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君：2004：从期刊看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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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北京大学“当代最新小说点评论坛”主持人。文章全文以及全年更多作品点评请见左岸网站“文学前沿”栏目， http://www.eduww.com ）

      要为当年的文学创作把脉，最正的路子莫过从期刊入手。虽然近年来在出版业的强势压力下，期刊的“原发权威”正不断被削弱—— 一些著名作家的重头作品绕过期刊，直接由出版社“隆重推出”，而评论界对一部作品文学质量的评估也往往与出版社主办的“研讨会”的“质量”密切相关，但毕竟文学期刊还是较大程度上体现着文学创作的“原生态”，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同时，也是文学新人冒头的主要基地。当然，文学期刊也早不是一个封闭的“自然保护区”了，它的被侵蚀不仅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大众的流行趣味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内化为艺术的评判标准。直白一点说，一个作家作品的印数和版税上升了，其作品的“头条率”和转载率很可能也随之上升，而这类作品的风格也很可能潜在地影响编辑的选稿标准，进而引领文学新人的创作走向。不过，由于文学期刊的大体格局和基本体系还在，从市场价值到艺术价值的转换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参看指标。也就是说，当“好卖原则”对“好书原则”的取代在出版领域越来越进入不必争论的“无声阶段”的时候，在期刊领域还能听到一些彼此碰撞、斗争的“噪音”。正是这些“噪音”，呈现了可供我们解读的“症候”，让我们对文学现状有一个更全面也更深入的把握。

一

2004年文学创作的总体态势比较平稳，出彩的地方不多。在经过前两年大规模的“变脸”、“改版”之后，大部分文学期刊又陆续回到“四大块”（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的传统格局，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依然占据主流。在众多期刊中质量最稳定的当属“以不变应万变”的“现实主义重镇”《当代》和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导且实力雄厚的《人民文学》。

《当代》一向以“直面现实”为宗旨，今年的表现可称名副其实。它的成绩主要表现在敢于直面当前中国两大最主要的社会症结矛盾：三农问题和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及时发表有冲击力的作品，如向本贵的《农民刘兰香之死》（短篇，第1期）、宋剑挺的《麻钱》（中篇，第2期）、曹征路的《那儿》（中篇，第5期）等。这些小说有的艺术上尚欠精致，带有“问题小说”的仓促，但提出的问题尖锐，是蕴育真正“为人生的艺术”的土壤。其中，《那儿》无论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来说都是最强的，堪称近年来少有的现实主义力作。小说描写的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工会主席，力图阻止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而失败，最后自杀身亡的故事。作者秉承“左翼文学”的传统，饱蘸深情地谱写了一首时代悲歌。长久以来，我们的作家已经放弃知识分子的责任了，曹征路在带给人们感动震撼的同时，重新唤起读者对作家的尊敬。

长篇是《当代》的重头戏，今年推出的几部长篇总体质量也较好。孙惠芬的《上塘书》（第3期）虽少萧红《呼兰河传》的灵气，但为当代农村的变化提供了一幅全景式的画面；徐贵祥的军旅小说《明天的战争》（第3期）虽笔法嫌旧，但“四大金刚”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荆歌的《我们的爱情》（第6期）虽仍缺乏深广的时代性，但从一个侧面勾勒出一代青年的精神成长过程，叙述从容，绕有趣味；程琳的《警察与流氓》（第1期）虽带有几分通俗小说的印记，但作者经验丰厚，语言幽默，属真正的“好看小说”。令人比较失望的是董立勃的《米香》（第5期），无论故事还是讲故事的方式都没有“新意思”，一如编者所言，作者正“遭遇瓶颈”。给人带来惊喜的是王刚的《英格力士》（第4期），作者虽是《甲方乙方》、《天下无贼》等热门影视剧的编剧，小说却写得非常纯正；本年度《当代》最差的长篇是王海翎的《中国式离婚》（第4期），属典型的影视同期书，尤其与《英格力士》同期发表，对比鲜明。现在越来越多的作家从事影视剧的创作，结果小说成了“副产品”，并且还成了各大期刊争抢的热门作品。没人规定写小说的人不能写剧本，但以写剧本的方式写剧本，按写小说的规矩写小说，却是一个严肃作家应有的职业态度，也应该是期刊选稿的基本原则。

《人民文学》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质量稳定，基本每期都有一两部突出的作品，并且没有太差的作品。这看起来简单，在当下的文学环境中已属不易，看得出编者在稿件把关方面的用心。

本年度，《人民文学》也推出了两部有分量的“三农小说”：陈应松的《马嘶领血案》（中篇，第3期）和王祥夫的《找啊找》（中篇，第6期）。两部小说在关注底层苦难的同时，也重视对人性的解剖，艺术上比《麻钱》等小说更具张力。在这些重大题材之外，一些日常生活的小故事也写得比较精微深透。比如，第7期、第11期相继推出的两个中篇：畀愚的《煲汤》和乔叶的《紫蔷薇影楼》，写的都是“妓女从良”的故事，难得的是都不追求噱头，文字朴素，对新人物、新经验的发掘不乏敏感细腻。方方的《出门寻死》（12期）更是近年来写“小人物”生存状态的又一范本。以上两类作品使该刊“关注现实，关注人的当下生存”的编辑方针有了可以拿出手的实绩。与此同时，刊物也注重新形式风格的展现。林斤澜的《去不回门》（短篇，第10期）和韩少功的《山歌天上来》（短篇，第10期）都显示了他们在风格探索上的新进展，新锐作家晓航的《师兄的透镜》（中篇，第3期）和《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中篇，第8期）也展现了当代创作中少见的想象力的旖旎风光。值得一说的是，这老中青三位作家本年度都值勃发期，《人民文学》拿到的是他们最好的作品。

二

其实，一个优秀的刊物未必要包罗万象，关键在于它是否宗旨明确，并且名实相符。《当代》和《人民文学》表现比较出色，与它们一直拥有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当下正是现实主义创作居于绝对主潮有关。不过，也不是稿源较充足就自然能水到渠成。同样一向强调“贴近现实”、“贴近读者”的《十月》，今年表现就不太理想。


《十月》一向以迅捷反映当下热点生活又轻捷好看的中篇见长，但本年度出彩的作品大都是短篇，并且集中在“小说新干线”栏目。重要作品的作者多为新秀，风格上也比较倾向于阳春白雪。力推新人并非坏事，但光凭新人恐怕很难维持该刊近年来一直号称的“销量居大型原创文学期刊之首”的位置。如何守成出新，把新生力量和传统积累整合起来，是明年的《十月》最让人拭目以待之处。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收获》一直居“四大名旦”（此称谓通常指《收获》、《当代》、《十月》、《花城》，也有人以《人民文学》或《钟山》替代《花城》）之首。不过，如果没有那几个长盛不衰的散文栏目的支撑，依靠小说是否还能当得起一这说法就要令人怀疑了。本年度的小说虽然不乏佳作，但商业化倾向也愈加明显。这主要表现在长篇上。今年共有4部长篇（另有一部余秋雨的“记忆文学”《借我一生》刊登于第4期），其中只有阿来的《随风飘散》（第5期，按篇幅只是个大中篇）可以算作没有争议的“纯文学”，其余的三部，张欣的《深喉》（第1期）和周梅森的《我主沉浮》（第2、3期连载）是没有争议的“影视同期书”，尤凤伟的《色》（第6期）虽然写的是“商场故事”，但读起来很像《国画》一类“官场小说”。老实说，看到《收获》用大量页码刊登这些更与“收视率”有关的作品实在让心疼。以《收获》的权威地位，一定有不少新锐的心血之作因挤不上版面而被“忍痛割爱”吧，如果能给他们以更多的扶持，继续保持80年代连发“先锋小说专号”的慧眼卓识，刊物是否更能实现“中国当代文学简史”的自期？


去年是《上海文学》改版以来渡过的第一个完整的年头。“月月小说”、“创造”、“译文”等栏目（名称取自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著名期刊）的设计体现了编者明确且强大的编辑意图。在小说方面，特别推重短篇精品，“以大家的精致短篇领文学潮头”的“月月小说”栏目是每期最大的看点，这在长篇走红的大势环境中极其难能可贵。不过，在名家“一稿难求”的行情下，最为一份月刊，是否每期都能拿到精品也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本年度的“月月小说”大体不错，不过也有少数“名家赐稿”过于敷衍。或许编者需要更加板起面孔把紧门户，否则，不但有损栏目整体的风格水准，也会更加惯出一些名家“客大欺店”的毛病。


《钟山》本年度最大的成绩就是抓住了旅美作家苏炜，他的两部作品《迷谷》（长篇）、《米调》（大中篇）在第3期、第4期连续推出，带来了当下文坛最缺乏的磅礴大气，令人精神一震。然而，除此之外，似乎就没有什么太值得说的。和其他作品比起来，这两篇作品显得很突兀。“作家漫过刊物”对于作家而言或许是幸事，对于一家大型刊物则不然。所谓“原创、拒绝、远行”（《钟山》自2002年起提出的办刊宗旨）必须是刊物的整体风格，不管是一期刊物还是一年的刊物，如果太倚重一个作家，就容易随着作家不同的“原创性”而被动地“远行”。


自90 年代中期起，《花城》就被不少人认为是当代最纯净的杂志，作家圈里甚至一度有“最好的作品给《花城》”之说。但是去年一年，《花城》的表现着实令人失望。统观6期，没有一篇值得重推的佳作。刊物似乎把重心押在了新创的“花城出发”栏目上。这是一个推新人的栏目，但它推出的新人，除了第6期的晓航外，不是“70后”的又一拨“美女作家”，就是“80后”最新茬的“少年写手”。其作品有的尚嫌生涩，有的不忍卒读，有的甚至公然以“做个美女大师也不错”这样的惊人之语作为作者访谈录标题。这样推新人的方式，有着太强的媚俗心，太少的独立性，实在不是一个大牌名刊该有的做派。


《大家》、《山花》等几个比较偏向形式探索的杂志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底气不足。虽然每隔一两期总能有一部不错的作品，但毕竟佳作太少，撑不起一个刊物的大梁。而且，一期刊物中作品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差得离谱。所以，从整体水平来看，就比《当代》、《人民文学》这样阵容比较整齐的刊物差了一大截。在今天，先锋还能不能作为一面有效的旗帜？所谓“先锋写作”，是否掺入了太多的“虚假写作”？这些恐怕都是以先锋性为立足点的刊物必须考虑的问题。一旦先锋变成伪先锋，先锋刊物变成“圈子刊物”，不但这些刊物会进一步被边缘化，文坛整体的生态平衡也会进一步恶化。


今年年初《十月》和《当代》同时推出了长篇版（《十月·长篇小说》发原创长篇，《当代·长篇小说选刊》选登近期出版的长篇，都是双月刊，），明年《收获》也将如法炮制，再加上已有《作家杂志》、《小说选刊》的长篇专号，长篇发表的园地骤然扩大，稿源和市场的争夺也会更激烈。对于这些“长篇版”来说，如何选取定位是一个难题。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它们相对于图书出版具有天然的优势：12元左右的定价，基本相当于一部小说的盗版价格，却可以容纳两三篇小说，还可以走邮发路线。劣势仅在于不够精美，收藏价值低，这都会促使其进一步趋向市场化。“以刊养刊”或许是一些创办者的初衷，但长篇版到底与原刊属同一刊名，它们之间的定位性质是否能区分清楚？特别是在当前文坛“好卖原则”日益取代“好书原则”的情势下，大量长篇版的出现会不会进一步加剧原刊业已严重的市场化倾向？这都是明年需要进一步观察的。


三

本年度，有几位重量级作家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沉潜推出了具有自我突破或转型意义的作品。

韩少功的中篇《山歌天上来》（《人民文学》第10期），既延承着《爸爸爸》开创的寻根探寻之路，又继续了《马桥辞典》以来对“语言”的思考历程。与以往极端的形式探索不同的是，作者把两种哲学文化层面的思考，落实到一个以音乐奇才毛三寅为核心的故事中。在人物的写实性和传奇性中，实验着现代小说对传统形式的融合和超越。在《上海文学》第9期上发表的两个具有法国新小说意味的短篇《是吗？》和《801室》，也尝试着把西方的小说技巧与中国的本土经验有机地融合起来，这是自80年代中期“形式自觉”起包括韩少功在内的各派“新潮作家”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这几篇作品虽都算不上完美佳作，但在先锋探索“大势已去”的今天，继续以扎实的文本进行有建设性的实验确实难能可贵。

林斤澜老先生的语言风格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在新作《去不回门》（《人民文学》第10期）中又有新变化。北京方言的“白”与温州方言的“涩”都曾是他一度追求过的语言风格，这篇小说里却少了几分涩味，多了一些文言的古雅。读这篇小说，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作家从他一贯追求的古奥险涩的语言中走了出来，流连在中国古典笔记小说中那一脉古雅的风光里。同时，写意和白描的大胆恣肆，还显示出在小说艺术探索之路上，这位八十余岁高龄的老作家一颗永不疲倦的“奔腾心”。

方方的《出门寻死》（《人民文学》第12期）写透了小人物“求生不易求死亦难”的困境。在下岗女工、家庭主妇何汉晴这个人物身上，依稀交织了印家厚（池莉《烦恼人生》）的现实困窘、福贵（余华《活着》）的“活着”哲学、张大民（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乐天知命，这几可令何汉晴成为新一代底层小市民的形象代言人。大量武汉方言的运用不仅原生态地呈现了武汉的底层生活风貌，也与近年文坛的方言写作潮流合拍。不过，如果这篇小说出现在80年代“新写实小说”勃兴之际，或是出自当下其他作家之手，也许都会令人欣喜。在“新写实小说”作家中，方方曾以始终坚持精英关照立场，得以和同为武汉女作家的池莉区别开来。但在这篇小说中，方方却以走进生活、贴近人物、完全服从现实逻辑的姿态，书写了当下武汉小市民阶层的生存悲喜剧。如何评价这种转型，恐怕还有待时日。

一向以过于贴近“小市民”立场而被批评界诟病的池莉，在本年度推出的唯一作品《托尔斯泰的围巾》（中篇，《收获》第5期）中也有可喜的变化。小说写的还是“小市民”的生活，但各色平凡热闹的“小市民”全是配角，真正的主角是一个理想的坚守者——“老扁担”，他以收破烂为生，却在内心深处始终守护着对文学的虔诚热爱。那条戴在他脖子上的“托尔斯泰围巾”，象征着存在于卑微者灵魂深处的理想和尊严，也使池莉小说获得了评论界等待已久的超越性。这种超越并不像《看麦娘》（第4届《大家·红河奖》获奖作品）那样虚飘，扎实的细节描写使主题落到实处。应该说，一群“小市民”成全了一个“老扁担”，一个“老扁担”又超生了一群“小市民”。不过，小说的问题依然是明显的。主要是小说的主题升华依赖“老扁担”这个理想主义人物，但对这个人物的塑造和处理都有理想主义的倾向，那些直白冗余的“池莉式说教”仍然多得让人心烦，结尾也比较仓促。因此，虽然对池莉而言，这是一次难得的超越，但单以文本论，这条“围巾”还可以更加精粹。

此外，林白自去年的《万物花开》之后，推出了长篇《妇女闲聊录》（《十月·长篇小说》2004年寒露卷），继续实践着从“女性私人化写作”向“个人化民间写作”的转型。李锐陆续发表的农具短篇系列（《袴镰》、《残摩》，《收获》第5期；《樵斧》、《锄》，《上海文学》第12期），从与农民与土地最贴心的农具意象入手，写出了对现实的焦虑。单篇看来，题旨似有明确简单之嫌，将来若成一整体，意义和力量就可能显现出来。

不过，在众多活跃在“一线”的著名作家中，有明确的自我突破意识并且取得实绩的并不多。有的作家虽然作品不断占据各家重要期刊的版面，但作品基本上是在同一水准上自我重复。还有的作家，名气越大，作品越糙，甚至以游戏之作登大雅之堂，让人在愤怒之余，不得不为文坛风气和文学前景担忧。

四

常看期刊的人会有这样的体会，杂志重推的作品未必是好作品，名家的新作很可能不是力作，“成色”最高的往往是处于上升期的新锐作家的作品。本年度，墨白、鬼子、艾伟都推出了认真扎实的作品，其中，墨白的《父亲的黄昏》（中篇，《山花》第4期）、艾伟的《水中花》（中篇，《花城》第1期）、《寻父记》（短篇，《山花》第1期）艺术上更圆熟，鬼子的《大年夜》（中篇，《人民文学》第9期）虽因尝试转型未能成功而成为“半部佳作”，艾伟的《迷幻》也因题材陡峻用力过猛而有失均衡，但作家挑战自我、挑战写作难度的勇气值得钦敬。

不过，文坛对成名新秀的追捧也出现了拔苗助长的情形。在获得2003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南方都市报》设立的民间奖）之后，须一瓜在2004年迅速走红，也迅速走入“瓶颈”。她在年初发表的两个作品还都很有特色，无论是“人的故事”（《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上海文学》第3期，短篇）还是“鬼的故事”（《04：22，谁打出了电话》，《人民文学》第1期，中篇）都讲得清幽灵动。此后接二连三推出的作品，如《穿过欲望的洒水车》（《收获》第4期，中篇）、《毛毛雨飘在没有记忆的地方》（《人民文学》第9期，中篇）、《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十月》第5期，中篇），虽然被报以“头条”一类的礼遇，却无一例外地重复着她特定的叙述方式：以类似奇闻怪事的新闻报道作为小说的生长点，在奇崛的情境中展开故事，最后以一个欧·亨利式的结尾收场。这虽然是须一瓜的特点，但纯文学不能批量生产，否则还有什么“最具潜力”可言呢？

在须一瓜之前获得该项新人奖（2002年度，也是首届）的盛可以在本年度的表现更加糟糕。她在《山花》第12期上发表的短篇《壁虎》格调低下，虽然没有实质性的性描写，但满篇污言秽语，令人目不忍睹。或许，这就是作者将自己与“70后”“身体写作者”区分开来的方式？但除了浓厚的痞子气和流氓腔之外，作品实在没有比“身体写作”更高明的地方。让人不能不觉得，这只是当木子美们将“身体写作”之路走到尽头之后，另一种“比狠斗勇”的方式。当年盛可以获得“最具潜力新人奖”时，授奖辞里有这样一句话：“现在，除了她自己，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她向新的文学高度进发。”这句话今天读来别有意味。“最具潜力”带有预期性，获奖者的表现对广大的文学新人具有“导向性”，而这样的“导向性”实在值得警惕。

五

本年度最让人欣喜的是涌现了几位风格独特、功底扎实的新作家，在新经验的挖掘、新风格开拓等方面为当代文坛贡献了新质。

徐则臣的《啊，北京》（中篇，《人民文学》第4期）紧密切入当下，深切地描绘了“外地人在北京”的生活。最近，这一类题材的创作有上升趋势，正在与当年的《北京人在纽约》等海外文学构成对应的“国内漂泊”序列，并且具有更广阔的艺术前景，此篇是这一序列作品中难得的佳作。小说对“京漂”心态的拿捏细致到位，年轻的作者没有以一种“愤青”式的笔调叙述故事，而是在痴情不改中饱含了苍凉无奈，使得人物与邱华栋笔下那些咋咋呼呼不得志的“拉斯蒂涅”们拉开了距离。徐则臣今年的势头很猛，推出的一系列作品，如《花街》（短篇，《当代》第2期）、《失声》（短篇，《山花》第7期）、《古代的黄昏》（中篇，《钟山》第5期）、《刑具制造者》（短篇，《山花》第11期），篇篇精致，显然是蓄势多时之后的爆发。难得是的，在整体精致圆熟的基础上，这些作品似乎每篇又在着重于一种专门技艺的特别锤炼，或语言，或结构，或叙述方式，虽然作者的技巧和经验尚需进一步贯通，但这种耐心细致的全面训练，却是真正“有潜力”的作家需要的基本功。

晓航以其聪明睿智的作品，为当代文学带来了少见的“智性写作”的风格。本年度他一口气推出4部作品：《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中篇，《人民文学》第8期）、《师兄的透镜》（中篇，《人民文学》2004年第3期）、《送你一棵凤凰树》（中篇，《花城》第6期）。《布谷鸟歧途》（中篇，《大家》第6期），这些作品可读性极强，想象力丰盈，充分体现了小说作为“虚构文本”独特的美妙。人物出人意料的思维方式、超越时空的智慧目光，让读者领略了不为凡俗生活所见的另一重境界，提供了一种难得的新阅读经验。作为一个工科出身的商人，作者脑子里大概没有什么“潮流”、“主义”的窠臼，他不像先锋小说作家那样明确地想超越什么，而只是按自己的方式写，天马行空，自成一格，这样的“文坛外高手”在今天着实难得。他的小说里有一种工科实验室培养出来的科学态度，像是把小说看成科学调配的产品，有一个核心的公式，然后，随意往试管里面加些什么，看看能得出什么不同的结果。不过，其小说独特魅力在此，而危险也在此。如果复杂的公式推演过程不能与独特的生活体验相结合，小说就成了单纯的智力游戏。如何让那些智慧的钥匙真正去开启复杂的心灵之锁，而不是徒然闪闪发光，是晓航继续写作面临的挑战。

此外，盛慧诗性的语言（《夏天又来到后赵圩》，短篇，《山花》第9期；《水缸里的月亮》，短篇，《大家》第5期）、韩晓征典雅的书卷气（《妙色》，中篇，《十月》第6期）、老虎娓娓道来的“话本风格”（《锦鲤记》，中篇，《十月》第5期）都令人耳目一新。纪尘的《缺口》（长篇，《大家》第3期）和袁远的《暗扣》（中篇，《大家》第6期）对当下都市女性心理的表述有出新之处；李浩的《碎玻璃》（短篇，《人民文学》第2期）通过对教育体制中权力运作方式的剖析，加深了对人性的开掘；北大早逝才女飞花的《卖米》（短篇，《当代》第6期）真切感人，显示出可贵的文学才华，作者却如流星一般消逝，令人惋惜。

其实，为当代文学注入新的生命力的作家未必是初出茅庐的新作家，有些老作家虽然一直默默耕耘，但出于各种原因一直处于文坛边缘，他们有可能被就此湮没，也有可能突然绽放出光芒。本年度最具震撼性的两部作品，就出自两位这样的老作家之手，一部是前面说过的曹征路的《那儿》，一部是杨显惠的纪事性系列小说《定西孤儿院纪事》。

在当今文坛上，杨显惠并不是一位很著名的作家。但在未来的文学史上，他却很可能是一位令同时期人感到骄傲或羞愧的作家。2000年他的《夹边沟记事》在《上海文学》和《小说界》上连载，在看过它们的读者间引起强烈震动。2004年的这部《定西孤儿院纪事》（《上海文学》2004年第4期起连载）不但再次给读者带来震动，艺术上也更炉火纯青。两部系列作品写的都是“受苦人的绝境”，“夹边沟”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定西专区”是1960年左右的“大饥荒”在甘肃省内的一个“重灾区”。作者在忠实史料事实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的基础上，创作出一个个具有高度典型性和独特性的作品。完全是白描的手法，纪实性的语言，平实的语调，将一幕幕饥饿与死亡的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这些以细节构成的个人的故事，使惨绝人寰的灾难变得具体可感，将之铭刻在我们的情感记忆中，不再容易被任何人用抽象的数字和话语所模糊遮盖，逼迫要继续活下去的人们不得不面对、反思。我们常说，文学的力量在于虚构，但在这样的真实面前，你会觉得一切虚构都失去了力量。这些年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不断被窄化、僵化、庸俗化，以致于它“写真实”的能力被许多人所质疑。杨显惠的作品再次向人们显示了，当代作家继续使用写实手法可能达到的表现力和穿透力，以及在有大量触目惊心的历史现实尚未被文学有力地表现、甚至被刻意遮蔽的当下环境中，这种手法的不可替代性。

岁末回首，容易把平凡的事想得郑重。本年度虽然有不少优秀作品问世，但若以文学史的眼光来看，没有一部称得上是里程式的杰作，甚至没有一部可以“压轴”的“大作品”，在艺术上也缺乏足以垂范的精妙佳作，倒是《那儿》和《定西孤儿院纪事》分别在时代性和现实性上达到的高度是近年来的作品难以企及的。因此，如果推选本年度最有价值的作品，我推选这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