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闲话“新生代”

柴禾妞

来源：光明书评网
www.booktide.com 2003-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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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1968年生的，据说我们这一代作家在台湾省也有一个专有名词“五年级”，在大陆则叫“新生代（或者新生代）”，就像台湾的“五年级”这个词，我们从字面上完全无法猜出它的涵义，大陆的“新生代”这个词也一样，它既不是说我们是“超越了前人”的新生一代，也不是说我们是“超越往日自我获得了文学新生命”的一代，既然我们没有超越前人又没有超越自我，何谓“新生”而且“代”呢？谁也说不清楚。

     关于“新生代”这个词的创生，我是一个见证人，但是，看着它出现未必就能弄清楚到底是谁把它生出来的。那是1992至1996年之间，当时较早使用这个概念的可能是《钟山》编辑王干，还有就是社科院陈晓明以及北大张颐武等人，是时王干和陈晓明在《钟山》、《文艺争鸣》杂志搞“新状态”讨论，“新状态”的主体就是“新生代”，不过王干对这个创作群体的指认比较宽泛，他甚至把王蒙也拉进来了，而且他有时把“新生代”也称作“晚生代”，直到1999年，他为这一代人编一个丛书的时候还用“晚生代”这个概念，好象叫“晚生代作家丛书”，这个丛书让新生代作家第一次集体两项，可以说是新生代作家的“奖励”状。王干对于“新生代”不仅于理论探讨和丛书编辑，更重要的是他曾经参与策划一个由《钟山》、《大家》、《作家》、《花山》同时参加的“联网四重奏”栏目，四家期刊联手，每期共同推出一个新生代作家，这个栏目当时很有影响，现在影响较大的新生代作家几乎都在这个栏目里出现过。

     那个时候，我也写文章参与讨论，当时我是把“新生代”和“晚生代”交替使用，不加区分，而且主要倾向用“晚生代”。1996年，我在《山花》杂志发表《个体文化时代与身体型作家》一文，对“新生代”作家群进行研究，说到“新生代作家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群体本位文化向现代个体本位文化转型的产物”，与传统作家注重“精神”不同，他们注重“身体”，他们的写作是一种“身体写作”，新生代作家是身体型作家，“身体”是他们游戏诸神的秘密武器，等等。这个文章发表后，王岳川在《文学自由谈》撰文，他不看好新生代，所以批评我，说我是“新生代作家强打精神的理论代言人”。“理论代言人”是不敢做的，新生代作家阵营中的许多人比我成熟，无论是写作技巧还是思想状态都是如此，但是我是比较早对新生代作家进行个案研究的批评者之一吧，比如韩东、鲁羊、朱文、毕飞宇、何顿、李冯、海力洪、朱文颖、魏微、棉棉、卫慧、丁天、李洱、刘继明、张执浩等等，有40个人左右吧，这些人开始写“小说”后，我是国内最早为他们写“小说家论”的人。当时，这些人要么被人看成是诗人，要么就是还在水面以下。那个时候，我已经对“黑格尔”和“古希腊”哲学不感兴趣，正研读海德格尔、萨特、尼采、福科，对“身体哲学”感兴趣，想把“身体”搞成一个具有本体论意味的概念。这方面新生代创作给了我很大启发，于是我试图用“身体”概念来概括新生代，形成一个对新生代创作的解释体系。文章是1997年初写成的，太长，只能安排1998年在《小说评论》连载，后又在《文艺争鸣》发了一个8000字的专题论文：《暧昧时代的模糊意象――新生代小说主题研究》，这个文章获了《文艺争鸣》当年优秀论文奖，可见当时人们对我用“身体型作家”、“身体写作”来给新生代下定义是承认的。当然，评委会在授奖评语中对我文章中关于“身体”的论述也作了保留。这里要插一笔，关于“身体写作”，我最早用它，实际是在1995年夏天给棉棉的一封信里。棉棉后来在一个采访中这样说：

     记者：有评论说你是“身体写作”，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棉棉：“身体写作”最早是葛红兵提出来的。他的原话是“用感性把握理性的可能”。这种说法是我同意的。所谓“身体写作”并不是愚蠢的冲动，而是用身体领会宇宙万物，这个过程是纯洁的，透明的，不是人人都有这个素质和能力，比如我有时候喝下一大杯热巧克力就会一下子哭出来，会有一种非常放松的感觉。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事实上，关于新生代问题，远没有得到澄清。首先被包括在新生代中的作家实际上包含好几个批次的人：比如女作家中从1960年代早期到1970年代中期出生的，就有陈染、林白\棉棉、卫慧\朱文颖、尹丽川\等为代表的至少三个批次的人，男作家也包括韩东、朱文\李洱、李冯\李修文、王艾等为代表的三个批次的人，男女作家有不同的特点，每个批次的人又有不同特点，甚至他们相互间也不能互相承认，后一批次的可能对前一批次的非常不满，通过革前一批次人的命出道，比如尹丽川就痛斥过我这个“老新生代”，非常有意味的是，尹丽川批判我的文章又是让第一批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人物韩东看中，此后尹丽川被韩东列为重点作家在《芙蓉》杂志上加以扶持。那么，在美学上新生代作家到底有没有统一的特点呢？从我当初被反讽式地称为“新生代强打精神的理论代言人”，到后来徐鲁特别客气地在一个评论中说“葛红兵，他应该是六十年代作家中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那么，这个“新生代”的创作到底有点什么特点呢？2000年的时候邓一光在一个访谈中说：“我觉得葛红兵是一个坏小子。他是一个太不守规范、一个反秩序、而且以反秩序为乐的写作者。”邓一光长我一辈，他对我们这些后生的观察可能是有道理的。也许“反秩序”倒真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最重要特点？

     赵柏田在《出生于六十年代》（《书屋》1998年第3期）一文中写道：“他们开始有了记忆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70年代的中后期，60年代那种迷幻的激情不是我们的历史……当我长得更大一点，我读了书，参加了工作，金钱显示了它无所不能的力量，这个世界涌动着已是灰色的物质泡沫……我们是‘红色时代的遗民’。”什么是新生代的共同经历呢？也许唯一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他们都是站立在激情主义的废墟上，60年代的政治激情本身没有太大地影响我们，但是70年代中后期政治激情的废墟却成了我们成长的共同背景，在我们的成长中激情、理想、正义……统统成了贬义词，他们失去了对这些正面词汇的理解力，就象一个也是60年代出生的歌星张楚在一首歌里所唱的那样：“我成长于理想破碎的年代。”因为我们成长的那个时代正是这些逐渐崩溃的时候。因为没有了“理想主义”所以他们对理想主义名下的各种秩序（作家体制，刊物体制，道德理想主义写作模式）一概反对，好象和秩序是势不两立的。

     新生代在破坏传统秩序的时候，做过两件事情，一是1997年朱文发起的断裂活动，朱文以问卷调查的名义联合了数十名新生代作家，发起了一场针对当下文学体制以及以及鲁迅为代表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讨伐，当时我也参加了这个活动，不过那个时候我是这个阵营中唯一一个承认鲁迅对我有深刻影响的人；二是我在2000年底写的两个悼词（《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一份悼词》、《为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写一份悼词》），对20世纪中国文学状况，总体上有一个不太正面的评价。后来批评者把这两件事称为大陆新生代作家的成长宣言。

     那么，新生代作家的立场有没有什么是正面的呢？新生代身上有两种因素在活动：一种是传统的人本主义因素，追求个性，追求自由，另一种是后现代的因素，反对精神深度，崇尚身体感官，一种更轻灵的美学：纵情、随意、情调、派对，对金钱毫不矛盾的占有欲，对今天的大众消费文化，对市场化中的一切他们的接受几乎毫无障碍。总的来说，新生代的第一批代表人物倾向于前者，后两批的代表人物倾向于后者，但是，也不一定，新生代实际上非常矛盾。我以前对他们有两个概括：一、身体写作；二、午后美学；这方面我到现在为止依然还是坚持的，似乎现在这样说也依然是对的。

     何谓身体写作呢？简单地说，个体性文学不仅是以个体叙述人的诞生为主要特征的，更本质的是这个个体的叙述人是感性的身体的人而不是伦理的灵魂的人。个体性文学的一个特征就是感性优先，在感性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对立中个体性文学的作家无一例外地选择感性世界，作家首先认定自己是独立个体，然后再把自己的个人的经验世界呈现出来，这是一种身体的哲学，它确认人的身体的经历的正当性、合理性，个体性文化时代的哲学是身体的哲学，是对以往一切灵魂哲学传统的一个颠覆，个体性写作的时代作家对自己的身体是肯定的。

     何谓午后美学呢？新生代强调的是个体的复杂与暧昧。一种叛逆的文化情绪、自恋的童年、颠倒的价值、无意义感、障碍感等等，他们欣赏的是一种小人物的柔软的、半折光的，非激情的、非乌托邦的东西。日常生活中那种超验的或者终极的意义在这个时代更加难以寻找了，人们心中充满了时间焦虑，总是试图抓住“此刻”，但是，他们同时也感到正午已过，日已偏斜，正午的审美是阳光的、自然的，是勇气、成熟，是人性、适度、平衡的，而午后的写作则是暧昧的、倒影的，敞开出现于收敛中的，悲剧和虚无、丑恶和平庸、放纵和暴力、光线和阴影交织缠绕的。

     2002年以前，我对新生代是全盘肯定的，但是，2002年以后，我对新生代开始有了批评，原因是新生代的超越性不够，在他们身上我还没有看到那种超越历史、自然臻达永恒“真实”的力量，如果不具备这种素质，新生代就很难担当起时代写作的重任。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写作近年正发生深刻的变化，韩东的《扎根》呈现出把个体存在与更为超越的历史、自然相结合，进行整体反思的倾向，这在新生代作家中有一定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