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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原音韵》音系研究进程与方法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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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11-16 22:03: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原文出处】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
【原刊期号】200001
【原刊页号】86~96
【分 类 号】H1
【分 类 名】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0007
【 标 题】20世纪《中原音韵》音系研究进程与方法回顾
【 作 者】黎新第
【内容提要】《中原音韵》音系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可以代表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水平。本文概略地回顾了20世纪《中原音韵》音系在海内外的研究进程,以为大致可以划分为发轫、加速、高潮三个阶段,并进而尝试归纳出各阶段研究的特点与不足。本文还初步总结了20世纪研究《中原音韵》音系的八种主要方法,扼要说明了一些特殊方法的形成及其实际运用。
【关 键 词】《中原音韵》/音系/研究进程/方法
【 正 文】
  中图法分类号:H114.2 文献标识码:A
  在所有近代汉语语音资料中,迄今要数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最受学者重视,研究也最为充分。《中原音韵》音系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可以代表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水平。值此世纪之交回顾《中原音韵》音系在20世纪的研究状况,尤其是回顾其研究的进程与方法,对于今后的《中原音韵》音系乃至整个近代汉语语音的研究,都将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20世纪《中原音韵》音系研究进程回顾
  由于《中原音韵》对当时和后来北曲创作乃至南曲和词的创作都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而早在其成书之际,对其作为曲韵韵书所具有的语音特点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例如周书初刻和后来翻刻时所加的时人序跋,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研究其语音特点的成分。明人沈宠绥《度曲须知·出字总诀》描摹《中原音韵》韵部主要元音的发音状况,清人戈载《词林正韵·发凡》揭示《中原音韵》“入派三声”内在规律,可谓已开始将研究引向深入。但也正如对其他近代音资料的研究一样,对《中原音韵》语音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研究是从20世纪初叶才开始的。其表现至少有以下四端:研究不再是服务于词曲创作而是要了解当时的语音面貌;研究不局限于个别语音现象而着眼于整个语音系统;研究不止于音类的划分而兼顾音值乃至音位的构拟;研究不仅包括音系的共时描述,也包括了对《中原音韵》历时音变地位和音系性质、方言基础的探求。
  下面分阶段叙述以展示《中原音韵》音系在20死纪的研究进程。
    (一)研究的发轫阶段:1918—1948
  在这一阶段,研究《中原音韵》音系的巳知有海外3人, 发表专著两部、论文1篇;国内10人,发表专著1部,含有《中原音韵》音系研究内容的通史或通论5部,论文(含评论或鉴定)6篇。内中,有代表性的专著已知有石山福治1925、赵荫棠1936,论及《中原音韵》音系而又颇有建树的已知有钱玄同1918、王力1935、魏建功1935、张世禄1936,重要论文已知有唐钺1926、白涤洲1931、罗常培1932、陆志韦1946。
  由此可见,在这一阶段研究《中原音韵》音系的学者还不多,发表的论著偏少。但应当说,本阶段的研究已经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从历史语音学的角度, 认清了《中原音韵》及其所代表的近代北音在汉语语音史上的地位及价值,并以研究《中原音韵》音系为重要突破口,为汉语音韵学研究开拓出一片新的广袤领域。如钱玄同1918、罗常培1932、赵荫棠1936、陆志韦1946等,对此均有卓越的认识和论述。
  2、研究已经涉及到《中原音韵》音系的多个层次和方面。 如石山福治1925即已对《中原音韵》中的每一个同音字组的读音都作了构拟。赵荫棠1936不仅全面研究了《中原音韵》的声类和韵类,还系统研究了其后的“曲韵”与“小学”两派韵书。陆志韦1946则对《中原音韵》音系作出了更具理论性和系统性的阐释,关于《中原音韵》有入声和非国语祖语的论述更是影响深远。
  3、研究在某些方面已经相当深入。如罗常培1932 对《中原音韵》声类和音值的研究无论是结论或方法都已成为经典,为后来对《中原音韵》音系作更加全面系统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又如赵荫棠1936对《中原音韵》的两派后续韵书的研究,也被后来的学者誉为上乘之作。在薛凤生1975中,陆志韦1946同样得到很高评价。
  由于现代意义的《中原音韵》语音研究在本阶段还只是刚刚开始,自然也表现出诸多不足。
  1、对《中原音韵》蕴涵的语音资料发掘不够, 研究基本上还局限于韵谱部分而极少利用书中“正语作词起例”的内容。
  2、对《中原音韵》以外可资利用的语音资料开拓不足, 研究还没有成系统地联系金诸宫调、元曲(杂剧与散曲)和对音资料(如《蒙古字韵》、八思巴字碑文等)进行,近、现代汉语方音资料也只是零星涉及。
  3、对《中原音韵》音系及有关问题虽然已经形成一些不同见解,如《中原音韵》究竟有无入声,知庄章等究竟是一组声母还是两组声母,是否已经产生现代的j组声母, 《中原音韵》是不是现代北京话或“国语”的源头等。但所有这些都还没有展开争论,意味着研究的繁荣局面尚未形成。
  4、研究的方法还相对贫乏,主要有罗常培1932 创造的归纳法以及赵荫棠1936、陆志韦1946等所运用的历时比较与音理分析、文献和方言资料征引等。一些研究者对历史语音学方法的运用也还尚欠娴熟。
    (二)研究的加速阶段:1949—1976
  本阶段研究《中原音韵》音系的已知有祖国大陆地区7人, 发表含有有关研究内容的通史或通论两部、论文7篇;台湾地区6人,发表专著3部、有关通史1部、论文1篇;海外6人,发表专著4部,有关通论1部,论文7篇。
  祖国大陆地区因为从1966年起的十年动乱使研究中断,本阶段的研究成果集中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其中重要的有王力1957、1958、1963中关于《中原音韵》音系的论述和几篇论文,赵遐秋、曾庆瑞1962,李新魁1962、1963,廖xún@①英1963、1964,忌浮(宁继福,后同)1964。王作表明了他对《中原音韵》音系的一系列重要见解,如没有入声,没有疑母,是现代北京话的祖语等,王还第一个构拟了元代北方口语声调的音高和调型。李与赵、曾的争论意味着《中原音韵》音系语音基础和“入派三声”性质的研究走向深入。廖作标志着《中原音韵》音系研究同元曲及金诸宫调的研究开始结合。忌浮的研究则显示了对《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部分所蕴涵语音资料的重视和一种新的研究《中原音韵》音系的方法(内部分析法)正在最终形成。
  台湾地区和海外这一阶段研究《中原音韵》音系的专著已知为许世瑛、刘德智1962、那宗训1963、陈新雄1976(以上台湾),服部四郎、藤堂明保1958、司徒修(斯蒂姆逊)1966、薛凤生1975(以上海外);含有《中原音韵》音系研究内容的通史或通论已知为董同hé@②1954(台湾)、藤堂明保1957(日本)。论文已知为赖桥本1964(台湾)、司徒修1962以及佐佐木猛在20世纪70年代所写的有关系列论文(海外)。
  从已经读到的论著或介绍看,台湾这一时期的《中原音韵》研究还主要是介绍原著和校订,真正对书中音系作系统深入研究的只有董同hé@②、陈新雄两位先生。董氏在拟音上有自己的特点,并把《中原音韵》中的个别独立疑母字和“有入声之别”的话归于周氏方言和受传统韵书的影响。陈氏则是“综合各家研究成果”,但“有时也表明自己的见解”,如对董氏的拟音有所修订。
  海外学者这一时期的《中原音韵》音系研究则有重大进展。日本藤堂明保1957在构拟周书声韵系统时已深受美国音位学派理论的影响。美国的司徒修1962、1966和薛凤生1975更率先建立了《中原音韵》的音位系统。在这一开创性的工作中,司徒修的努力虽然早于薛凤生,但系统建立的基础(赵荫棠1936的语音构拟)尚多可议。薛氏1975另起炉灶,“采用严格的音位解释,从而推论出一套特定顺序排列的历史规律”,进而据以阐述了以《中原音韵》为核心的一大段汉语语音演变史。无论是在理论上、方法上还是在系统性和严密性方面,薛著都将《中原音韵》音系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研究的高潮阶段:1977—
  本阶段研究《中原音韵》的已知祖国大陆地区超过50人,发表专著4部,含有关研究内容的通史或通论约10部,论文70篇以上, 另有序、评约8篇;台湾地区7人,发表专著2部,论文10篇;海外5人,发表论文6篇、书评1篇。
  随着十年动乱的结束,祖国大陆地区的《中原音韵》音系研究又重现生机,并且迅速掀起20世纪的研究高潮。从1977年迄今为止,出版的研究《中原音韵》音系的专著为杨耐思1981 、 李新魁1983 、 宁继福1985,以及汇集高福生等所著论文的论文集《〈中原音韵〉新论》。在汉语音韵通史或通论中论及《中原音韵》音系并有独立见解的则为邵荣芬1979、王力1985、何九盈1985、陈振寰1986、蒋绍愚1994 、 杨剑桥1996、蒋冀骋1997等。重要论文更为数不少,除收入1991年出版的《〈中原音韵〉新论》的外,尚有邢公畹1979(1985)、刘俊一1980、蒋希文1983、张清常1983、杨耐思1984与1990、唐作藩1985—1988、宁继福1986与1990、刘静1986、俞敏1986与1987、石余1987、陆致极1988、尉迟治平1988、金有景1989、黎新第1990与1992、李文煜(冯蒸)1991、林端1992、林焘1992、麦耘1995、邓兴锋1995与1997等。
  这一阶段祖国大陆地区的《中原音韵》音系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1、研究空前繁荣,时有重要争论展开。 从前边举到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到,本阶段同此前两个阶段的统计之和相比,研究人数大约增加了2倍,专著增加了3倍,论文大约增加了5倍。 含有《中原音韵》音系研究内容的通史或通论在数量上也超过了此前两个阶段的总和。尤其突出的是本阶段时有重要争论展开。如关于《中原音韵》入声问题的争论,音系性质和方言基础的争论,自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都在进行。关于知庄章三组声母的分合,疑母的存亡,两韵兼收字的性质,唇音字韵母的开合,萧豪韵有无合口韵母,江阳、东钟两韵中知组和照组字韵母的开合,现代j组声母是否已经产生以及“本声外来”的含义等,也都先后展开过不同程度的讨论。好些问题的认识已在争论或讨论中得到深入,如关于《中原音韵》入声问题的认识,疑母存亡的认识,两韵兼收字问题的认识。因此可以认为,对《中原音韵》音系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已经形成生动、活泼、健康、繁荣的局面。
  2、研究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与深化。杨耐思1981 首次将《中原音韵》音系的声韵配合、音节结构纳入研究范围,其后李新魁1983、宁继福1985也具有同样特点。其中宁氏更将研究的注意力从偏重《中原音韵》韵谱改变为韵谱与书中“正语作词起例”并重,获得了许多新的认识和内部证据,被誉为《中原音韵》音系研究中的“后出转精”之作。本阶段的研究还不再停留于音系框架的构建,而是在此基础上对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和重要细节问题作深入探讨。争议问题已如前举,细节问题如对《中原音韵》四声调值的构拟,微母音值的构拟,全浊平声声母归次清的论证等。李文煜1991从理论上剖析《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中的第21条,认定周德清是音位学中“最小对立”理论的创始人,更是将研究扩展到了理论语言学的领域。
  3、研究资料的大力开拓和利用。首先是元曲资料。 遥继廖xún@①英1963研究关汉卿现存杂剧用韵之后,鲁国尧1990、1991研究白朴曲韵,忌浮1988研究元曲曲尾及曲尾上的入声字,黎新第1990、1991、1992研究属《中原音韵》“定格”的元杂剧各曲入韵字以及元曲末句、句末仄仄连出字,杨载武1991研究元散曲用韵,邓兴锋1995、1996、1997研究元大都杂剧用韵等,都已经初具规模。其中具有开拓意义的是,元曲的音韵研究已经不限于归纳其用韵情况以资比较,还特别注重借助曲律观察其舒声字和促声字在曲句中特定位置上的声调表现,以判断《中原音韵》的“入派三声”究竟是否与元杂剧的实际语言相符合。邓兴锋的研究不是依据作者而是依据特定地域,而且专就一些前此的研究未曾涉及的问题(如韵部关系、单字读音等)进行深入探讨,也是对元曲研究的进一步开拓。
  其次是现代汉语方音资料。开拓和利用现代汉语方音资料研究《中原音韵》音系也已经初具规模。可资利用的此类资料不仅丰富多样,而且已用于研究的许多方面。例如李新魁1979以客家方言大埔话的情形作为《中原音韵》照系声母音值概为zh组的一个证据,刘俊一1980利用胶东方音论证《中原音韵》“入派三声”有实际语言基础,杨耐思1981利用河北赞皇、元氏方音、金有景1989利用山西襄垣方音拟测《中原音韵》入声状态,蒋希文1982利用江苏赣榆方音、张树铮1991利用山东寿光方音研究《中原音韵》知庄章三组声母的分合,宁继福1990借助高安方音论证《中原音韵》尚有疑母等,无不得到学界同人的重视。如果说,此前阶段的《中原音韵》音系研究中也并不是没有利用过方音材料,但无论是在运用的数量上还是运用的范围上都不能同本阶段相比。尤具特色的是,此前所利用的方音材料还大都是对通都大邑方音普查的成果,本阶段作为研究依据或证据的则往往是保存在偏僻地区的方音特征。方音材料往往也不是单纯引用别人成果而是作者亲自深入调查所得。
  最后是八思巴字和汉字对音资料。较之此前研究八思巴—汉对音的主要是海外学者,国内《中原音韵》音系研究中对此类成果的利用还比较零星,利用的方式也只限于比较或印证的情形,本阶段祖国大陆地区也已有长足的进步。如以研究《中原音韵》音系著称的杨耐思先生同时又是研究八思巴字的知名学者,在杨耐思1981中,无论是声母或韵母的构拟都系统地参考了《蒙古字韵》等八思巴—汉对音资料的研究成果。不约而同的是,李新魁1983拟订的《中原音韵》音系,也多处参考了《蒙古字韵》。虽然八思巴—汉对音资料所表现的语音系统与《中原音韵》尚有一定差异,但却都是表现的元代汉语共同语语音,因而上述参考使两家音系的构拟都增加了可信的因素。此外,木之1985利用时间稍晚的朝—汉对音资料论证《中原音韵》“入派三声”的性质,也是开拓研究《中原音韵》音系对音资料的有益尝试。
  由于有以上三项特点,本阶段祖国大陆地区的研究不仅越来越深入、全面,而且正在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如原本有争论的“入派三声”(包括清入声作上声)符合元杂剧实际,《中原音韵》音系并非单一口语性质等,认识都已经越来越趋于一致。
  这一阶段祖国大陆地区的《中原音韵》音系研究也有如下不足之处。
  1.研究仍有空缺。例如在《中原音韵》中独立的桓欢韵,在元代以前的北方方言及共同语资料中未见其独立,在元代以后的北方官话中也未见其独立,却又一直见于近代以来的南方官话:桓欢韵究竟反映不反映元代北方方言实际?又如侵寻、监咸、廉纤三韵是否在当时广大北方地区都还独立存在,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2.深入了解元曲的语音面貌,对于《中原音韵》音系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迄今为止,对元曲资料的发掘和利用仍显得很不充分。象廖xún@①英1963、鲁国尧1990、191和邓兴锋1995、1996、1997那样对元曲分作家、分地域的系统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 与《中原音韵》有关的元曲单字读音的研究也还大有可为。
  3.一些有重大争论的问题,如《中原音韵》所依据的语言中入声究竟是何面貌,《中原音韵》音系同现代北京音系究竟是否一脉相承,如此等等,虽然在本阶段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成绩喜人,但也都还没有最终凿破混沌,而个别的研究甚至误入歧途。
   这一阶段台湾地区发表的研究《中原音韵》音系的专著是李殿魁1977、王洁心1988。台湾、香港和海外发表的研究《中原音韵》音系的重要论文则有丁邦新1981、金周生1982、1984、1990、姚荣松1994a、b(台湾),廖xún@①英1983(香港),平山久雄1977(日本)。
  两部专著除王著内容未详外,李著仍属校订补正,旨在为音系研究扫清障碍。丁文在发掘元曲资料、研究元代方音、改进《中原音韵》拟音上都作出了新的贡献。金周生1982为《中原音韵》东钟、庚青二韵互见字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廖文力主“《中原音韵》音系是一个综合性的音系,大致代表当时北方话音韵的共同格局”。平山久雄的文章则有力地支持了《中原音韵》“入派三声”有实际语言基础的论点。
      二、20世纪《中原音韵》音系研究方法回顾
  方法对于研究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没有恰当的方法研究便无从着手。研究方法不同,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便可能不同。也只有运用正确的方法,才会有正确的结论。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研究方法的不断创造、丰富和更新,《中原音韵》音系研究才得以在20世纪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回顾20世纪的《中原音韵》音系研究,可以从中抽绎出的研究方法,大致有以下八种。
    (一)音理分析法
  也可以称为历史语音学方法。是在西方语言理论影响下,最早用于《中原音韵》音系研究的一种方法。其特点是将《中原音韵》置于从中古到现代的汉语语音演变过程中加以研究,根据前后时期语音的相同与不同并参酌语音演变的一般规律来确定其音类和音值。率先使用这一方法的有石山福治1925,其后的《中原音韵》音系研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使用了这一方法,尤其是这一方法所蕴涵的发展观念和比较精神,如陆志韦1946就主要运用这一方法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可能是由于当时还没有可资借鉴的作品,石山氏的运用并不很成功,罗常培1932便批评他过多地迁就了元代以后的语音资料,并为中国现代北音系统所囿。
    (二)归纳法
  创造并运用这一方法研究《中原音韵》音系的是罗常培1932。方法的具体内容是:从《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中提炼出两项条例。第一例为:“凡一音之中而括有三十六母二纽以上者,即可据以证其合并,偶有单见,不害其同。”第二例为:“凡全浊声母去声混入全清者,则平声虽与阴调分纽,声值实与次清无别。”罗先生根据这两项条例考订出的《中原音韵》声类,迄今都还只有局部的修订和补充。赵荫棠1936和邵荣芬1979又将这一方法创造性地运用到归纳《中原音韵》的韵母类别。赵说:“每韵每调内同声之字重见者,必其韵腹有异。”邵说:“既然每个小韵的字是同音的,那末在同一声调之内,两个小韵如果声母相同,韵母就必然不同。”但归纳法用于《中原音韵》音系研究也有其局限性。忌浮1987便列举出不能用这一方法证明的四个难题:( 1)中古全浊平声字读次清;(2)全浊入声字读全清;(3)家麻韵母有三类;(4)江阳韵母有三类。
    (三)内部分析法
  正是针对着归纳法在运用于《中原音韵》音系研究中所表现出的不足,内部分析法又应运而生。这一方法的基本内容是:依据《中原音韵》自身所能提供的材料研究其音系,又尤其是从音系内各音位的相互关系中构拟其声韵母。内部分析法的萌芽,在陆志韦1946中便可以见到:他利用入声字和全浊上声字在书中的不同编排来证明“入派三声”并不意味着与三声同音。其后,杨耐思1981与丁邦新1981也已经系统地运用这一方法。但旗帜鲜明地把内部分析法作为研究《中原音韵》音系的一项新方法提出来并构成研究特色的则是宁继福1985。忌浮1987还专门就这一方法的性质、特点作了详尽阐述。而在此之前,在忌浮1964中,已经有这一方法的自觉运用。忌浮1986又运用内部分析法构拟出《中原音韵》音系四个调类的调值。而宁继福1985也因为娴熟运用这一方法所取得的成果获得很高的评价。当然,内部分析法仍有局限,如运用此法得出的《中原音韵》(准确说是元代中原之音)无入声的结论,便未能得到学者的普遍认同。
    (四)音位分析法
  这是一种融传统与现代为一炉,既建立在传统历史语音学的基础上,同时又建立在现代音位学和生成音系学基础上的研究方法。运用这一方法不仅使《中原音韵》音系研究深入到音位层次,还“逻辑地、系统地解释”了“《中原音韵》所记载的所有语音对立”,制定了“合理而简约的规律来阐明从中古汉语至早期官话,以及从早期官话至现代汉语的发展”(引文见薛凤生1975的1990年中译本前言)。这样的研究显然是前此的《中原音韵》音系研究所没有过的,也是迄今为止的已知汉语近代韵书音系研究所罕见的。前述美国学者司徒修与薛凤生,尤其是薛氏,正是由于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方法, 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薛1975不仅对《中原音韵》音位系统作出了始终一贯的细致严密的描写,而且对有关入声问题和音系性质与方言基础等问题作出了极富启发性的解释。在薛1986中,以上内容又有所阐发和补充。不妨说,音位分析法不仅为《中原音韵》音系研究,也为整个近代汉语语音研究带来了一股新风并注入了新的活力。如侍建国1992研究沭阳音系及其历史演变,便深受薛氏的影响并取得良好成绩。
    (五)比勘互证法
  这是“通过音韵资料的校勘和比较、相互参证来确定所考订语音真相的一种方法”(见杨耐思1987)。如董同hé@②1954以为《中原音韵》音系没有—ng声母,便与校勘有关。又如薛凤生1975以宋人《切韵指掌图》为代表的“韵图时期”作为考察《中原音韵》音系所发生变化的出发点;杨耐思1981全面考订《中原音韵》音系,优选讷庵本《中原音韵》作为依据,同时又取啸余谱本和常熟瞿氏本等作出校勘,考订时又多方参证了同时期的《古今韵会举要》、《七音》、《音韵类编》等韵书;李新魁1983的参证更上及宋代的《四声等子》,下及明代的《中州音韵》、《西儒耳目资》等韵书、韵图。
  这一方法的重要还在于它的第一性。如果没有必要的比勘互证作前提,研究《中原音韵》音系的任何方法都将失去作用。
    (六)方言、对音参证法
  利用近、现代方音资料和同时期其他民族语言(文字)与汉语(汉字)对音的资料来研究《中原音韵》音系的方法。这对于音值和音位的构拟大有助益。如赵荫棠1936凭借见于明人徐孝《合并篇韵字学便览》的北京系语音,“推到《中原音韵》时代的知照两系二三等的分别,并不是声母的差别,而是元音或介音上的差别”。丁邦新1981利用与《中原音韵》同时期的方音资料来改进萧豪、齐微两韵的拟音。又如陆志韦1946已经开始利用八思巴—汉的对音资料,而杨耐思1981所取得的成绩,更是牢固地建立在恰当运用方言、对音参证法以及前述比勘互证法的基础之上的。
    (七)文献征引法
  利用与《中原音韵》音系有关的文献资料来印证或阐明《中原音韵》音系的方法。如赵荫棠1936征引毛氏父子《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和韩道昭《五音集韵》说明《中原音韵》车遮韵的由来。文献征引繁富还构成李新魁先生研究《中原音韵》音系的一大特色。如李新魁1983、1991都广泛征引了明、清词论和曲论中的话来论证《中原音韵》“入派三声”只是为了“广其押韵”。也有征引不当造成严重错误的。如20世纪初金井保三《论〈中原音韵〉》,赵荫棠1936便称其“以《啸馀谱》本《中州音韵》为《中原音韵》之解注本,友人白涤洲先生已批其谬”。
    (八)统计分析法
  用于《中原音韵》音系研究的统计分析法有多种。首先应当说到的是数理比较法。它是以大面积的现代方音资料为依据,把系统的数量比较方法应用于历史音韵学研究领域的方法。如陆致极1988把《中原音韵》知庄章组声母读音的三种不同构拟同现代十七个汉语方言的数据输入计算机进行相关分析和聚类分析,从而得出了《中原音韵》三组声母已经合流,其音值应为舌尖后音的结论。由于所选的十七个方言并不都与元代的中原之音有源流关系,结论不一定完全可信,但这一方法本身,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在《中原音韵》音系研究中,更为习用的是穷尽式统计分析法和概率统计分析法。穷尽式统计不排除任何例外。忌浮1964便对《中原音韵》知庄章组声母的分布作了穷尽式的统计分析,1988又对元曲曲尾及曲尾上的古入声字作了穷尽式的统计分析。由于这一方法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因而很快应用到《中原音韵》以外的音韵资料(如宋词)的研究中,并取得可喜成绩。概率统计分析法的统计特点则在于引进概率原则。黎新第1990 依据概率原则处理元曲曲尾上的古入声字数据, 得出了与忌浮1988不同的结论。这一事实表明,如何斟酌材料性质和研究目的正确选用统计方法,本身就还值得研究。
  如果允许以偏概全,就可以给20世纪的《中原音韵》音系研究发展的三个阶段各选一至二种研究方法作为阶段的标志。从前述情形看,可以标志研究发轫阶段的是音理分析法和归纳法,可以标志加速阶段的是音位分析法,可以标志高潮阶段的是内部分析法和统计分析法。有迹象表明,统计分析法用于《中原音韵》音系研究还大有潜力。21世纪在《中原音韵》音系研究上的某些新突破,很有可能就来自对有关资料的深入系统的发掘和正确而全面的统计分析。
【参考文献】
  白涤洲,1931,《北音入声演变考》,《女师大学术季刊》2卷2期
  陈新雄,1976,《〈中原音韵〉概要》,学海出版社,台北
  陈振寰,1986,《音韵学》,湖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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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珠的左半部右加旬
    @②原字为龠右加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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