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体标记诞生的机制

湘里妹子

作者：李讷/石毓智
来源：http://www.edu.cn/20011120/3010882.shtml　　

   

     【内容提要】文章首先回顾了目前最有代表性的几种关于汉语体标记产生的原因的假说，指出它们存在的问题。我们根据汉语动补结构发展初期所出现的动词、补语和宾语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确立各个体标记的产生所要求的句法环境，说明它们必然经历的共同的形态化过程。从动补结构演化的外部条件和各个体标记由普通动词虚化的内部发展，解释为什么“了、着、过”会在宋、元时期演化为体标记的原因。本文的解释同样适用于说明在唐宋之际产生的类似于体标记用法的“却、得、去”等的演化过程。

　　【正文】

　　○引言王力(1990)指出，“动词形尾(1)‘了’和‘着’的产生，是汉语语法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它们在未成为形尾以前，经历过一些什么发展过程，是值得我们深切注意的。”本文的目的既然是探讨汉语体标记产生的机制，我们的考察重点自然就放在体标记产生的发展过程上，特别是各个标记的共同经历上。

　　以前关于体标记产生原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了”上，比如梅祖麟(1981、1994)，曹广顺(1986)，太田辰夫(1987)，Cheung(1977)等。我们认为，虽然“了”是在现代汉语的三个体标记（了、着、过）中最常用的一个，但是对于探讨体标记的产生机制来说，“了、着、过”的发展过程具有同样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所谓的“机制”应该同时适用于这三个体标记，所以我们的考察视野不能只局限在“了”上。不仅如此，我们还认为，一个关于体标记产生原因的完满解释，还应能用来说明在唐宋时期出现的与体标记有共同性的“却、得、去”等的演化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的兴趣在于寻找汉语体标记的产生的一般机制。

　　广义上看，体标记是动词补语的一种。它们产生的条件会受到动补结构发展的影响。为什么唐宋之前汉语没有体标记？为什么体标记会出现在宋、元时期？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在动词、补语的语义关系的演变上找出答案。所以，我们对体标记产生机制的探讨是在动补结构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同时我们又从动补结构发展的不平衡性上尝试解释“了、着、过”成熟为体标记的时间有先后之分的原因，从这些体标记用如动词时的句法个性上说明各自在同样的机制作用下所经历的不同虚化途径。

　　本文第一部分评述关于体标记产生机制的种种假说，说明它们对我们研究的启示；第二部分考察动补结构的发展与体标记产生的关系；第三部分分析“了、着、过”形态化过程的共同性，确立导致它们产生的机制；第四部分讨论体标记产生所带来的句法后果，以及有关的方言现象和相关的理论问题。最后是一个小结。

　　一以往对体标记产生的原因的解释及其存在的问题1.1梅祖麟(1981)的结构类推说从魏至唐（约三世纪至十世纪）“了”作普通动词用表“完成”时只能出现于“动＋宾＋了”格式。“动＋宾＋了”到宋初变成“动＋了＋宾”，因而成为鉴别“了”字是动词还是动词体标记的一个最主要的形式标准。梅是这样解释这种语序转变的：

　　（一）动补结构在南北朝和唐代有两种形式：“动＋宾＋补”和“动＋补＋宾”。结果补语这两种语序促使“了”字挪到动词和宾语之间。

　　（二）“动＋宾＋（不）得”和“动＋宾＋了”两个句式里各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是平行的。从唐到宋，“动＋宾＋不得”改变了语序，变成“动十不得＋宾”，这也是“了”字挪前的一个因素。

　　先看梅说的第一点。这种说法遇到两个问题：(a)笼统地说，动补结构在这一时期有两种语序，但是具体到某一次类的补语时则往往只有一种语序，比如后文将要讨论的语义指向为主语的补语，只能出现在“动＋宾＋补”格式中，例如可说“饮酒醉”而没有“饮醉酒”；相反，另一类动补结构只能有“动＋补＋宾”的语序，例如有“击杀一鱼”而没有“击一鱼杀”。所以不能说“了”由宾后移前是与动补结构两种语序类比的结果，而应该解释为什么两种语序的限制最后消失了。(b)拿魏至唐的动补结构跟今天的相比，两种语序确实合而为一了，但这也不能解释“了”移前的原因。原因是，两种语序的对立历经唐、宋、元，直到明代还保持着，比如明代这样的例句还相当普遍：“不一时搽抹卓儿干净”（《金瓶梅》四十二回），而现代只能说“擦干净桌子”。然而“了”移宾前是宋初的事，比动补结构两种语序的完全合流早600年以上。

　　再看梅说的第二点。蒋绍愚(1994)指出，“‘动＋宾＋不得’变为‘动＋不得＋宾’发生在宋以后，而‘动＋了＋宾’在晚唐五代已出现。从时间上看‘不得’挪前不可能是‘了’挪前的原因。”蒋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们对刘坚、蒋绍愚(1992)主编的约40万字的宋代白话资料进行了统计，直到南宋时期“不得”才开始挪前，元代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而在北宋初期的作品中，诸如《乙卯入国奏请》、《河南程氏遗书》，“了”已挪前。

　　梅祖麟(1994)不再坚持自己原来的看法，转而支持曹广顺(1986)的分析。我们仍认为梅的观察有其合理的一面。“不得”挪前和“了”挪前之间虽然没有因果关系，但是两者确实属于同类现象，所以探讨导致它们挪前的共同诱因有助于发现体标记产生的机制。

　　1.2Cheung(1977)、曹广顺(1986)、刘坚等(1992)、梅祖麟(1994)等的词汇替代说这些学者是这样解释“了”字挪前的原因的（见梅祖麟1994）：

　　（甲）晚唐五代有若干“动＋状态补语＋宾”的结构，如“V＋却＋O”、“V＋得”、“V＋著＋O”。

　　（乙）“了”字也有一部分是状态补语，但“了”字在晚唐五代总是处在宾语之后。

　　（丙）由于模仿的作用，“了”字占据“却”、“得”、“著”在动宾之间的位置，形成了“V＋了＋O”。

　　以后“V了O”中的“了”继续虚化，变成完成貌词尾。尽管各位作者的提法不尽相同，他们的思路却有上述共同之处，我们称之为“词汇替代说”。

　　梅对“词汇替代说”的进一步解释是，“了”分两步演化成体标记：（一）“了”在格式“动＋宾＋了”中由普通动词变为“状态补语”；（二）由于受其他状态补语类推作用的影响，原来的格式变为“动＋状态补语的‘了’＋宾”，尔后“了”在此位置上虚化为体标记。

　　我们认为“词汇替代说”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问题一：要使上述理论能够自圆其说，需要假定“了”经历了一个状态补语的阶段。可是，既无法从音韵特征上，又无法从语义或句法功能上判断，宾语之后的“了”在什么时候变成了“状态补语”，或者在什么情况下是“状态补语”。也就是说，“了”由普通动词向体标记的演化经历了一个“状态补语”的中间阶段的说法，只是一个理论假说，缺乏实证。

　　问题二：曹广顺(1986)以及其后他与刘坚等的合著(1992)都认为，唐宋时期有一个表完成的体标记“却”，它的句法位置是在动词和宾语之间。后来“了”一步一步替代了“却”的功能，从而“了”也占据了“却”的位置，即“了”也移前。而蒋绍愚(1994)指出，“却”的语法功能和意义与“了”并不完全一样。我们追踪了“却”在唐宋时期的用法，虽然有时候它与“了”的用法很接近，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仍有明显的差别。比如“和尚关却门”（《祖堂集》，引自刘坚、曹广顺等1992）中的“却”有点类似现代汉语的“掉”。现代汉语“杀掉两只鸡”和“卖掉三间房”中的“掉”相当于“了”，但是两者仍然有感情色彩等语义差别，不能据此认为“掉”也是一个体标记。同理，也不能说唐宋的“却”就是一个体标记。另外一个明显的例证显示“却”和“了”用法并不相同：“雪峰放却垸水了云……”（《祖堂集》，引自刘坚、曹广顺等1992），如果“却”已表示完成，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宾语之后又出现一个“了”。我们也发现“动＋却＋了”的用例，例如：“与摩则大唐国内山总被ｓｈé＠①梨占却了也”（《祖堂集》卷六《洞山和尚》）。可见两者的作用并不相同，所以很难说谁替代谁。还有一点，“却”在唐宋时期的使用频率远不及“了”，我们对刘、蒋(1990)主编的约40万字的唐代白话资料进行统计，“却”作补语用例不到20个，而“了”的则有100余个。很难解释，一个弱式怎么能够同化一个强式。

　　问题三：说“了”挪前是来自“却、得、著”的类推作用，那么类推为什么只首先发生在“了”一个身上，而不是同时发生在整个所谓“状态补语”这一类上？如前文提到的，“不得”挪前比“了”晚了近200年，还有些动补结构直到五、六百年以后的明代还保持着“动＋宾＋补”格式。这种现象只能归为偶然的因素或者巧合。下一节将要讨论，补语挪前的时间差异是由各类动补结构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的。

　　问题四：所谓“状态补语”、“却”等自身是怎么产生的？语言系统是怎么允许“动＋状态补语＋宾”这种结构从无到有的？关于第一个问题后文还将讨论有关学者的分析。刘坚、曹广顺等(1992)认为：“助词‘却’的产生，是汉语发展史上一个重要变化，它改变了过去汉语仅以结果补语或表示完成义的动词来表达动态、事态完成的方法，产生了一个新的词类和一个新的语法格式”。我们认为，这种由一个词的发展改变一个语言系统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所以在下结论时应特别谨慎。

　　综上所述，“词汇替代说”在解释“了”挪前上还有种种的困难，也没有成功地说明体标记是怎样产生的。尽管如此，这种观念仍有其合理的一面，下面的分析将表明，虽然“却、得、著”与“了”的挪前没有因果关系，但它们的确属于同一类现象，它们虚化过程的共同点正是发现体标记产生机制的关键。

　　二动补结构发展初期动词、补语和宾语三者之间的语序限制2.1动补结构发展的不平衡性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动补结构是汉语长期发展积累的结果，可以根据补语的特点给动补结构分出若干类，不同类型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学者们对于动补结构产生的时间有很大的分歧，面对同样的语言事实，而所得的结论迥异，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对动补结构发展的不平衡性认识不足造成的。比如余健萍(1957)、周迟明(1958)、何乐士(1984)等基于“余姑剪灭此而朝食”（《左传》）这类例子，认为动补结构殷周已经有了。王力(1957)基于使成格式“动＋形”和“动＋不及物动词”产生的时间，认为动补结构产生于汉代，普遍运用于魏晋。梅祖麟(1991)(2)、蒋绍愚(1994)等根据“动＋不及物动词”能否带宾语的标准，提出动补结构产生于南北朝时期。太田辰夫(1987)则根据结果复合动词产生的年代，推断动补结构产生于宋代。上述关于动补结构产生时间的看法前后竟相差约两千年！

　　我们考察各类动补结构历史发展之前，首先根据补语的语义指向对现代汉语的动补结构做一个简单的分类。把描写、说明动词及动词的施事（通常为主语）的补语定义为“指前补语”；相应地，把主要用来描写、说明动词的受事（通常为宾语）称为“指后补语”。下面举例说明。

　　（一）动＋指前补语(a)补语指向主语。例如：吃饱饭、喝醉酒。

　　(b)补语指向动词。例如：吃完饭、搬不动桌子。

　　（二）动＋指后补语(a)补语为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例如：叫醒他、洗净衣服。

　　(b)补语是及物动词或可有使动用法的形容词。例如：看见人、打破杯子。

　　上述分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严格分类，有时一个补语究竟是指前还是指后颇难断定，而且这两类之间也有交叉现象。但是就考察各类动补结构发展的先后关系以及说明体标记产生的过程而言，把补语分成上述（一）

　　（二）两类已经足够了。

　　确定某类动补结构产生的年代，(3)有两个标准：（一）语义标准，即只看具有某种语义关系的动补结构出现在什么时候，不考虑动词和补语的关系是否紧密；（二）句法标准，即看动词和补语能否被别的成分（宾语）隔开，如果能隔开的话，说明动词和补语的关系是连动关系，两者之间还是句法层面的联系；否则，就表明动词和补语已经结合成一个整体，已经成为一个语法单位，下文把这种情况称为形态关系。上面分出的四类动补结构中，类（二）中的(b)型产生最早，而且一开始就是宾语出现在整个动补结构之后，它们在秦汉时期已经相当流行，比如“射杀一鱼”、“烹灭强暴”（《史记·秦始皇本纪》）。其他几类都是后来出现的，而且从形式上可以断定都经历了一个从句法关系向形态关系转变的过程。类（二）的(a)型从语义上看在秦汉时期已经有了，它们出现的格式为：

　　（一）动＋补；（二）动＋宾＋补两个格式的共同点在于，“补语”之后都不能再跟宾语，如果有宾语的话，它只能在动词和补语之间。

　　这说明动词和补语的关系还是句法层面的连动关系。梅祖麟(1991、1994)、蒋绍愚(1994)、何乐士(1984)等都注意到唐朝之前“动＋死”之后都不能跟宾语，原因是“死”是一个不及物动词。他们指出，凡补语是不及物动词的动补结构，直到唐以后才可以跟宾语。下面是先秦格式（二）的例子。

　　(1)城射之殪。（左传·昭公二十一年）

　　(2)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孟子·公孙丑上）

　　上例中的“殪”和“长”都是不及物动词，宾语都在动和补之间。换言之，在先秦没有“射殪之”“助长苗”的格式。

　　类（一）的(a)类动补结构在汉代也已出现，但也只能出现于上述格式（一）或格式（二）。例如：

　　(3)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史记·匈奴列传）

　　(4)匈奴右贤王当卫青等兵，以为汉兵不能至此，饮醉。（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上例中“醉”的语义指向为动词的施事。

　　综上所述，汉代以前，格式“动＋X＋宾”中的X只能是及物性成分（包括及物动词和有使动用法的形容词），其语义指向为宾语。这种语言结构中不可能产生体标记，因为其语义指向是动词，是指示动作行为进行的状态或阶段的，这与可出现在X位置上的词语的要求不相容。要理解为什么宋元时代相继产生体标记的原因，就需要考察从魏到这一时期动补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

　　2.2魏至宋时期动补结构的限制变化梅祖麟(1981)提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个表完成的格式“动＋宾＋完”，可出现在“完”位置的词语有“毕、讫、已、竟”。后来有不少学者同意这种看法，如曹广顺(1986)、蒋绍愚(1994)、Peyraube(1996)等。我们认为，当时并没有一个专表“完成”的格式，“毕”等只能出现于宾语之后是受“动＋X＋宾”中的X的条件限制的结果，即X只能是与宾语具有施受关系的词语。然而从语义上看，这一时期也确实新出现了一类补语，它们的语义指向是动词。后文将讨论到，体标记“了”的产生确实与此类补语的出现有直接关系。下面我们看从魏至宋X位置上的词语限制的变化。

　　（一）语义指向为主语的补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此类动补结构如果有宾语的话，宾语只能出现在动词和补语之间。例如：

　　(5)卒ｓｈě＠②船市渚，因饮酒醉还。（世·任诞）

　　(6)周仲智饮酒醉，ｃｈēｎ＠③目还面。（世·雅量）

　　在唐五代仍保持这种格式，例如：

　　(7)曹山曰：“前锵托犹浅，后箭射人深。”（祖·卷四·药山和尚［刘蒋］）

　　在宋代发现此类补语挪到宾语之前的极个别的例子，例如：

　　(8)若言这个所为，做处只要便宜，掇坐善能饮醉酒，冲席整顿吃ｇāｏ＠④＠⑤。（刘知远诸宫调［刘蒋］(4)）（编者按：这个“醉”字很可疑。原书此字模糊不清，既像“醉”字又像“醇”字，从文义上看，只能是“醇”字，因“饮”字前有助动词“能”字。）

　　（二）语义指向为动词的补语这类补语多指的是动作行为进行的状态、阶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此类动补结构的宾语位置也是居于动词和补语之间。例如：

　　(9)袁彦伯作名士传成，见谢公。（世·文学）

　　(10)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世·雅量）

　　(11)王饮酒毕，因得自解去。（世·方正）

　　唐代仍保持着这种格局，例如：

　　(12)不经旬日中间，后妻设得计成。（舜子变［刘蒋］）

　　但是，到了宋代，此类补语也挪到了宾语之前，例如：

　　(13)赵正看罢了书，伸着舌头缩不上。（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刘蒋］

　　（三）补语为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的动补结构跟上面两类一样，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此类结构中的宾语也只能出现在动词和补语之间。例如：

　　(14)道真食豚尽，了不谢。（世·任诞）

　　(15)数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称庆。（世·术解）

　　(16)女乃呼婢云：“唤江郎觉！”（世·假谲）

　　(17)宣武移镇南州，制街衢平直。（世·言语）

　　在唐五代时仍是如此，例如：

　　(18)诸佛说之犹不能尽，何况声闻辟支佛能知？（菩提达摩南宗是非·一卷［刘蒋］）

　　(19)狱主，贫道解传语错。（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刘蒋］）

　　(20)列士抱石而行，遂即打其齿落。（伍子胥变文［刘蒋］）

　　(21)只见饿夫来取饱，未闻浆逐渴人死。（祖·卷四·丹霞和尚［刘蒋］）

　　到了宋代此类补语大量挪前，例如：

　　(22)三翁唤觉知远。（刘知远诸宫调［刘蒋］）

　　(23)吃尽那盐，呷尽那醋。（同上）

　　(24)其父打碎了人一件家事。（朱·训门人［刘蒋］）

　　上述三类补语的共同特征是只能出现于“动＋宾＋补”格式中，它们与宾语没有施受关系。那么后来为什么这类补语都移前了呢？我们推断这种变化的原因和过程为：

　　（一）所有此类补语都可以出现在“动＋补”格式中，而不带宾语。长期使用的结果，使两个成分之间的词汇边界淡化，从两个单位逐渐变成一个句法单位。

　　（二）人们一旦把某个动补结构看作单一的句法单位时，就可以在其后加上宾语。这样在语言发展中就会出现旧结构与新结构并存期，即某个补语既可出现在宾语前又可出现在宾语后。最后完全变成“动＋补＋宾”的格式。

　　对所有的动补结构一一加以验证是不可能的。下面我们就语义指向为动词的补语（简称“指动补语”）(5)的发展过程来证明上述推断，因为体标记也属于此类，这样做更说明问题。

　　三指动补语的形态化过程3.1却“却”在唐宋时期变成了一个指动补语，表示动作、行为的完成、结束，例如：“君看渡口淘沙处，渡却人间多少人”（刘禹锡《浪淘沙》）（详细讨论参看刘坚、曹广顺等1992:43—47）。“却”的本义是“退”，魏晋时引申为“去”，两义都可以作及物动词用，如“沛公自度能却项羽乎？”（《史记·留侯世家》）。因此这两个义项下的“却”作补语时，宾语是跟在指动补语后的。例如：

　　(25)将兵击却吴楚。（史记·韩长孺列传）

　　(26)举却阿堵物。（世·规箴）

　　“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演化出“掉、完”的义项。根据刘坚、曹广顺等(1992)的考察，这种义项下的“却”作补语构成的动补结构不能带宾语，他们仅举了一个例外：“锋出登车，兵人欲上车防勒，锋以手击却数人，皆应时倒地”（《南齐书》）。仔细看来，这个“却”更像是其本义“退”的意思。下面是两个有关的例子（均引自刘、曹等1992）。

　　(27)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北齐书·恩幸传）

　　(28)若破城邑，净杀却，使天下知吾威名。（南史·贼臣传）

　　我们认为，“动＋却”由原来的可以加宾语变成不能加宾语的原因是，当“却”表“掉、完”时，语义指向是动词，由于受当时动补结构带宾语的条件限制，宾语就不能出现在“却”后。在晋至唐这两、三百年的时间里，表“完”的“却”在“动＋补”格式中逐渐弱化了与动词的词汇界限，两者凝结成一个整体，“动”和“却”由句法关系虚化为形态关系，所以到唐时“动十却”之后可以自由地跟上各种宾语了。

　　3.2去“去”的情况跟“却”相似。它的原义是“离开”，可带宾语，比如“阳虎去齐走赵”（《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这个义项的“去”作补语时，其后可有宾语，例如：“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去”在唐宋也成为一个指动补语，表示“将要、完成”等。根据陈泽平(1992)的考察，这种用法下的“动＋去”之后都不能带宾语。刘坚、曹广顺等(1992)也有同样的观察。例如：

　　(29)除却两人，降此已下，任你大悟去也须涛汰。（《祖堂集》，引自陈泽平1992）

　　(30)死去原知万事空。（陆游《示儿》）

　　上例中“动＋去”不能带宾语的原因跟“却”的一样，当它表示“将要、完成”时，其语义指向转向动词，由于受此期动、补、宾之间的搭配限制，所以不能带宾语。所不同的是“去”始终没能出现宾语，即“去”没有完成其形态化的全部过程。我们推断这是与“去”的使用范围有关的。根据刘坚、曹广顺等(1992)的考察，指动的“去”在唐后期及五代时才出现，而且集中于禅宗语录中，它在宋代的使用范围并没有扩大，到元代就很难见到了。下文还将谈到，一个动补结构由句法层面向形态层面的过渡需要两个辅助条件：一是运用的时间足够长；二是出现的频率足够高或使用的范围足够广。指动的“去”不能满足这两点，所以在它没有变成一个形态标记之前就消失了。也就是说，“去”始终没有虚化成一个体标记而与它前面的动词形成一个句法单位，所以一直不能带宾语。

　　3.3可能补语顾名思义，可能补语是说明动作、行为是否有实现的可能性的，比如“搬得动桌子”、“吃不了饭”，该类补语的指向自然是它前面的动词。它们主要是由“得”及其相应的否定式组成的。下面就根据“得”的发展线索加以讨论。

　　“得”的本义是“得到、获取”，是个及物动词，自然可以带宾语，比如“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孙子兵法·军争》）因此它用作补语时还可以带宾语，例如：

　　(31)又请得一解书人。（六祖坛经［刘蒋］）

　　(32)二将听得此事。（汉将王陵变［刘蒋］）

　　但是，当“得”表示行为动作的实现可能时，语义指向由宾语转向动词，这样就导致两个结果：要么干脆不带宾语，要么宾语只能出现在动词和“得”之间。例如：

　　(33)若解微臣箭得，年年送贡，累岁称臣。若也解箭不得，只在殿前，定其社稷。（韩擒虎话本［刘蒋］）

　　(34)三岁孩儿也解道得，百岁老人略行不得。（祖·卷三·鸟窠和尚［刘蒋］）

　　相应的否定式中宾语出现的位置同上例，例如：

　　(35)陵母遂乃吃苦不禁。（汉将王陵变［刘蒋］）

　　(36)料前程趁彼船的不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刘蒋］）

　　我们从刘坚、蒋绍愚主编的唐五代白话资料中共收集到26例可能补语，其后都没有跟宾语。到北宋时期，“动＋得”或“动＋不得”大量出现，到南宋时期“不得”后开始带宾语。我们对刘坚、蒋绍愚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宋代卷）》进行了统计，所收录的7部北宋时期的作品尚未见到“不得”挪前的例子，所收的10部南宋时的作品中，“动＋宾＋不得”为19例，“动＋不得＋宾”为22例，两者大致相当。至元代这种结构多数变成“动＋可能补语＋宾”了。

　　根据前文的分析，可能补语挪前的过程为：（一）形态化过程起始于没有宾语的“动＋（不）得”，北宋时期这类结构的大量出现加速了这一过程；（二）南宋时期“动＋可能补语”已经凝结成一个句法单位，因此可以带上宾语，出现了新旧格式共存的时期；（三）元代新格式战胜了旧格式。

　　3.4指动补语形态化的特点指动补语形态化过程的共同点概括如下。

　　（一）由于动补结构发展初期格式“动＋X＋宾”中的X必须与宾语具有某种施受关系，指动补语不满足这种要求，所以不能出现在X的位置，具体情况有二：(a)“动＋指动补语”干脆没有宾语，如“却”、“去”的用法；(b)有宾语，但必须出现在动词和补语之间，如“不得”的用法。

　　（二）“却”、“去”、“得”原来都是及物动词，它们一旦引申作指动补语时，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能跟宾语。一定的时间长度和动词与补语紧邻的句法环境是指动补语形态化的必要条件。

　　（三）我们说一个动补结构由连动的句法关系演化成形态关系之后，整个结构是一个单一的句法单位，因此可以带宾语。还有其他形式特征也显示一个动补结构形态前后的句法差异。以“动＋不得”为例说明这一点。当“动”和“不得”之间可以插入宾语时，两者之间关系疏松，还可以插入各种修饰，例如：

　　(37)然出而应天下事，应这事得时，应那事又不得。（朱·训门人［刘蒋］）如人吃饭，方知滋味，如不曾吃，只要摊出在外面与人看，济人济己都不得。（同上）

　　(38)虽然不鉴照，谩他一点不得。（祖·卷三·怀让和尚［刘蒋］）

　　例(37)后句更明确地显示“动”和“不得”是两个独立的部分，在那里两个动词共用一个补语。然而在我们收集到的所有“不得”挪宾前的例子，没有一例是修饰语插在“动”和“不得”之间的。现代汉语更是绝对禁止动词和可能补语之间插进任何东西。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其他类型的动补结构由两个句法单位变为一个的形态化过程中。

　　（四）每个动补结构从句法关系变成形态关系都需要一定长度的时间和特定的句法环境，这导致了它们发展的不平衡性：一个动补结构出现的时间决定了它形态化的早晚。就一般情况而言，出现早的动补结构形态化的时间也早。下文讨论的“了、着、过”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

　　四体标记“了、着、过”的产生过程上文所讨论的动补结构发展初期所存在的动、宾、补三者之间的语义和语序限制，决定了体标记产生的途径和过程。体标记是指示动作、行为进行的状态或阶段的，属于指动补语的一种，所以它们经历了跟指动补语一样的形态化过程。

　　4.1“了”的形态化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了”跟“已”、“讫”、“毕”、“竟”一道可以出现在“动＋宾＋补”格式中补语的位置，表示动作的完成，比如“公留我了矣”（《三国志》，引自刘坚、曹广顺等1992）。到了唐五代时期，“了”取代了其余四个词而在这个格式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详见刘坚、曹广顺等1992）。在唐五代时期“了”还只能出现于以下两种格式中：(6)（一）动＋了（二）动＋宾＋了根据上文对指动补语的分析，“了”形态化的句法环境是格式（一），一旦变成体标记后，就与动词形成一个句法单位，这时宾语就可以出现在“了”之后。经过一个新旧格式互相竞争时期，“了”最后就完全挪前了。下面我们用材料来证明这一分析。

　　首先我们看“了”为什么不能在格式（二）中形态化（虚化）的原因。在格式（二）中，“了”与动词的关系很远，除被宾语隔开外，还可以插入各种修饰语。我们从刘坚、蒋绍愚主编的约40万字的唐五代白话文资料中，共收集到69个格式（二）的用例，其中有41例中紧挨“了”之前有修饰语，约占70%，例如：

　　(39)粉壁内面，画诸尊曼茶罗，填色未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刘蒋］

　　(40)供主行香，不论僧俗男女，行香尽遍了。（同上）

　　(41)叹之已了，拟入经题。（庐山远公话［刘蒋］）

　　(42)过得三年后，受戒一切了，谘白和尚。（祖·卷六·洞山和尚［刘蒋］）

　　(43)有一日，心造坐不得，却院外绕茶园三匝了，树下坐，忽底睡著。（祖·卷十·长庆和尚［刘蒋］

　　上述现象还说明格式（二）的“了”还是动词，因为它还可以被各种副词修饰。这种现象与梅祖麟(1994)的分析不相容：他认为“了”首先在格式（二）中虚化为“状态补语”，然后在“却”等的类推下移前，那么“了”既然在这个位置上失去了独立动词的地位，就不能再为副词修饰，但是找不到这样一个时期。

　　相反，在格式（一）中“了”与动词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在我们统计到的43例“动＋了”格式的用例中，只有两个是修饰语在动词和“了”之间的，它们是：

　　(44)子胥哭已了，更复前行。（伍子胥变文［刘蒋］）

　　(45)铺置才了，暂往坻塘。（燕子赋［刘蒋］）

　　也就是说，格式（一）中“动”和“了”可被分开

【作者简介】李讷石毓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校区语言学系


　　 北京大学语言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