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及其时代

monkey-E

作者：刘继明
来源：世纪中国

      时代是一个庞大的精神和物质集合体，或者说是一种超级话语，它像空气一样笼罩着我们，你根本没办法摆脱它。但在八十年代直至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那时很多人都以为时代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文学可以完全脱离时代而存在，追求一种纯而又纯的写作，并且以此为骄傲。比如我曾经写过一句诗：“我宁愿领受一块石头/也不领受时代的馈赠”，现在看来，这是一厢情愿的幻觉。实际上远不是那么一回事，任何时候，“时代”都在那儿，政治也是如此，对我们的生活始终在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承认时代和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并不是甘于臣服，而在于是否能够保持独立思考和认知的权利。我们现在置身在一个急剧市场化的社会，一个巨大的、正在吞噬一切的资本化市场，所有的物质和精神生产几乎都被它控制了，当市场与意识形态结合后，它就变成了一种权力，另一种形态的政治。现在，“时代”这个词汇几乎可以用“市场”来置换它。在这种境况下，讨论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就显得特别困难，因为它充满了杂草丛生的歧义和矛盾。但问题是你必须言说，否则你就沉默；而在一种不得不说的情况下，你就得承担某种价值判断上的风险。

      时代既同人的生存密切相关，又关涉到一个时代文学的基本面貌。这里，我们不妨做一下简单的回顾：90年代后，文学与市场由彼此疏离、排斥和对立，逐渐形成了一种非常亲和的关系，在“中心价值”崩塌之后，各种流派和思潮在文学界曾经一度蔚为大观，使得九十年代文学呈现出一种表面繁荣的景象。但在经过十多年的演变之后，开始呈现出一种变异和暖昧的复杂局面。当所有的文学话语在为自己寻找生存空间时，写作就变成了一种职业化的行为。比如作为一个作家，文学对他而言可能只是一种生存方式，是他谋求中产阶级生活理想的一个途径；精神和社会价值建构意义上的文学被悄悄置换或冲淡后，便带来了一个明显的后果，即忽略和躲避文学与社会、历史及传统对话的可能性，诸如平面化、私人化、欲望化乃至所谓身体写作上升为这个时代趋之若骛的主题词，很多评论家把这种写作时尚当作了进入文学史甚至与西方接轨的最为有效的入场券。但问题是：文学如果完全沉湎于这种状态，就像一只鸟本来有一双翅膀，一面是作家的想象力和艺术经验，另一面是文学需要对存在发问，如果折断了一翼，文学就会丧失向更高境界飞翔的能力。这不是对文学生态丰富性的否认，而是说这种格局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放弃文学的社会承担，并且成为文学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理由。

      应该承认，这个时代还远远没有让我们乐观到可以高枕无忧和大唱赞美诗的程度，甚至情况也许恰恰相反。比如当宪法意义上作为国家主人的大多数工人和农民，正在从精神和物质上沦落为社会最赤贫阶层，变成无辜和无助的“弱势群体”代名词的同时，社会财富却正在被一些人以改革或“改制”的名义，通过手中掌控的权力资源进行着疯狂的掠夺和侵吞，即所谓“第二次分配”。在此情形下，只要你是一个具有基本社会良知的人，就无法对潜伏着的社会正义危机闭目塞听和无动于衷，从而产生一种重新寻找和确认文学价值立足点的渴望。

      那么，如何描述当下的文学状况？我以为不外乎以下三种格局：精英文学写作，主旋律写作和商业化写作。在此，我尝试着做一次粗略的疏理。

     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以先锋派为代表的精英文学写作，对集体主义叙事无疑是一种决绝的颠覆或否定，但他们在质疑“人民写作”的局限性同时，却完全取消了文学的社会承担。这种价值倡导使文学的天平逐渐发生了倾斜和位移。精英批评家们推崇的先锋派（包括“新写实”）的共同特征是沉溺于文学形式或日常生活的迷恋，取消价值判断，崇尚零度写作等等，对社会历史和时代一律采取了排斥和消解的姿态，文学研究和创作似乎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自我循环。这种趣味和观念经过批评家们的不断书写和强调，逐渐由边缘摇身一变，成了一种新的主流话语（或曰“中产阶级写作”）。他们在竭力推崇精英文学写作的同时，一边对坚持社会承担的“人民写作”，采取了刻意贬损和排斥的策略。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样一直在普通读者中间“默默流传”的作品，当初也遭到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退稿，而几部由权威学者编撰的当代文学史著作更是不予置评。实际上，在重写文学史思潮中，诸如柳青、周立波、赵树理反映五十年代中国农村现实变革的《创业史》、《山乡巨变》和《三里湾》等经典性作品，也以同样的缘由遭受了否定性的评价。对于近期深刻揭示和反映了三农问题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精英文学界也始终保持着矜持的沉默，这与该书出版后在社会各界和普通读者中间引发的强烈反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他们看来，这样一部充满现实批判精神和人民性的作品也许是不入流的，称不上“纯文学”，就象胡适和梁实秋曾经对的普罗大众文学不屑一顾、嗤之以鼻那样。这其中透露出的信息是颇耐人寻味的，它显然表明，精英文学业已建立起了一整套与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相适应的话语等级制度，我们甚至不难从某些精英文学人士的说辞中，看到一种执掌话语权之后的傲慢和惟我独尊的“精神贵族”做派。

      对这种高高在上的“老爷”姿态，鲁迅是深恶痛绝的，斥之为“象牙塔”。毛泽东也曾经给予过尖锐的批评，并且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放下架子，到工人农民中间去。但历史证明，当这种政治动员令被简化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政策进行强力推广时，并不符合文学艺术的规律，并且一度成为了限制创作自由的藩篱。

     当然，精英文学群体自身也在发生变化。例如前不久，我看到格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在三四十年代，他说不定也会奔赴延安。这似乎显示了他与精英文学价值观之间开始出现疏离甚至“反叛”的迹象。

     所谓主旋律写作，情况比较复杂一些。作为特定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现，固然有它的现实合理性。但如果作家将价值判断完全附庸于特定的国家意识形态之下，以丧失主体性为代价，就不仅不能有效地表达社会的主流诉求，反而有可能损害文学的真实品格，使文学再度沦为某种庸俗化的社会表达工具。

      至于商业化写作在我们时代的覆盖性和控制性，正在成为一种超级霸权力量。所谓商业化写作，是以版税和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写作，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是其显著特征。特别是近几年，一些畅销书和少年作家的出现，再加上媒体的哄炒，极大地刺激了文学市场的勃兴和消费主义写作的盛行，一股青春崇拜热潮也随之悄然兴起。对于许多人来说，版税越来越成为一种非常现实的利益悬赏。在这种情形下，既便一个成熟的作家，要想完全拒绝市场的诱惑也会变得十分困难。

      但这三种写作格局之间，并不总是泾渭分明和完全隔离的，在有的作家和作品那里，会呈现出互相纠缠和渗透的复杂形态。时代在变化，作家对世界和艺术的认知也在变化。这也许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如同一棵树那样，当它完全停止生长时，衰老和死亡也就降临了。一个总是“一成不变”，凭借惯性写作的作家，不是思想上的懒汉，就是艺术上的寄身虫。时代对作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物质生活是一部分。文化思潮也是如此，无论你是主动的、被动的，还是以反向和批判的姿态，都不得不面对它，否则就很难说你的写作对时代构成了一种有效的对话关系。

     打个比方说，如果你是一个先锋作家，一个中产阶级文学人士或精英主义者，尽可以任由自己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精神环境里写作，现在谁也不会强迫你去写你不愿意写的东西。文学史上的一些杰出作家如普鲁斯特，一个慢性肺病患者，毕生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他那部浩瀚巨著《追忆逝水年华》，或者像博尔赫斯这样一个盲人，在与外部世界几乎隔离的情况下，始终进行着一种精神漫游和玄想式的写作。但这仍然不能成为文学拒绝与时代进行“对话”的理由。在此，我想特别提到胡安．鲁尔福，这位毕生只写了一部小说集的墨西哥作家，却赢得了包括马尔克斯等在内的许多文学大师的高度推崇，但他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创立了一种诡谲神秘的艺术典范，而更重要的是包括其《平原烈火》、《佩德罗．巴拉莫》等在内的所有作品，都深刻反映了拉丁美洲农村的黑暗现实以及广大农民的悲惨境遇。实际上，既便博尔赫斯，他也采用杂文这种形式直接抨击过当时的庀隆政权。在这里，作家服从的无疑是心灵和真理。相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更多。所以，我认为即使是一个艺术至上论者，只要他具有关怀人与世界的能力和愿望，就不可能真正将自己的写作孤立起来。

      当然，作为精神主体，一个作家对时代和社会现况的关注，不应该被动地听从某种安排和指令，比如依赖类似“政治动员”的途径来解决文学上的命题。二十世纪以来，作家与时代的关系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也承受了非常大的负担和包袱。整个二十世纪的政治文化思潮，特别是在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国家和民族利益诉求，人民革命以及现代化进程，知识分子、作家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一度像亲密无间的家庭成员，使文学丧失了其主体性和丰富的个人性。而在西方世界，人们对知识分子言说的有限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合法身份等等，都进行过非常激烈的质疑。英国的保罗·约翰逊九十年代写的《知识分子》一书对此给予了全面的颠覆，代表了西方新自由主义上升时期流行的价值立场，对包括托尔斯泰、卢梭、萨特等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进行了无情的解构。保罗.约翰逊甚至进而全盘否定了他们代表的精神成果和文化传统。这种认知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其中显然也蕴涵着某种非理性色彩，以至由此形成了世俗虚无主义思潮席卷全球的时代症候。

     另外一个问题是，知识分子强调专业性，主张回到岗位，这在九十年代具有某种合理性，但现在局限性却暴露出来了，它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知识分子和作家的视野越来越狭窄，成为了一个孤芳自赏、丧失掉人文激情的文字工作者，即知识分子变成了“知道分子”。用爱默生和梭罗的话说，就是人越来越不是一个整体，只是一个局部，成为他自己的工具了，乃至于推行市场经济理论的哈耶克在分析西方知识界的现况时也说，过度的专业化使知识分子丧失了广阔的思想视野。

     作家当然首先要对艺术负责，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作家显然还需要对探询人的心灵及其时代的真相负责。用托尔斯泰的话说，这是一个更高的命令。“相对于上帝的召唤，文学对我算什么？”这或许能够提醒我们对80年代以来形成的所谓“纯文学”观念重新进行反思。托尔斯泰在写出《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之后，整整十多年停止了小说写作，而写下了大量似乎与文学无关的宗教随笔和时政论文，彰显出对人类终极问题的深切叩问。再比如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所体现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以及萨特在68风暴中走出书斋，积极介入现实，而中国当代作家中的张承志、张炜和韩少功等人也选择了相近的立场。这都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文学如何对时代发言，怎样行使主权，找回文学与时代在更广大的时空发生精神联系的可能性。

     最后，我想借用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的一句话来结束这次发言：“我们生活在一个缺失想象力的时代。一个人丧失思考能力，可能是大脑出了毛病。而一个社会如果丧失了思考能力，一定是整个知识精英阶层出了毛病。”

（本文由望见蓉根据录音整理，并经过作者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