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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的物量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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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1-21 09:03: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诗经》中的物量词研究--
--作者:陈绂
【原文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原刊地名】:
【原刊期号】:2003.专刊 【原刊页号】:12~16
【复印期号】:3  【分类号】:H1
【内容提要】:在详尽地统计《诗经》中物量词的基础上,分析物量词的种类及其句法结构,指出《诗
【文摘】:汉语言文字学
【英文文摘】:The paper analyzes the types of measure words(collocate with noun)in The Boo
【作者简介】:陈绂(1945-),女,北京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汉
【正文】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3)专-0012-05
      一
    量词在汉语史中是一个产生得比较晚的词类,一般的看法是:量词在先秦两汉时期使
用得很少,所以,也就还没有真正独立为一个词类。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量词迅速发展
起来,从数量到用法,都有了质的突破,作为一个独立的词类,才真正成熟起来。事实究
竟怎样呢?通过对《诗经》中量词的分析,我们可以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更为清楚的看法。
    不容讳言,《诗经》中的量词还很不发达,尤其是动量词,几乎没有出现。在表示事
物的数量时,大多采用的是“数词+名词”的形式(也有数词直接充当句子成分的的情况
)。如:
    1.游于北园,四马既闲。(《秦风,驷》)
    2.龙旗乘祀,六辔耳耳。(《鲁颂·bì@①宫》)
    3.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郑风·清人》)
    4.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周颂·良耜》)
    5.我生之后,逢此百忧。(《王风·兔爰》)
    6.笃公刘,逝彼百泉。(《大雅·公刘》)
    7.方叔莅止,其车三千。(《小雅·采芑》)
    8.谁谓河广,一苇杭之。(《卫风·河广》)
    9.羔裘晏兮,三英粲兮。(《郑风·羔裘》)
    10.维此奄息,百夫之特。(《秦风·黄鸟》)
    为什么判断上述各例中被数词限定的词均为名词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汉唐
人的注疏中得到证明。如郑玄对例1“游于北园,四马既闲”的解释是“游于北园之时则
已习其四种之马”,孔颖达的解释是“四种之马既已闲习之矣”。虽然两人对全句的理解
不甚一致,但对于“四马”的解说却是一致的:都是用“四种之马”解“四马”,加了量
词“种”,可见“马”是名词。分析上述各例,我们还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例证:“二矛
重英”的孔疏是“其车之上建两种之矛”——用“两种之矛”解“二矛”,加了量词“种
”;“方叔莅止”的郑笺是“方叔临视此戎车三千乘”,孔颍达的疏曰:“其车众之多,
中有三千乘矣”——用“戎车三千乘”来解“其车三千”,加了量词“乘”;“一苇杭之
”的孔疏曰:“一苇者,谓一束也,非一根苇也”——将“一苇”解释为“一束(苇)”
,而且进一步告诉读者“非一根苇也”,这就充分证明了“一苇”的“苇”不是量词;“
三英粲兮”的疏是“其人有三种英俊之德”,从而证明诗中所缺的正是“英”(英俊之德
)的量词“种”……这些古人的注疏不但证明了上述各诗句中数词后面的词是名词,而且
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了量词的发展:《诗经》时代数词直接修饰名词的语法形式,到了
后代,特别是中古以后,已经被“数词+量词+名词”的语法形式所代替。反过来说,也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现代汉语中的“数量名”结构,在《诗经》中是经常以“数+名”(或
“名+数”)的形式出现的。
    在《诗经》中,数词直接修饰的名物涉及方方面面,除了时间、空间之外,还包括天
文地理、人物神祈、动物植物、房屋建筑、衣饰用品以及某些抽象的概念——福禄寿祗、
礼仪忧思等等。其中,一些“数+名”的短语不仅在《诗经》中应用得十分普遍,而且还
成为了一种较为固定的结构流传至今如“百川”、“万福”、“百礼”、“百谷”等等。
    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在先秦时期,或是在《诗经》中没有量词,恰恰相反,虽然数
量不多,但在《诗经》中的确出现了一些货真价实的量词,其使用方法也与后代并无二致
,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二
    如前所述,《诗经》中经常用数词直接修饰名词的方法来称量事物,但这不等于说《
诗经》中没有量词,恰恰相反,《诗经》不仅出现了量词,而且这些量词所涉及的名物已
经比较广泛。我们知道,根据称量事物的数目的不同,量词又分为个体量词和集体量词两
类。这两种量词在《诗经》中都可以找到。
    在个体量词中,有一些是我们在现代汉语中也经常看到的专用量词:
    1.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魏风·硕鼠》)
    2.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郑风·子矜》)
    3.自我不见,于今三年。(《豳风·东山》)
    4.维此圣人,瞻言百里。(《大雅·桑柔》)
    5.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魏风·十亩之间》)
    6.椒聊之实,番衍盈升。(《唐风·椒聊》)
    这里有表示时间的词,如“年”、“月”、“日”;也有表示度量衡单位的词,如“
里”、“亩”、“升”等。这些量词从古至今都属于专用范围之内,在先秦的其他典籍中
也经常使用。
    除此之外,我们还注意到,在《诗经》中一些由数词组成的短语,甚至不具备数词的
短语中,出现了个体量词。从语法功能上分析,这些词都具备了量词的特质,而且同现代
汉语量词一样,在意义及使用上也都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取向。
    根据这些短语的结构,可以将它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
    1.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2.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qūn@②兮?(以上出自《魏风·伐檀》)
    3.lí@③尔圭瓒,@④鬯一卣。(《大雅·江汉》)
    4.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小雅·白驹》)
    5.羔羊之皮,素丝五@⑤。(《召南·羔羊》)
    6.羔羊之皮,素丝五@⑥。(《召南·羔羊》)
    7.羔羊之皮,素丝五zǒng@⑦。(《召南·羔羊》)
    8.似续妣祖,筑室百堵。(《小雅·斯干》)
    9.终朝采绿,不盈一jū@⑧。(《小雅·采绿》)
    10.终朝采绿,不盈一chān@⑨。(《小雅·采绿》)
    在这几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数词和它后面的词结合而成的偏正结构都是用来说明
某一事物的量的,而且,用来表示这些事物的名词也都在句中出现了:如1、2两例中“三
百廛”、“三百qūn@②”指的是“禾”的数量;3例的“卣”是饮酒之器,“@④鬯
”就是“黑黍酒”,这句话的意思是“王赐召虎以鬯酒一zūn@⑩”(见郑笺),可见
,“一卣”指的是“@④鬯”的数量;例4称量的是“生刍”;5、6、7三例称量的是“素
丝”;例8的“堵”指的所筑屋室的墙垣的数量,其实也就是“室”的数量;“一jū⑧
”、“一chān@⑨”(例9、10)指的是所采的绿菜(即诗中的“绿”)的数量。由
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这几句诗中,数词与其后面的词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
固定的结构,共同称量另外一个名词所表示的事物,这个“数词后面的词”当然是量词。
这里所形成的正是现代汉语中最典型的“数+量+名”(或“名+数+量”)结构。
    第二类:
    1.三爵不识,矧敢多又。(《小雅·宾之初宴》)
    2.於,我乎,每食四簋。(《秦风·权舆》)
    3.之子于归,百两(即“辆”)御之。(《召南·鹊巢》)
    在这三个例子中也出现了数词与其后面的词所组成的偏正结构,从形式上看,似乎与
前面1-10例的结构(如“四马既闲”、“出此三物”之类)是一致的,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爵”、“簋”、“两”等应该是名词。但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各句的结构及其意义,
就会发现并非如此。这也可以从古人的注释中得到证实:在“三爵不识,矧敢多又”之下
,郑玄解释道:“言我于此醉者,饮三爵之不知。”在“三爵”的前面添加了动词“饮”
,可见,“三爵”并不是“不识”的宾语,而是“饮”的宾语,而“饮”的对象当然不会
是“爵”,是用“爵”斟的酒,“三爵”不过是酒的数量,这就说明,“爵”是量词而不
是名词;在“於,我乎,每食四簋”之下,毛亨注释道:“四簋禾稷稻梁”,直接点明了
“四簋”所装盛的食物,孔颖达则是引了《周礼·公食大夫礼》中“宰夫设禾稷六簋”来
说明所谓“四簋”指的是食物的数量;“之子于归,百两御之”描述的是一个婚礼场面,
毛传将“百两”解为“百乘”,孔颖达则说得更为明确:“则夫家以百辆之车往迎也”,
可见,“百两”指的是车的数量。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爵”、“簋”、“两”这三个词
都是量词,它们与数词所组成的词组同样是数量结构,只不过这个数量结构所称量的对象
——即“数量名”之中的“名”在诗句中没有出现罢了。这种“数词+量词”的结构,在
现代汉语中也经常见到,如“买了三本”、“吃了一碗”等。
    第三类:
    1.扬之水,不流束楚。(《郑凤·扬之水》)
    2.视尔如qiáo@(11),贻我握椒。(《陈风·东门之@(12)》)
    在这两句诗中都没有出现数词,如何分析它们的结构呢?审视诗句的意思我们就会发
现,这里其实省略了数词“一”。古人已经注意到了这种语言现象,在“不流束楚”之下
,孔颖达翻译为:“激扬之水,可谓不能漂流一束之楚吗?”用“一束之楚”翻译“束楚
”,说明了原诗的“束楚”即“一束之楚”,省却了数词“一”。“贻我握椒”同样,汉
代的郑玄和唐代的孔颖达,都将此句解释为“女乃遗我一握之椒”,也是在“握”的前面
添加了数词“一”来限定“椒”。我们知道,量词使用的规则之一就是“数量词组成的偏
正结构处于宾语的位置上时,如果数词是‘一’,可以略去不说”(朱德熙《语法讲义》
),在这里与“束”、“握”相配合的数词正是“一”,而它们与名词所组成的偏正结构
又处在宾语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可以判定“束”、“握”这两个词是量词,而数词“一”
省略了。这种“量词+名词”的句型在现代汉语中也经常出现,如“拿把椅子”、“买本
书”等。
    通过上述例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诗经》中不但确实出现了个体量词,
而且,现代汉语中常见的几种由数量结构组成的短语类型,在《诗经》中也已经出现了。
      三
    在《诗经》中不仅出现了个体量词,而且也出现了一些集体量词。同现代汉语中一样
,《诗经》中的集体量词用于“称量成组或成群的事物”(见朱德熙《语法讲义》),其
中有的表示一定的数目,有的则表示一个模糊的多数,现分举如下:
    [乘] 在《诗经》中,“乘”字共出现在30次,其中作为量词使用的一般用来称量
马,所表示的数量是“四”。如:
    1.王遣申伯,路车乘马。(《大雅·崧高》)毛传:乘马,四马也。
    2.叔于田,乘乘黄。(《郑风·大叔于田》)毛传:四马皆黄。
    这几个例子都有明确的古人注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乘”所表示的数目是“四”。
又如:
    四矢反兮,以御乱兮。(《齐风·猗嗟》)毛传:四矢,乘矢。
    毛传用“乘矢”来解释诗中的“四矢”,更充分证明了《诗经》中的量词“乘”是一
个定数量词,其表示的数目是“四”,用来称量马、箭等物。
    [驷] 《诗经》中“驷”也可以作为量词使用:
    清人在彭,驷介旁旁。(《郑·清人》)郑笺:驷,四马也。
    这一注释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驷”在《诗经》具有定数量词的用法。类似的例
子还有:
    驷孔阜,六辔在手。(《秦·驷》)郑笺:四马六辔。
    用“四马六辔”总括这两句诗的含意,再次说明了“驷”含有定数“四”。
    [朋] 《诗经》中“朋”也有定数量词的用法:
    1.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豳·七月》)毛传:两樽曰朋。
    2.既见君子,赐我百朋。(《小雅·菁菁者莪》)孔疏:小贝以上四种,各二贝为一
朋。
    从上面两例我们可以得知,“朋”作为定数量词,它所表示的量是“二”,它既可以
称量酒,又可以称量贝(古代以贝为货币)。
    [两] “两”在《诗经》中共出现16次,大致有三种用法:一是数词,与“二”相
同;一是量词,同“辆”,如“百两御之”;还有一种不同的用法:
    葛屦五两,冠@(13)双止。(《齐·南山》)
    对于这个“两”,前人的解释不尽相同,我们认为,朱熹在《诗集传》中的解释最为
合理:“两,二屦也。”就是说,这个“两”是一个定数量词,表示的数目是“二”。
    除了上述几个定数量词之外,《诗经》中还有一个表示较大数量的定数量词——群: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小雅、无羊》)郑笺:三百头为一群。
    孔疏:羊三百头为群,故一群有三百,不知其群之有多少也。
    将“群”的意思确定为“三百(头)”,是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的,如宋代的朱熹在《
诗集传》中的注释也是“羊以三百为群,其群不可数也”。可见,这个“群”的确是一个
表示的数目比较大的集体量词。
    根据上面论述,我们得知,《诗经》中不仅出现了量词,而且就量词的种类而言,也
是相当齐全的。这说明,在上古汉语时代,虽然不如后世那样丰富,但是量词已经初步地
“林立”于各类词之中了。
      四
    众所周知,汉语中的量词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独立的词类,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
是由其他类的词引申、转化而来的,这些词为什么能够成为量词?它们在成为量词、尤其
是物量词之后所表现出的对于所称量的事物在性质、特征等方面的要求,与它们的本义之
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这是研究量词所必须关注的问题,下面就准备探讨一下《诗经》中
所出现的量词的来源及其特性。
    大体上说,汉语量词基本上是由两类词——名词与动词——引申、转化而来的。有些
词演变为量词之后,就可以作为量词在汉语中独立地存在,如“本”、“根”、“条”、
“张”等,这些词一方面可以以它们原有的词性和意义组词造句,另一方面,它们也完全
可以以量词的身份组词造句。但也有一部分词,在某种语言环境下,它们虽然也可以作为
量词使用,但是,它们并没有真正演变为独立的量词,而是仍然以原有的词性列于汉语词
汇之中,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充当量词使用。这就是借用量词。在对《诗经》中的量词深
入分析之后,我们发现,这两部分量词在《诗经》中都存在。一部分量词的借用性质十分
明显,由于各种原因,这些量词大多都没有成为后世经常使用的量词。如:
    “廛”,《说文解字》曰:“一夫所居曰廛”,是居所的意思,《孟子》“愿受一廛
而为氓”用的就是本义。这里是用居所之名表示人,即一个农夫,所以“三百廛”表示“
三百夫之田谷”,“廛”就成了一个表示谷物之量的量词了。因为“廛”在古代是一个通
用的概念,“一廛”就表示“一夫”,而“一夫”所应该得到的谷物是很明确的,《伐檀
》诗中正是用“不稼不穑”与“取禾三百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来抨击“不素餐”的“
君子”。将“廛”作为量词使用产生了强烈的修辞效果。但是,无论在《诗经》中还是在
同时代的作品中,“廛”都不是一个专门的量词,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廛”在汉语
词汇中很早就消亡了。
    “qūn@②”本为仓廪,(《说文》“廪之圜者”),作为名词,它在先秦两汉的
典籍中经常出现,表示盛装粮食的仓库,如《周礼·匠人》中“葺屋叁分,瓦屋四分,q
ūn@②@(14)仓城逆墙六分”等。既然是装粮的仓库,自然就可以作为计量的单位而称
量谷物,“qūn@②”的量词的用法就产生了,但也只是临时用用,与“廛”一样,它
并不是一个专门的量词,而且也很早就消亡了。
    “chān@⑨”的借用性质就更明显了,它本是“衣蔽前”(见《说文》)的意思
,即衣服的前襟,虽然不是“承载东西的器物”,但是将摘采到的植物暂时用衣服的前襟
收装起来也是很自然的事,于是衣服前襟的收装量也就可以借用为称量的“单位”了。在
《采绿》“不盈一chān@⑨”中,“chān@⑨”正是这样成为量词的。
    以上几个词虽然在《诗经》中都是作为量词使用的,但是它们并没有真正演变为独立
的量词,一般的情况下,它们仍然是名词。
    还有一部分量词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如“卣”、“簋”、“爵”三个词,它们都是
古代装食品、装酒的器皿,应该说,用器皿的名称来称量食物、饮料等正是汉语量词产生
的重要途径之一,现代汉语的许多称量性量词如“碗”、“杯”等就是这样形成的。这种
用法在先秦两汉时期就出现了,在《诗经》中正是用这些器皿充当量词来称量酒或食物的
。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很少见到这些词了,并不是这种用法消失了,而是器物的名称变了,
如装酒的叫“瓶”、“杯”,装食物的叫“碗”等,于是作为量词使用的就是“瓶”、“
杯”、“碗”了。
    有一些词是由动词演变出量词的用法的。如“视尔如qiáo@(11)。贻我握椒”中
的“握”,其本义是“è@(15)持也”(《说文解字》),就是用手把持的意思。由这个
意义引申,就有了量词的用法,称量可以用手握住的东西,“握椒”就是“一握椒”。同
上文的“卣”等词一样,用“握”来称量逐渐变为用“把”来称量,“握”的量词用法就
不常见了。“jū@⑧(掬)”也一样,其本义是用双手捧的意思,在“终朝采绿,不盈
一jū@⑧”中用为量词,“一jū@⑧”即现在的“一捧”。可以说,作为量词,“握
”与“jū@⑧(掬)”已经不存在于现代汉语之中了,但这种从手的动作演变为与手的
动作有关的量词的语言现象却是存在的。如“束”,无论在《诗经》中,还是在现代汉语
中,它都是既可以作为动词使用,又可以作为量词使用的。
    也有一些词很早就具有了量词、尤其是定数量词的功能。如“堵”,其本义指“墙垣
”(见《说文解字·土部》),《札记·儒行》曰:“儒有一庙之宫,环堵之室。”这里
的“堵”,指的是一面面积较小的墙。类似的说法在《韩诗外传》中也出现过:“原宪居
鲁环堵之室”。可见,“堵”在造字之初的确是名词,但这个名词所表示的意义却含有一
定的数量:“一丈为版,五版为堵”(《小雅·鸿雁》毛传),这就是量词的用法不仅成
为“堵”字的一个固定的义项,并最终成为其主要义项的原因与基础。
    又如“两(辆)”,《说文解字》讲解它的本义是“二十四铢为一两”,这是后起义
,考其古文字形,应与“网”是古今字。不少学者认为,“网”“像两钱比bìng@(1
6)”,即用一个非常形象的形体表示成双的事物。与“堵”一样,从造字之初期,“两”
就含有表示一定数量的义素,因此,它最终成为一个定数量词是非常顺理成章的。而称量
车辆的“辆”是后起字。据统计,“辆”最早出现在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中:“及碑始
立,其观视及笔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矣。”这里的“辆”明白无疑是量词了。
    还有一些词,它们作为量词使用是有其文化渊源的。如“乘”,其本义或曰是“人乘
木”、或曰是“人乘马”(见《金文诂林》),总之是人的一种动作。演变为称量马匹的
定数量词,应该是源于我国古代的用四匹马驾车的车乘制度——用四匹马驾一辆车为“一
乘”,于是“乘”便有了定数“四”的指向。用来称量“矢”也就表示“四”了。
    当然,对于《诗经》中出现的一些量词,我们还不能将它们的来历完全说清楚。如“
@⑤”、“@⑥”两个字,虽然它们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了,但“@⑤”的解释最早
见于《集韵》(“丝数也”),不难看出,它出自《诗经》的解释。“@⑥”的解释最早
见于《尔雅》(“羔裘之缝也”),而这实际上也是《诗经》的解释。这两个词在古籍中
用得非常少,我们查阅《四部丛刊》,发现“@⑤”只出现了29次、“@⑥”出现了37次
,且大多数是引用或翻用《诗经》的句字,这就难怪连《说文解字》这样一部字书,也没
有将它们收录下来。“zǒng@⑦(总)”虽然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词,但将它作为量词
使用的情况却是非常罕见的。其本义是“聚束也”(见《说文解字》),在这一基础上,
引申出总括、总结等义项,这才是汉语中经常使用的意义。至于量词的用法,大概是一种
临时的借用。
    综上所述,《诗经》中不仅已经出现了量词,已经基本涵括了后世量词的种类及其用
法,笼统地认为汉语量词在南北朝时期才开始独立为一个词类,恐怕并不能十分准确地反
映汉语量词发展的轨迹。
    收稿日期:2003-08-25
【参考文献】:
    [1] 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 何杰.现代汉语量词研究(修订版)[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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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周法高.金文诂林[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5.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门内加必
      @②原字囗内加禾
      @③原字厘的繁体
      @④原字禾加巨
      @⑤原字(纟的繁体)加它
      @⑥原字(纟的繁体)加或
      @⑦原字(纟的繁体)加总
      @⑧原字掬去扌
      @⑨原字衤加詹
      @⑩原字缶加尊
      @(11)原字艹下加收
      @(12)原字木加分
      @(13)原字(纟的繁体)加委
      @(14)原字穴下加卯
      @(15)原字扌加益
      @(16)原字亻加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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