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的制式口语

苏鸣

作者:李苏鸣
来源：作者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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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式”一词在军语中含义是：按统一的规格、规范定型生产或规定动作。比如，《军语》一书对“制式器材”这个词语就下了这样的定义：“列入军队装备体制的，按统一规格定型生产的工程器材。”一走进军营，人们就会发现，从营房到营具，从军服到器械，以至营区的规范化设置、军人的一招一式者是制式代，给人以整齐划一的印象。难怪有人喜欢用“直线加方快”来形容军营的一切。然而正是这种“直线加方块”式的、制式化的氛围，陶冶、锻造着军人的情操和气质，潜移默化地养成了军人规矩的生活习性。熟悉军营生活的人还会注意到，甚至军人的口语也具有制式化的特点。试比较以下两则对话：
    例１（团长来到某训练场，连长向部队下达“立正”口令后，向团长敬礼）
    连长：团长同志，步兵第×连正在进行队列训练，全连就到×××名，实到×××名，请指示，连长×××。    团长：按计划训练。
    连长：是！
    例２（车间主任来到车床前）
    工人；头儿，您看这活儿干得还行吧？
    主任：不赖！还得加把劲哪！
    工人：您就放心吧，咱啥时候拖过车间的后腿？
    例１庄重、严肃；例２随和、宽松。两则对话在风格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在民间口语交际中，交际者可以根据话题、视点、情境、对象等因素的不同，来考虑言语是庄重还是随和，是严肃还是幽默，是直言其事还是婉转曲折。而军队中的口语交际，尤其是在一些正式的集体活动场合的口语交际，却总是囿于一定的程式和风格，这一特点显著地表现军队内制式化的称呼语、应答语、报告语和问候语等方面。
    （一）军人的制式称呼语。我军《内务条令》第76条将军人之间的称呼分为三种情况：１、军人之间通常称职务，或姓加职务，或职务加同志。如“连长”、“张连长”、“连长同志”；２、首长和上级对部属和下级以及同级间的称呼，可称姓名或姓名加同志。“靳开来”、“靳开来同志”；３、在公共场所和不知道对方职务时，可称军衔加同志或同志。如“上尉同志”、“中校同志”。以上三类，囊括了军内运用称呼语的所有情况，超出此范围都是有悖于条令的。
    称呼语在不同社会集团，不同交际关系中的变异，是社会语言学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家罗杰.布朗（Ｒoger Ｂrow）认为， 称呼的变异与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两大因素──权势和同等关系密切相关。我国社会语言学家陈松岑教授更详尽地阐述了这两种关系，她认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复杂多样，每个人可扮演的角色类型也很多。可是我们可以把各种角色类型相互之间的关系之中时，由于地位不平等，容易采取比较正式的语体，而当双方一致关系中的时候，关系比较亲切，就可能采用随便的语体。当然，具体的权势内容和不同的一致关系，也会导致一些不同的语言特征。”（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
    那么，在军队中制式化称呼语的特点是尤溪中队民取决于上述两种关系呢？这就需要对军事社团中地位与角色的结构作一个概要的分析。军人出身的美国军事社会学家查尔斯.科茨和罗兰.佩里格林认为，一个正式军事组织是一个合理设计并严格控制的功能性制度和功能性角色的结构，而权力等级制度被看成是功能上所必需的。他们在１９６５年合著的《军事社会学》一书中写道：“人们一直梦想着一个没有等级的乌托邦社会，即无地位差别、无阶级的社会，而如今还没有一个完全无身份无阶级的社会，否则它将毫无例外，它不能无地位差别和无阶级划分，否则它将毫无功能。”在无产阶级的军队中，同样存在着以职、衔为符号标志的有特定内容的等级差异。我军《内务条令》一方面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不论职位高低，在政治上一律平等，相互间是同志关系，”一方面也强调：“军人由行政职务和军衔，构成首长和部属、上级和下级以及同级的关系。... ...部属、 下级必须服从首长、上级。”这两个方面的阐述把社会语言学家们截然分开的“同等关系”和“权势关系”辩证地融为一体了──政治关系上一律平等，职务关系上等级严格。我军制式称呼语正是军人之间的关系在语言上的直接体现。把“职务”、“姓加职务”或“职务加同志”规定为军人之间称呼语的通常用法，首先强调了军人之间的职级观念；“姓名”或“姓名加同志”仅适用于首长和上级对部属和下级以及间的称呼，更是这种职级观念的体现。如果说明确职务的称呼是以职级差别为依据的，那么，“姓名”和“姓名加同志”的称呼法则有更多的制约因素。第一，从军队职务等级设置的实际情况看，并非每个军人都有明确的职务称谓；第二，从这种称呼语的适用关系看，只限于上级对下级和同级之间，而不能用于下级对上级的称呼。这一方面是由于既是“首长”和“上级”，当然一般有明确的职称，一方面（更主要的）还是由于要通过上下级之间称呼的差异，体现出职级的差异，在日常的言语交际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军人严格的职级观念，以适应军队特殊使命的需要。
    （二）军人的制式应答语。应答语制式化的特点在我军内部主要体现在部属和下级应答首长和上级的呼唤，以及部属领受首长口述命令、指示时。我军《内务条令》第77条规定：“军人听到首长和上级呼唤自己时，应立即答‘到’。在领受首长口述命令、指示后，应回答‘是’。”军人对上级呼唤及领受上级口述命令、指示后的应答语仅此“到”、“是”二字，别无它辞。
    在民间普通交际场合。听到尊长或领导的呼唤，可供选择的应答语很多，如“哎、嗯、来了、干什么”等等；回答尊长或领导的要求时，也可依不同的情况采用肯定、否定或不置可否的回答，即便是肯定的回答，也有许多应答语可供选择，如“行、好的、好吧、可以、没问题”等等。相比之下，军人制式应答语呈现出单一、干脆、坚决的特点。其制约因素何在？一言以蔽之：“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是对军人的起码要求。对于上述这种语言现象的成因，军事社会理论有更为详尽的间接阐述。军事社会学对军人的无条件服从观念予以充分的肯定。查尔斯. 科茨和罗兰. 佩里格林的《军事社会学》指出：“用一般的话说，所有下级人员的第一职责是服从命令。正如坦尼森在他著名的《轻骑部队的冲锋》一诗中所吟诵的那样，‘勿问为什么，但去浴血卧沙场。’这是对管理权力的指令理论的绝妙解释。在军事环境中就如在工业中一样，这种管理信念只有用对于权力和纪律的传说情感来解释。”纪律是军队的生命，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军《内务条令》用“到”和“是”这两个简而又简的单音节词儿，为全军官兵规范了军人对待上级呼唤和口语命令的基本言语行为。然而，完成这个言语行为并不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枪林弹雨的“语境”中，军人应答“到”和“是”，常常需要有以身殉职的勇气和决心。
    或许有人会认为，《内务条令》对军人制式应答语规定得过于专断、过于简单，难道上级的命令百分之百正确？对于这个问题，《内务条令》第４８条明确规定：“部属对命令必须坚决执行，并将执行情况及时报告首长。如果认为命令有不符合实际情况这外，可提出建议，但在首长未改变前，仍须坚决执行。”把铁打的纪律贯穿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环节，贯穿于军人日常口语，这是军人气质产生于潜移默化之中的又一例证。
    （三）军人的制式报告语。我军《内务条令》对军人的口头报告语从内容到形式都作了统一规定。首先，明确规定报告词要简明、扼要，其内容通常应包括报告单位、正在进行的工作或活动、报告人的职务和姓名等。其次，对各级在不同场合向直接首长或非直接首长的口头报告形式分别作了规定。对直接首长的报告主要有４种形式：第一，营正进行队列训练时，营长向团长的报告词为：“团长同志，步兵第×营正在进行队列训练，请指示。”第二，营早操时，连长向营长的报告词为：“营长同志，×连应到××名，实到××名，请指示”。第三，团接受师长检阅时，团长向师长的报告词为：“师长同志，步兵第×团整队完毕，请首长检阅”。第四，营长进见团长时的报告词为：“团长同志，我有事向您报告”。对非直接首长的报告也有４种形式：第一，连正在进行队列训练时，连长向军长的报告词为“军长同志，步兵第×团×营×连正在进行队列训练，请指示，连长×××”。第二，连参加团会操时，连长向团长的报告词为：“团长同志，步兵第×连应到××名，实到××名，请指示，连长×××”。第三，团长到排里看望大家时，排长向团长的报告词为：“团长同志，×连×排正在自习，请指示，排长×××”。第四，连正在进行队列训练时，连长向不知道其职务的首长的报告词为：“上校同志，步兵第×营×连正在进行队列训练，请指示，连长×××”。从以上几种情况看，军人报告语的程式性十分显著，一般都磁用：“报告对象＋工作、活动内容＋请指示＋报告人”的公式，不允许有冗余言语，语调干脆有力。
    在民间交际中，向上级或尊长陈述情况的口语形式不拘一格，言语风格有明显的不定性，陈述语辞所包容的信息量也没有统一的“度”。制式的军人报告词以填充式的“公式”，对报告语辞  的内容、程序、使用的时机和场合以至语音停顿等都作了明确规定，这一规定的制约因素显然还是军队的整齐划一观念和军人集体行动的严肃气氛。
    （四）军人的制式问候语。问候语的交际作用可以体现在不同的交际关系之中，如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等等。军人问候语的制式化主要表现于上下级之间的问候语中，而且使用２和时机也在专门的规定。１９９０年中央军委发布施行的新《队列条令》第八间《阅兵》中规定：“当首长问（军政首长共同检阅时，由１人问候）：‘同志们好！’或‘同志们辛苦了！’队列人员应齐声洪亮地答：‘首──长──好！’或‘为──人民──服务！’这一规定十分细致，语辞内容简单明了，表述形式规定性很强，什么时候可拖音，什么时候应紧凑，都用破折号予以标明。
    军人制式问候语的产生有一个从约定俗成到条令认可的过程。１９５１年我军第一部《队列条令（草案）》没有阅兵中问候语的使用规定，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８３年间５次修订颁发的《队列条令》和１９８８年重新修改颁发的队列条令中也都没有这一规定。但多年来在各部队的队列活动中，上述问候形式普遍地被采用。１９９０年发布施行的《队列条令》认可了这一问候语的用法，并对使用中的具体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使部队长期以来的习惯作法成为有条令为依据的法定形式。问候语产生的过程反映了军队制式口语的现实需要性和法规强制性这两重特征。   
    （五）军人的制式口头命令。在军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队列活动中，上级向部属发出简洁明了的口头命令，是军人口语交际的一种特殊形式。队列口令有很强的规定性，口令的语言形式、口令的减法以及与每个口令相适应的动作都有具体的规定，全军统一，不容随意更改。据统计，我军《队列条令》中列入的队列口令共有一百多个，根据口令的下达方法，可分为以下４种：１、短促口令，如“停”、“报数”、“放背包”、“验枪完毕”等；２、断续口令，如：“第×名，出列”等；３、连续口令，如“立──定”、“向右──转”、“向军旗──敬礼──”等；４、复合口令，如：“以××为准，向中看──齐”、“右后转弯，齐步──走”等。队列口令具有一系列有别于其它口语形式的特点（参阅拙作《军人特殊的口语交际形式──口令》，见《语言.社会.文化》语文出版社第４０８页至第４１１页），制式化是其最显著的特点。
    队列口令，总是伴随着相应的队列动作，而队列则是军人进行集体活动必不可少的组织形式，可以说，自从有了军队就有了队列。因而，口令无论在军人的日常活动还是在战争中都是一种相当重要的言语交际形式。早在冷兵器时代，在以长矛大刀为武器的两军对垒中，队列就得到广泛的运用。进入热兵器时代后，恩格斯于１８５７年在《军队》一文中分析普奥战争胜败的原因时指出，普鲁士军队队形整齐，步伐矫健，攻击勇猛、集合迅速。后来，恩格斯于１８６１年专门撰写了《连队列教练》一文，阐述了队列教练对夺取战斗胜利的作用和意义。恩格斯指出：在战争中，一个营的“齐射可以乱到一定程度，而且仍然能获得效果，但是一个营在做方队、展开、纵队转变以及其他动作时，如果混乱不堪,那么,到面对一支活跃而又有经验的敌军的时候,是随时都会惊慌失措、无法自救的。”可见队列在军队中的作用何等重要。正因为如此，作为实施队列动作信号的口令，也才必须高度统一、规范。使用队列口令进行的口语交际实际上已不完全具有通常意义上“口语交际”的内涵，它不以信息交流为目的，而以单向的（指挥员──部属）发布信号为其指归。
    由于受到职衔等级关系、无条件服从观念、整齐划一要求和军队的性质宗旨等因素的制约，我军的军人口语呈现出上述几类制式化的交际特点，这些特点作为社团特性的一个方面，其中些是具有普通意义的，是世界各国军事社团所共有的，如队列口令、称呼语、应答语等所具有的特点；有些则体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具体军事社团的特征，如“同志”称呼的使用，统一问候语的使用等等。统而观之，军人的制式口语有其特殊的表达要求：其一，同义选择的局限性。军人制式口语均由条令规定，每一语辞的形式都是单一的，在军队这个特殊的社团中，制式口语的语辞没有同义结构形式，“立正”不能用“站好了”取代，“向右看齐”不能用“向右对正”取代。总之，不允许超出条令的范围运用同义选择手段来选择口语的形式。其二，语辞简短、明确，多用肯定式，多用独语句，有一定的表达程式，以庄重美为修辞要旨，其三，语调坚决、有力、多用降调。
    系统地描写语言行业变体的特征，并揭示它们与各种社会因素错综复杂的关系，是社会语言学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描写、分析军人的制式口语，不但有助于丰富和深化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而且对军事社会学、军事心理学、军事术语学告等学科的研究是大有益处的。

宛冬壬

刚才写了很大一段，可惜因为网络的原因，都没有贴上，现在再大体说一下。。苏鸣先生最近关于军事语言的研究的一组帖子值得注意。这是社会语言学应该关注的。军事语言在历史上曾对现代汉语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和生活语言是什么关系等等，欢迎更多的朋友来讨论。

风雪里

宛冬壬 于 2004-3-12 09:35 写道:
刚才写了很大一段，可惜因为网络的原因，都没有贴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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