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到中原音韵》介绍

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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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与出版社联系得知,《从诗经到中原音韵---------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金元音韵的演变》一书已开始发行.因此书印量很少,各地新华书店不一定有售.有需要购买此书者可与辽宁人民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购买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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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家属保存此书原稿两千余页,还有其他很多资料愿意提供给音韵学爱好者探讨研究.

湘里妹子

来源：黄克定先生女儿惠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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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书作者黄克定先生1915年生于上海市一个商人家庭，20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就读于上海复旦中学、复旦大学。年轻时喜爱文学，受鲁迅、茅盾等作家作品的影响，对进步的革命思想有了追求，在读复旦大学时想念中文系，因做商人的父亲反对，只好读商科(就是今天的经济系)。在复旦中学就读期间，与胡绳先生是同班同学。在复旦大学就读期间，参加过“一二·九”运动，还在1936年参加过鲁迅先生葬礼。1956年写过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发表在辽宁日报上，在上海曾阅读过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这对他后来参加革命工作有了思想基础。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8·13”日军进攻上海，日军大炮轰击上海南市中国人的居住区，黄先生父亲的商业铺面被日军大炮炸毁，一家人在上海失去了生活来源。复旦大学内迁，黄克定先生不满国民党的腐败没有随校，从上海回到浙东慈溪家乡。在浙东家乡，有三十年代初他父亲花一万银洋盖的前后两进五开间二层楼房可以居住，不久,他父亲病故.黄克定先生在当地做了一些抗日的工作，后来返回上海在租界里私人企业做会计生活。

      黄克定先生与吴增麟先生从小学、初中、高中一直是同学和好朋友，在复旦中学读书时,他们与胡绳先生是同班同学.从复旦中学毕业后,黄克定先生到复旦大学读书,胡绳先生去北京读书,而吴增麟先生参加工作,在交通部国际电台上班,与胡绳先生的姐姐项泰女士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吴增麟先生与项泰女士都是单位业余文艺骨干.三十年代中期,上海民众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掀起了救亡运动高潮. 国际电台的热血青年也自发地排练了田汉先生写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在上海城隍庙为民众公演.吴增麟先生在剧中饰老头,项泰女士饰小姑娘.演出非常成功,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吴增麟先生的妹妹吴素英女士及兄弟姐妹也都到城隍庙观看演出,为哥哥加油.散场后,已经很晚了,吴素英女士和兄弟姐妹们大家手挽手往家走,被剧情激发的爱国热情爆发出来,青年们高声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警察吓得躲到了一边  .还有一次,吴增麟先生和项泰女士在南京路上讲演,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结果双双被抓入巡捕房,后来在七君子的担保营救下,半夜十二点才被放了出来. 项泰女士后来去武汉进行救亡宣传,,在日军飞机空袭下不幸牺牲.年龄才二十岁多一点.

      吴增麟先生的妹妹吴素英女士从小学的时候就认识黄先生，两人由相识到相爱，于1941年秋天中秋节时,在上海租界里结婚。婚后几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兵冲进租界，孤岛上海也被日军占领，两人一起回到家乡浙东慈溪，在上海和浙东居住时，黄克定先生曾秘密地接触到一些革命的文化人士，如黄源、娄适夷等人，受其影响，有了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愿望。1943年，新四军在离他家乡200里的地方四明山建立了浙东根据地，他家乡所在地是游击区，日军也来，新四军也来，但日军从不敢过夜，而新四军部队经常在黄先生家里居住。

       1944年春天，黄克定先生家里的五间楼房,因住过新四军谭启龙的部队被日军烧毁，国恨家仇使黄克定先生终于以开明士绅参加革命队伍。妻子吴素英女士也要一同前往，准备将两个孩子(长女两岁，长子才几个月)交给婆母，六十多岁的婆母绝食抗议.最后黄克定先生只身一人于1944年秋参加了革命队伍，吴素英女士留下照顾两个孩子，她还在当地抗日政权办的小学校做了半年教师。1945年春，当地日军四处抓捕抗日人士的家属，她从当地地下党处得到消息后,在亲友的帮助下，带着两个孩子逃到上海自己的父亲家，一直住到上海解放。而同一乡学校的另一男教师被日军抓住牺牲。

      黄克定先生在浙东解放区机关工作，1946年内战爆发，他随解放区机关从浙东撤到江苏、山东，渡海到了辽东，最后在辽东省工业厅工作，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黄先生回到上海将吴素英和两个孩子接到东北，吴女士同时参加革命工作，全家享受革命政府的供给制待遇，已经八岁的长女和六岁的长子上了育才小学。次子和另三个女儿都是1950年以后在东北出生的。

      黄克定先生在辽东省工业厅做财务工作，业务上是骨干，曾将苏联的财务管理工作方法通过英俄两种语言译出，引入到当时计划经济时期的辽宁工业财务工作中来，办过财务培训班，培训了几批学员，这些学员后来都成为辽宁工业财务上的骨干力量，他还在1957年出过专著《给初学成本工作者的几封信》。黄克定先生在辽东省工业厅工作期间，曾有过三次入党机会，但他自认为还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种种原因没有成为党员，这是一个遗憾。组织上1959年调他到安东(丹东)市工作，在安东师范专科学校(二年制文科大专，培养高中教师)做副校长，兼教古汉语。因他年轻时爱好文学，古汉语功底很深，同时也注意到古汉语音韵方面，逐步开始自己钻研。

       1963年,黄克定先生调回省城沈阳，在机关里做副研究员。实际工作中专业不对口，自己申请下乡搞了两年“四清”。1965年冬天，与后来是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的谢燮正相识,成为忘年之交。

      在1966年~1968年文革混乱时期，谢将许多音韵学方面的书借给黄克定先生看，他从此迷入此门，开始专心研究音韵学。

      1969年冬，按辽宁省的政策全体干部下乡走“五·七”道路,  插队农村，黄克定先生的次子,次女,三女做为知青,已经下乡在辽北农村。他同吴女士及一个有残疾的小女儿下乡到辽宁西部最穷的朝阳市建昌县二道湾子公社，他在接受盆下中农”劳动教育”之余，继续研究音韵学.在建昌时，他与过去相识并是好朋友的范敬宜先生一家同在一乡，并来往走动。几个知青子女在春节探家之时，看到他每天夜里点着“红军的马灯”(当时没有电，子女们戏称)，在小炕桌上拿着古书看，口中拼读着字音，手中写着。当时他在写《从诗经到广韵》，后来拓展为《从诗经到中原音韵》。

      在1973年、1979年两次，黄克定先生经人介绍与辽宁大学中文系主任张震泽教授相识，张震泽先生同意调他到辽宁大学教授音韵学和古汉语，因种种原因未成。他虽然与张震泽先生只见过几面，但因在音韵学方面能谈到一起而成为知音。(从1979年以后两人没有再见过面)。

      1978年,黄克定先生通过书信与老同学胡绳先生联系上，从此二人之间书信往来，“探讨学术问题，老同学成了新知交。………”(胡绳先生在此书序言).  黄克定先生.在下乡插队期间，自译《荀子今译》三十二篇，手稿1000多页，经胡绳先生介绍，拿到吉林长春《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因篇幅太长，只将前言几万字《评荀子的哲学和政治经济思想》发表在《哲学史论丛》上。

       八十年代初，黄先生继续在业余时间写此书，并同胡绳先生通信中相互探讨学术问题。胡绳先生在当年的一封来信中这样写道：

“……音韵之学，我实在一窍不通。王力教授倒是我认识的。大著告成，也许可请他看看。不过他已是八十老人。如把大著全本内容写个概要，求他指教，或更适当。(语言学吕叔湘和我更熟，他是我苏州中学时的老师，不过他似乎对古韵注意不多……)”

      但当时书没有写完，因此也没有给其他人看过。只有东北大学谢教授来到家里时才能一起讲讲音韵学方面的话题,并看过手稿.

      1985年秋，黄克定先生和吴素英女士回上海探亲，路过北京时去看胡绳先生，同时带去了此书第一编《古音》手稿(那时全书还没写完)，请胡绳先生找专家帮助看看，据吴女士回忆，当时胡绳先生鼓励黄先生说：“你把书写完后来信，我会处理的。”

      这是解放后黄克定先生与胡绳先生仅有的一次见面，其余都是书信往来。

      在胡绳先生1985年12月4日来信中写道：“……大稿已送交李荣同志，他答应看，但因手边有事，说要晚一些时才能抽出时间，已遵嘱告他不妨从容为之。……”(此信中大稿指此书第一编《古音》手稿)

      1986年5月份，黄先生收到胡绳先生5月2日来信：“……奉上李荣同志读草稿后的意见(附在信后)，不知这些意见对你有用否？原稿已在我处，是否立即寄还给你？……”随信同时寄来李荣先生阅手稿后的意见--《读黄克定同志书稿》，黄先生对此做了批注，从批注上看第三、四两条他采纳了。(《读黄克定同志书稿》复印件附后)

       1989年6月，黄先生收到胡绳先生6月20日来信中说：“……大著前曾请一专家评论。……辽大如能出版实是好事，“赔本”至二万元之多，未免过于夸张。只好徐谋出版途径。……”

       从此信内容推测黄克定先生已把此书完稿一事写信告诉胡绳先生，但没有进一步与胡绳先生联系此书的出版事宜。

     1989年全书完稿之后，黄克定先生曾请东北大学谢教授帮助,与辽宁大学出版社联系出版此书，经过谢的联系，答复可以出版，但学术书亏损，需要作者自己拿两万元钱才能出。谢教授提出说校阅及编辑的工作由他来做。黄先生当时说：“最多我不要稿费罢了，怎么还要我往外拿钱出书？”当时工资还没有改革，两万元是一笔巨款，黄先生没有这笔钱，如果有的话会拿出来出这部书的。而那时他的几个子女工资也很低，凑不出这笔钱。此书出版的一事就放在一边了。

       在黄先生往来书信中，找到一封1989年6月25日给辽宁大学中文系张震译教授的信。(可能张教授没有看到此信，复印件附后)

      从给张教授的信中看出此书已完稿，但黄先生的苦恼是对于音韵学方面的学术思想无人可以交流探讨，因此他感到很“寂寞”。并在信中说愿意与年轻的汉语音韵工作者共同研究.,不会考虑”经济效益”.

      1989年冬，黄先生患脑血栓住院，一病十年，直到去世..“来不及对书稿做进一步的修改，成为难以弥补的憾事”(胡绳先生序言)

      吴素英女士把手稿和草稿用绸布包好仔细保存，才得以完好留下，此书的完成与吴素英女士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从1989年~1999年，全书手稿在壁橱顶层一放十年，真是古语中所说的“束之高阁”了。

       在整理黄克定先生的音韵学书中，其中有两本书，一本是1984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音韵学研究》第一辑，里面是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次讨论会及论文。(大会是1980年10月开的，1984年才出论文集).  还有一本是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扉页上有胡绳先生的赠书签字，(复印件附后)两书都有黄先生红字批注。

      从胡绳先生的另一封来信中说：“……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一书，我打听了一下。此本第一分册是科学出版社出版出的，现已无法买到。但据说中华书局将重印此本，但须得作者把第二分册交稿时重印第一册，届时不难得到此书，当代为留意。……”

      从信中内容推测黄先生曾托胡绳先生在北京帮助买此书，但当时没有买到，在留下的藏书中没有看到这本书。

      黄克定先生在病中十年,虽然不提此书一事，但在他的心中还是一件末了的心事。1997年，黄先生口述，吴女士代笔给胡绳先生去了最后一封信:  大意是此书已写完 ，他本人在病中等等。当时胡绳先生不在北京，此信寄到北京后，胡绳先生的夫人因患病头脑不清楚，把此信压在褥子底下一年多，直到1998年末，在整理房间时，胡绳先生才看到此信，立刻回信寄到沈阳，说明迟复之原因，吴素英女士去信告诉胡绳先生，黄克定先生已于1998年夏天去世，并说书稿早已写完。

      胡绳先生马上给吴女士来信说：“……现在我所关心的是克定音韵学的遗稿，十约年前，克定曾找我处理，我未能尽力办好，深以为憾，他留下的遗稿，即已有出版社认为值得出版，我认为我有责任了此一事，但你现在不必把稿子给我，但望你告我下列几点：……”。吴女士与次子黄人玮将此书目录打出寄给胡绳先生，之后几次信件往来，1999年春天胡绳先生来信到沈阳要手稿寄北京，吴女士与次子黄人玮将手稿分章整理好，并复印一套。两个女儿二女和三女一起坐车到北京,将手稿送到胡绳先生家中。胡绳先生在看了手稿之后给吴女士来信，说他自己出钱出版此书，后来又联系由辽海出版社出版。在此期间，吴素英女士去信请胡绳先生为此书写序言，胡绳先生答应了。正是胡绳先生的努力，此书才能得以出版。

      1999年7月份胡绳先生委托秘书白小麦同志专程到沈阳，与辽海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吴女士与辽海出版社签订了正式出版合同，而这正是此书最后能得以出版的法律保证，可见胡绳 先生做事情是相当细致,相当稳妥的. 胡绳还写一份全权委托书给白小麦同志，委托白小麦同志办理此事。在签合同的同时，谈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全书的校阅工作。

      2000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同志校阅工作完毕，语言所两位专家提出审读校阅意见，胡绳先生提出自己的三条看法如下：

      1、本书成书于1989年，作者随即病倒直到1998年去世，无力再作修改。因此，没有可能吸收后十年来新的研究成果；因写作条件困难，接触材料有限，有些疏漏是难免的；包括语言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和痕迹，也是可以理解的。本书虽然不够系统，不够成熟，但有参考价值。

      2、音韵学是后人根据前人留下的文字，推测前人的发音及其演变，研究的空间和弹性很大，学派众多，前人的观点包括今人的所谓定见均可商榷。但书中似应尽量避免自相矛盾。

      3、基本保持本书的原貌。写作的一般情况、长处和局限在序言中说明；吴素英提供的写作经历修改后作为后记；有些具体的缺点和问题，如何处理的，在编后记中交待。

      白小麦同志将三条看法，语言所专家校阅意见及校阅后的手稿、复印稿转交辽海出版社副总编李英健同志。李后调辽宁人民出版社任副总编, 此书改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年11月胡绳先生逝世，吴女士从电视中得知此事，去信给北京胡绳先生夫人及家属致哀。2000年12月份，吴女士从《百年潮》杂志魏久明同志《胡绳同志最后的日子》一篇文章中得知，胡绳先生在重病中写了他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此书的序言。吴女士感慨万分。(后听白小麦同志说，他们曾代笔写过给胡绳先生看，胡绳先生看后认为不行，最后还是自己坚持写完此稿)。

      2001年初，范敬宜先生打电话给吴女士，说看到《百年潮》文章，要胡绳先生与吴女士的通信副本，吴女士将几封信的复印件寄给范敬宜先生。2001年春天，范敬宜先生写的《胡绳的最后一篇文章》发表在新民晚报和辽宁日报上。辽宁人民出版社张洪同志(此书的责任编辑)看到此文，征求范敬宜先生同意，把此文作为《跋》放在书的后面。

      此书从1999年7月与辽海出版社签订合同之后，历经五年，最后经中国社会科学院白小麦同志沟通，辽宁出版集团承担费用，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于2002年11月与吴女士补签了新的合同。责编张洪同志与吴女士及家属联系，在非典时期前后编辑，排版、校对、造字……几次反复核对样稿，最后在2003年9月份，出版社工作完成，交付印刷厂。吴女士在2003年10月22日终于拿到了样书，11月份，吴女士以七折价自购100部{书款是黄先生和吴女士好友罗剑华先生赞助的}.  随即寄往全国各大学中文系及语言研究单位赠送此书，供学者们探讨研究.  此书出版后，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谢燮正教授和辽宁大学中文系宋今教授为此书写了书评，征得二人同意，发表在互联网上供学人们参考。

      从1978年—2000年的二十多年时间里, 胡绳先生一直关心此书的情况,从学术和精神上支持黄先生写作,研究,在资料上给予帮助购买,并联系音韵学专家阅看,最后终于促成此书出版..在重病中用心血写下他的最后一篇文章.-此书的序言,做出了精辟的评价,为此书全书完成划下一个完美的句号.

湘里妹子

作者：谢燮正
(作者为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来源：黄克定先生女儿提供

      初识黄克定先生，是在1965年冬。当时自己大学毕业因“海外关系”的原因，分配到东北沈阳。虽然正处在少年不识愁滋味时期，但对离乡万里，只身赴关外“苦寒之地”仍然未能适应。是黄先生带上海乡音的“东北话”和落地生根的生活态度，阐释了“男儿志在四方”的格言，消弭了我回南的念头。
黄先生自谓其出身“小开”(沪语称老板的儿子为小开)。虽祖籍浙江慈溪，然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就读于上海复旦中学、复旦大学，抗战初期上海沦陷，中断学业回浙东老家。几经变故，家乡祖宅因住过谭启龙的新四军部队被日寇所烧毁。国恨家仇使他以开明士绅在浙东解放区参加革命，在四明山根据地坚持抗战。解放战争初期又辗转江苏、山东，最后到东北在辽东省工业厅做财务工作。

      建国后的五十年代，黄先生在安东(丹东)师范专科学校当副校长，兼教古汉语课程。1963年调回省城沈阳，在省直机关当副研究员。然而在相处中，我所见到的只是一个健谈、直率、执着而又和善的长者，没有军人的直捷肃整，也不像一般老革命那样动辄教训年青人。他有学者平等研讨和坚持见解的习惯，却没有校长的矜持和财会人员的拘谨。总之，在我看来，出身与职业并没有在他强硬的个性上留下太多的烙印，他是那个不断“运动”时代少见的保持了自己天性的人士。黄先生与我在谈文学作品与掌故，古代汉语语法与音韵，乃至南北风俗、名菜烹调时，总是眉色飞舞、津津乐道。终因谈得来而与我成忘年之交。

      文革初期，黄先生“逍遥”在家。我原来鉴于政治运动频繁，怕自己万一不慎，口舌贾祸后被投闲置散，已陆续收藏了一些易学、字学、音韵学书和有关典章制度的通书，取其耐读又无关现实政治，正好向他推荐，用意只是助他消遣时光，不想他自此以后研究音韵学以至入迷难舍。1969年底黄先生与夫人、小女儿赴省直机关安排的地点，插队到辽宁西部最贫瘠的山区朝阳建昌，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和改造”。到1976年初，黄先生回沈阳探亲时带回了音韵学著作的书稿《从<诗经>时代的汉语语音到现代北音语音》、《从‘诗经’到‘广韵’》，我得以先读为快。我因祖上藏书，于版本目录训诂校勘，自小耳濡目染，早已深知“小学”的艰深繁难。“小学”中的古音韵学要探究早已消逝时代人们的发音，可谓难之又难。原认为黄先生虽然文学功底深，又讲授过古汉语语法，于音韵学终是外行，三五年时间至多略窥门径。不成想手稿表明，他早已深入堂奥，而且不屑于一字一韵的研究，将几千年时间跨度和中国南北数千里空间跨度的音韵变化纳入视野。这样豪壮的魄力和恢弘的志向，使我在敬佩之余，不无担心。曾劝他缩小范围以期速成，也容易发表，不必以一身之力去承担例应由国家主题拨款，由专家团队分工钻研和由图博系统提供充分文献资料的艰难工作。他却表示后半生将献给这项事业，成败毁誉在所不计。想到自己使他“误入歧途”，不可再“始乱终弃”，而于音韵研究方面已望尘莫及难有建言，只好尽力搜集有关资料向他提供，虽然明知“杯水车薪”难敷期望。

      四人帮粉碎后的1977年底，黄先生落实政策调回省城沈阳，希望到辽宁大学去教古汉语，并且不要职称，不要住房，只求在教书之时利用辽大的馆藏文献和课余时间，继续他的音韵学研究。在当时，教师的地位、收入均低，如果去了，他的住房及随他下乡的小女儿工作等将难以解决。在百般劝说无效后，只好为他联系。当时正是文革后百废待举的艰难时期，辽大古汉语、音韵学师资紧缺。经联系后，在辽大中文系主任文史权威张震泽教授的欣赏赞许推荐下，辽大已准备将黄先生调入，讲授古汉语和音韵学，后因种种原因未果。

      后来，黄先生按政策调回省城原单位，又调省丝绸公司做财务工作，在业余时间继续他的音韵学研究。1984年黄先生离休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该项研究之中，且进一步将研究下限拓展到近代，于1989年夏，终于写成这部近百万字的专著《从<诗经>到<中原音韵>》。

    从八十年代中期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同志一直支持黄先生写作此书。在胡绳同志、原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副主任范敬宜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白小麦同志及语言研究所同志的大力帮助下，在辽宁人民出版社李英健、张洪及其他编校排同志的艰难工作下，这部音韵学专著终于在黄先生成稿十四年、仙逝五年之后的今年9月得以问世，以煌煌巨册昭颁着当今盛世。

    这部《从<诗经>到<中原音韵>》，副题《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金元音韵的演变》音韵学专著，其价值在于从大历史跨度和广阔范围内总结与汇集各家之言，对已湮没的古音演变从多途径加以探索和诠释，不拘泥于国内音韵学主流学派的定说而别申一家之言。无论在研究的历史跨度，还是在文字体量、引例广泛上，都是不多见的。特别是作者研究角度与所持主张，与近二百年中流行的主张不同。自清代段玉裁以来，直到当代王力教授，在古音韵研究中，都主张合韵说，继承了宋人诗经 研究中将古今音看成一致而只在做诗时为押韵，临时改读某音的“叶音”说。然而时代变迁中语音不可能保持一致，陈第在《毛诗古今考》中已指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宋代吴棫在《韵补》甚至已提出了“通转说”，只不过他只分古韵为九部，各韵通转太多，无有定准。而顾炎武古韵学通过将每韵部由平水韵经唐韵，离析到古韵，克服了通转说“韵无定类”的弊病，又开创了从《诗经》、《易》等韵文研究古音韵的道路。黄先生继承顾炎武古音研究思路，发挥了转音说。在合韵说全面统治音韵学界的情势下，独标一帜，对合韵说进行了质疑，并对钱大昕的转音之说作了大力发挥；还提出历代均有雅言通语，可作为转音的基础；尤其在语音较一致的北方语言中，转音可不受方言干扰的见解；并提出以主元音相同，韵尾可以不同，来作为押韵或谐声字的必要条件，从而为叶音合韵提供了合理根据与准则。

       在《经典释文》与《切韵》区别方面，黄先生作了别开生面的探索与研究。在其书中提出《经典释文》中舌头、舌上、开合、轻唇、重唇的混 用并非绝对，正反映了《切韵》向《广韵》的过渡，其理由为《释文》中的分韵定音多“循省旧音”；作者陆德明是南方吴人；书中又大量引用六朝注释家以及《切韵》作者陆法言的音读等。以上种种贯穿黄先生其书的独到见解，均与当今音韵学主流学派的观点有异，而反映出黄先生对语音在历史实际过程中演变的复杂性，和影响语音发展演变的因素的多样性的深刻认识。
这本凝结了黄先生数十年心血的著作，最大的特色是处处都坚持独立思考，随处可见到作者的独到见解，其见解虽未必都是，其科学求实与勇于创新的学者风范对于时下盛行的蹈袭之风却有匡纠作用。书如其人，展现出强硬的个性和不避艰难、自我做祖的气概。

       摩挲、展读这本内容与装祯具佳，在“无错不成书”的时尚下竟然很少错字的书，怀想黄先生音容笑貌与卓绝努力，赞赏他故交们的古道热肠，油然出一种宽慰之感：世道毕竟是公平的!

湘里妹子

作者：宋今
(作者为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
来源：黄克定先生女儿提供

      近日，拿到黄克定先生的一部厚厚的大书，共有1260页，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书的名字叫《从<诗经>到<中原音韵>----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金元音韵的演变》。看看书名中的副标题，就可以知道，这是一部有关历代音韵演变的历史的书。

      八十年代初，我曾经在北京大学师从郭锡良先生和唐作藩先生学习音韵学。我不是一个好学生，对于两位先生博大精深的学问只是学到了一点皮毛，说起来真是汗颜。现在看到黄克定先生这部大书，不禁喜出望外，当时的想法是想从头对音韵学再学习一遍。可是，真的拿起这本大书，我才知道，凭我的音韵学功底，啃起这部大书来是多么的费力。无论如何，总算是啃了一遍。说心得也好，说体会也罢，总之是有了一些东鳞西爪的感想。

      首先，我非常钦佩黄先生的为人。黄先生的工作，既不在古汉语领域，也不在音韵学领域，而是在财会方面；即使在古汉语领域，音韵学也被称作绝学，音韵学的著作被称为天书。一般地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只是一般规律，也有相反的情况：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从黄先生这个“旁观者”的角度，也许更能看出音韵学的个中委曲。事实也果然是这样，他看出了许多音韵学者的疏漏之处，发现了音韵学研究的空白点，并且用自己的辛勤研究填补了这些空白。
黄先生为人最可钦佩之处在于他写这部书的指导思想。即不是为名，也不是为利，而是为祖国的学术发展。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笔耕不辍。其中最令我感动的是范敬宜先生在《跋》中写下的这一段：

      在辽宁省西部最贫困的建昌县二道湾子公社，“我们亲眼看见他冬天在滴水成冰的破屋里，裹着棉袄、拥着棉被，蜷缩在炕梢一角，靠着一盏油灯，不分昼夜地写作，饿了啃几口玉米饼子，困了纳头睡几十分钟。除了他的夫人，周围谁也不能理解他在那样的政治形势下做这类学问为的是什么。”
为了出名么？根本不可能出名，就是在现在学术繁荣的今天，搞音韵学也不可能出名，只能坐冷板凳。为利么？更是谈不到，学术著作不可能赚钱，像音韵学这种冷僻的学术著作更是赔钱。黄先生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做学问的动力，只能是为学术而学术，也就是对音韵学情有独钟。

      其次，古今中外的音韵学者，他们的研究集中在下列三个方面：一是对先秦古音的研究，所采取的资料就是《诗经》和《楚辞》，因为这两部书都是韵文，所以整理先秦韵部的工作做得很出色。至于先秦声母，虽有清代钱大昕等学者零星的探讨，但没有形成学术界公认的系统。至于先秦声调，更是处在争论之中。二是对中古音的探讨，也就是对隋唐音系的探讨。因为有《切韵》、《广韵》等韵书，研究的成果显著，可以说已经成熟了。三是对以《中原音韵》为代表的近古音的研究，成绩也算可观。可是，在古代语音发展史上，这只能算是三个孤岛。先秦音和隋唐音之间，还隔着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一阶段语音发展的状况如何，则不得而知。再说隋唐音，也就是中古音，和《中原音韵》为代表的近古音，还隔着一个宋代。不仅如此，《中原音韵》所代表的是崛起的北方音系，并非《切韵》音系的余脉。《中原音韵》发展为现代的北京音系，可是《切韵》音系又发展到哪里去了呢？这丝丝缕继的联系，很少有人把它捋清楚。这其中原因大概就是资料缺乏的问题。有不少学者设想，一点一滴的积累资料，一个方言一个方言的研究，最终铺开汉语语音史的路子，这无疑是对的。可是大刀阔斧地砍开一条粗通的路，找出一个大致的方向，然后再精细的雕刻，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胡适先生所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不见得不好。黄先生的这部著作，我认为就是走的这条路。在三座孤岛之间，搭起了便桥。

       以宋代语音为例。作者除了运用韵图等资料外，大量运用宋词的实际语音资料，包括根据宋人用韵的实际情况分析、归纳韵部的仲恒的《词韵》，还有邵雍、辛弃疾、王令、林外、杨万里、刘克庄、释惠洪、华岳、黄庭坚、吴文英等五十几位词人的词作。条分缕析，系统地论述了后元音的转音以及入声韵的问题，韵母主元音之为前元音者的转音和合韵问题，韵母主元音为央元音的问题。为我们描绘了宋代语音的概貌。

      第三，黄先生的著作除了拓荒的价值之外，还有一点也值得一提。那就是不迷信权威，敢于向权威挑战，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并有理有据地证明自己的见解。对于推动学术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作用。
比如，清代学者段玉裁对上古韵部有一个著名论断：“同谐声者必同部。”意思是说，在形声字中，声符相同的字在上古一定属于同一个韵部。黄先生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段氏始终认为‘睘’的古韵的韵尾是[-n]”,而不是[-&#331;]，由[-n]变[-&#331;]乃是后世才发生的事。我认为‘睘’的古韵的韵尾是[-&#331;]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還’‘轘’属古韵元[an]部,其韵尾是[-n]；《诗&#8226;唐风&#8226;杕杜》‘独行睘睘’的‘睘’，其韵尾是[-&#331;]，此字属古韵耕[a&#331;]部。耕部的‘睘’作元部的‘還’‘轘’的韵符，是可以的；元部的‘袁’作耕部的‘睘’的韵符，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些字都属于古韵歌 [a] 韵组。”(书中59页)

      黄先生的意思是：“瞏”是一个形声字，形符是“皿”，声符是“袁”，“睘”是“瞏”的隶变后的写法。“袁”的古韵属于元部，韵尾是[-n]，“睘”的古韵却是耕部，韵尾是[-&#331;]。《诗&#8226;&#8226;&#8226;&#8226;&#8226;唐风&#8226;杕杜》：“有杕之杜，其叶菁菁。独行睘睘。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诗中“菁”“睘”“姓”押韵，可证“睘”属于耕部。那么元部字可以给耕部字作声符。“還”“轘”是元部字，都是形声字，它们的声符却是“睘”，可见，耕部字也可以作元部字的声符。所以段玉裁的“同谐声者必同部”的说法，是有局限性的。同谐声者可能同部，也可能不同部，而是同组。也就是主要元音相同即可，韵尾可不必相同。

       这样创新开拓的地方还有很多，像邵荣芬先生对此书上古音部分简评中所说：不同意从段玉裁到王力等人的合韵之说；先秦时代已有雅言，后世也有通语，因而所有转音都应看作标准音的转音而与方方言无关  等等。

      音韵学研究的是古代的语音，似乎和我们现在没有多大关系，其实不然。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了解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现代汉语的语音规范化离不开古代语音。比如，“较”有jiao3和jiao4两种读音，究竟那一个读音是对的？查一下古音就可以了。《广韵》：“较，古孝切。”就可以断定，读去声是对的。
音韵学可以帮助我们调查方言。现代汉语各种方言的语音系统来自古汉语。它们从古汉语分化出来之后，语音按照各自的演变规律发展，与原来古汉语的语音不尽相同。但是，由于语音的发展有它的规律性，各类字音的演变基本上是按照某一类音系统地变化的。所以在方音与古音之间、方音与普通话语音之间，都存在着语音对应规律。所以调查方言的时候，必须用古音系统同方言的语音系统进行比较的研究。

     在文史研究工作中，我们时时都要查一些工具书，而不少古代的工具书都是按古音编排的。《佩文韵府》是按平水韵编排的，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是按守温三十六字母编排的，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是按他自己所定的古音十八部编排的，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是按《洪武正韵》的韵目编排的。没有古音的知识，要查检这些工具书是很困难的。
我们知道，古书中的通假字是很多的。解释通假字就更需要古音的知识。山西侯马盟书上“麻夷非是”四个字就很令人费解。而北京大学的裘锡圭先生利用通假的原理，顺利地解决这个难题，原来就是“灭夷彼氏”。解决这个问题古音知识是万万少不了的。

      至于说到研究、欣赏古典文字，尤其是古典诗词、戏曲，古音的知识更是至关重要。

      黄克定先生的这部大作，可以帮助我们实现上述目的。

（注：以下几字是用全拼打出来的，汉语拼音如下）
睘：huan      qiong
還：huan
轘：huan
瞏：huan      qiong

冰路

明朝水墨写意花鸟画家徐渭代表作<墨葡萄图>中题诗如下:

                   半生落魄已成翁,
                  
                    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
                  
                    闲抛闲掷野藤中.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天池,又号青藤道人,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美术界也有人称其为"中国的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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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cass.net.cn/y_09/y_09_01/y_09_01_04.htm
　
[img=left] http://www.cass.net.cn/images/xz_1_4hsh.jpg[/img]

   　历史学家，哲学家。

　　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肄业。１９３５年９月参加工作。1938 年１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５年─１９３７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活动，参加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工作，并为《读书生活》、《生活知识》、《新知识》、《自修大学》等刊物撰稿，参加《新知识》的编辑工作。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１年初在武汉、襄樊、重庆从事文化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先后任武汉《全民周刊》、《全民抗战》、《救中国》等刊物编辑，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鄂北日报》主编，南方局文委委员，生活书店编辑，《读书月报》主编。１９４１任香港《大众生活》编委。１９４２年—１９４６年在重庆任南方局文委委员，《新华日报》社编委。１９４６年—１９４８年任上海工委候补委员、文委委员，上海、香港生活书店总编辑。

　　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５年任中央宣传部教材编写组组长，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书记、办公厅主任，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秘书长，中央党校一部主任。１９５５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２年先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及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工作，后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１９８２年起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９８年２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１９８５年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委。１９８８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并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委。

     １９９３年３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还曾任中国历史学会会长，中共党史研究会第二届会长，孙中山研究会会长，欧洲科学院通讯院士。１９９５年８月任全国政协“展望二十一世纪论坛”组委会副主席。是中共八、十、十一、十三、十四、十五大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工作，在历史、哲学、文化思想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著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论文集《理性与自由》、《枣下论丛》，编著有《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１９９７年捐献文集的全部稿酬，设立“胡绳青年学术奖基金”。

　　夫人：吴全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