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纵横

湘里妹子

作者：朱士昌
来源：http://www.shict.edu.cn/XKJS/xklt_wz/yyx.htm

语言作为一种人们之间交际的工具，它的作用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因而对语言的研究就其本质来说就是研究人们在不同情景下使用语言完成某种社会行为的过程及产生的效果。如同其它学科一样，语言也在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虽然这种变化远没有现代科学技术那样迅速，那样波澜壮阔，那样重要地波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不容置疑的是语言中的新陈代谢现象，语言映射社会变革的现象，诸如此类的问题对我们从事语言教学和语言研究的同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普遍认为，现代语言学的开端始于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Fedinand de Saussure），他的讲课内容为主的“语言学教程”一书的出版为语言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他在该著中所提出的“语言”（language）和“言语”（parole）的观点，“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观点以及“语言符号学”的观点至今仍在指导我们对语言的研究。索绪尔认为“语言是言语能力的社会产物”，又是必要的“惯例”（convention），这种“惯例”为社会群体所接受，使每个人能进行言语活动。他还指出“言语是个人运用自己的机能时的行为，它运用的手段是通过社会惯例即“语言”。为了进一步明暸地阐述“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索绪尔将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了若干生动的比喻：“语言好比乐章、言语好比演奏过程、语言好比莫尔斯代码（Moose code），言语好比电报、发声器官就犹如发报机和乐器。代码本身不取决于发报的成功与否，同样，乐章如何也不取决于演奏的失败，演奏过程中的失误并不是由于乐章的缺点而造成的，同样言语中的错误也不是语言的缺点。索绪尔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明确地提出和区分了“共时语言学”（synchronic linguistics）和“历时语言学”(diachronic linguistics)。“共时语言学”研究一种或多种语言在某一历史时期中的情况，即我们常说的“语言状态”(language state)，这种研究并不涉及这种状态的演化过程，故人们通常把这称之为“静态语言学”(static linguistics)。相反，“历时语言学”则主要研究语言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内所经历的种种变化，因而人们常把这称之为“演化语言学”(evolutionary linguistics)。“共时语言学”的研究为美国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流派”和“行为主义”的产生完成了理论的铺垫。“历时语言学”则采用“正视法”(prospective method) 和“回顾法”(retrospective method)。所谓“正视法”就是以文献考证为基础按时间顺序来叙述一种语言的历史，而“回顾法”则是通过比较来重建一种语言。比较形式越多，推理也就越正确，重建的语言也就越可靠。简而言之，“正视法”是由古至今，而“回顾法”则是“借今朔古”。 索绪尔对语言为符号 (sign)的理论是独具匠心的。他认为：一个语言单位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概念，一方面是声音形象(sound, image)。 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符号之说具有下列鲜明的特点：任意性(arbitrariness)，即符号的选择是没有明确目的的，符号指的线性关系(linear nature)和符号的不变性(immutability)等。值得指出的是索绪尔提出的符号学理论在当今的语言学研究中又可分为三大类“图像符号”(icon)、“标志符号”(index)以及“真正符号”(sign proper)。索绪尔之后，在语言学的发展史上，又出现了以马泰休斯、特鲁别茨柯依、雅克布逊等代表的布拉格学派最大的贡献在于它创建了“音位学”(phonology)。但是由于他们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和语言成分的区分功能，又常被人们称之为“功能主义者”(Prague school)或“功能语法学派” (functionalists)。布拉格学派提出标准语言 (standard language)的语体划分原则。功能语体(functional style)的概念则来自于一个极为深刻的认识：语言与言语行为的体现之间 存在着相关性。语体是一种独立现象，存在于言语行为之中，它并不象语言组成成分那样潜在于语言结构之中。对标准语言的语体分析也体现了语言的“灵活稳定性”(elastic stability)。所谓“灵活”则反映了语言的动态特性；所谓“稳定”则体现了语言的系统性。

语义学研究是当代语言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又一个主要方面。语义，顾名思义是指整个语言的意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其研究范围除了对词的研究以外，向下包括语素和义素，向上包括词组、句子、段落、篇章等语言单位和言语单位的意义。Leech在对语义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7种类型的意义，主要有概念意义（conceptual meaning）和内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之分。人们对语义学中的同义学的研究已经扩大到对同义句（paraphrase）的研究——两个句子的意思相同或相似，从这个方面上来讲，语义学的研究也由传统的词汇层面研究上升到了句子的研究，具体地说是用意译或同义转译（paraphrasing）的方法。除了通过词汇变化（lexical change）以外，还可以通过句法变化（syntactic change）以及逻辑变化（logical change）来进行意译或同义转译。

1977年《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Pragmatic）的创刊，1983年第一本语用学教科书（S.C.Levinson ：Pragmatics）问世以及1986年“国际语用学会”正式成立，这三者被人们普遍认为是语用学发展史上三个里程碑的事件。

语用学的研究主要包括Grice提出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s）。该合作原则在记述会话隐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时所提出的会话双方应互相合作，使得对话得以进行而须遵循的原则。合作原则主要包括“数量原则”（maxim of quantity）、“质量原则”（maxim of quality）、“相关准则”（maxim of relation）以及“方式原则”（maxim of manner）。在“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问世以后，我国的学者对这种语用推导机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会话含义理论框架，例如对“礼貌原则”的探讨中应该充分考虑“面子”（face value）概念；在讨论“言语行为”过程中，言语行为不是说话人单方面的行为而是与听话人有关的双方共同的行为，因此把言语行为置于社会活动的大范围里加以考察，就能对言语行为的研究具有更新的含义。

文体学（stylistics）的研究是语言学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就文体学而言，人们普通认为存在二类研究方法——传统文体学和现代（新）文体学。以王佐良教授为代表的传统文体学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修辞学为主要理论依据，即保持文体风格传统，这种文体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于诗歌的研究，因而也成了诗学的一部分。现代（新）文体学主要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语言学研究的迅速发展。现代文体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话语分析和语篇语言学的区别问题。人们普遍认为，文体学似乎强调探索一个语篇的文体风格特征及其效果，话语分析偏重于研究一个语篇中信息的表达和理解，特别是隐含的信息，而语篇语言学则着眼于有关信息如何通过语言得到体现。

陈原先生于1979年和1980年分别出版了《语言和社会生活》的香港版和大陆版，这被人们认为是我国学者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的开端。目前，我国学者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语言变异：主要涉及方言的区分及语言性别的差别研究；2）言语交际：刘焕辉教授试图建立的“言语交际学”和“交际语言学”以言语交际活动、交际活动中的语言为对象，着眼于语言的社会本质，因而与社会语言的有关分支领域有许多相似之处。此外，与之相关的研究还有“称呼和称谓”的研究、“礼貌的研究”以及“会话研究”等；3）语言与文化，其中包括“沃尔夫假设”、颜色词、原型、亲属系统、分类等方面，作为对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是“民俗语言学”的建立，它包括“禁忌语、委婉语”等方面的研究，使社会言语学的研究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最后，笔者应该着重提及一下我国在宏观语言学研究方面的部分进展。首先人们对话语语言学的研究使人们对语言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话语语言学的研究得益于以V.Mathesius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他们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是用作交流的工具；语言本身是一个功能体系，是一个表达手段的体系；语言是在一定的社会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研究语言不仅要重视分析语言的结构形式，也应该十分重视研究语言结构形式所表现的内容。我国的语言研究者们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句子的实际切分和语序文体；2）超句统一文体；3）语篇分析文体；4）话语修辞文体。其次“语篇分析”也是宏观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语篇分析起始美国语言学家Z.Harris于1952年发表的《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他试图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连贯的口语和书面语进行句子水平以外的描写和分析。语篇分析主要是以合乎语法，意思连贯的语篇（discourse）为研究对象，主张跨越句子的界限，在更大的范围内对言语进行研究和分析，探索发话人与受话人之间的关系，言语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探索人际交往所应遵循的准则和规范。韩礼德教授提出的系统功能语法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韩氏认为人应该是社会人，在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中，人们对语言和语境的研究应该围绕“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和“行为潜势”（behavior potential）展开。据于这一假设，韩礼德提出了“三大元功能学说”——“意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从文章的体裁角度而言，反映出宏观意义上的“语场、语旨及语式”，这无疑为人们展开文体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难怪人们把韩氏理论看作为伦敦学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杰出贡献。

语篇分析主要涉及两个方面：谈话分析和完整语篇分析。谈话分析主要是通过对大量现实的录音材料进行分析，探索支配社会交际的原则和规律，开创对日常交际言语的理解规律性的认识。谈话分析涉及研究相邻语对（adjacency）的结构特征，意思联系、发话人的交替、话题转换及语言表现手段等。同时也与礼貌原则等方面的原则息息相关。完整语篇分析则以W.Labov的模式为代表，他提出完整的语篇应该包括六个环节：点题（abstract）、背景（orientation）、进展（complication）、评议（evaluation）、结果或结局（result or resolution）和回应（coda），Labov的模式及以Hasan提出的模式对语篇分析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语言学的研究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它是人们对语言不断地加深研究的结晶，是人们通过对语言、社会、人类等方面的相互关系的观察的成果，也是人们对语言这门学科锲而不舍的努力专研而取得的知识的积淀，了解一点语言学的发展史，有助于人们之间的交际，懂得一点语言学，更能有助于人们对语言的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Geoffrey Sampson，1980，“School of Languistics ：competion and Evolution”，Hutchiuson and Co。（Publishers）Ltd。
2）F.de Saussvire，1983，“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Duckworth
3）许嘉璐、王福祥、刘润清，1996，“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孙兰荃

韩礼德教授提出的系统功能语法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韩氏认为人应该是社会人，在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中，人们对语言和语境的研究应该围绕“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和“行为潜势”（behavior potential）展开。据于这一假设，韩礼德提出了“三大元功能学说”——“意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从文章的体裁角度而言，反映出宏观意义上的“语场、语旨及语式”，这无疑为人们展开文体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难怪人们把韩氏理论看作为伦敦学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杰出贡献。

     目前，我国语言学研究中，在语言的交际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之间的关系、语言的通用功能和区域交际功能的关系方面争论很大。韩礼德提出的“三大元功能学说”对于我们正确处理这两种关系给予了非常理性的启发。借助这个“他山之石”，可以更好地“攻汉语研究之玉了”。

天外飞仙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你们帮忙!"称谓语"调节人际关系的原则有哪些?请各位赐教,谢谢!

天外飞仙

什么叫“语言的先用”“语言的反先用”？谢谢指教。

子祺

天外飞仙 于 2005-12-17 23:48 写道: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你们帮忙!"称谓语"调节人际关系的原则有哪些?请各位赐教,谢谢!

蒋春堂《公共关系语言学》（2001）206-272页
1、体现礼貌：姓名的使用，人称代词的使用，关系的把握；2、体现亲切：称呼身份，称呼名字，社交称呼亲属化；3、妥帖得体：符合角色变化，切合对方期待心理，切合活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