代价。不仅不被孩子理解、不被家人谅解，而且还背着沉重的道德包袱。而汪晨父母的婚姻可说是上一代婚姻的典型——凑合。他们貌合神离，暗地里互相厌恶，表面上还要做出一家人的样子。这种婚姻状态让我们想起谌容上世纪八十年代《懒得离婚》中对中国婚姻状态描述。汪晨的父母有性无爱，陆小冰的母亲与情人是有爱无性，他们的性与爱都分离着，残缺着。

如果说上一代人的婚姻是不由自主的认命，那么这一代人的婚姻则是自觉自愿的选择。两对年轻人的婚姻也是自欺欺人：苏婕和孙玮晶有爱无性；陆小冰与汪晨有性无爱，把他们栓在一起的，仅仅是在大城市生活的一种权宜之计。苏婕和孙玮晶之间的无性婚姻，问题并非出在身体上，而是出自一种实用主义的生活方式。对成功男人孙玮晶来说，他的生理欲望已被物化了。他“已经没有爱情了。即便做爱，也不完全是因为爱。那么不做爱，就更不是因为不爱了。”满足妻子的物质要求远比满足妻子的生理要求更容易达到且更具成就感，“无形中就是满足了他的精神自慰”。看到丈夫动用能力帮助自己争到了优秀奖，经过一番生活的教育之后，苏婕终于领悟到“夫妻生活中感受不到的性爱激情，被另外一些蛊惑人心的事情代替了”。当苏婕认识到“任何婚姻都有其存在的必然原因和终极价值”的时候，立刻就打消了为爱再结婚的想法，决定这样过下去。陆小冰与汪晨的精神世界相差甚远，当她愈来愈发现两人之间的鸿沟、想要离开时，却又不得不屈服于生活的压力，逼迫自己投入汪晨的怀抱。有着清高的人生理想的陆小冰，却无法在生活面前清高起来。与《无墙之城》中的刘红与常勇相比，同样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苏婕和陆小冰，最终都没成为独立的“新女性”。在残酷的城市生存现实中，女性只要稍显弱势，就只能向生活、向男性低头，清醒而自愿地走到“感情给生活让位”的老路上去。

《双人床》非常敏锐地抓住了中国人的婚姻伦理，如果说老一代人的“凑合”还情有可原，那么在婚姻自由的今天，年轻人也选择为生活而“凑合”就发人深省了。大城市日益严峻的生存现实，异化和扭曲了人们的婚姻与情感，实用主义大行其道，婚姻与其说是爱情的归宿，不如说是生活的避难所。特别是孙玮晶的婚姻观，在相当一部分城市男性中有着一定的代表性。

戴冰的《零售爱情》（《人民文学》2004年第10期）写一个朝不保夕的打工仔与一个白领公务员的偷情故事，却把注意力放在了两人性别身份的倒错上。李可要在深圳混了十年，越混越差，在一个打工杂志社里当个临时编辑，“薪水很低，还常常拖欠”。他在网上认识了如钩。如钩与丈夫大学毕业后来深圳创业，在深圳有三套住房，有深圳户口，还有一份体面而稳定的政府公务员工作。什么都不缺的她如今只缺少一个孩子，缺少丈夫的性爱。两人于是一拍即合。然而，如钩却把灵与肉分得很清，反复强调他们的关系只是“虚拟”，“不能有爱情”。这与两性传统性爱观念大相径庭，以至李可要“发现自己倒像个女人了，原来角色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完全变换了”。在这个关系中，女性如钩在经济上、地位上明显的优势使她在没有深圳身份的男性李可要面前说一不二，即使她比李可要年长也照样魅力四射。李可要渐渐爱上了如钩，然而，在向李可要成功“借子”后，她毫不留情地抛弃了他。小说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李可要只要一看见如钩身穿制服，“心里一股敬畏感油然而生”，立刻就变得雄性勃发。“制服”显然被赋予了一种装置意义，它是城市身份地位的象征，对于一个徘徊于城市边缘的打工仔来说，是非常欣羡和向往的。“制服”——“身份”成了一种“催情剂”，在李可要的潜意识中，身穿制服的如钩显然是城市的抽象存在，征服她也就意味着征服了这座城市。这则小说提供了一个观察都市生活的新视角，让如钩在情爱关系中占据优势的，并非女性传统的美貌与年龄，而是身份和地位。对城市资本的拥有，决定着城市人的生活质量，这种城市生态也使男女关系产生了奇妙的质的变化。

与《零售爱情》中男女双方悬殊的阶级地位相比，裘山山《教我如何不想他》（《人民文学》2004年第10期）中的男女双方则处于相同的生活处境。小说改写了传统意义上的妓女与嫖客故事，反映了都市边缘人之间阶级、身份的消弭。一个离婚又下岗的40岁中年女工为了拉扯孩子，不得已去城乡结合部卖淫，帮助那里的民工解决生理需要。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个比她小12岁的乡下民工，这个男人的欣赏和关怀让她找到了作为一个女人的生活价值：“她在这世上有父母，有哥哥，有儿子，也曾经有过丈夫，可最关心她的却是这个陌生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超越了肉体买卖关系，走向了精神上的互相怜惜。男人因工伤被送进医院，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她拿上辛苦攒下来的钱去医院救他，而他已经被家人接走了。其间两人都对这关系的进展动过心思，首先考虑的竟然不是年龄差距，而是城乡之别。男人说：“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是农村人。” 而女人则认为：“这样的男人，虽然家在农村，也没什么不好。”之所以不计较城乡身份，是由于共同的生活境遇形成了他们共同的情感基础。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城市人群由于经济关系的重组导致了“中心”与“边缘”的再分配，经济弱势群体不再凭借城市与乡村的身份来区别彼此，而是按照他们相仿的经济地位来取得认同。一个走下坡路的城市女人与一个在城里讨生活的乡下男人之间，城市的户口与身份便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小说中这一独到的发现，使它超越了单纯的男女情感故事，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

   决定一个城市存在的，不仅仅是政府机关、消费娱乐场所、现代化交通设施等城市景观，也不仅仅是生活在其中的人，更重要的是，城市中所形成的特有的城市文明与都市意识。这一年的城市文学，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城市生活中人群的孤独感与漂泊感、被物化的欲望、被拆解的社会关系、被搁置的身份与性别，反映出当下城市生活的新体验和新感受。可贵的是，作家们并未停留在对现状简单的描述，也未止步于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刻意留出了一些距离，来书写新鲜事件背后的人性。透过这些新经验，我们依然能窥见人性永恒的弱点与亮光，依然能感知到作者躲在幕后的忧虑的眼神与关切的目光。这使得我们这时代的城市文学日益成熟起来——如果说新时期前后的城市文学是徒有其表，那么现在的城市文学终于表里如一了。

[1]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香港文学研究社，1968，第131页。

[2] 李洁非：《城市文学之崛起：社会和文学背景》，《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3期。


作者简介：刘晓南，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2003级博士生。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柳中路29号北大公寓5区1303B，邮编：100089
电邮：skyheart@pk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