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研究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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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朔


　　任何文章以「如果」開頭，指的就是未曾成為「事實」的一種可能。「如果
」雖然並非「事實」，有時候卻會以「事實」說出更多隱藏的道理。因此讓我們
從「如果」開始：如果一九四九年之後張愛玲到了台灣。

　　如果一九四九年之後張愛玲到了台灣，那麼，她必然將遭遇到此生最大的夢
魘。因為，從一九六○年五月四日起，台灣的官方即組成了「中國文藝協會」。
它在宣言中表示，「今後絕不許文藝匪諜潛伏，將來也絕不放文藝漢奸逃生。」
一個文學被意識形態化的時代開始到來。走紅於「孤島時代」的上海，張愛玲當
年就已和柳如斯、沙千夢並稱「三大文妖」：再加上她的前夫，汪精衛身邊紅人
胡蘭成，儘管那是一場極其失敗的婚姻，但單單這些就足以讓張愛玲戴上「文藝
漢奸」的帽子，被整或許不會，但刨根似的批鬥則大概難免。除此之外，清末豪
門如李鴻章家族、盛宣懷家族等又都和國民黨缺乏淵源，李盛家族在上海的事業
以招商局為主，在一九三○年代末期，蔣介石與李盛家族為爭招商局而勢同水火
，李鴻章的孫子李國杰，他們家族的掌櫃傅筱庵均投在汪精衛門下，傅筱庵甚至
官拜上海市長，他們因而在抗日戰爭期間被戴笠的「軍統局」暗殺。作為李鴻章
曾外孫女的張愛玲如果到了台灣，那會有什麼好下場！沒有到台灣當廉價的箭靶
，似乎是除了文學外，充滿了錯誤的張愛玲一生裡少有的好選擇。沒有牽扯，不
成為某些人眼裡的牛虻，反倒讓張愛玲和台灣讀者間有了一個安全的距離；她沒
有被無端的騷擾，人們則能欣賞她遠遠站著未被污染扭曲的身影。

　　因此，張愛玲沒有到台灣是對的。她是那麼傲慢、旁觀，甚至還有點孤僻；
她只對自己貼心，從不管什麼時代的風潮，那是一種上海式的圓滑世故和犬儒。
看多了皇親國戚、將軍政要，以及這黨那幫在上海起伏進出，對歷史的不確定已
讓她和其他同代的多數上海人一樣，只剩下冷峻的觀看，而不再對歷史亢奮。

　　她曾說過：「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
我們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蒼
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裡有這惘惘的威脅。」「將來的平安，來到時已經不是我
們的了。」這已不是犬儒，而是某種程度的軟性虛無了。這樣的張愛玲怎麼可能
忍受總是持續亢奮的台灣，而在反共與鄉土兩種亢奮間擺動的台灣，又怎麼能受
得了張愛玲？張愛玲沒有到台灣所產生的安全距離，反而給了持續亢奮的台灣一
種文學上的選擇。

　　因此，張愛玲和台灣之間是有著一種奇特的緊張關係。張愛玲看多了徒然成
為雲煙的政治起伏，而她無力也不願在這樣的起伏裡做出選擇。她自己曾說過：
她不是那種有能力逃難的人，逃難意味著要到一個新地方過很久沒有收入的日子
。於是，一種超過了歷史的宿命感，遂轉化成她冷冷有如自然主義般觀照世間種
種的清澈。

　　她極端的個人化，從中學畢業留言冊裡「最恨：一個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結了
婚」即可看出，她把自己和自己的文學放到了生命的首位。她從不諱言「自私」
，她是那種即使屋外有槍砲聲，仍能兀自寫著自己小說的人。許多人是時間愈久
、愈被遺忘，張愛玲則是愈來愈被記得。

　　因為生命情境的不同，張愛玲疏離了她自己的那個時代，但對台灣和中國更
多的人，卻是另一種生命景況，他們一樣的活著，但必須為活著尋找某種更集體
性的意義。生命的情境不涉及對錯，而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在歷史上，張
愛玲選擇的是偏離了主流的叉道。她不會被同時代的多數人所喜歡，但歷史卻也
有它開玩笑似的殘酷，當它的發展跳過了某個階段，依附於那個時代的迷思也就
會解體，一切事務將被拉到同一平面來看待，誰更永久，誰只是風潮，也將漸漸
分曉。文學通常等待的都是後來，而非眼前，對所有的文學創作者，最恐怖的乃
是作品完成若干年後的那個「遺忘期」。到了那時候，人們才會比較公平地作出
評價。不滿情緒的轉移，處於某種時代因而造成的特殊好惡都會淡化。許多人是
時間愈久，愈被遺忘，張愛玲則是愈來愈被記得。

　　張愛玲沒有選擇到台灣，也沒有選擇留在中國大陸，從這樣的意義來看，或
許是她一生中難得的正確。她沒有將自己拋擲到由於歷史情景而必須面對的「忠
奸之辨」的困境裡。而一講到「忠」「奸」，只要是中國人，就難免多多少少會
有點手足無措的尷尬。用忠奸之辨殺人，和用禮教殺人相同，都是人類文明史裡
一種事後會讓人羞愧的過程，但當它正在發生時，卻都是一張張正義凜然亢奮的
臉。

　　「忠奸之辨」第一個讓人想到的是四十年代後期開始的「麥卡錫旋風」，麥
卡錫主控的「非美國人委員會」就不知犧牲了多少傑出的作家政客及文化人。「
非美國人」是美國定義的「奸」，麥卡錫在那個蘇聯竄起、美國人憂心忡忡的時
刻，將集體的恐懼轉化為憤怒，於是「奸」就被製造了出來，它滿足了亢奮與集
體的嗜血症。

　　其實，「忠」並沒有什麼不好，如果人們能忠於事，而且相互忠誠，不彼此
出賣背叛，一個社會也才有可能鞏固穩定。孔子在他的那個時代，周遊列國之間
推銷他的道理，他沒有現代意義的忠奸問題。忠與奸後來成為問題，乃是政治意
識形態化，甚至連人際關係也被意識形態化的結果。「忠奸」由宮廷鬥爭裡人際
關係的意識形態化開始，而後這兩個字辭被不斷膨大繁衍。

　　到了現代，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後，由於清廷不振，列強不斷侵略，忠與奸的
問題更被推到了一個最高點，即就是以漢族沙文主義為中心的「漢奸論」。「漢
奸論」最義正辭嚴的例子或許是清末革命烈士陸皓東的供詞了：

　　「詎知滿清以建州賊種，入主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祖宗，據我子女衣帛。
……要知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誅除漢奸，又不足以廢滅滿清
。」

　　只要在清朝為官的漢人即是漢奸，漢族沙文竟然可以到這樣激烈的程度！

　　中國被嚴酷到不可能的「忠」「奸」之辨束縛得已到了驚人的程度。我們可
以假設一個情況，如果一個朝代亡了，或者一個地區陷落，失敗的統治者由於一
了百了，不再有道德上的煎熬，但其他人呢？而這其實正是清初漢人遺民知識份
子最大的痛苦之一。明亡之後，顧亭林、黃宗羲、李顒、呂晚村等人都是最講究
氣節的大知識份子，但他們究竟要堅持到什麼程度？沒有多久，顧亭林的二甥及
弟子潘次耕、黃宗羲的兒子黃百家、李顒的兒子李慎言、呂晚村自己和他的兒子
呂葆中，就都成了清朝官吏。從呂晚村的詩裡可看到真正受「忠」煎熬的痛苦：

　　　　誰教失腳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
　　　　雅集圖中衣帽改，黨人碑裡姓名非。
　　　　苟全始信譚何易，餓死今知事最微。
　　　　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

　　也正因此，當後來讀清代學術史，發現徐狷石告訴應潛齋，說道：「吾輩不
能永錮其子弟，以世襲遺民。」遂驚訝得拍案而起，心中想道：「這才是真正大
英雄的言論！」徐狷石竟然敢於用「遺民不世襲」之論，向難倒讀書人千百年的
「忠」「奸」問題挑戰！心中有忠奸之別是好的，但用忠奸之別來殺人或羞辱人
則成了罪惡。

　　同樣的道理，抗日戰爭結束，國民黨收復台灣，在全國肅奸聲中，獨將台灣
排除在外，未把許多人喊打喊殺的日本殖民政府下的御用紳士台灣人視為「漢奸
」，這也讓人覺得還頗有是非。只是這裡面的真正道理並不為那些接收官員所理
解，他們到了台灣，總是使用著諸如「奴化教育」等字眼來對待台灣人，用什麼
樣的語言，代表了有什麼樣的心態，不弄出個「二二八」，才怪！

　　因此，用忠奸之辨來禁錮他人或懲罰他人，是一種歷史上的過度殘酷。讀國
民黨歷史，最讓人不能忍受的，就是「藍衣社」和各種特殊行刑隊在淪陷區的誅
殺「漢奸」，甚至許多民間商界人士也都無法倖免。派人暗殺侵略中國的日本軍
人，或許合乎戰爭規則，但連只不過為了身家性命或虛榮的商人也被當成漢奸，
未免太過不仁。戰爭的野蠻會讓一切不合理都被歌頌，抗日時的殺漢奸、後來的
懲治漢奸，以及到了後來在文化上的刨除漢奸，這不是中國多漢奸，而是人們用
漢奸的標準，塑造出了大量的漢奸！時代的變化中，的確會有人因為愚蠢自私而
作出錯誤的選擇，只要未曾多行不義，就算不得奸。他們只會在政治上因為所犯
的錯誤而付出沒有前途的代價，「奸」字當頭並不能解決問題，殺漢奸殺得風聲
鶴唳，倒楣的還是人民。

　　台灣到了多年之後的現在，仍有人將昔日孤島時代的上海那些鴛鴦蝴蝶派文
學及不是抗戰文學的文學「非文學化」，不去理解孤島上海的歷史情景，少了理
解就會多出專橫與粗暴。張愛玲還好逃過這些粗暴。今日要更精準的理解張愛玲
，或許真有必要從新興的「上海學」裡尋找線索。

　　說到漢奸，又想到最近中共抨擊李登輝，他的父親李金龍在日治時期當日本
警察也被稱為「漢奸」，「漢奸論」推演到這樣的程度，太可怕了吧！人為甚麼
總學不會厚道呢？（南方朔：新新聞雜誌總主筆）

※按：本文錄自皇冠《華麗與蒼涼──張愛玲紀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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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卷一〕告別

有緣得識張愛玲　　　　　　　　　　　　　　　　　　　　　　　林式同
張愛玲故居瑣記　　　　　　　　　　　　　　　　　　　　　　　朱　謎

〔卷二〕華麗與蒼涼

私語張愛玲　　　　　　　　　　　　　　　　　　　　　　　　　宋　淇
超人才華，絕世淒涼──悼張愛玲　　　　　　　　　　　　　　　夏志清
初識張愛玲　　　　　　　　　　　　　　　　　　　　　　　　　莊信正
來也匆匆──憶張愛玲　　　　　　　　　　　　　　　　　　　　於梨華
訪張愛玲女士　　　　　　　　　　　　　　　　　　　　　　　　殷允芃
不斷放棄，終於放棄──張愛玲奇異的自尊心　　　　　　　　　　蘇偉貞
瑰美的傳奇·永桓的停格──訪平鑫濤談張愛玲著作出版　　　　　彭樹君

〔卷三〕傳奇未完（以筆劃序）

張愛玲的創作生涯　　　　　　　　　　　　　　　　　　　　　　水　晶
落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的文學影響力與張派作家的超越之路　　王德威
金塔玉碑──敬悼張愛玲先生　　　　　　　　　　　　　　　　　朱西甯
從張愛玲談到漢奸論　　　　　　　　　　　　　　　　　　　　　南方朔
毀滅與永恆──張愛玲的文學精神　　　　　　　　　　　　　　　陳芳明
亂世文章與亂世佳人──張愛玲筆下的戰爭　　　　　　　　　　　陳芳明
誰與更衣──張愛玲的戀衣情結　　　　　　　　　　　　　　　　張小虹
在惘惘的威脅中──張愛玲與上海殖民都會　　　　　　　　　　　楊　照
活在作品中的張愛玲　　　　　　　　　　　　　　　　　　　　　蔡登山
張愛玲的「告白」　　　　　　　　　　　　　　　　　　　　　　蕭錦\綿

附錄　張愛玲年表




长沟流月去无声──也猜张爱玲与赖雅的姻缘

作者: 散宜生( September 08, 1999, 03:06 PM )

　　

　　今年四月十二、十三日的世界日报副刊登载了夏志清教授的文章《一段苦多乐少的中美姻缘》，这是为司马新的中文新书《张爱玲和赖雅》所作的序。
　　这书名有一点误导，这本书其实是司马新的研究成果兼张爱玲的后半生传记。

　　本人以前并不知道赖雅（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Ｒａｙｈｅｒ，１８９１－１９６７）是何许人，读了这篇文章才明白，原来他是张爱玲的美国丈夫。
　　第一感觉就是：张爱玲有个美国丈夫，ｆｏｒ　ｗｈａｔ？夏志清教授显然也有类似的感觉。夏先生可说是捧红了张爱玲的第一人，他称张爱玲为曹雪芹以来的最好的小说家，自１９６１年他出版了如今已是经典的《近代中国小说史》以来，这一说法已为人们广泛接受。夏先生看来是深爱张爱玲的。赖雅虽是个出过几本小说、写个几个电影剧本的美国作家，但他“在美国从未真正出过名①”，而且比张爱玲大了二十九岁，对她的创作生涯似乎是只有妨碍没有促进。对张爱玲遇上这样一位美国丈夫，夏先生难免就生了点不平和愤恨。

　　夏的序，前一半是对作者司马新的介绍，后一半是在猜度、议论张与赖雅的关系。司马新强调两人感情上的需要，夏志清对此并不同意，至少是不感兴趣。不过，在美国久了，他也不会因为观点不同就急色急腔地喊叫。

　　赖雅同张邂遘期间，的确如本书作者所言，“是个热情而又关心人的男人，对她的工作既有兴趣，对她的幸福也很关怀。”夏的笔锋轻轻一转，就在这“幸福”两字上接着做文章。考虑到并不是人人都像我一样，可以在当地很方便地订到世界日报，我就多引用一些吧。

　　“但是有一点没有明白交代，他有无把已曾中风多次，两年前还住了医院之事在婚前告诉爱玲。假如他把此事瞒了，我认为是非常不道德的。再者，张于婚前即已怀了孕了，赖雅坚决要她堕胎，我认为他不仅不够温柔体贴，且有些残忍霸道，同她的父亲一样损害了她的健康。

　　张爱玲瘦瘦的体型我们在照片上看得多了，不会把她同生男育女联想在一起的。但怀了孩子，身体里的荷尔蒙起了变化，胃口好，体重也跟着增加，身体从此转强也说不定。

　　三十六岁〔张与赖雅结婚时的年龄〕的才女，想在美国找个年龄相当，身体健康的对象不能算是个奢望。”

　　下面，夏志清再写，为了这个“钱、才双尽”的美国老头，张爱玲是怎样彻底地摧毁了自己的健康的。

　　“主要因为赖雅身体一天天坏下去，爱玲才决定于一九六一年秋亲自飞往台湾、香港去赚钱。钱赚得并不多，倒把自己身体也累坏了。

　　同赖雅结婚五年仍打不开一条出路，她竟有意以《少帅》为题写本畅销书，我认为是大大的失望。（赖雅原是马列主义的信奉者，很可能觉得张学良劫蒋之举非常英雄，给她出的主意。）

　　她旅游宝岛，刚到台东，得悉赖雅又一次中风即赶回台北，竟因买不起返美机票而反提早飞港去写电影剧本，以便多挣些钱为夫婿治病。……给赖雅的信上谓“工作时间太长，眼睛又在流血”。……假如爱玲能同一个身体健康而有固定收入的人结了婚，生活上可能有一种幸福感而让她重新投入大千世界（美国当然包括在内），兴致勃勃的再去创作也说不定。”

　　好一朵中国鲜花，竟插到了美国的牛屎上。如果张爱玲真是如夏先生所说，为了钱的事而觉得“同一个有资格进麦道伟文艺营的美国文人结婚未始不是一条好的出路，不管他年纪多大，在经济上总该比她有办法”，那我们真要为张爱玲仰苍穹而一哭了：她不但选错了饭票，而且倒过来被男人当了饭票！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张爱玲是为了饭票而结婚？写了传记的司马新没有这么说，夏先生也只是猜度罢了。我们可以理解夏先生为何如此猜度，中国的超一流作家嫁了美国的末流文人，这未免使张迷们有点难堪、失落。但是，是否有必要为此而在传记材料之外寻找“合理”的假说呢？

　　女人为饭票而嫁，就像男人为色而娶，本也是古今中外历来如此的普适现象，说不上特别光荣但也没有什么羞耻之处。如有确凿根据，也就是说个事实而已。如果不过是猜度，那天下可猜的事多了，我也来猜猜又何妨？

　　张爱玲并不讳言自己是个“财迷”，当她与杂志编辑为稿费而争执的时候。但是，在人生的大关节上，钱对她似乎从来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否则，十九岁时，她何必离开富裕的父亲，投奔没有什么钱的母亲？她母亲还特地警告了她：“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②”张爱玲思考了许久，最后还是决定出走。她嫁胡兰成，也不可能是为了金钱。两人都知道胡时时可能亡命天涯，连个婚礼都没办③。从她的个人经历看，我猜不出张爱玲不是为感情而嫁赖雅的旁证。

　　张爱玲嫁的是个共产主义的信奉者，这似乎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也很难说是为了经济的原因而慌不择婿。她是有反骨的，从小就拗着母亲的心意不愿学淑女。对传统的见解，流行的看法，公认的道德规范，她都敢于非议反对，而且非议得心狠，反对得手辣。赖雅既然信奉共产主义，对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然有所批判。或许这种叛逆，就合了张爱玲的心意。胡兰成的《民国女子》，对她的性格有细致的描写。从张爱玲的性格猜，嫁个“造反有理”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简直就是她为感情而嫁人的直接证据。

　　时至今日，大陆还有人在说张爱玲是反共作家④，如果他们知道张爱玲的丈夫曾是东德党员剧作家布莱希特的密友、曾经信奉过共产主义，不知他们会怎么想？他们大概仍然会说张爱玲是反共作家。在这些人的世界里，只有亲爹亲妈似的中共，才是可以由他们自己的存在而证明的真实存在。别的共产党，也就是“修正主义”罢了。

　　按她的年龄，张爱玲其实还是中国第一代能在社会上独立生活的新女性，她们与今天的生来就享有这种自由的女性，是有点不同的。她们有更强的判逆心，虽然没有听说过今日流行的女权主义的名言隽语，对得来不易的自由，反是她们，别有一番挣脱牢笼后的珍惜。张爱玲不是八十年代的陈冲，不是九十年代的巩俐。陈冲说她要嫁医生，女演员过了四十岁，就挣不到多少钱了，而医生越老挣钱越多；巩俐则嫁了南洋的香烟小开。这两位的丈夫，不但符合、而且远远超过了夏先生的“身体健康而有固定收入”的条件。不过，张爱玲如果也象今天的人生舞台上的一些光灿灿的女演员，下了幕就如此遵从流俗，她或许也就不成其为张爱玲了。

　　第一次读张爱玲，就为她的不同流俗所惊诧。那是一个题为《色，戒》的短篇。一位青年女子，为爱国杀手色诱汉奸高官。同志们既要利用她又视她为不洁，倒是那位家中没有感情的高官对她很是关怀。在紧急关头，她竟然示意高官逃走！高官随即一个电话，下令封锁了整个街区，把参与其事的青年学生全部逮捕，在当天午夜就枪毙了，包括那位救了他的女子。芳心如雪，郎心如蝎，对比之烈，令人气绝。张爱玲最擅长的就是这样的题材──手头并没有什么资源可以让他改变自己生活的小人物，在沿着外界情势为他所规定的轨道机械地运行时，突然而起的一种感情冲动，一种“发神经”，一种我们不相信他也会拥有的个性的灿烂爆发。

　　如果我们希望张爱玲结一段囿于流俗的姻缘，那我们也不必读她的小说了，我们还是读鲁迅的吧。鲁迅的小说也写的好，但是他笔下的人物，阿Ｑ，孔乙己，祥林嫂……总象是忠实地诠释着中国人的某一类典型，他们从来不会发一次典型行为之外的“神经病”，从来不会在典型规定的道德原则之外使一次“坏”，因而也就缺少一点个性的亮色，没有张爱玲笔下的人物的那种独此一个的味道。毕竟，套用托尔斯泰的句型：好人都是相似的，人“坏”的时候却各有各的“坏”法。

　　张爱玲与赖雅的婚姻，或许不能算是一场精明的生活安排，那就算是她发了一次“神经”吧，那又怎么样？那也是她的个性的灿烂爆发。嫁了“一个身体健康而有固定收入的人”，就会使她有“有一种幸福感”从而“兴致勃勃的再去创作”？谁又能保证，一个虽能挣钱但却思想平庸、缺乏批判眼光的男人，不会窒息了张爱玲的创作激情？

　　说到底，一个中国女子嫁洋人，干卿底事？好也罢，孬也罢，只要是她自己的选择，只要她自己无怨无悔，又何必要他人议论纷纷？特别是男人，大可不必有那么多的父权式的不平；至于夫权式的愤恨，就简直有点滑稽可笑了。

　　对于一位洞察世事的作家，真实的生活，总是一连串的痛苦的折衷和无奈的妥协。张爱玲与赖雅的婚姻，或许是确实有感情；或许，也就是她早已说过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天才梦》）。为什么是这只虱子而不是那只虱子，我们至多也只能说是运气问题。张爱玲缺的，其实还是运气。五十年代末，台湾、香港的经济尚未起飞，汇率也低，要在中文市场挣了钱去付美国的医药费，只怕是谁都做不到，何况当时张爱玲还没有今日的名气。美国人虽然素来对中国文化有好感，但主要还是在感官享受的层次。
　　要他们读小说，当时“多元文化”的概念还未流行，只怕是兴致缺缺。时至今日，中国大陆人写的小说，在美国还是不卖钱的。学院里有些人吹得很高，这就说到夏志清羡慕司马新的原故了：司马新拿了文学博士却在金融界任职，“不教书，不必去看那些西方新左派的文学理论和研究，自是一种福气。”
　　在美国市场畅销过的大陆人的作品，从周信芳之女所写的《上海的女儿》到郑念的《上海的生与死》，从梁恒的《革命之子》到张戎的《鸿》，几乎都是传记，或自传体小说。如果能连上一点西方人耳熟的地名，比如上海，则更为理想。西方读者要看的是中国人的实实在在的悲欢，和他们从另一种文化背景出发的对西方世界的观照。

　　在今日的西方，传记是书本市场的一大主流，自传体小说则是小说的一大主流。亨利·密勒曾经为美国人的喜欢自传作品下过个注解⑤：“自传体小说，爱默森说它会随着时间而日益重要，已经代替了优秀的忏悔录。这一文学体裁并不是真实和臆造的混合，而是真实的扩展和深化。它比日记更可靠，也更诚恳。要求作者必须叙述事实，那只是一种浅薄的真实性，自传体小说是作者的感情、思考和理解的真实性，是消化了的并吸收了的真实性。它是作者同时在所有的层次揭示自己。”自传体作品，如果敢于在“所有的层次揭示自己”，那就必然会有一种别的体裁所难以企及的生动和亲切。或许正是这种生动和亲切，使得它们成了在美国市场上第一个冲破中西文化壁垒的开荒牛。

　　张爱玲有个不寻常的家庭──她有吸鸦片、讨小老婆的父亲，却又有一个留学法国学艺术的母亲；日据时期的上海，不寻常的时代不寻常的地方，这一早慧的少女如流星般不寻常地声誉鹊起；她和“汉奸”的恋爱，大陆沦陷后她从上海到香港的逃难，还有她在美国的挣扎，张爱玲的前半生，实在是多姿多采。以她的文笔，张爱玲一定能在这些事实之上写出扩展和深化了的真实。即使是在五十年代末，这样的一本传记，或许，也能在美国市场畅销吧？我们不必遗憾张爱玲嫁了洋人，真正值得遗憾的是她没有留下这样一本自传，以至身后任人猜度。

　　张爱玲学了不少《红楼梦》的笔法，在这一点上却是太不象曹雪芹。她不写，还让谁写？杨沫的《青春之歌》？今天谁看？中国文学史上，居然还没有一部有份量的的女性自传小说。以张爱玲的份量，她自己不写，别人也要代笔。司马新用传记材料与她的作品对照，断言《多少恨》和《半生缘》是“带有浓厚自传体成份的作品”。不过，在没有学过大厚本现代文艺理论的普通读者看来，这大概是带有浓厚猜度成份的研究。

　　今天，即使是世代的贵族，也微笑着走上了在“所有的层次揭示自己”的这一平等化路程。以讲究礼节著称的英国，王妃和储君竟相给黄色小报抛偷情材料。只有张爱玲，至死仍是民国的最后贵族，她的骄傲，永远不能退色为博取凡夫俗子的同情和眼泪的虚荣。夏先生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些与张爱玲关系不深的人，会保留在她的《对照记》相本里；而她的遗嘱执行人宋淇夫妇、两任丈夫胡兰成和赖雅，却都付与阙如。

　　很可能在他去世二十多年之后，她对他的感情变得淡薄了，觉得即在当年，他的才华就不高，年龄也太大，配不上她。或许因为下嫁洋人，本身就是件难为情的事，不要读者们知道。

　　这只不过是又一次无聊的猜度。夏先生在美国五十年，嫁洋人的中国女子，想来见过无数，居然称之为“下嫁”，居然说“是件难为情的事”！
　　Ｂｕｔ，ｗｏｕｌｄ　ｓｈｅ　ｃａｒｅ　ｗｈａｔ　ｙｏｕ　ｓａｙ？

　　不愿示人以赖雅的照片，为什么不能是因为张爱玲的敏感、张爱玲的骄傲？为什么不能是因为她的贵族气质，是因为她心中自有他人无法触及的净土？
　　或许，她只是想保留一片虱子尚未爬到的皮段？

　　夏先生说他也是“张自己认为最信得过的一位朋友”。看来夏先生在朋友的事上还是很中国的，人一死，就可以在夫妻感情上代为立言。难怪越到晚年，阅历越多，张爱玲躲人躲得越厉害。夏先生当然可以谈他的看法，但说话何妨含蓄一点，毕竟谈的是自己的朋友嘛。单是题目，就显得过份直露，配不上张爱玲的典雅华贵。人家爱的是《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你却写了英文题目再译成中文？

　　或许可以在李清照南渡后的词里找一句？这两位奇女子在暮年的情感，想来会有些相通之处。但是，首先跳上心头的，却还是陈与义的“长沟流月去无声”⑥。在通向宫殿正门的小桥上倚栏而饮，上有明月，下有流水，背后是嵯峨的楼宇，面对的是高朋佳人，何等雍容，何等潇洒！但是，这却不是进行时态的欢歌笑宴，而是二十年后的梦中重温。此身虽在，心神堪惊，于是就有了灵与肉的分离。作者在梦中重塑的青春肉身，仍在欣赏着醇酒美景；但是，他的灵魂，却痴呆呆地垂眼看着桥下的流水。明月撒在长沟中，一团光明也只剩得支离破碎；而即使是这种支离破碎，也正在缓慢却又倨傲地随着时间流逝。
　　沉醉的肉身或许以为明夜仍有同样的凄美，灵魂在经历了靖康年间的一朝南渡和二十年的颠沛流离之后，却清醒地知道：“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传奇》再版自序）今夜的酒，也就只能醉在今夜。

　　张爱玲嫁了个按市场意义不算成功的美国文人。但是，对于一颗为着缓缓逝去的浮华唱着无奈挽歌的孤独灵魂，她的肉身嫁的到底是谁，这个肉身所经历的种种苦辛，或许，已经不是那么郑重得需要教授来猜度的事。
　　【注】
　　①　夏志清，《一段苦多乐少的中美姻缘》，世界日报，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２－１３日。
　　②　张爱玲，《我看苏青》。收入唐文标编《张爱玲卷》，香港艺文图书公司，１９８２年。
　　③　见胡兰成自传《今生今世·民国女子》，１９７６年。
　　④　张宽，《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与西方的汉学研究》，《了望》１９９５年第２７期，并见《华夏文摘》（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９日）。
　　⑤　Henry Miller, , New Direction, 1969, NY.⑥　陈与义，《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９６－０５－１９，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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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铮

　　《今生今世》里面，胡兰成提到一次张爱玲为他解说西洋文学，“她讲给我听萧伯纳、赫克斯莱、桑茂忒芒，及劳伦斯的作品”。每次讲完，张爱玲总要补上一句：“可是他们的好处到底有限制。”萧伯纳和劳伦斯没有问题，但赫克斯莱就得想想方知道他是谁。张爱玲在《双声》这篇与炎樱对谈的文章里曾说过：“至于外国，像我们都是在英美的思想空气里面长大的，有很多的机会看出他们的破绽。就连我所喜欢的赫克斯莱，现在也渐渐的不喜欢了。”这个在1945年就“渐渐的不喜欢了”的小说家是赫胥黎。赫胥黎在英国的名气是建立在他那些诙谐尖刻的世态小说上面，并非我们现在熟知的《美妙的新世界》。他的作品每流于浮面，大概因此张爱玲不要看了。1944年的文章《谈女人》中，张爱玲是把他叫做“赫胥黎”的，不知为什么时隔一年就换了称呼。后面那个桑茂忒芒也不容易猜，其实是萨默塞特·毛姆，讲出来大家恍然。张爱玲跟胡兰成讲的时候肯定用的是英文，而胡兰成的英文颇不灵光，可以想象，张爱玲随口一说，胡兰成当时便留心了，几十年后摹声摹形写出来，难免有点古怪，大概他没读过毛姆。说来奇怪，张爱玲从来没在自己的文章里提起过毛姆，许是因为很多人认为她受了毛姆的影响，有意避嫌。第一个这样说的是周瘦鹃。他审读《沉香屑第二炉香》的时候“一壁读，一壁击节，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Somerset　Maugham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其后他求证于张爱玲，张“表示心悦神服”。当然，也有表示不那么“心悦神服”的，比如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虽也承认张爱玲“顶爱看”《红楼梦》和毛姆，但他认为姐姐兼采众长，许多作家对张爱玲的影响“多少都有点”。我看影响肯定有的，而且不是一点点的问题。毛姆的小说除了心理刻划用力而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人物不拘男女常常为性欲所控制，为性欲所驱使，干出些莫明所以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张爱玲的许多早期小说都看得出与毛姆神似。《沉香屑第二炉香》不必提，像《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心经》中的许小寒、《连环套》中的霓喜都可说是典型的毛姆式人物罢。有趣的是，这些深受毛姆影响的小说———老实不客气地说———　恰恰是张爱玲不很成功的作品。张爱玲写的《自己的文章》现在是再有名不过了，不过大家总盯着文章前半部分讲“参差的对照的写法”、讲“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的地方。实际上，张爱玲写此文目的是要为《连环套》辩护的，抗议迅雨（傅雷）的酷评，文章后半都在说这个。迅雨的文艺观点不是没有问题，但指出《连环套》是坏作品肯定不错。1976年，张爱玲为《张看》写序，谈及校《连环套》清样的情形：“30年不见，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有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后又说：“连牙齿都寒飕飕起来，这才尝到‘齿冷’的滋味。”表示“这些年来没写出更多的《连环套》，始终视为消极的成绩”。张爱玲自己反应如此激烈，我们真可以注意了。曾经苦口婆心为作品辩护，30多年以后却不但否定了自己的创作，而且否定了自己的辩护，痛定思痛，我想张爱玲同时也否定了英国小说对她的浮面影响。这是她小说观念变迁的结果，是她向《红楼梦》和《海上花》传统回归的一个旁证。
　　张爱玲晚年接受访问，偶尔会露出些西方文化渊源的端倪，但她的话总是虚虚实实，不可尽信。比如水晶的《蝉——夜访张爱玲》：
　　“至于西洋作家，她谦虚地说看得不多。只看过萧伯纳，而且不是剧本，是前面的序。还有赫胥黎、威尔斯。至于亨利·詹姆斯、奥斯汀、马克·吐温则从来没有看过。”我们刚刚就知道了张爱玲给胡兰成解说萧伯纳，不会只讲前面的序吧？萧伯纳，张爱玲在自己的散文里提到过三次。《谈跳舞》里说印度舞者黛薇“脸上有一种冷冷的恐怖之感，使人想起萧伯纳的戏《长生》”。下面便讲开了戏里的情节，应该不是从序中看来的。《私语》里说到父亲有一本萧伯纳的《心碎之屋》，还加着英文题识——毕竟翻过才看得到。再有就是《更衣记》引了一位西方作家的话，在括号中加注“是萧伯纳么？”，表示不确定。看来，萧伯纳在张爱玲那里还是有份量的。马克·吐温的小说也许没有读过，但张爱玲确引用过他的话。至于亨利·詹姆斯，张爱玲讲的可能也不是真话。据司马新的《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第八章：“她为美国之音的广播节目将几部西方小说改写成剧本，包括莫泊桑、亨利·詹姆斯以及苏联小说家索尔士肯尼顿的小说。”既然说“改写”，总得先看过原著才行。司马新讲的这件事当在60年代，而水晶访问张是在1971年，所以“从来没有看过”的说法可能不成立。
　　不过，张爱玲为美国新闻处做事从来就是为稻粱谋，宋淇回忆她诉苦的话：“我逼着自己译爱默森，实在是没有办法。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的。”莫泊桑、亨利·詹姆斯、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很可能是“硬着头皮”看的，除此而外，大概再也没有读过亨利·詹姆斯了。1995年9月，夏志清写了《超人才华，绝世凄凉——
　　悼张爱玲》一文，中间谈及为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写序，说是：
　　“水晶有一章把《沉香屑第一炉香》同亨利·詹姆斯长篇名著《仕女图》相比，我在序里也继续把两人作比。”《仕女图》在大陆是翻译作《一位女士的画像》的，它所讲的美国纯真少女到欧陆寻梦却为欧洲阴暗传统所构陷的故事，的确与葛薇龙的命运暗合。不过我们读一下1974年6月9日张爱玲写给夏志清的信罢，里面有一句：“《仕女图》也会找来看。”夏志清的原信看不到，不过猜也猜得出，应该是夏志清说《仕女图》如何如何与张爱玲的作品神似，张爱玲便应承下来说一定找来看看。一定是没看过，才会说“找来看”，虽然未必会当真去找。去美以后的张爱玲，对主流文艺已经没多少兴致了。实际上，张爱玲的小说可与詹姆斯相比较的原不止《仕女图》而已。像詹姆斯早期的《华盛顿广场》写少女与男子私自定情而为严父所不容，不得不生分，女儿与阻遏其婚事的父亲之间一直张力不弛，这种女子、情人与长辈的三角结构像极了《金锁记》中的长安、世舫与七巧。张爱玲和亨利·詹姆斯之间互无影响，比较才尤其意味深长。
　　张爱玲也读过一些英语国家以外的作家。她在文章中提过契诃夫的《套中人》，提过谷崎润一郎的《神与人之间》，甚至还说起鲁迅译的《死魂灵》。不过她看《死魂灵》全不与平常人相同，她是看细节，看书里说走遍俄国的骗子在各地吃不同的鱼馅包子。她的兴趣点不在主题、结构或者典型人物上面，她是在看鱼馅包子。张爱玲两次郑重其事地谈到托尔斯泰，认为《战争与和平》是作品战胜了作家，细节战胜了主题。老实说，张爱玲对所谓伟大的作品没什么兴趣，即便英国作家她读的也只是当时英文选本里常见的那几个人名，她绝没有心思去挖掘和光同尘的佳作。对张爱玲来说，通俗作品更能见出人生的实象。
　　张爱玲在美国期间，洋书几乎是只看通俗小说了。水晶说她看了不少James　Jones，宋淇说张爱玲自承《半生缘》的结构是借自J．
　　P．Marquand，张爱玲自己多次谈到詹姆斯·密契纳。这些小说家真入不得旁人的眼，在当时的美国便是半红不黑，我们更难了解了。张爱玲喜读通俗小说，大家早就晓得，只不过知道中国的张恨水、李涵秋之流多一点，知道外国的少一点。其实，张爱玲是一视同仁，中外通俗都爱看。她高中二年级写的读书报告里面就有林纾译的《烟水愁城录》，作者哈葛德是英国多产的通俗小说家。1995年於梨华写文章回忆张爱玲在美国的一次讲演，讲题是：“The　Exotic　West：from　Rider　Haggard　on”，翻译成中文便是“西方之异国情调：从哈葛德讲起”。钱锺书说：“哈葛德在他的同辈通俗小说家里比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直没有丧失他的读众。”一点不假。40年代，张爱玲读赛珍珠的英文小说，到美国以后，勒卡雷的间谍小说她也看。很多了解张爱玲晚年情况的人都说她总开着电视，这很可能是实情，文章里也多有反映。我猜不止电视，电影大概也常看。张爱玲每提起一部通俗作品，总不忘介绍它曾经改编成电影，有时还告诉大家主角是谁饰演的，像白兰度主演的《叛舰喋血记》，亨佛莱波嘉主演的《凯恩号哗变》皆然。勒卡雷的小说《（冷战中）进来取暖的间谍》（大陆译为《寒风孤谍》或《受冷漠的人》），张爱玲要特意说句“搬到银幕也是名片”。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我猜张爱玲是当成通俗小说看的，甚至原著都未必读，因为“拍成影片由詹姆斯·梅逊主演”，不读也知道情节了。庄信正的妻子杨荣华替张爱玲搬过家，后来写了篇《在张爱玲没有书柜的客厅里》，说张爱玲家里书架都没有。没有书架，不会有太多藏书，那么多通俗作品未必全买来读。据戴文采说，张爱玲公寓外有一爿小书店，店主称“她最多在门外的书架逗留一会，从不进店里来”。那么多小说，不知她从哪里买来的。
　　张爱玲的散文中最令人称奇的两篇是《谈看书》和《谈看书后记》，写得又长，读起来又闷——仅是人种学和英国叛军的话题就闷煞人。
　　然而张爱玲在1974年6月30日致夏志清的信里面是这样说的：“前两天找了信正夫妇来长谈，信正又说你喜欢《谈看书》。我真高兴，那篇东西花了不合比例的时间在上面，这才觉得值得。”完全是“恨无知音赏”的遗憾心情。《谈看书》等两篇文章引用了不少希奇古怪的书，平常人没有心情去看的，那么张爱玲为什么想看呢？未必是如她所说是“纳罕多年的结果”。我们仔细揣度，会发现张爱玲讲这些故事时的视点并非一般小说家创造人物时的平视，她是高高在上，又冷又暖地俯瞰。英国叛军的种种行为殊少确证，张爱玲洞微烛幽，老吏判狱，循着人性的自然状态去揣度英国军人的行止。她从这些洋书里面挖掘出的，与从《海上花》、《金瓶梅》中探得的点点滴滴秘密一般无二，都是人性之真实。此时的张爱玲开始意识到“事实比虚构的故事有更深沉的戏剧性，向来如此”。从这个角度讲，《谈看书》和《谈看书后记》可视为张爱玲晚期文艺观点的剖白。张爱玲读书不系统，她对读书有怎么一个观念以前谈的又极少，偏偏作兴来说读书了，却又写得如此隐晦，我们真可深思。
　　知道张爱玲写过诗的应该不多，了解她读诗歌的情况的恐怕就更少了。1946年她为《传奇》增订本写序，“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其中一句是“我不会做诗的，去年冬天却做了两首，自己很喜欢，又怕人家看了说‘不知所云’。”也许是连一个说“不知所云”的人也没有，此后张爱玲的诗再没有露过面。她自己的诗在《中国的日夜》一文中，不是很高明，但有情致。她谈诗歌见解的文章是《诗与胡说》，里面还提到过周作人译的日本诗。《谈音乐》里引用了勃朗宁的诗，《私语》里引用了Beverley　Nichols的诗，后者是个不甚知名的英国作家，我读过他的文章，但不晓得他也写诗。张爱玲读诗是别具只眼的。司马新最近有一篇《今生缘——〈张爱玲在美国〉之外一章》，里面说到他访问赖雅女儿爱丽斯的情形：“爱丽斯女士想起张爱玲最喜欢的诗人是波特莱尔与里尔克。”不知这话的可信度有几分，张爱玲既不通法语也不懂德文，要看也只能是英译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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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庞培

　　这是一只巨大的低垂的眼帘，一个在时间中缓缓到来的悲凉眼神，惊怯的强作镇静的手，寡淡的笑容，被穷或孤寂蛀空了的“一袭生命华丽的衣袍”（张爱玲语）以及带有淡淡鸦片气息的鬓发和旗袍——通过旧时代的摄影术保存下来，收集在这本题为《重现的玫瑰——张爱玲相册》的书里。
　　细心的编者同时也是她小说的忠实读者。这是一种双重回忆。在其中，张爱玲也在回忆她自己，而我们在相片外面看她：早年活泼的婴儿，鲜花般容易矢亡的孩提时代，作为清末名宦之后的少女呆滞的脸以及学英文时入住的寄宿学校；一小片草坪和天空，最终融入建筑外形（旧公馆）的女作家早期作品风格……。在这些风格的相片中，她那天才的腐朽气质已经毕现。她将注定写出一种可称之为中国的哥特式小说的文字；而另外成为其文字形象的中国式畸形时间也已经在她相貌、文章和穿着中驻足……。
　　“我感到一阵涟漪穿过我的发际”（济慈语）。这样的一本书，是２０世纪中国女性通过回忆对乱世所作的惊鸿一瞥———这惊鸿一瞥的迅捷印象，在本书中仍旧是双重的：在我们眼睛里的张爱玲以及在张爱玲眼睛里的我们；而在这之外，时间的逆流哗哗流淌，“他们说某一些鱼身体侧面有神经，记录每一种逆流……”（威尔逊语）《重现的玫瑰——张爱玲相册》一书的内容和编排，把我们暂时变成上述“某一些鱼”，桌子边上的鱼，在空气稀薄的窗前或枕畔游往大海深处。而编者所采用的是一种古典旧小说的辑录方式，酷肖女作家本人谈到秋天或昔年时的口吻。通过这样的——既是写作的，也是阅读的———交互重叠的口吻，相册本身构成一种默默的叙事：一名２０世纪中国最优秀、最惊恐不安，也最沉静的女性作家形象———和她孤苦无援的品质———从即将沉落的世纪地平线上缓缓升起，带着她所有幽怨的眼色、佯狂的钟爱和笨拙的性；也带着她悲惨结局中的鲜花，一个叫赖雅的布莱希特的好友的美国男人的名字以及……柔柔地仆倒在地呛了一口灰尘的玫瑰喉咙……。这样一本书打开……这就好比是泪水流淌；泪水……缓缓滴淌下我们这些无用地纪念着、惋惜着她的读者的脸颊。书页和泪水同时展开，欢乐与悲痛永相辉映。她的《金锁记》是可以和鲁迅的峻严般匹的，排名在《故乡》、《边城》后面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不朽经典。———她那十分写意而酣畅淋漓的文笔（几近残忍）触及了中国女性亘古的社会生存———以及她们命运最深处的那部分骨髓。有段时间，我把她比作中国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同时，我仔细查找过凯·曼在１９１４年时带有亲笔签名的照片。我把她们两人的面容放在一起比较，发现张爱玲仍旧是要和善多了……；相比凯的严肃、清澈和咄咄逼人的目光，张爱玲脸上多了一种东方式的柔顺和知天命。这样，我们便只能在《花园茶会》和《倾城之恋》之间得到后者。凯·曼的一生甚至更为激烈、痛苦不安挣扎着的灵魂自始至终得到了自然的庇护；而在她的中国同行这里，甚至自然也是背弃人性，被扭曲的；自然也深深浸淫于封建恐怖的意识里（被转换成了专制社会的非人惩罚的一种……），月光像人的灵魂一样刻毒；这样，张爱玲被逼到了社会的墙的一角。她的天地更为窄小了。她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里，第一城市女性的小说，将来仍将有数不清的读者，得以在乱世中的这些文字里闭一会眼睛……。而她本人最终向逼迫她一生的命运（流亡或流言）交出了她内心最后一寸土地。她成了中国女作家中最无助、最无保留、最颠沛流离也是最一无所有的人。她把一切都交给了她的读者，然而“……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传奇》再版序言，１９４４年８月）———而这本相册，这本低垂着的眼帘之书，也就成了我们从那大破坏中抢救出的、有关她的一点点纪念……


　　《重现的玫瑰——张爱玲相册》，罗玛编，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５月版，１８·６０元。

梦的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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