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哗的方言——兼论普通话的后现代语境

霜叶红

作者：王定天
来源： http://www.cqwl.cn/works.asp?id=53                      

     最近，在重庆城，一部叫《移民金大花》的四幕话剧演得火。夹在港台时尚巨星刘德华、蔡琴即将来渝演出的商业广告中，当地各种媒体仍然不断地发布关于该剧演出的消息、座谈会、花絮、评论、观众反应等等，多少显得有些异乎寻常。说到底，一部由区县级剧团演出的话剧凭什么与市场大腕争锋？为何 受到媒体如此眷顾。一打听，原来市的主要领导有指示：这是一部难得一见的四川方言话剧，内容形式都好，要努力打造成精品，争取演遍全国。首先要在市里巡演一百场……知情人说，在重庆，一部方言戏剧受到官方这样大力度的支持，连演出场次都要亲自规划，前所未见。

    另一方面，普通话自1956年经由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正式掀起全社会的热潮；1958年2月11日全国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应该继续简化汉字，积极推广普通话”；1982年10月，宪法明确写入“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0年10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为推广普通话立法。迩来已经50年了。对应社会，至少有三代中国人沐浴了这一番化雨春风。

    重庆市的一部方言话剧，怎么能与普通话推广50年直至入宪的历史性探讨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有什么意义？这便是本文要探讨的课题。

    先说普通话。
    50年的政府不遗余力的推广，直至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普通话在语言文字中的地位，一方面使众声消匿，独此一声黄钟大吕荣登大雅之堂；另一方面，一种延续百年的关于语言的文野之辩、道器之辩也随之归于沉寂。普通话推广几十年来，其实际的功用日益彰显。纵然在民族杂居，傒音鸟语之地，赖其力，交流也一概顺畅，于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广播电视、会议报刊，俱略无罣碍。利国利民，居功至伟。于是乎，地不论东南西北，山高水长，人不分三六九等，上智下愚，亿众一声，都讲普通话。我们看到，普通话彻彻底底地功利化、器用化了，这种功利、器用性质被大加赞赏。

      但疑窦终于还是在二十世纪末重启了。重启的缘由饶有意味，是所谓的“广东（香港）普通话”、“台湾普通话”、“川普”等形质不属（有普通话之形、方言之实）的新语言相继窜入大雅之堂，一夜之间打破了“以北京语音为基础语音、以北方方言词汇为基本词汇、以现代汉语为语法规范的中华民族的通用语”一统天下的格局。权威人士莫名惊诧：“明明是北京人，放着好好的普通话不讲，偏要嗲声嗲气地模仿港台普通话！”
      普通话器用意义后面的“道”的性质或意识形态性质开始引起人们的思考。

     不管普通话如何便利人民，它毕竟不是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而是政府强制推行的一场改革运动，很容易就可以证明，它的目的和行效，与两千年前秦始皇强制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并无二致，实质上是一项政治措施，首要目的在维护大一统的政治版图。
     新中国以普通话为标准统一语文有两个依据。一是政治依据：定都北京,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国中心，有必要推崇“北京语音”、“北方话”；二是文化传统依据：一则中华文明几千年，“中原正朔”被奉为圭臬，未许越雷池一步，二则有清三百年来，建都北京，所谓“官话”、“京片儿”即北京话作为“帝都 ”语、“皇室”语，作为时尚文化，早已经成为全国认知度最高的方言。总之，普通话标准的制定，绝非仅仅出于便于普及流行的考量，也绝非随意。
    正是由于普通话这种政治的 、传统的含蕴而不是其他原因，时下“港普”、“台普”的流行才让一些权威人士无法接受而大声疾呼。也是这类权威，基于差不多的理由，在清末也曾讪笑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讲官话”，讥为“鸟语”。

    这里需要明辨的有二：
    其一，“港普”、“台普”、“川普”乃至“江浙普”等等，固然离标准普通话尚有距离，但都是积极地在放弃方言向普通话靠拢，应是普通话推广中值得肯定的现象，大具普通话的器用价值，何以反而引起惊慌？
    其二：除了中原地区狭小的地域，中国其他地区，特别是南方和沿海地区的人民，永也不可能掌握标准普通话。因为，北方人不教而会的前后鼻音及其度、平翘舌音及其度、音变，其它方音方言区的人不能领会，终究会因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只看今日中央电视台当红主持人王小丫、李迦明，就一样掌握不了这“度”，一样入不得现代汉语老师的法眼，照样是“川普”，遭人讪笑。就音质而言，标准普通话是很难掌握的语言。换句话说，标准普通话永远在北京、在北方。今日普通话分为几级几等，反映的就是这种实际情况。而这种“等级观念”一旦形成，就已经不是普通话的器用、功用概念可以解释的，还有前述不可轻忽的意识形态意义。流风所及，积弊日深，至少还表现在：
    其一、建国以来，以“北方方言词汇”为承载的北方文化，在“推普”中因势利导地凌驾于其它文化之上，人为造成主流文化区与非主流文化区之别。而在文化的后面，北方人、北方的政治经济要素、乃至北方的种种气象，都莫不自然而然地趾高气扬起来。人们不难记起，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普通话、会讲普通话或仅仅讲北方话的人，曾经是新中国几十年间位居第一的时尚，占尽了先机。应当认识到：当今“港普”大行其道，甚至侵入北方，是方言地区几十年推行普通话的结果，是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潜意识的反映，是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拨。
    其二、普通话的所谓“北京话”语音、“北方方言”词汇、“现代汉语语法”规范三要素，既是人为规范，也就有一定的抽象虚拟性。一旦这种虚拟性在时间中确立，它的发展就逐渐表现出符号系统的自为性，它不单对一般方言是虚拟的，对“北京话”语音、“北方方言”也是虚拟的。这已经是事实，普通话相对任何自然形态的方言，既缺乏生动性，也缺乏概括性。
    其三，在书刊与媒体中，普通话成为写作主流，虚拟语文构造出一个虚拟的文本世界，最终，这个虚拟的文本世界会损害现实世界语文的真实性。为害是潜在的，不易觉察的，积渐而成。而当语文写作进入文艺创作，尖锐的矛盾就发生了：文艺创作语言遵循真实性原则，最大程度采自活人口吻是它的生命力，在叙事文学中，方言更是创作生命不竭的源泉。经验证明，凡是不能抵御普通话写作的作家，最终都难免“死于言下”，成就大打折扣。这样的作家一多，艺术之花必枯萎。
    其四、普通话的一花独放，必然压制方言发展，。被逐出大雅之堂后，中国丰富的方言————其语音、词汇、表达日渐萎缩。比如入声字，在虚拟的普通话里是没有的，托辞是说它已“归入其它声调”。而在现实中，许多方言保留着入声音。例如苏轼的家乡四川眉山方言。因此今天的眉山人是可以原样吟哦东坡那首押入声韵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也可以读出柳永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而当今的大中小学语文教师，用普通话教学这些诗词时，却只能含糊说“押入声韵”，到底怎样读，只付阙如。读且不能，怎么讲？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济得甚么事？入声是汉语一大声调，孔子时代就有，至今也没有消亡，普通话却让它消亡了。而方言中还有大量诸如此类的音调、词汇、表达方式，丰富、微妙，承传有自，体现了本民族特有的情感和思维方式，含蕴深厚。单只比较各地区方言中这些有差别因素，应该就能抉发我们这个民族的社会遗传密码，是一门大学问。方言像自然界生物物种一样珍贵，一旦消亡，就不可再现了。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保护自然界的遗传密码，我们怎么能对关系我们民族自身的社会遗传密码不闻不问甚至肆意践踏呢？需要强调，这种遗传密码性质，普通话不具有。
    其五、在我国教育体系中，法律强制推行普通话，它是“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的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中小学教材推行普通话读物，校园推行普通话语境。而在校园以外，社会和家庭，人们仍使用方言。这样，在我国，青少年成长至关重要的十六年，他们每天都必须不停地在方言和普通话两个语境中转换。这种“双语”环境的无效和浪费显而易见，并在审美上更表现出消极、无谓、无趣、甚至丑的格调。影响人的一生，可能诱发二重人格。

     考之世界历史，某一民族国家，出于政治目的，推行意识形态性质的“书同文，车同轨”并不鲜见，进而推行更狭窄的、虚拟的“普通话”则惟有中国。这与中国方言杂多、多民族杂居、地大物博、交通落后不无关系，服从于政治、经济建设需要。而实际发生的、常见的和自然的语言变迁情况则往往是：社会流行语言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们价值观的改变而改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英语。殖民时代，伦敦英语曾经那么高雅、流行，“二战”以后，随着大英帝国的式微，美国崛起，伦敦英语已经让位于俚俗的美式英语了。政府行为推广普通话与社会语文的自然变迁并不一致，是有矛盾的 。

     中国现在的情况呢？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传统价值观受到极大挑战，延续几千年的以北方中原为正朔的封建观念轰然坍塌，得风气之先的南方迅速地发展发达起来，随着经济重心的无奈南移，价值多元、文化多元成为普遍的社会观念，南方，以及中原以外的地域，理所当然地要求自己的文化表现。“流行”音乐、奇装异服一马当先，随之是饮食男女、金钱观念，接着，“广普”、“台普”、“川普”等一登大雅之堂的时机也就来临了。今后，还会有更多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让人不解的是，“流行”音乐、奇装异服、饮食男女、金钱观念等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非议就成为新的流行，独独于普通话的反拨、于“广普”等，却遭遇了坚决的拒斥。普通话，就这样成为当下中国传统与保守对抗潮流所能踞守的最后一个据点。

    《南史》载：胡谐之功大于国，皇上有心将公主下嫁，又想到这胡家一口难听的方言，公主嫁过去怕要受委屈。于是就挑了五名宫女先住进胡家去，教胡家人讲官话，正音。过了两年，皇帝记起这事，就问胡谐之他家里人方音正过来没有，胡谐之懊丧说：“我家人多，宫女来得人少，宫女没能正了我家方音，宫女学讲我家方音倒学了个八九不离十。”

     文与野、雅与俗，本是相对的。北京音、北方话，原本、至今也是方言。历史发展到今天，无限制地推广普通话，甚至人为造成“等级”，结果恐怕只会引得更加众声喧哗。再者，普通话推行几十年，全国无障碍交流的器用目的已经达到，稳定大一统政治版图的意识形态任务也已经完成，再进一步，过犹不及，立致荒谬，可以稍息了。因“器”而害“道”，窃为智者不值。普通话应是全国人民的普通话，不仅是北京人、北方人、中原人的普通话。给“广普”、“台普”、“川普”正名，修订普通话界定，并给民俗的方言以充分的尊重、研究与倡导，是时候了。
      现在再来看《移民金大花》这部方言话剧。把这部剧放在时代背景下，放在普通话推广50年后作为文学语言面临失语的后现代背景下，放在千万年来与中华民族同生死、共命运的方言遭遇压制后“野火烧不尽”终于开始争取话语权的反驳背景下，它的一时喧哗就不再是那么简单、那么偶然，而显出饶有深意来。

    需要再简单回顾一下作为文艺的方言由沉寂逐渐喧哗的过程。

    第一声不和谐音来自粤港普通话，即所谓“广普”、“港普”。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国改革开放，“南风窗”打开，首先冲入大陆的是港台通俗歌唱，那是一种唱、白结合，与观众交流的新颖形式，“说话”就不可免地成为表演的一部分。如果说邓丽君的台湾国语念白大体还与大陆普通话同源相通，接踵而至的香港歌星、演艺人员那完全“广味”的“鸟语”听起来就让正统人士毛骨耸然了。伴随着歌声，粤港经济大举进入内地。“鸟语”满带它的金钱、时尚与骄傲，成为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某种特定领域的“普通话”，成为经济圈和时尚圈最时髦的“普通话”。那时期，连最老牌的北京方言在商务交谈中也要不由自主地染上“鸟”味，仿佛不那样就不配言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春节联欢晚会上，侯耀文主演的一个小品描绘了“广普”，那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方言50年来首次冲决压制登上了媒体传播的大雅之堂。没有人喝采，但也没有人指责它违宪，情况显得有些尴尬。

    这里有两点不可忽略。第一，方言（这里只指广东方言）是以“广普”的方式登上大雅之堂，就是说它虽有方言的气质，形式上是踵迹普通话，尽力要讨好普通话，实质上已经放弃了方言的立场，结果说成“鸟语”那样子也是很无奈，总而言之在表达主流上是达到了普通话应有的功利目的，能听懂、可以交流了；而在艺术表现上，作为文艺的“广普”的艺术魅力无疑正是产生在讽喻和损害普通话的基础上，人们在会心的大笑中，分明咂出几十年太过字正腔圆而又虚拟的普通话的苍白——总体上，“广普”标志着粤港潮汕人民积极努力学习普通话的态度，只能给予肯定，不能有丝毫否定——偏偏它的效果却又那么带有喜剧性。第二，“广普”以这样大不经、大不敬的艺术形象登上中国文艺和传媒的大雅之堂，典型地说明了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普通话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露出破绽，方言，禁止不住了。
    接着西北有王木墩、李奇，东北有赵本山、黄宏，上海有严顺开，一一老实不客气地仗着“陕普”、“东北普”、“沪普”，挤进了中央电视台，从而进入亿万人群的视听，继续惑乱、动摇也丰富着普通话谛造的虚幻世界。
    与此同时，另一支更厚重、更具特点、也更有冲击力的方言也正在蕴酿崛起，这就是四川方言。四川方言并不象“广普”那样以金钱、时尚为进身之阶，窜红于一时，而是秉持其历来为中原所不敢小觑的“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政治历史身价和危乎高哉的神秘地域气质，后发而先至。早在八十年代末，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北京的川籍学生上街游行，用方言齐呼“小平你好”时，四川方言那韵味就曾令全国的普通话人群忍俊不禁，而那方言乘载的严重的政治分量则又令全国人民不能不肃然起敬。接着，电视荧屏不断地播放邓小平真实的四川方言、卢奇扮演邓小平时讲的四川方言，这些都是普通话无力排斥的。这是铺垫，铺垫出一条四川方言在文艺表现上大放光采的路途。

      四川方言对普通话的冲击，不象“广普”“沪普”那样以刻意奉迎之后显示出可笑，也不象“陕普”“东北普”那样故示土气、自居“北京话”语音风流之末而可笑，比较起来，四川方言出击时坚持了两点，一、以纯粹方言示人，以纯粹方言与普通话分庭抗礼，不向普通话靠拢。所谓“川普”者，并不是四川方言文艺的主流表现。这就显示出比广东、上海、陕西、东北更严正的姿态和大气，它甚至还超越了喜剧性，追求语言自身的多样魅力；二、四川方言文艺业绩卓著，不止是喜剧小品、相声这样的小打小闹，更多是直接诉诸大型的、传播更广更快的文艺样式，并且集团作战、大量生产、迅速推广，一时间，不仅川渝，不仅西南几省区，全国各地都受到四川方言艺术作品的冲击。

    这中间成就最大的就是方言电视剧。

    四川方言电视剧都奉上世纪六十年代由吴雪、陈戈等创作的四川方言电影《抓壮丁》为鼻祖，那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影响遍及全国。
    第一部获得全国影响的方言电视剧是重庆台摄制的《傻儿师长》，（之前的《凌汤圆》已是不俗）导演束一德、主演刘德益因为这部剧一炮走红。束一德现已在北京室内剧摄制上站住了脚跟，刘德益至少成为西南红星。这部电视剧踵迹《抓壮丁》，发挥了四川方言码头、市井、乡土的幽默、泼辣、犀利、机智、简洁、生动的魅力，把一种恢谐多姿的艺术风格送到全国人民面前，随之也将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方言送上了大雅之堂，大大张扬了一回。但也放弃了《抓壮丁》的现实批判，进入历史的无害玩索。

    再接再厉，不久，王逸虹与束一德合作又推出了一部成功之作《山城棒棒军》。这部剧实现了方言电视剧从玩索历史到表现现实题材的跨越，回归了《抓壮丁》的传统，语言上一仍四川方言的市井恢谐。在艺术表现上，却又将《抓壮丁》以来形成的喜剧讽刺风格增添出更多的正剧色彩，证明四川方言也适于表现严肃的社会题材。这部剧传播之后影响出乎意料的大，竟超出了电视剧本身的成就，最突出的就是外地对重庆人从此有了一个新的称呼“棒棒军”，证明了四川方言艺术的影响已经如何广泛和有力；而这称呼中显而易见的轻视和嘲弄意味，则表现了普通话对四川方言僭越态度的恼怒。

    “棒棒军”恶谥惹恼了重庆人，大感扫了面子，那一时间里本地媒体发起讨论，评论界严正申明。重庆人其实应该为这件事高兴，称谓虽不雅，但这称谓可是全国方言中向普通话争取到的第一个品牌，是来自普通话的第一次认同，它证明了一种力量、证明了一种社会现实。

    接下来，惑于赚钱效应，在市场引导下，四川方言电视剧制作进入了一个空前蓬勃的发展期，《傻儿军长》、《傻儿司令》、《搁得平》、《方脑壳》……然后又是方言情景剧、方言室内剧，《街坊邻居》、《假经理》……但这些方言电视剧已经失去了早期经营《凌汤圆》、《傻儿师长》、《山城棒棒军》时的血性，要从普通话电视剧的一统天下中争取到一块立足之地是多么的不易！也就没有了相应的崇高感、使命感和艺术追求。作品完全听命于市场、听命于收视率，方言的使用流于满足猎奇和媚俗，为方言而方言，在全国方言文艺的圈子里由此等而下之……量虽然越来越大，影响却越来越小，《傻儿师长》《山城棒棒军》那样憾动全国的影响力再也不见了，只在方言区内自娱自乐。而方言剧的这种走向反过来又影响了四川方言电视剧的品牌，“山城棒棒军”（作为共名）因而坐实了它低俗无聊的名头，欲辩不能。普通话反而可以松一口气了：四川方言电视剧又缩回到巴山蜀水，不足影响大局了。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方言对普通话的反抗，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已经觉醒，而社会发展又支持着这种反抗，多元化局面已经不可逆转。上世纪90年代以后，各地多种方言，已经形成雨后春笋之势，不仅在本地区，而是伴随经济交往的无孔不入，不择地而出，泻入普通话流布的各地。与前50年的“推普”运动不同，现在是各种方言潮涌而来，不断地侵蚀普通话，什么“广普”、“川普”、“沪普”、“闽普”、“浙普”、“港普”，争相斗艳，大有莫衷一是之势。
    也许，正是因为遭遇方言围攻的形势，才逼出了2000年主流文化出台了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以及随之而来的每年一度的全国“普通话推广周”，迄今已经7年了。
    四川方言，同样呈现不可遏制之势。电视剧仍然是主战场，但已经不是由渝、成两地担纲了。其它的文艺样式也开始有所建树。例如李伯清的“散打评书”，沈伐、凌宗魁的谐剧、小品等，也开始逐渐有了走出方言区的势头。2003年，凌宗魁编剧、凌琳演出的四川方言谐剧《我赌我》，进入了中央电视台小品决赛，是四川方言的又一次昙花一现的成功。（另一个成功例子是重庆川剧院隆学义改编自曹禺的川剧《金子》。需要说明的是，地方戏曲虽也是方言艺术，但更多依声腔而行，不在本文论列范围。）

   真正证明四川方言继续成功、更大成功的，竟是外地，在外地人！2003年陕西电视台拍摄的记实风格的电视连续剧《追你到天边》，主演春嫂的是川籍艺人岳红。电视剧的情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部热播的吸引了全国观众的电视剧，借一个四川母亲全国追凶的戏剧线索，让全国各地的方言荟萃荧屏，几乎没有普通话的位置。而在众多的方言中，众星拱月般处在最中心的是岳红一口纯正的四川方言。

    另一件事同样有意义。谁也不会想到，大腕级的普通话演员李保田，会来拍了一部《王保长新篇》电视连续剧。剧情照例来自经典方言电影《抓壮丁》，已经被敷衍过无数次了，没有想到李保田也会来凑一份热闹。这其间有什么背景不知晓，但播出的这部电视剧以李保田饰演的王保长为首的一帮普通话演员，并不会讲四川话，却在普通话中刻意地模仿四川方言，虽然不过学了“……啥子”、“龟儿子”几个切口，却也传达了四川方言基本的韵味。这现象这意义就更加异乎寻常！历来只有方言靠拢普通话的，历来只有四川人讲“川普”，这是第一次普通话反过来模仿四川话了，北方人讲“普川”？而且是李保田这样的名角！这最充分地证明四川方言在全国通用语言中已经有了多大的影响，以至能够吸引普通话反向流动了！此外，在现实意义上，可以合理猜测，该片的制片人邀到李保田出演王保长，该是想借李的名头以及李的普通话基础，更好地完成全国发行的任务。但现在，谁能说得清，由李保田完成的这个作品，根本上是一个方言作品还是一个普通话作品？

   论列到此，可以回答本文开篇的问题了。一个地方剧团演出的方言话剧，与普通话推广50年何以发生关系？关系就在这里，这部话剧适逢其会，正当四川方言文艺作品已登全国大雅之堂，影响日益广泛，而方言电视剧的媚俗化已难担负起初期的重任，开始回潮，有前功尽弃，重新被普通话压制，销声匿迹的危险，时代正呼唤更多的方言文艺表现，呼唤方言文艺代表作。这种社会需要，才是导致这部方言话剧受到官方异乎寻常关照的文艺思潮和社会思潮方面的根本原因。
    而且这部方言话剧在方言艺术上恰好振作了颓风、有所建树。它的几段煽情的台词，足以洗雪迩来普通话对“棒棒军”的轻蔑，证明四川方言的典型表现力不可小视。“难搞也得搞，还要搞好。你以为三个代表是学起耍的？是挂在口头上的？要脚踏实地地做。还有，不要动则就对群众说要奉献要牺牲，牺牲和奉献是一种大的精神，这精神不错，放之四海而皆准。可平心而论，对一般老百姓，特别是对贫困山区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又能奉献多少，又能牺牲多少？！这一点你想过没有？难哪，叶主任，这就是三峡移民的难中之难。” 这段刘镇长教育叶主任的方言台词出自肺腑，能见到人物肺肝，它的张力、精练、人性化、情感含蕴，何处逊于普通话了？又如刘镇长对他的哥哥、同是移民对象的刘万田说的那番话：“移民工作这个担子说好重有好重！上面有压力，下面有阻力。大哥，我也是人，刀砍脑壳照样喊痛，你们是我的亲人，是我最相信的人，假如你们也不理解，还要给我施加压力，那我还活不活？”至情至理，听来回肠荡气，感人至深，一个殚精竭虑、公而忘私的移民干部形象一下子就站起来了。

    而剧中一个小人物，镇干部叶主任，他的语言风格，更恰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这个人物是本地人，移民干部，他本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方言，他不说，他要说“川普”，借以摆谱，“什么过得去，明明是过得好嘛，对不对？金嫂，要感谢政策好，对不对？要想到这是三峡工程带来的好处，对不对？二狗，打啥子岔，我在说正经的。说明白点，眼前咱们双河镇外迁移民工作就要全面展开了，大家都要积极地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你说对不对，金嫂？”一副装腔作势、脱离群众、自以为是、可笑又可憎的基层干部的嘴脸被刻画得惟妙惟肖。

      这个人物语言的象征意义在于：生活需要的是与生活同源的方言；虚拟的语言没有生命力。